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蒋介石传记，发现蒋介石似乎有一种“教育情结”。从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就特别喜欢人们叫他“蒋校长”“校长”。正是出于对黄埔军校时期“光荣历史”的亲身感受，蒋介石对“校长”之名终身受用，最喜欢在各个大学兼任校长。
　　国立中央大学成立于1928年5月16日，是民国时期当仁不让的“第一学府”，别说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是后来合并的“西南联大”也有所不及。1948年普林斯顿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位列亚洲第一。基于此，中央大学的校长人选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8月，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内，先后有朱家骅、任鸿隽、桂崇基、刘光华、段锡朋、李四光等数人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代校长。直至1932年8月26日罗家伦被任命为校长，中央大学的易长风波才宣告平息。
　　從1932到1941年，罗家伦一直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正是在他手里，中央大学发展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系科最完备的综合性大学。1941年8月，罗家伦受命奔赴云南和远征军出国作战因而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罗家伦辞职后，蒋介石任命原北大教务主任顾孟余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由于顾孟余在教育理念上与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存在严重分歧，所以很快挂印而去。顾孟余辞职后，陈立夫最初想调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当校长，被中央大学的师生集体反对，接着又想自己兼任校长，学生们听后闹得更凶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找蒋介石求救。但是，让陈立夫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居然提出，由自己亲自兼任中央大学校长。据陈立夫在《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中披露：“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二月，有一个晚上，蒋委员长把我找去了。饭后，他说：‘所有军事学校都是我兼校长，现在所有的大学我来兼校长好不好？’我说：‘军事学校和文学校不同，军事学校是重绝对服从的，所以比较容易管，而文学校则不是那么简单，委员长如果兼各校校长恐怕有困难，我看与其兼大学校长，还不如来兼教育部长，委员长如果担任部长，我来做次长好了。’因为我不赞成增加他的麻烦，所以这样说，他后来就想了一想，说道：‘那么我先试一个学校好不好？’我不好意思不同意他试，于是就答允了他，以中央大学给他试，他就做了中央大学的校长。”
　　蒋介石当时是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三军统帅，还兼着行政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航空委员会委员长甚至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那他为什么还要当大学校长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历来尊师重道。师生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最神圣、最体面、最牢固也最持久的一种关系。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当大学校长，除了可以标榜自己对知识文化的尊崇外，更重要的在于当校长会有一大堆的“门生故旧”，是笼络人才、收买人心的最好办法。
　　1943年5月，蒋介石正式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蒋介石只在保定及日本读过军校，没有上过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对教育基本上是个“门外汉”，好在他有自知之明，另调朱经农、胡焕庸、郭廷以等人分任教育长、教务长、训导长，他本人基本不过问教学上的事，学校实际教务由教育长朱经农负责。
　　1944年8月，蒋介石正式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由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继任中央大学校长，即便如此，他仍不忘再为自己弄一顶“名誉校长”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