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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鲁迅先生所谓的“杭育诗派”不论，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有文字可考的源头应该就是《诗经》了，其作为中国诗歌之祖的地位恐怕无人质疑，然而《诗经》的四言体式长于抒情却不适于叙事，在先秦以降汉语双音词增多的情况下，四言诗的“二二”式节拍很难满足双音词与单音词搭配的需要。诗体革新势在必行。《楚辞》的杂言体虽是一次诗体解放，但地域局限太过明显。是时，乐府诗歌适时出现，积极推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嬗革。首先在形制上，其实现了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东汉时，民间五言诗的创作深刻的影响了文人诗的创作体式。此后五言便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主要形式。其次在内容上，其缘事而发的精神气质，则开启了后世所谓文学现实主义的滥觞，不仅是对诗歌，还影响到了后世文学的方方面面。最后，在创作主体方面，民间诗歌创作从魏晋时期开始式微并退出历史舞台，精英文学的时代拉开了大幕。
乐府，本是管理音乐的政府机关。其主要职能是组织文人创作诗歌或对民间诗歌进行搜集整理以做演奏之用。其作品称为歌诗。这和周以降的采诗制度非常相似，（只不过采诗并非是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而是由专人负责）后者的直接成果就是《诗经》。由于陕西秦始皇墓附近出土的编钟上刻有“乐府”二字，所以学界一般认为乐府机关在秦代出现，然而秦代的乐府作品却未见于任何典籍，所以通常我们所说的乐府指的还是汉乐府。据《汉书·礼乐志》载：“《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孝惠帝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世安乐》。”这应该是乐府有文字可考的最早起源了。到了汉武帝时，乐府的规模、职能被大规模扩充，设有令、音监、游缴等各级官吏。《汉书·艺文志》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簿厚云。”这使得许多散于民间口头诗篇得以记录保存。据《汉书·艺文志》的所载目录，仅西汉乐府民歌就有一百三十八篇之多。但这些作品仅存篇目，不载歌词。现存的汉代民间乐府，最早见于南齐沈约所著《宋书·乐志》。
乐府真正成为一种诗体门类的名称，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沈约《宋书》载：“ 鲍照尝为古乐府， 文甚遒丽。” [3]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单立《乐府》篇。萧统《昭明文选》在对所选录的诗进行分类时， 也划出“乐府”一门。但这一时期乐府采诗却已越来越少。东晋之后，南北两朝的统治者虽然又开始收集流传在南、北方的民歌， 但此时采诗已经不再是为了观风俗、知簿厚，而仅仅是供上层统治者享乐之用。并且这时的“乐府诗”也有了与汉代“歌诗”不同的特色；南朝乐府诗以男女恋歌为主；而北朝乐府诗除了爱情诗之外，还有一些反映民间疾苦、战乱苦难、边塞风光及歌咏英雄的诗篇。这一时期，拟乐府也越来越多的出现，文人开始并利用乐府旧题写作乐府诗，曹操开风气之先，建安时期出现了以“三曹”为代表出现了一批作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说：“曹 （子建）、（陆） 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 可已看出，文人创作的“乐府诗”已与音乐无关了。这类并不入乐的乐府诗便被称为“徒诗”并标志着乐府诗已发生了实质上的变化。
隋唐以降，用乐府写诗一直很盛行。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张若虚、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其间的作品主要以七言为主，兼有杂言，乐与诗已处于了事实上的分裂状态。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南朝鲍照所创之“歌行体”以及杜甫、白居易所创之“新乐府”。所谓“歌行”，汉乐府旧题就已有之，如《病妇行》《孤儿行》《敕勒歌》等，而鲍照通过实践将其充分消化吸收后自创格调。随后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出现，标志了这种体裁的正式形成。明代文学家徐师曾在《诗体明辨》中对“歌”、“行”及“歌行”作了如下解释：“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
而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师友诗传续录》载：“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创为新乐府，亦复自成一体。” 白居易将自己在担任左拾遗时所创作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其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建安以来的作家们多因袭古题，内容受限的同时文题往往也不协和。白居易却创新题写时事，故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建安作家虽也自创新题，但多无关时事。而杜甫则开了既用新题，又写时事的先河。白居易继承其传统，以新乐府美刺现实。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作为衡量标准。虽然从音乐角度看，新乐府诗是徒有乐府之名，但在内容上其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新乐府运动由于前有杜甫开创，后有元结、顾况继承，张籍、王建为先导，“元白”时期还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加之元、白大量的创作实践，对当时以及后世都有很大影响。新乐府运动在贞元，元和年间与韩柳古文运动相继磅礴于文坛，有着共同的社会原因。
明代吴讷《文章辨体》按音乐划分将乐府划分为九类：一，祭祀；二，王礼；三，鼓吹；四，乐舞； 五，琴曲；六，相和；七，清商；八，杂曲；九，新曲。冯定远则在《钝吟新录》中则从写作方式的角度将乐府分为：一，制诗协乐；二，采诗入乐；三，古有此曲；四，倚其声而作诗；五，自制新曲；六，拟古；七，咏古题；八，新题乐府。这些分类大体上反映了乐府诗的传演流变。
参考文献：
[1] [2]（汉）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2007.
[3] （梁） 沈约. 宋书 [M ].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
[4] （齐） 刘勰. 文心雕龙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乐府，本是管理音乐的政府机关。其主要职能是组织文人创作诗歌或对民间诗歌进行搜集整理以做演奏之用。其作品称为歌诗。这和周以降的采诗制度非常相似，（只不过采诗并非是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而是由专人负责）后者的直接成果就是《诗经》。由于陕西秦始皇墓附近出土的编钟上刻有“乐府”二字，所以学界一般认为乐府机关在秦代出现，然而秦代的乐府作品却未见于任何典籍，所以通常我们所说的乐府指的还是汉乐府。据《汉书·礼乐志》载：“《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孝惠帝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世安乐》。”这应该是乐府有文字可考的最早起源了。到了汉武帝时，乐府的规模、职能被大规模扩充，设有令、音监、游缴等各级官吏。《汉书·艺文志》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簿厚云。”这使得许多散于民间口头诗篇得以记录保存。据《汉书·艺文志》的所载目录，仅西汉乐府民歌就有一百三十八篇之多。但这些作品仅存篇目，不载歌词。现存的汉代民间乐府，最早见于南齐沈约所著《宋书·乐志》。
乐府真正成为一种诗体门类的名称，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沈约《宋书》载：“ 鲍照尝为古乐府， 文甚遒丽。” [3]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单立《乐府》篇。萧统《昭明文选》在对所选录的诗进行分类时， 也划出“乐府”一门。但这一时期乐府采诗却已越来越少。东晋之后，南北两朝的统治者虽然又开始收集流传在南、北方的民歌， 但此时采诗已经不再是为了观风俗、知簿厚，而仅仅是供上层统治者享乐之用。并且这时的“乐府诗”也有了与汉代“歌诗”不同的特色；南朝乐府诗以男女恋歌为主；而北朝乐府诗除了爱情诗之外，还有一些反映民间疾苦、战乱苦难、边塞风光及歌咏英雄的诗篇。这一时期，拟乐府也越来越多的出现，文人开始并利用乐府旧题写作乐府诗，曹操开风气之先，建安时期出现了以“三曹”为代表出现了一批作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说：“曹 （子建）、（陆） 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 可已看出，文人创作的“乐府诗”已与音乐无关了。这类并不入乐的乐府诗便被称为“徒诗”并标志着乐府诗已发生了实质上的变化。
隋唐以降，用乐府写诗一直很盛行。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张若虚、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其间的作品主要以七言为主，兼有杂言，乐与诗已处于了事实上的分裂状态。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南朝鲍照所创之“歌行体”以及杜甫、白居易所创之“新乐府”。所谓“歌行”，汉乐府旧题就已有之，如《病妇行》《孤儿行》《敕勒歌》等，而鲍照通过实践将其充分消化吸收后自创格调。随后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出现，标志了这种体裁的正式形成。明代文学家徐师曾在《诗体明辨》中对“歌”、“行”及“歌行”作了如下解释：“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
而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师友诗传续录》载：“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创为新乐府，亦复自成一体。” 白居易将自己在担任左拾遗时所创作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其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建安以来的作家们多因袭古题，内容受限的同时文题往往也不协和。白居易却创新题写时事，故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建安作家虽也自创新题，但多无关时事。而杜甫则开了既用新题，又写时事的先河。白居易继承其传统，以新乐府美刺现实。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作为衡量标准。虽然从音乐角度看，新乐府诗是徒有乐府之名，但在内容上其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新乐府运动由于前有杜甫开创，后有元结、顾况继承，张籍、王建为先导，“元白”时期还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加之元、白大量的创作实践，对当时以及后世都有很大影响。新乐府运动在贞元，元和年间与韩柳古文运动相继磅礴于文坛，有着共同的社会原因。
明代吴讷《文章辨体》按音乐划分将乐府划分为九类：一，祭祀；二，王礼；三，鼓吹；四，乐舞； 五，琴曲；六，相和；七，清商；八，杂曲；九，新曲。冯定远则在《钝吟新录》中则从写作方式的角度将乐府分为：一，制诗协乐；二，采诗入乐；三，古有此曲；四，倚其声而作诗；五，自制新曲；六，拟古；七，咏古题；八，新题乐府。这些分类大体上反映了乐府诗的传演流变。
参考文献：
[1] [2]（汉）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2007.
[3] （梁） 沈约. 宋书 [M ].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
[4] （齐） 刘勰. 文心雕龙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