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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调控“猪周期”,应尽量采取包括降低国储玉米价格使生猪饲料成本下降;降低农产品(16.30, 0.10, 0.62%)流通环节成本;加速农产品定价机制改革;降低农户贷款利率,降低非生产成本等市场化手段。假如这些难题仍无法有效缓解,再过一两年,等风一来,“猪将再次飞上天”。
猪肉价格涨跌,似乎只是“行业内”新闻。但随着近来猪肉价格“一飞冲天”,则使得下至普通市民,上至商务、农业等相关部门,又在热议“猪周期”这一老话题。
据商务部监测,上半年生猪平均出栏价格为每公斤13.36元,同比上涨了3.3%。到了6月底,全国300家大型养殖企业生猪平均出栏价格为每公斤15.29元,比3月份价格最低点上涨了24.9%。
对于少部分“高净值”人士而言,一两元的涨跌并不起眼。但对于大部分普通消费者而言,猪肉却依然是影响CPI涨跌的“砝码”之一:中国CPI构成权重中,食品占了三成多,其中猪肉消费在食品大类中所占权重约为10%。猪肉涨价不仅会推高食品价格上涨,甚至会引发市场关于货币政策转向的担忧。
中国这两年生猪价格大幅度下滑,缘于居民饮食结构的悄然变化,消费整体力度下滑,增速一直维持在低速增长状态;就短期因素而言,则是从2011年中国的生猪价格达到历史高点后,大量资本开始进入养猪业,原有养殖户也在大幅度补栏,能繁母猪存栏量一直不断上升。
细究本轮“猪周期”的“风口”,归根结底还是供需。沿海不少城市近几年大幅度缩减或禁止养殖业发展,正是供给端萎缩的表现。正如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8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言,“此轮生猪价格上涨,是对两年多来大幅下跌的报复。”
在本轮“猪周期”新上“产能”最盛时,《财经》记者曾到中国的生猪养殖大省四川采访,在多地都曾目睹了地方银行积极向农户做工作,希望其增加贷款扩大产能、运输商贩入市养猪、砍掉原有经济林地建猪场等“大干快上”的景象。《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农业部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到2012年时,中国的能繁母猪存栏量达到高峰的5078万头。
产能过剩后迎来的正是“挤泡沫”。2014年,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均大幅下降,但出栏量却大幅增加,创下了历史新高,正是生猪产能过剩,市场去产能化的具体表现。全年平均出栏一头生猪,便要亏损200元左右。“产能过剩,2014年生猪养殖陷史上最长最深亏损期”,正是前述报告中的一个小标题。
暴跌之下,不管是仔猪还是能繁母猪,都没有养殖户愿意入场收购形成新的产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猪肉产量2574万吨,同比下降4.9%,而去年同期为增长3%。产能萎缩导致的结果,便是从今年二季度开始,猪肉价格再次进入上涨“风口”。
在此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因素不得不提及——2014年起,俄罗斯禁止进口欧盟猪肉,从而使得搁浅10年之久的中国企业猪肉中标出口俄罗斯。自2014年10月11日正式恢复中俄猪肉贸易开始到2015年2月初,黑龙江省对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贸易量已经超过了四千吨。更让行业乐观的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因当地猪肉缺乏,对中国猪肉的需求量也很大。
此外,随着“一带一路”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甘肃2014年对中亚的冷冻猪肉也达到了5558吨。虽然出口规模总量仍然较小,但对于此前一直处于寒冬中的猪市而言,仍是一大利好。
近来各地养殖者受利益驱动纷纷补栏,但受仔猪生长规律限制,预计明年一季度末期,本轮“猪周期”才能进入下滑区间。每逢此时,产业链各方会出现反思的声音。实现大规模养殖,曾经被各方视为缓解甚至熨平“猪周期”的杀手锏,但就本轮表现而言,为何效果仍然有限?
一些研究农业的专家分析,可能的解释是,一是中国规模化养殖标准仍然太低,五十头、上百头的养殖大户即可被视作规模养殖,但他们在面临市场时仍然与养三五头猪的散户没有太大差异;除此之外,前一轮繁荣周期进场的各路资本,即使能够实现真正的上万头的规模化养殖,但它们彼此之间并未实现“合纵连横”或互通有无,依然无法有效稳控市场。
另外,此前一轮猪周期中,政府的一些干预手段也使“猪周期”的振幅变得颇为复杂,被业内一些人士腹诽。事实上,除了价格猛涨外,前述四川生猪生产大干快上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生猪生产扶持手段,包括能繁母猪的补贴、规模化养殖补贴、信贷支持等。因此,业内人士一直呼吁,本轮政府要调控时,应注意加快农产品生产支持政策和流通体制的改革,确保农业生产制度更好地适应当前中国生产和市场的现状,推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专家建议,政府调控“猪周期”,应尽量采取包括降低国储玉米价格使生猪饲料成本下降;降低农产品流通环节成本;加速农产品定价机制改革;降低农户贷款利率,降低非生产成本等市场化手段。假如这些难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再过一两年,等风一来,“猪将再次飞上天”。
猪肉价格涨跌,似乎只是“行业内”新闻。但随着近来猪肉价格“一飞冲天”,则使得下至普通市民,上至商务、农业等相关部门,又在热议“猪周期”这一老话题。
据商务部监测,上半年生猪平均出栏价格为每公斤13.36元,同比上涨了3.3%。到了6月底,全国300家大型养殖企业生猪平均出栏价格为每公斤15.29元,比3月份价格最低点上涨了24.9%。
对于少部分“高净值”人士而言,一两元的涨跌并不起眼。但对于大部分普通消费者而言,猪肉却依然是影响CPI涨跌的“砝码”之一:中国CPI构成权重中,食品占了三成多,其中猪肉消费在食品大类中所占权重约为10%。猪肉涨价不仅会推高食品价格上涨,甚至会引发市场关于货币政策转向的担忧。
中国这两年生猪价格大幅度下滑,缘于居民饮食结构的悄然变化,消费整体力度下滑,增速一直维持在低速增长状态;就短期因素而言,则是从2011年中国的生猪价格达到历史高点后,大量资本开始进入养猪业,原有养殖户也在大幅度补栏,能繁母猪存栏量一直不断上升。
细究本轮“猪周期”的“风口”,归根结底还是供需。沿海不少城市近几年大幅度缩减或禁止养殖业发展,正是供给端萎缩的表现。正如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8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言,“此轮生猪价格上涨,是对两年多来大幅下跌的报复。”
在本轮“猪周期”新上“产能”最盛时,《财经》记者曾到中国的生猪养殖大省四川采访,在多地都曾目睹了地方银行积极向农户做工作,希望其增加贷款扩大产能、运输商贩入市养猪、砍掉原有经济林地建猪场等“大干快上”的景象。《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农业部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到2012年时,中国的能繁母猪存栏量达到高峰的5078万头。
产能过剩后迎来的正是“挤泡沫”。2014年,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均大幅下降,但出栏量却大幅增加,创下了历史新高,正是生猪产能过剩,市场去产能化的具体表现。全年平均出栏一头生猪,便要亏损200元左右。“产能过剩,2014年生猪养殖陷史上最长最深亏损期”,正是前述报告中的一个小标题。
暴跌之下,不管是仔猪还是能繁母猪,都没有养殖户愿意入场收购形成新的产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猪肉产量2574万吨,同比下降4.9%,而去年同期为增长3%。产能萎缩导致的结果,便是从今年二季度开始,猪肉价格再次进入上涨“风口”。
在此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因素不得不提及——2014年起,俄罗斯禁止进口欧盟猪肉,从而使得搁浅10年之久的中国企业猪肉中标出口俄罗斯。自2014年10月11日正式恢复中俄猪肉贸易开始到2015年2月初,黑龙江省对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贸易量已经超过了四千吨。更让行业乐观的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因当地猪肉缺乏,对中国猪肉的需求量也很大。
此外,随着“一带一路”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甘肃2014年对中亚的冷冻猪肉也达到了5558吨。虽然出口规模总量仍然较小,但对于此前一直处于寒冬中的猪市而言,仍是一大利好。
近来各地养殖者受利益驱动纷纷补栏,但受仔猪生长规律限制,预计明年一季度末期,本轮“猪周期”才能进入下滑区间。每逢此时,产业链各方会出现反思的声音。实现大规模养殖,曾经被各方视为缓解甚至熨平“猪周期”的杀手锏,但就本轮表现而言,为何效果仍然有限?
一些研究农业的专家分析,可能的解释是,一是中国规模化养殖标准仍然太低,五十头、上百头的养殖大户即可被视作规模养殖,但他们在面临市场时仍然与养三五头猪的散户没有太大差异;除此之外,前一轮繁荣周期进场的各路资本,即使能够实现真正的上万头的规模化养殖,但它们彼此之间并未实现“合纵连横”或互通有无,依然无法有效稳控市场。
另外,此前一轮猪周期中,政府的一些干预手段也使“猪周期”的振幅变得颇为复杂,被业内一些人士腹诽。事实上,除了价格猛涨外,前述四川生猪生产大干快上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生猪生产扶持手段,包括能繁母猪的补贴、规模化养殖补贴、信贷支持等。因此,业内人士一直呼吁,本轮政府要调控时,应注意加快农产品生产支持政策和流通体制的改革,确保农业生产制度更好地适应当前中国生产和市场的现状,推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专家建议,政府调控“猪周期”,应尽量采取包括降低国储玉米价格使生猪饲料成本下降;降低农产品流通环节成本;加速农产品定价机制改革;降低农户贷款利率,降低非生产成本等市场化手段。假如这些难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再过一两年,等风一来,“猪将再次飞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