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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经贸合作的深入和人文交流的增加，“中国威胁论”的调门降低了很多，但论调的形态呈现出多样化趋势，除了“军事威胁”的声音继续叫响外，“经济威胁”“能源威胁”和“科技威胁”轮番或联袂出场，一改上世纪以渲染意识形态对立为主的基调，“中国经济威胁论”渐渐成为主导。
罗尔斯公司原本想将位于俄勒冈州黄油湾风场的风电项目建成一个样板工程，并将风电作为公司未来在美投资的重点领域，但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纸禁令，不仅公司已经投下上千万美元建设费用的样板工程无疾而终，其未来的投资方向也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
罗尔斯公司是中国三一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在美从事风电业务的投资与建设。它不是近段时间唯一受伤的在美中资公司。华为、中兴等数家公司接连被美国政府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进行调查，投资和经营活动严重受阻。
中资公司在美连连“中枪”的同时，“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大选之年再度甚嚣尘上。从奥巴马和罗姆尼这两位下届总统的候选人，到屡屡对中国企业出手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再到不时对中国进行攻讦的一些右派政客，“中国威胁”这张牌总会在一些敏感且紧要的时机打出。
“一定得由中国来负些责任”
“不论是华为、中兴还是三一，这些企业表现出来的竞争力已经对美国企业产生了某种威胁。这是美国政府要出手遏制和打压的原因，它要借此达到限制中国国家竞争力的目的。”罗尔斯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三一集团副总经理吴佳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指出，美国方面近期屡屡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挠一些中资企业在美进行投资和贸易，并非仅针对这些企业本身，而是针对中国整体，“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分什么民企、国企”。
美国国会和政府方面可以肆意而为，和美国《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的先天性缺陷不无关联。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会长薛海培逐条查阅了这项由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签署的法案，发现里面对外资的资产保护一个字都没有提。
“这就有点不太好让人理解了。因为美国宪法严格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美国在依法保护私有财产方面也做得相当到位。”薛海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08年时，他曾任奥巴马竞选团队亚裔事务顾问。
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这一连串动作同时发生的，是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两位总统候选人连连发出指责中国的声音。
虽然于北京时间10月23日上午结束的美国大选第三场电视辩论、也是终极辩论中，奥巴马和罗姆尼在涉华议题上的态度较之此前有所缓和，都认为中国是潜在的合作伙伴，但强硬的声音仍依稀可闻。罗姆尼依然坚持，要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
约一个月前，在美国大选最重要的“摇摆州”之一的俄亥俄州，为争夺选票，奥巴马和罗姆尼都发出了大选过程中最强硬最刺耳的对华喊话：罗姆尼声言一旦当选，第一时间便将中国列为货币操控国；奥巴马则称，本届政府于2009年向中国轮胎施加了进口关税，拯救了1000个就业岗位。
奥巴马和罗姆尼的表现应验了稍早前美国杂志《福布斯》的预测：在历来是大选是非之地的俄亥俄州，有一件事将是很确定的：反华言论越来越多。
和以往大选过程中对华指责多集中在民主和人权等领域明显不同，这一回，两位候选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似乎只想得起来经济议题，而且，只要是美国经济出了问题，那一定得由中国来负些责任。
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叫嚷在大选之年又变得刺耳起来。只不过，如今的威胁论调中，“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被叫得格外响亮。在吴佳梁看来，这其中除了有大选之年的政治考量和美国经济仍不见起色的现实原因外，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让美国有些不适应。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目前是世界第二，美国是世界第一。美国人会觉得，第二是最有可能挑战第一的。”吴佳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威胁”20年
“中国威胁论”自上世纪90年代被西方炒热后，迄今的20多年里，论调时高时低，却从不曾停息。
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首次提出“中国威胁”的说法。
“冷战”结束后，1992年9月，时任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他在文中发难，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此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和西方世界逐渐扩散开来。
关于“中国威胁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上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西方所渲染的“红色威胁”应是最早的“中国威胁论”论调。但由于当时中国实力所限，并没有被西方学者和舆论所普遍认同。
自“冷战”结束至今的20年余里，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一共掀起了四轮大范围的波澜，三次都发生在上世纪。第一次是在1992～1993年间，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了意识形态领域最大的攻击靶子，由芒罗的文章开始，“中国威胁论”一时间风靡太平洋东岸。美国学者哈克特将中国描述成为“苏联之后的一个新的邪恶帝国”的言论受到吹捧。第二次是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发生后美国掀起的对华政策大辩论，芒罗这次依然是主角，他和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伯恩斯坦所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是大辩论的“扛鼎之作”。
第三次是在1998年至1999年“李文和案件”爆发后，由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出笼而引发的反华声浪。
新千年后的十来年里，随着中美经贸合作的深入和人文交流的增加，“中国威胁论”的调门降低了很多，只是在大选中政客和媒体会时而提高调门，但美国学者和普通民众中再未出现过于集中的大声浪。
调门虽然降低，但论调的形态呈现出多样化趋势，除了“军事威胁”的声音继续叫响外，“经济威胁”“能源威胁”和“科技威胁”轮番或联袂出场，一改上世纪以渲染意识形态对立为主的基调，“中国经济威胁论”渐渐成为主导。
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海油）考虑对美国同业对手优尼科公司进行并购，也曾引发美国关于中国经济威胁的一阵持续时间不短的躁动。 中海油有意并购优尼科的消息公布后，41名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联名致函小布什政府，要求财政部就此案展开调查，看优尼科公司的技术和资产转移是否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15年前，当日本公司大规模买进美国公司的时候，我是那些站出来劝美国人不要惊慌的人。也许你期望我现在用同样的话语来说明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差不多。但是，事实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挑战远比当年来自日本的要严重的多。”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当时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的一段话。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不同于当年的日本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挥霍金钱，中国人比日本人精明，中国公司可以向全球领域进军；另外，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在于，中国的竞购或者收购都是以作为美国潜在竞争对手的商业行为出现的。
美国阻挠中国企业，主要有“三大法宝”。一是专利范畴的“337调查”，2002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遭遇美国“337调查”案件数量最多的国家。二是以“公平贸易”名义对中国企业实施“双反”措施，这类措施主要针对光伏等高科技企业。
最后，就是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抵制中国企业进一步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经济威胁论”以各种形式或隐或现，与“中国威胁论”伴生的“中国责任论”也逐步凸现出来。
2007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交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充分负责的国家，必须努力“像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那样行事，履行其承诺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促进为其成功提供条件的国际体系”。
2009年底曾风靡一时的美国电影《2012》中，美国将挽救世界的责任交给中国，“中国责任论”被艺术化地进行了一次放大。
“经济威胁”的论调成为主导声音的同时，“军事威胁”的论调并未消散。自2000年起，美国仿照冷战时期发布的年度苏联军力报告，每年都撰写和公布《中国军力年度报告》，明显是将中国视为苏联之后的最大竞争对手。
美籍华裔薛海培还注意到一个变化，意识形态色彩比较强的“中国威胁论”过去多限于美国右派以及一些反共势力的小圈子里，现在的“中国威胁论”则已经潜入美国民众的意识里，他们开始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心和忧虑，因为这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他们最日常的生活，尽管未必都是不利影响。
不过，和右派政客不一样，美国普通民众一般不认同对中国进行遏制，他们希望美国政府做一些防范和制衡，不希望中国崛起得太快，变得过强。
“他们的心态是，为防下雨，雨伞要带着，尽管不一定就能用上。”薛海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美国资深外交家，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任首席翻译的傅立民指出，美国自1880年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以来，约140年来一直保持这一地位，但很多人认为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内取代这一地位。
“美国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问题’，这其实是美国自身的综合竞争力问题。”傅立民说。
经济领域的交集几乎无处不在
在纽约的华尔街，薛海培听到美国人谈论的话题都是中美合作，很少听人提“中国威胁论”，而在华盛顿的国会山，情形恰好相反，他听到的各种声音里头，对华贸易制裁要比两国加强合作多得多。
这样“分裂”的情形同样也出现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
上月，奥巴马和罗姆尼在俄亥俄州为争夺选票都加重了对中国的抨击时，该州下辖的托莱多市的市长贝尔正和150名在美的中国公司高管们一起聚会，借机说服他们在当地多进行投资。
贝尔在会后对媒体抱怨说：“选举真的在妨碍我们。受到邀请的中国人向我提问，‘为什么你们批评我们？’‘为什么我们突然成了大问题？”’
托莱多市正面临庞大的预算赤字。贝尔已经说服两名中国投资者在托莱多买下一片土地，进行两亿美元的房地产开发。
如今，美国州长、市长等地方官员每年来华的人数和频次都在增加，美国的很多州长、市长都和贝尔一样，铺好了红地毯，希望更多的中国投资者到来，但联邦政府和国会议员却不时将障碍物向红地毯。
薛海培将上述反差巨大的情形称之为美国社会在对华关系上的“精神分裂”。他一方面担心，中美本世纪以来在加强政治信任上的举步维艰会越来越跟不上经贸合作的步伐，导致双方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的鸿沟越拉越大也越难填平。另一方面，他也乐观地期待着未来“中美都能往前一步，那样天空就很晴朗”。
“在加强政治信任上，因为美国从经济到法律等各方面环境，都已经相对更成熟了，变化的空间并不大，而中国其实掌握着更大的主动权，有更多改变的空间，除了在经济上进一步和国际接轨外，法律、文化等方面也要逐步跟上。”薛海培说，“中国要往前走得快一些，美国的心态也别那么着急，要多给中国些时间。”
根据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近日在记者会上公布的数字，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国既是美国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美国汽车、飞机等机电产品重要的海外市场。
“中美在经贸上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已不可能说断就断，这和军事威胁论有着本质的不同。军事领域的交集很少很少，但经济领域的交集却几乎无处不在。”薛海培说。
虽然罗尔斯公司在美投资的首个风电项目就因为“蒙冤”而遭遇夭折，但吴佳梁也未对美国市场完全失去信心，“我们选择去打官司，是基于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和对其法治的认同，我们仍相信美国是个法治的社会，能给我们一个公平的交代”。
罗尔斯公司原本想将位于俄勒冈州黄油湾风场的风电项目建成一个样板工程，并将风电作为公司未来在美投资的重点领域，但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纸禁令，不仅公司已经投下上千万美元建设费用的样板工程无疾而终，其未来的投资方向也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
罗尔斯公司是中国三一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在美从事风电业务的投资与建设。它不是近段时间唯一受伤的在美中资公司。华为、中兴等数家公司接连被美国政府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进行调查，投资和经营活动严重受阻。
中资公司在美连连“中枪”的同时，“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大选之年再度甚嚣尘上。从奥巴马和罗姆尼这两位下届总统的候选人，到屡屡对中国企业出手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再到不时对中国进行攻讦的一些右派政客，“中国威胁”这张牌总会在一些敏感且紧要的时机打出。
“一定得由中国来负些责任”
“不论是华为、中兴还是三一，这些企业表现出来的竞争力已经对美国企业产生了某种威胁。这是美国政府要出手遏制和打压的原因，它要借此达到限制中国国家竞争力的目的。”罗尔斯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三一集团副总经理吴佳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指出，美国方面近期屡屡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挠一些中资企业在美进行投资和贸易，并非仅针对这些企业本身，而是针对中国整体，“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分什么民企、国企”。
美国国会和政府方面可以肆意而为，和美国《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的先天性缺陷不无关联。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会长薛海培逐条查阅了这项由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签署的法案，发现里面对外资的资产保护一个字都没有提。
“这就有点不太好让人理解了。因为美国宪法严格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美国在依法保护私有财产方面也做得相当到位。”薛海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08年时，他曾任奥巴马竞选团队亚裔事务顾问。
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这一连串动作同时发生的，是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两位总统候选人连连发出指责中国的声音。
虽然于北京时间10月23日上午结束的美国大选第三场电视辩论、也是终极辩论中，奥巴马和罗姆尼在涉华议题上的态度较之此前有所缓和，都认为中国是潜在的合作伙伴，但强硬的声音仍依稀可闻。罗姆尼依然坚持，要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
约一个月前，在美国大选最重要的“摇摆州”之一的俄亥俄州，为争夺选票，奥巴马和罗姆尼都发出了大选过程中最强硬最刺耳的对华喊话：罗姆尼声言一旦当选，第一时间便将中国列为货币操控国；奥巴马则称，本届政府于2009年向中国轮胎施加了进口关税，拯救了1000个就业岗位。
奥巴马和罗姆尼的表现应验了稍早前美国杂志《福布斯》的预测：在历来是大选是非之地的俄亥俄州，有一件事将是很确定的：反华言论越来越多。
和以往大选过程中对华指责多集中在民主和人权等领域明显不同，这一回，两位候选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似乎只想得起来经济议题，而且，只要是美国经济出了问题，那一定得由中国来负些责任。
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叫嚷在大选之年又变得刺耳起来。只不过，如今的威胁论调中，“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被叫得格外响亮。在吴佳梁看来，这其中除了有大选之年的政治考量和美国经济仍不见起色的现实原因外，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让美国有些不适应。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目前是世界第二，美国是世界第一。美国人会觉得，第二是最有可能挑战第一的。”吴佳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威胁”20年
“中国威胁论”自上世纪90年代被西方炒热后，迄今的20多年里，论调时高时低，却从不曾停息。
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首次提出“中国威胁”的说法。
“冷战”结束后，1992年9月，时任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他在文中发难，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此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和西方世界逐渐扩散开来。
关于“中国威胁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上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西方所渲染的“红色威胁”应是最早的“中国威胁论”论调。但由于当时中国实力所限，并没有被西方学者和舆论所普遍认同。
自“冷战”结束至今的20年余里，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一共掀起了四轮大范围的波澜，三次都发生在上世纪。第一次是在1992～1993年间，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了意识形态领域最大的攻击靶子，由芒罗的文章开始，“中国威胁论”一时间风靡太平洋东岸。美国学者哈克特将中国描述成为“苏联之后的一个新的邪恶帝国”的言论受到吹捧。第二次是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发生后美国掀起的对华政策大辩论，芒罗这次依然是主角，他和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伯恩斯坦所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是大辩论的“扛鼎之作”。
第三次是在1998年至1999年“李文和案件”爆发后，由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出笼而引发的反华声浪。
新千年后的十来年里，随着中美经贸合作的深入和人文交流的增加，“中国威胁论”的调门降低了很多，只是在大选中政客和媒体会时而提高调门，但美国学者和普通民众中再未出现过于集中的大声浪。
调门虽然降低，但论调的形态呈现出多样化趋势，除了“军事威胁”的声音继续叫响外，“经济威胁”“能源威胁”和“科技威胁”轮番或联袂出场，一改上世纪以渲染意识形态对立为主的基调，“中国经济威胁论”渐渐成为主导。
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海油）考虑对美国同业对手优尼科公司进行并购，也曾引发美国关于中国经济威胁的一阵持续时间不短的躁动。 中海油有意并购优尼科的消息公布后，41名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联名致函小布什政府，要求财政部就此案展开调查，看优尼科公司的技术和资产转移是否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15年前，当日本公司大规模买进美国公司的时候，我是那些站出来劝美国人不要惊慌的人。也许你期望我现在用同样的话语来说明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差不多。但是，事实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挑战远比当年来自日本的要严重的多。”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当时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的一段话。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不同于当年的日本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挥霍金钱，中国人比日本人精明，中国公司可以向全球领域进军；另外，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在于，中国的竞购或者收购都是以作为美国潜在竞争对手的商业行为出现的。
美国阻挠中国企业，主要有“三大法宝”。一是专利范畴的“337调查”，2002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遭遇美国“337调查”案件数量最多的国家。二是以“公平贸易”名义对中国企业实施“双反”措施，这类措施主要针对光伏等高科技企业。
最后，就是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抵制中国企业进一步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经济威胁论”以各种形式或隐或现，与“中国威胁论”伴生的“中国责任论”也逐步凸现出来。
2007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交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充分负责的国家，必须努力“像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那样行事，履行其承诺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促进为其成功提供条件的国际体系”。
2009年底曾风靡一时的美国电影《2012》中，美国将挽救世界的责任交给中国，“中国责任论”被艺术化地进行了一次放大。
“经济威胁”的论调成为主导声音的同时，“军事威胁”的论调并未消散。自2000年起，美国仿照冷战时期发布的年度苏联军力报告，每年都撰写和公布《中国军力年度报告》，明显是将中国视为苏联之后的最大竞争对手。
美籍华裔薛海培还注意到一个变化，意识形态色彩比较强的“中国威胁论”过去多限于美国右派以及一些反共势力的小圈子里，现在的“中国威胁论”则已经潜入美国民众的意识里，他们开始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心和忧虑，因为这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他们最日常的生活，尽管未必都是不利影响。
不过，和右派政客不一样，美国普通民众一般不认同对中国进行遏制，他们希望美国政府做一些防范和制衡，不希望中国崛起得太快，变得过强。
“他们的心态是，为防下雨，雨伞要带着，尽管不一定就能用上。”薛海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美国资深外交家，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任首席翻译的傅立民指出，美国自1880年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以来，约140年来一直保持这一地位，但很多人认为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内取代这一地位。
“美国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问题’，这其实是美国自身的综合竞争力问题。”傅立民说。
经济领域的交集几乎无处不在
在纽约的华尔街，薛海培听到美国人谈论的话题都是中美合作，很少听人提“中国威胁论”，而在华盛顿的国会山，情形恰好相反，他听到的各种声音里头，对华贸易制裁要比两国加强合作多得多。
这样“分裂”的情形同样也出现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
上月，奥巴马和罗姆尼在俄亥俄州为争夺选票都加重了对中国的抨击时，该州下辖的托莱多市的市长贝尔正和150名在美的中国公司高管们一起聚会，借机说服他们在当地多进行投资。
贝尔在会后对媒体抱怨说：“选举真的在妨碍我们。受到邀请的中国人向我提问，‘为什么你们批评我们？’‘为什么我们突然成了大问题？”’
托莱多市正面临庞大的预算赤字。贝尔已经说服两名中国投资者在托莱多买下一片土地，进行两亿美元的房地产开发。
如今，美国州长、市长等地方官员每年来华的人数和频次都在增加，美国的很多州长、市长都和贝尔一样，铺好了红地毯，希望更多的中国投资者到来，但联邦政府和国会议员却不时将障碍物向红地毯。
薛海培将上述反差巨大的情形称之为美国社会在对华关系上的“精神分裂”。他一方面担心，中美本世纪以来在加强政治信任上的举步维艰会越来越跟不上经贸合作的步伐，导致双方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的鸿沟越拉越大也越难填平。另一方面，他也乐观地期待着未来“中美都能往前一步，那样天空就很晴朗”。
“在加强政治信任上，因为美国从经济到法律等各方面环境，都已经相对更成熟了，变化的空间并不大，而中国其实掌握着更大的主动权，有更多改变的空间，除了在经济上进一步和国际接轨外，法律、文化等方面也要逐步跟上。”薛海培说，“中国要往前走得快一些，美国的心态也别那么着急，要多给中国些时间。”
根据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近日在记者会上公布的数字，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国既是美国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美国汽车、飞机等机电产品重要的海外市场。
“中美在经贸上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已不可能说断就断，这和军事威胁论有着本质的不同。军事领域的交集很少很少，但经济领域的交集却几乎无处不在。”薛海培说。
虽然罗尔斯公司在美投资的首个风电项目就因为“蒙冤”而遭遇夭折，但吴佳梁也未对美国市场完全失去信心，“我们选择去打官司，是基于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和对其法治的认同，我们仍相信美国是个法治的社会，能给我们一个公平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