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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调控“猪周期”，应尽量采取包括降低国储玉米价格使生猪饲料成本下降；降低农产品（16.30， 0.10， 0.62%）流通环节成本；加速农产品定价机制改革；降低农户贷款利率，降低非生产成本等市场化手段。假如这些难题仍无法有效缓解，再过一两年，等风一来，“猪将再次飞上天”。
猪肉价格涨跌，似乎只是“行业内”新闻。但随着近来猪肉价格“一飞冲天”，则使得下至普通市民，上至商务、农业等相关部门，又在热议“猪周期”这一老话题。
据商务部监测，上半年生猪平均出栏价格为每公斤13.36元，同比上涨了3.3%。到了6月底，全国300家大型养殖企业生猪平均出栏价格为每公斤15.29元，比3月份价格最低点上涨了24.9%。
对于少部分“高净值”人士而言，一两元的涨跌并不起眼。但对于大部分普通消费者而言，猪肉却依然是影响CPI涨跌的“砝码”之一：中国CPI构成权重中，食品占了三成多，其中猪肉消费在食品大类中所占权重约为10%。猪肉涨价不仅会推高食品价格上涨，甚至会引发市场关于货币政策转向的担忧。
中国这两年生猪价格大幅度下滑，缘于居民饮食结构的悄然变化，消费整体力度下滑，增速一直维持在低速增长状态；就短期因素而言，则是从2011年中国的生猪价格达到历史高点后，大量资本开始进入养猪业，原有养殖户也在大幅度补栏，能繁母猪存栏量一直不断上升。
细究本轮“猪周期”的“风口”，归根结底还是供需。沿海不少城市近几年大幅度缩减或禁止养殖业发展，正是供给端萎缩的表现。正如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8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言，“此轮生猪价格上涨，是对两年多来大幅下跌的报复。”
在本轮“猪周期”新上“产能”最盛时，《财经》记者曾到中国的生猪养殖大省四川采访，在多地都曾目睹了地方银行积极向农户做工作，希望其增加贷款扩大产能、运输商贩入市养猪、砍掉原有经济林地建猪场等“大干快上”的景象。《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农业部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到2012年时，中国的能繁母猪存栏量达到高峰的5078万头。
产能过剩后迎来的正是“挤泡沫”。2014年，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均大幅下降，但出栏量却大幅增加，创下了历史新高，正是生猪产能过剩，市场去产能化的具体表现。全年平均出栏一头生猪，便要亏损200元左右。“产能过剩，2014年生猪养殖陷史上最长最深亏损期”，正是前述报告中的一个小标题。
暴跌之下，不管是仔猪还是能繁母猪，都没有养殖户愿意入场收购形成新的产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猪肉产量2574万吨，同比下降4.9%，而去年同期为增长3%。产能萎缩导致的结果，便是从今年二季度开始，猪肉价格再次进入上涨“风口”。
在此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因素不得不提及——2014年起，俄罗斯禁止进口欧盟猪肉，从而使得搁浅10年之久的中国企业猪肉中标出口俄罗斯。自2014年10月11日正式恢复中俄猪肉贸易开始到2015年2月初，黑龙江省对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贸易量已经超过了四千吨。更让行业乐观的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因当地猪肉缺乏，对中国猪肉的需求量也很大。
此外，随着“一带一路”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甘肃2014年对中亚的冷冻猪肉也达到了5558吨。虽然出口规模总量仍然较小，但对于此前一直处于寒冬中的猪市而言，仍是一大利好。
近来各地养殖者受利益驱动纷纷补栏，但受仔猪生长规律限制，预计明年一季度末期，本轮“猪周期”才能进入下滑区间。每逢此时，产业链各方会出现反思的声音。实现大规模养殖，曾经被各方视为缓解甚至熨平“猪周期”的杀手锏，但就本轮表现而言，为何效果仍然有限？
一些研究农业的专家分析，可能的解释是，一是中国规模化养殖标准仍然太低，五十头、上百头的养殖大户即可被视作规模养殖，但他们在面临市场时仍然与养三五头猪的散户没有太大差异；除此之外，前一轮繁荣周期进场的各路资本，即使能够实现真正的上万头的规模化养殖，但它们彼此之间并未实现“合纵连横”或互通有无，依然无法有效稳控市场。
另外，此前一轮猪周期中，政府的一些干预手段也使“猪周期”的振幅变得颇为复杂，被业内一些人士腹诽。事实上，除了价格猛涨外，前述四川生猪生产大干快上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生猪生产扶持手段，包括能繁母猪的补贴、规模化养殖补贴、信贷支持等。因此，业内人士一直呼吁，本轮政府要调控时，应注意加快农产品生产支持政策和流通体制的改革，确保农业生产制度更好地适应当前中国生产和市场的现状，推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专家建议，政府调控“猪周期”，应尽量采取包括降低国储玉米价格使生猪饲料成本下降；降低农产品流通环节成本；加速农产品定价机制改革；降低农户贷款利率，降低非生产成本等市场化手段。假如这些难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再过一两年，等风一来，“猪将再次飞上天”。
猪肉价格涨跌，似乎只是“行业内”新闻。但随着近来猪肉价格“一飞冲天”，则使得下至普通市民，上至商务、农业等相关部门，又在热议“猪周期”这一老话题。
据商务部监测，上半年生猪平均出栏价格为每公斤13.36元，同比上涨了3.3%。到了6月底，全国300家大型养殖企业生猪平均出栏价格为每公斤15.29元，比3月份价格最低点上涨了24.9%。
对于少部分“高净值”人士而言，一两元的涨跌并不起眼。但对于大部分普通消费者而言，猪肉却依然是影响CPI涨跌的“砝码”之一：中国CPI构成权重中，食品占了三成多，其中猪肉消费在食品大类中所占权重约为10%。猪肉涨价不仅会推高食品价格上涨，甚至会引发市场关于货币政策转向的担忧。
中国这两年生猪价格大幅度下滑，缘于居民饮食结构的悄然变化，消费整体力度下滑，增速一直维持在低速增长状态；就短期因素而言，则是从2011年中国的生猪价格达到历史高点后，大量资本开始进入养猪业，原有养殖户也在大幅度补栏，能繁母猪存栏量一直不断上升。
细究本轮“猪周期”的“风口”，归根结底还是供需。沿海不少城市近几年大幅度缩减或禁止养殖业发展，正是供给端萎缩的表现。正如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8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言，“此轮生猪价格上涨，是对两年多来大幅下跌的报复。”
在本轮“猪周期”新上“产能”最盛时，《财经》记者曾到中国的生猪养殖大省四川采访，在多地都曾目睹了地方银行积极向农户做工作，希望其增加贷款扩大产能、运输商贩入市养猪、砍掉原有经济林地建猪场等“大干快上”的景象。《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农业部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到2012年时，中国的能繁母猪存栏量达到高峰的5078万头。
产能过剩后迎来的正是“挤泡沫”。2014年，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均大幅下降，但出栏量却大幅增加，创下了历史新高，正是生猪产能过剩，市场去产能化的具体表现。全年平均出栏一头生猪，便要亏损200元左右。“产能过剩，2014年生猪养殖陷史上最长最深亏损期”，正是前述报告中的一个小标题。
暴跌之下，不管是仔猪还是能繁母猪，都没有养殖户愿意入场收购形成新的产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猪肉产量2574万吨，同比下降4.9%，而去年同期为增长3%。产能萎缩导致的结果，便是从今年二季度开始，猪肉价格再次进入上涨“风口”。
在此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因素不得不提及——2014年起，俄罗斯禁止进口欧盟猪肉，从而使得搁浅10年之久的中国企业猪肉中标出口俄罗斯。自2014年10月11日正式恢复中俄猪肉贸易开始到2015年2月初，黑龙江省对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贸易量已经超过了四千吨。更让行业乐观的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因当地猪肉缺乏，对中国猪肉的需求量也很大。
此外，随着“一带一路”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甘肃2014年对中亚的冷冻猪肉也达到了5558吨。虽然出口规模总量仍然较小，但对于此前一直处于寒冬中的猪市而言，仍是一大利好。
近来各地养殖者受利益驱动纷纷补栏，但受仔猪生长规律限制，预计明年一季度末期，本轮“猪周期”才能进入下滑区间。每逢此时，产业链各方会出现反思的声音。实现大规模养殖，曾经被各方视为缓解甚至熨平“猪周期”的杀手锏，但就本轮表现而言，为何效果仍然有限？
一些研究农业的专家分析，可能的解释是，一是中国规模化养殖标准仍然太低，五十头、上百头的养殖大户即可被视作规模养殖，但他们在面临市场时仍然与养三五头猪的散户没有太大差异；除此之外，前一轮繁荣周期进场的各路资本，即使能够实现真正的上万头的规模化养殖，但它们彼此之间并未实现“合纵连横”或互通有无，依然无法有效稳控市场。
另外，此前一轮猪周期中，政府的一些干预手段也使“猪周期”的振幅变得颇为复杂，被业内一些人士腹诽。事实上，除了价格猛涨外，前述四川生猪生产大干快上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生猪生产扶持手段，包括能繁母猪的补贴、规模化养殖补贴、信贷支持等。因此，业内人士一直呼吁，本轮政府要调控时，应注意加快农产品生产支持政策和流通体制的改革，确保农业生产制度更好地适应当前中国生产和市场的现状，推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专家建议，政府调控“猪周期”，应尽量采取包括降低国储玉米价格使生猪饲料成本下降；降低农产品流通环节成本；加速农产品定价机制改革；降低农户贷款利率，降低非生产成本等市场化手段。假如这些难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再过一两年，等风一来，“猪将再次飞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