史鹏钊 1980年12月生。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中国徐霞客游记散文奖、首届浩然文学奖、全国首届青年散文大奖、第四届《人民文学》游记征文佳作奖。出版有散文集《光阴史记》、非虚构作品《出村庄记》、诗歌合集《七个人的时间史》等。作品见于《北京文学》《厦门文学》《延安文学》《文学港》《延河》等。

想起民国十八年

　　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言：“灾荒发生之结果，非但陷农民大众于饥馑死亡，摧毁农业生产力，使耕地面积缩小，荒地增加，形成赤野千里，且使耕畜死亡，农具散失，农民与死为邻，自不得不忍痛变卖一切生产手段，致农业再生产之可能性极端缩小，甚至农民因灾后缺乏种子肥料，致全部生产完全停滞。凡此种种现象，无不笼罩于灾荒区域，其所表现者，非仅为暂时之生产物减少，而实往往为长期经常之生产事业之衰落。换言之，灾荒最直接之结果，即造成整个农村经济之崩溃……”
　　我曾祖父那一辈是那个时期的经历者，他们弟兄三个，老大和老二都没有儿子，老三两个儿子，就是我的爷爷和他的哥哥。老大和老二后来在乾县一带，给自己抱养了儿子。老大的儿子就是我的小爷，他一辈子都住在那个叫大洼的山上，位于一组和二组接壤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死于我10岁那年。他去世后，我作为孙子辈儿，还参加了丧礼，小小的脑瓜上被大人缠上了白色的孝布，这是在我记忆中第一次参加老人的丧事。老二的儿子，在家族里排行老八，就是我的八爷，也死于我上小学时期。他死之前，一直住在和我爷爷同院的老屋，说是同院，其实就是弟兄们在分家时的一孔破窑，几个儿子轮流供养着，饥一顿饱一顿地瘫在炕上，受了些罪。
　　我的小姑奶奶，已经90多岁的高龄。她年轻时嫁到了县城里，姑爷当时在县里做官，生活较好，现在几个表叔对老娘仍是照顾有加。她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民国十八年左右的一天，她们听说自己的伯父要领外来的儿子回来，就早早地在寒风凛凛中守候着，太阳快要落山时，我的八爷穿着绸缎棉袄，戴着呢子礼帽，在大人的带领下来到史家。八爷虽然已经长成了少年，但宽大的衣服下，掩饰不住的是面黄肌瘦，脸上还有一片片的皮癣。家里已经早早备了吃食，在锅里热了又热，就等着这个来自异乡的孩子能吃上一口热乎饭。那时，乾县一带人因年馑缺吃少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得不卖儿卖女，留下一条活路。据《乾县县志》载：民国十八年，大旱。夏无收，秋歉收，斗麦价六七块银圆。老弱饿死，壮者逃散，弃耕土地占总耕地的70%。
　　民国十九年，秋禾仅数寸，蝗虫成灾，遮天蔽日，声如风吼。落脚糜谷玉米，嚓嚓有声，大片秋苗，顷刻殆尽，及至秋后，颗粒无收。
　　后来八爷说，那年腊月中旬下了一场大雪，积雪二尺多厚。快过年了，人说“瑞雪兆丰年”，可这场雪不是兆丰年的瑞雪，倒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生活困难。大雪封了门、封了井、封了路，年轻人都逃荒走了，家里留下老弱病残，扫不动雪，走不动路，没有水吃，没有柴烧。没水吃了化雪为水，没柴烧可就艰难了。老弱病残在冰窖一般的窑洞里度日，不少人在冷冻饥饿中死去。
　　灾年开头，人们吃麸皮、油渣、豆饼、干苜蓿。这是陈年积攒的牲畜饲料，这时候只好让人吃。干苜蓿怎么吃？人们用铡刀切碎，在石碾子上碾成粉末，再用粗箩一过，做馍做饭吃，既涩且糙。后来就连这一点儿也没了，全吃野菜。野菜吃完了吃野草。老人们先尝，无毒了才让娃娃们吃。天不下雨，干裂的黄土地连野菜野草也不生了。关中人總是“好出门不如歹在家”，忍饥受冻不出外，实在没法子了，只好外出讨饭。天下富人少，穷人多，饭讨不来，多少人活活饿死。
　　年馑，指的是连续一年三料未收庄稼，听说民国十八年的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没有收成。据近代大量史志和报刊资料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陕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麦歉收，秋末下种，冬麦亦无透雨下播；民国十八年（1929）全省旱象更加严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是年，旱灾极为严重，颗粒无收，数百里人烟几断。泾、渭、汉、褒诸水断流，多年老树大半枯萎，春种愆期，夏季收成不过二成，秋季颗粒未登，饥荒大作，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腐通衢，流离逃亡，难以数计。据当年9月5日陕西救灾委员会统计，在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除滨渭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成不毛之地。在91个受灾县中，有特重灾县24个，重灾县27个。乾县、礼泉等县为重灾区。全省940余万人口，饿死者达250万人，逃亡者约40万人，有20多万妇女被卖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东等地。家族里稍微好一些，加之祖上较为殷实，爷爷的父辈为了自己家的香火，就高高兴兴地给自己家添男丁了。
　　八爷进祖上大门时，穿的那身行头是曾祖父按照地主家的少爷打扮置办的。八爷“嫁”外，也救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听说他们家换回了许多粮食和细软。换粮食时，要的麦子少，高粱玉米多，原因是麦子不耐吃，粗粮和野菜吃习惯了，突然吃上了细粮，人的胃是受不了的。还有，高粱玉米之类的粗粮，能多吃上些时间，一大家子人的命就救下来了。就在八爷来到史家后来的好几年，他生身父亲那边，苦日子还是没有尽头，常常是没有了粮食，也就几百里地翻山越岭，来背上多半袋子吃食，顺着红岩河的河川里慢慢走回去了。
　　据村里人说，我们祖上是地主成分，河川里的水地多，家底殷实，银圆用瓮装起后在地里埋着。地种不过来，就雇了好几个长工来干活，有的喂牲口，有的种地。那时候我太奶妯娌几个，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蒸馍做饭，然后用篓提着，去叫洞子沟、十二栓的地里给干活的人送饭。干活的人在地里吃了，就躺在地边的荒草上睡觉，睡起来了，继续干农活。有些干农活的人，是外出逃荒的人，走在路上没有路费盘缠，拿点衣物，边走边讨饭吃。有的向南，有的往北，哪里有粮就向哪里逃。遇见了好人家，正好缺个干活的人，就留了下来。庄户人家那时候有的是干活的力气，只要能够吃上饱饭，也算是把自己的命救了下来。 　　一场饥荒，正在中国大地上继续蔓延。

吃食堂

　　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要在12年的时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的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在当时农业生产落后的情况下，这是多么宏伟的梦想。
　　11月13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对反冒进做了公开批评。社论说，1956年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生产队的生产劳动都是集体性质，而各家各户分散做饭，吃饭的时间难以一致，这也就使得出工常常不齐，要等齐社员才出工，势必要耽误时间。办公共食堂集体吃饭后，解决了社员因吃饭时间不一致而出工不齐的问题，这也是各级组织积极倡导兴办公共食堂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问母亲，那时候吃食堂时主要是啥粮食？她说，吃的是玉米和玉米芯混在一起磨出的混合粉，还有高粱，可以做成蒸馍、搅团等吃食，这样节约粮食，连麸皮都一起吃掉了。对于用玉米壳制淀粉用作代食品的做法，她如今还是记忆犹新：先把玉米壳和少量石灰分层装在一个缸内，用清水浸泡，每隔几小时搅拌一次；约泡一个对时（24个小时）后取出用水清洗，把洗过的玉米壳放入锅内，每10斤玉米壳加1斤石灰水，用水淹后，边烧边搅，约1.5小时后取出再用水清洗；然后把洗过的玉米壳，放在磨子上用手擦成浆水后，用筛子去过杂质，经过沉淀，最后用布包即可压成淀粉。
　　母亲说，哪能吃饱啊？大人都饿着，孩子们还能混个肚儿圆。中午吃饭时间，全村人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一个窝头，而且越来越小，一直小到驴粪蛋儿那么大。后来，那么小的窝头也没了。粥倒是可以随意喝，但越来越稀，一直稀到一锅清水煮一筐干菜叶子。
　　母亲记得，到了每年的二三月，草木发芽，万物复苏，主要就吃苜蓿芽儿、榆钱树嫩叶儿。过去吃，是家里的小锅煮，一家人围着吃；当时是农业社的大黑铁锅，大黑锅太大，再多的糠菜扔进去也不稠，人多了，不够吃了，做饭的人就使劲儿地给锅里添水。水是从河边的泉眼里挑来的，倒是不用怜惜。还有，比如干红薯秧、玉米秆、麦秸，都碾碎，筛下面粉头的东西，取名“淀粉”，蒸成了用手捏成的圆不溜秋的团子。这是当时最好的食品。
　　晚上，喝的基本都是野菜煮成的稀汤汤。家里有一个大篓，里面放着一个瓷盆，到了吃饭的时间，女人们抬着篓，去生产队里按照家里大人和小孩的口粮标准，领了回来。回到家里，往往多数大人都喝不上，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喝完后连碗都舔得光光净。就这样，吃喝了三年啊，基本是肚子一直饿得咕咕叫。
　　当时有人编了顺口溜，现在许多老人还记得清楚：“进了食堂门，手中端个盆，盆中放个碗，碗中照见魂，不是我跑得快，吓得我头晕。”现在想起来，这是多么心酸的真实写照啊！即使是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办好公共食堂》，可谓事无巨细，对饭菜搭配等等都做了详细的要求，也未能解决。虽然村里公共食堂的人可能全部是巧妇，但是她们难为无米之炊。
　　1961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要就农村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取消分配上实行的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从此，困扰农村近三年之久的公共食堂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

外 公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外公不在家。他们弟兄四个，加之妯娌孩子一大家子有二三十口人。因为孩子多，领回来的吃食往往轮不到母亲这些没有家长在的孩子。
　　母亲说，她几岁时，外公就不在家，他在西安当工人呢。她和我外婆、舅舅就在家里。她只记得，有一年冬天的晚上，大院子里的人说，我外公回来了，他头戴呢子棉帽，穿着一身黑色衣服，衣服新得很。
　　外公在西安具体干什么？母亲说她也不知道。她从来没问过，这些年都没问过。上次外公说，现在孙子辈的人这么多人在西安，也没人带他来逛过，母亲就顶撞了他几句，说你在西安的时候，你把谁带去过西安？我妈活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西安在哪里。我小时候，你那次回来，都没到我们娘仨住的窑里看过，你在我奶窑里住着。第二天一早太阳冒花花的时候，过来把我们姊妹两个看了看，也不问问孩子们都念书不念书。大老远地从西安回来了，都没有进自己家的门，也没看看自己老婆和娃都好着么，就又走了。
　　2015年冬月，小姨的外孙女过满月，舅舅喝醉了酒，给我母亲打电话，问我母亲为啥不来参加满月礼。母亲说，她正在给我照看还没满月的孩子。舅舅问我母亲，是不是还在生我外公的气？外公老了，年岁已大，有时候说话不注意，确实惹得自己的儿女有些不高兴。
　　母亲说，来西安打工前，我去看望你外公，你外公生气得很，人老了就变成孩子了。说他前两年来西安两次，你父亲都没有去看过他。我给你外公说，你女婿又不是当公差的，连个工人都没有当过，这些年在西安一直给人家看大门，你以为他干着什么大事，其实是个干苦力的。
　　母亲记得，前几年，外公和外婆在北极街看病时，有次她去，外公把她从门里撵出去了。母亲啥也没说，给三轮车上铺了个棉被，把外婆送到了北极医院里，住了院。直到天快黑，外爷才开口说让母亲回家去。那时候父亲已经来西安打工，母亲在家里还养着一群羊，早上出门时，把羊在圈里圈着，没想到回去后一看，饿了一天的羊从圈里跳出来，把晾在院子里的油菜籽吃了个精光。母亲看后傻了眼，她担心会把羊撑死，就赶快出去问老年人。老年人说，油菜籽有油，不怕；如果是高粱玉米小麦这类粮食，那羊吃多了就会有生命危险。 　　还有一次，也是外婆在镇上的医院住院，母亲前一天晚上放羊回去，蒸了一锅花卷馍，第二天一早天刚亮，就背着馒头跑到医院里去；晚上回来，才把羊放了出去。饿了一天的羊，在沟里面整整吃了一夜的草，她没有办法，就把门锁了，手里拄了个棍子，在沟边站了一夜。母亲说这些话时，声音里带有一丝丝哀叹。
　　一阵叹息里，母亲继续说着那些陈年旧事。她说，其实你外公为了咱家出尽了力。1979年，你出生的前一年，咱家修地方（挖窑洞），你外公来的时候背的是上等小麦白面粉、玉米面、荞麦面粉，带着你父亲整整挖了一年。有次你双明大伯来帮忙，我去给他们三人送饭，蒸的是玉米面馍，玉米面馍明晃晃的，凉了后都咬不下。你外公就骂我，说我把心坏了。我是咱农村人经常说的，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就在心里默默说，好我的大呀，你背来的那些面，窑还没修成，就早都没有了。后来我送饭时，就让你父亲出来提饭，我担心你外公骂我。想想，我以为现在都没有今天，今天还有你们姊妹四个干公家事，日子都过得那么好。
　　说到这里，母亲又想起了她结婚前的一些事。她说，当年来看过活（相亲）时，我是不同意的，就去找我舅舅。我说，舅呀，那家人多得很，我去了每天做饭都会把我累死的；地形也不好，是猴走的路（指山路窄而陡），向上走后脑勺在墙上，向下走满地酸枣刺。我舅舅就给你外公说，都快把你外公说同意了。有次你外公在北极镇的集市上，碰见你一个远房表爷，你表爺说，让你外公别错过要嫁女的主意，说我祖上银圆多得很，家底瓷实得很。你外公就又改了主意，说一定要把我嫁过去，说他不做亏人的事情。刚结婚那阵儿，我一月半月地就回娘家，还没住上几天，你外公就把我往回送，就让我回咱家里来。后来你外公也常常来家里帮衬咱，有年你父亲住院，你外公来给咱晒麦茬地，在渠岸那个窄硷里犁地，在靠近地硷畔时，咱家的黄牛从硷畔里掉了下去，牛身上还套着绳，一头牛掉下去了，另一头也跟着掉下去了，把你外公吓得脸色发黄，中午回来连饭都没吃上几口。牛是咱的家当中最值钱的，他担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家里就又散伙了。我记得你外公把牛拉回来时，观察了半天，见没啥事儿，才放了心。你和你弟的头发很长，天又热，他就磨了剃头刀子，给你弟兄俩把头理得光光净。然后给咱把牛圈里的粪拉出去，又把水瓮里的水挑满，就眼泪汪汪地走了。
　　2015年11月7日，天已连降数天阴雨。吃过午饭，我和姐姐、弟弟开车去看外公。外婆几年前去世后，外公就显得孤单起来。他1935年出生，到现在已是80岁的高龄。从县城一路开车，顺着彬（县）永（乐）公路走到山后堡村村口的生产路，大雾弥漫，尤其是半坡的沟边上，能见度不到百米，我们慢慢地前行着。到了曾经很熟悉的弥家河村，整个村庄悄然无声，偶尔只能听见几声狗叫。西（安）平（凉）铁路蔓延的铁轨，像一道深深的疤痕，从村庄的脸庞中间划过，然后将村庄分为铁路东西两部分，中间有两米宽的涵洞供人畜通过。三五个人在村边的新农村安置点路边上站着闲聊，看到有车顺着石灰铺的路开来，就停止了说话，睁大了眼睛看着。走到居民点，就已经没有了机动车可走的路，我们只好把车停在路边的荒草丛里，踩着一高一低的泥地向前行。外公家在村子东头最边上，大门的门牌上有“弥家河村001”的号牌。大门紧闭着，门外的开口房里堆着几千斤还没有卖出去的苹果。我们一直敲门，没有人应声，弟弟说外公可能在果园的地里，我们从土台子上去，喊了几声，也未见动静。就继续敲门，敲了二十多分钟，外公才开了门。外公老了，听力有些不好，天下雨，他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推门进去，外公惊喜，说没有想到要来的人来了，然后高兴得不知所措，就忙活着在炕后面的蛇皮袋子里拿干核桃，又是跑到门外的房间里拿苹果和梨，然后一个劲儿地塞给我们吃，看着我们像个馋嘴的孩子一样，大口大口地吃完，他饱经风霜的脸庞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外公说舅母在县城里带孙子，送孩子们上学，天冷了，舅舅给自己的孙子们送棉衣去了，一大早就去了城里。我和外公拉起了家常，问起了他年轻时在西安的生活。他直摇头，不多的言语中夹杂着对往事的遗憾。他说那时候在西安城里当建筑工人，虽然活很累，但是也不少挣钱。他整整在西安待了五年，直到1963年冬天，家里的孩子没人管，外婆的身体也不好，就辞工回来了，开始参加农村的劳动。他最后又开始笑，说那时候不回农村，现在也是省城领退休工资的老工人了。我们离开时，给他手里塞钱，他不要，说我们花销大，他基本不上街，没有花钱的地方，我们只有把钱偷偷地压在他炕头的枕头下。外公给我们拿着袋子装苹果、梨，装干核桃，还有正在屋檐下晾晒着的黄豆。他说在城市里，这些都要掏钱买，多给我们带一些，我们就能少开支一点。离开了外公，我们大包小包地拎着这些东西，心里却有点悲凉。车在盘山路上绕而上行，村庄在雾中慢慢地变得模糊起来。只有外公，还得继续着他的老年生活。对于我们来说，能做的就是多来看看他，儿孙们也是他最大的宽慰和荣耀。

救命馍

　　外公不在家时，外婆和母亲饿肚子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外婆的妹妹——我的姨奶就担负起给姐姐一家人送馍的事儿，母亲如今把它叫“救命馍”。姨奶的村地多，粮食稍微宽裕一些，虽然是高粱玉米面，至少能让人吃饱肚子。这在当时的村庄里，是为数不多的。那时，有些靠天吃饭的村庄，饿死人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县志》载：
　　1961年 1月31日，县委向各公社批转县委工作组《关于检查栒邑公社郑家管区非正常死亡和群众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郑家管区饿死3人，县委要求各级政府重视群众生活，杜绝饿死人现象。
　　每过半月，姨奶都要背着馍袋子，走上二十五里路，给外婆和母亲送馍。母亲记得很清楚，她说，那时候狼多得很，那家伙也不怕人，在中罗堡的坳里，每天下午太阳快落山时，就三五成群地在路上趴着。你姨奶从南玉子村来，每次来脸都吓得蜡黄蜡黄的。
　　我问母亲，姨奶家那时候从哪里来的粮食呢？她说，是自家的自留地里种的；还有，他们家族里有人在农业社当干部，在粮食方面能沾上点实惠。母亲说，姨奶从南玉子塬上来，走到弥家河的坡底。她走的是最近的路，就是从中罗堡的坳里穿过来，从杏洼的坡里下来。我现在一直记得你姨奶的好，那时在最困难时期，你姨奶救了我们的命。人常说：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么。我也没啥本事，就是多去看看她。她现在都七八十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 　　说到这里，母亲又陷入了沉思，她觉得自己作为晚辈，没有能力去感谢自己的长辈。母亲是有心之人，谁对她有过帮助，都深深地记在心底，只要有机会，都会极力回报。
　　深思了一会儿，母亲又说起了一件事。那年我舅给我表弟办婚礼，冬天里雪大得很，我一边放羊，一边在阳坡旮旯里拾落下的酸枣核，拾下的酸枣核到河里洗了，卖了五十块钱。我去行情时，把五十元钱给你姨奶了。我思虑着咱家欠你姨奶的人情多得很，不是你姨奶送吃的，人早都饿死了。
　　那时候咱家还在头咀子住着，你姨奶还来看咱们。她一直牵挂着咱们。那年你姐结婚，正值腊月，雪大得很，你父亲把你姐结婚的信儿捎去，你姨奶家里人就说，你是个长辈人，人家应该来接你才是。你姨奶谁的话都没有听，早上起来，在那么厚的雪地里，从泾河川里的鸭河湾走出来，又顺着红岩河川道里走进来，走了一整天，等走到咱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你姨奶走在下师家河村时，已经饿得走不动了，就在代销站买了包饼干，一手吃着，一手拄着拐棍，在膝盖深的雪地里前行。
　　母亲说的这件事，我是有记忆的。我记得那天，整个史家河的川道里都下着鹅毛大雪，放眼望去，沟与洼一体，河与岸相平，白茫茫一片。

识 字

　　母亲不识字，这是她最大的遗憾。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识字，生活在社会上，就好比你们每天闭着眼睛走路。她是吃了不识字的亏，所以才下力气，让我们姊妹多读书。据有关资料统计，60年代初时，连成年人扫盲班的结业比例都在80%以上，何况母亲那时正是适龄儿童呢？母亲是他们姊妹中的老大，她担负起了伺候父母和照顾弟妹的重任。还有那时对女性教育的不重视，认为女孩子读书再多，将来也是人家的人，所以她就仅仅去过学校几次。从此，她只能看着别人背着书包去上学，去识字。
　　母亲说，学校在你舅家的六队，在塬边上，要从舅家门前那个向洼的长坡里爬上去，才能走到学校。那时候，你九外公家的三舅在学校里当教师。我用左手学着写字，你三舅就打我，说你个女儿娃，念啥书呢？就不让我去了，说我是反手写字，念不成书。我就回来了，再也没去过。就这样，母亲再也没有以学生的身份，踏进过学校的大门。
　　那时候你外婆病重得很，家里也没人做饭。你外爷不在家，你外婆心口疼得就坐在稍门墩上转圈圈，头上冒出的汗就像用盆子潑了水一样。你外婆说，她小时候，农历五月的热天里，在田地里拾高粱穗回去，口渴得不行，用马勺在水瓮里舀了半勺凉水，再掺了半勺腌菜的浆水，一口气喝完了。喝完后就得了个心口痛，且疼了一辈子。为啥我会纳衣服，就是那时候你外婆得病，啥都干不成，一家子人冬天连棉衣都穿不上。每当到了穿棉衣的时节，我就出去跟着别人学针线活，学了回来就给全家人做棉衣服。
　　那时候，母亲才是七八岁的孩子，已经担负起了一个大家庭的责任。在我们聊起时，我问她，那么小，咋会做饭呢？母亲伸出了她的双手。她说，你看我这手，都是自小干活干成了这样，现在粗糙得像榆树皮一样。我那时候不会蒸馍，你外公从西安回来了，他蒸馍，我每天就给一大家子人把馍放在锅里馏下，主要是煮玉米糊糊喝。在吃食堂时，人都饿着肚子，我一天只能分到半个高粱面馍馍。后来分了自留地，你外公把自留地伺候得好得很，加之地就在泾河边，离水近，种啥啥都长得好，主要是高粱、玉米，还有不多的小麦。那时候在农业社里，每当在二三月天旱的时候，村里的男男女女上工时，就端着水壶，顺着庄稼地里一垄垄地浇。村上还选了一批青壮年劳力，担着木桶在泾河里挑水，整个泾河滩里，热闹得很。就是那样水浇田，救庄稼苗儿呢。
　　每当在秋季，母亲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就是偷枣。泾河川里，房前屋后、田埂滩边，四处都是大枣树。春天里，枝繁叶茂，黄色的绒花如锦缎般铺开来；夏天里，青色的枣儿和绿色的叶子相互依托，一串串，一簇簇，圆形的疙瘩枣、长方形的马牙枣，还有长圆形的大觐枣，都在枝头挂着；秋季，枣儿的脸蛋上都挂上了一抹红，由浅入深，味道也甜了起来。
　　母亲说，她拾枣时手快得很。每年秋天，她的裹兜袋子能断几次。那时候又不敢提篓，河滩里的枣有人专门看着。她那时候经常给看枣的人端水喝，看枣的人就在舅家老院子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到了吃饭的时候，她就把烙的死面高粱饼子给看枣的人吃，所以她拾枣时，看枣的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枣树是农业社的，如果偷枣的人被看管的人发现，报告后，轻则开全社社员大会批评，重则扣除工分，工分就是口粮。
　　到了打枣的时节，农业社里要组织全体社员去，男人们在树上打，女人和孩子们拾。男人爬上树用手抓住树干用力摇动，枣儿就像冰雹一样落在地上，厚厚一层。拾枣时，人们就向嘴里填，等枣儿拾完了，人们的肚子也就填饱了。母亲说，拾枣的季节，外爷家的大柜子里已经盛满了晒干的枣儿，这些枣儿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用裹兜袋子拾回来的，一大家子人能吃上半个冬天，这也省下来了许多粮食。晚上，人们饿了时，就抓上几个干枣吃，然后喝水，肚子就圆咕噜噜的了。
　　说到了母亲上学的事，母亲姊妹几个都没上过几年学。母亲仅仅去了几天；大姨读到了三年级，初小还没毕业；舅舅和小姨都读到了六年级，算是把小学读完了。
　　我和母亲开玩笑，说我外公的标准就是让娃们最多都读到小学毕业。母亲说，你小姨那时候念书还挺好的。那时候你父亲还说，让你小姨来咱村里的学校读书，放学后还能照看你们几个。你外婆一辈子是个老实人，你小姨那时候读书，睡的是凉炕，后来一直咳嗽。你外婆就说算了，叫回来后每天就让你小姨睡在热炕上。你大姨那时候懂事早，还骂你小姨，让去学校哩，说不要吃不读书的亏。
　　母亲13岁时，外婆病得已不能按时上工，生产队里就说她已经没有挣工分的资格，母亲就开始替外婆上工了，这也开启了母亲一生务农的序幕。母亲说，那时候大人担粪，她们就两个小孩子拿扁担抬；大人一次担两篓，她们小孩子一次抬一篓。锄地的时候，人家一次锄两垄，小孩子就锄一垄。那时候农业社里的活多得很，直到除夕，还有干不完的活。

上 学

　　父亲说，他在史家河小学上到四年级，就去了街上的中心小学。那时候村里的学校在村里西头门底下的马院子，后来搬到河滩里的大店门，没两年又挪回原来的地方了。父亲说，他刚上小学时，不愿意去学校，我的三伯就每天在放羊的路上，把他背到马院子的学校，他有几次还跑了回去。三伯每天和村里那个叫狗毛的人，一直在一起放羊。父亲还没上学时，就跟着三伯在村里跑，三伯让父亲去追羊，父亲不去，三伯就爬上枣树，给父亲摘还没成熟的绿枣吃。三伯有次将脚卡在了树杈上，差点将骨头弄断。父亲忆起小时候这些事情，哈哈大笑了起来。
　　父亲在村里上完初小，在镇上上完完小，就进入了北极中学。父亲说，他初三毕业，刚好碰上了“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回家了。回来在家干了一年农活，还去参加了一次考试，那时镇上还没高中，上高中就得去县上。在上完小时，北极中心学校的教室已经是开间大檩条房，宿舍在地窝子窑里。就是原来中心学校操场，那儿原来是一溜地窑，窑里盘有通铺的炕，我们就吃住都在那里。后来不知哪年把地窑填平了，就成了你上学时的操场。说起父亲最后的一次考试，母亲又笑了起来，说父亲考了一个“大鸭蛋”，都是不好好学习的结果。他们同学就是后來在某县当县委书记的那谁谁，看人家学习多好，就把自己的命运改变了，你父亲却务了一辈子农。
　　说起大店门，我又问了父亲，因为直到现在，大店的原址上，还留有两间早已坍塌了土房。父亲说，在他小时候，就有大店。大店主要是拉煤的人歇脚、歇牲口。因为那时百子沟煤矿到长武、甘肃及北极塬上的柏油路还没修，南北二塬的用煤单位和个人都要去百子沟拉煤。拉煤的人从百子沟煤矿，要经新民、小章，最后从小章的烟囱坡村下来，过红岩河，正好就到了史家河。在史家河的大店稍作休息，然后又顺着史家河盘山而上，到了北极塬，才四面八方地向长武及甘肃一带去。拉煤的大多是马车，手扶拖拉机很少。经常是拉车的人坐在马车上，“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史家河的大店原来由村上经营，父亲说，那可是曾经红火了好多年啊，整天我们都见一辆辆马车从烟囱坡下来，在大店里休息上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又顺着北坡一辆接一辆地上去了。后来，彬县到永乐、新民到西坡、百子沟到新民的柏油路修好后，社会条件慢慢就好了，再也没有用马车拉煤的人了，咱们村里的大店也就关了门。
　　父亲小时候，家族里的人都还住在山旮旯。河滩里还没有人家，他们舍不得在种粮食的地里为自己修庄基，只有一亩亩地连在一起，每年春种秋收，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村里所有人口粮的唯一保障。父亲说，过去河滩里的地是宝贝疙瘩。日子过不下去的人，才将属于自己的地卖出去些，换取生活来源；日子富余的人，总是一点点地又把地买进，所以后来在定家庭成分时，有人是贫农，有人是中农。例如我和你大明伯，我们俩是一个祖父，为啥咱们的成分那时候是中农，人家是贫农呢？原因就在这里。你曾祖父是个过日子的人，不抽大烟（鸦片），一心种庄稼，后来就牛马满圈，粮食成堆。而村子里抽大烟的人，却是“经常不离烟盘盘，吞云吐雾打哈欠。眼泪鼻涕流一摊，身发软、立不端，祖业家产踢踏光，实在没钱卖婆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