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王的美国好声音
　　如若《哈利·波特》有着一个关于现代音乐秘密的版本，那么孟菲斯毫无疑问将是这一集的魂器，定义现代音乐样貌的蓝调和摇滚全藏在这座城里了。大街上看似安静无奇，可只要布鲁斯吉他琴弦一颤，猫王的著名臀部一扭，无与伦比的美国好声音就影响了整个世界。
　　南方火车站，清晨六点半，天色微明。我拖着行李，划过蓝调吉他琴弦般的大街，经过射向马丁·路德·金那颗罪恶子弹的窗前，伫立在Downtown中央广场的埃尔维斯塑像脚下。
　　他左手持琴、膝盖微倾，双眼望向对街的欧菲姆（Orpheum）剧院，滚动的电子广告牌上预告着最伟大的孟菲斯之声——《百万美元四重唱》（Million Dollar Quartet）。那是猫王和他牛逼的小伙伴们——杰瑞米·李·刘易斯、约翰尼·卡什、卡尔·帕金斯——于1956年底合作打造的黄金专辑，如今音乐剧版本首次在家乡的老剧院上演。
　　他背对成就孟菲斯传奇的Beale 大街，W·C·Handy在此写出第一份发行的布鲁斯曲谱，南方第一位黑人百万富翁Robert R·Church发迹于此，格兰特将军内战时在这里设立联邦军司令部，艾森豪威尔造访过大街多次，马丁·路德·金遇刺前组织游行过这一街区。更血脉相承的是，这就是蓝调的老家，布鲁斯之父Hardy、摇滚之王埃尔维斯、布鲁斯、布鲁斯之王B·B·King的发家之地。
　　不远处的联合大道706号，是被美誉为“摇滚零公里”的太阳录音室。这个由录音工程师萨姆·菲利普斯创建于1950年的三流唱片公司，确实是太多世界级歌手的声音初次变为唱盘之处，也确实算得上一次改变现代音乐发展史的屌丝伟大逆袭，可把猫王的发迹史浓缩成一两次意外“事故”，就纯属出自厉害向导的巧舌了。
　　“1954年1月，19岁的卡车送货员埃尔维斯，花4美元来这里为妈妈的生日录首歌，不久后，棚里的乐队跟他玩了起来，彼此说笑着，埃尔维斯突然以布鲁斯的腔调唱起《没关系，妈妈》，贝斯和吉他迅速以乡村乐的方式瞎配，正在捣鼓设备的老板萨姆惊呆了，立即录了下来……摇滚乐诞生了！现在，这位朋友，你正好踩在猫王手持麦克风站立的位置。”
　　事实上，给妈妈录生日歌和被萨姆电召去“录首歌试试看”之间，隔了半年之久。埃尔维斯原先是想唱首乡村歌曲，却笨拙地不着调，又过去几天后，才录下了这首《没关系，妈妈》。而且这只是一张全国排名前40位的电台都没兴趣播出的“土得掉渣唱片”，在孟菲斯地区的走红，也还是得感谢萨姆撕破面子地求爷爷告奶奶。
　　发达后的埃尔维斯，在远郊重金购置了著名的优雅园，去世后，前妻普莉希拉聘请策划公司，将其打理为故居博物馆，以每年60万的访问量，成为全美参观人数仅次于白宫的私宅。参观队伍抵达墓园前的最后一间演出服陈列屋时，大屏幕上适时播出最为熟悉的《温柔爱我》（Love Me Tender），那是已然臃肿起来的猫王在拉斯维加斯的个唱，“温柔爱我，真心爱我，我的美梦已成真。”


　　Let’s Rock
　　Beale Street Music Festival （比尔大街音乐节）将于2014年5月份举办。
　　朋克保佑女王
　　不管你把这个国家赞誉成Cool Britain还是奚落成Gay Britain，它的首都伦敦自始至终都是无法撼动的世界摇滚文化中心。裹挟着愤怒的青少年骚乱，一轮轮新声音从这里吼出，一波波时尚潮流从这儿涌动。


　　或许你不愿意承认，但正是伦敦那些最可怕的物种——时不时就来场大骚乱的无法无天青少年，保持着这座摇滚之都的新鲜血液。纪录片《伦敦，现代巴比伦》，开头伴着朋克先驱The Clash的名曲《伦敦在召唤》，剪入从历年城市暴乱的画面，结尾又将一只猩猩丢在剪辑室里大搞破坏，导演既想自辩这是一部自在而失控的纪录片，也想传达一种描述伦敦城市史的无力感，不过正是这些失控的移民和骚乱，组建了一座五颜六色五味杂陈的现代巴比伦，也成为全世界流行音乐最潮最酷的策源工厂。
　　潮流总在迅速变迁，不必等英伦摇滚的孩子去学习新的玩意儿，上世纪末即将被网络吞噬的唱片业，已经为他们安排好吸引眼球的擂台。1960年代，大不列颠不是有着两支良性竞争的乐队吗？披头士和滚石，直到今天还在吸引着各种从幼齿到耄耋的乐迷。1990年代，唱片业相中了Oasis和Blur。不必强求这些个性张扬的青年合作，他们自然而然会掉进媒体和唱片业包装的陷阱。Oasis与Blur，从此成了不共戴天的曼彻斯特工人阶级和伦敦中产白领群族。于是，几百年来就格外看重阶层意识的英国人，就也头脑简单地跟着两支乐队，分成势不两立的两个阵营，如同英超每次伦敦德比前剑拔弩张的过瘾气息。
　　对抗经常也成为国与国之间的游戏。摇滚乐就像一个巨大的钟摆，始终摇摆于英美之间。1993年4月 《Select》 杂志以Suede主唱Brett Anderson作为封面人物，背景是英国国旗，标题写着“回去吧美国佬！（Yanks go home！）”。Blur、Lush、Suede、Elastica、Menswear镇守北伦敦Camden Town，Placebo、Coldplay、Razorlight捍卫西区，RadioHead、Supergrass守护着牛津，共同夺回被西雅图Grunge抢走的摇滚一哥地位。叛逆青年在成熟，时尚中心在漂移。1997年，曾经在街头骂着政府的工人阶级英雄诺尔，衣冠楚楚地走进唐宁街10号，与当选首相的布莱尔大侃政策和音乐。罗比·威廉姆斯、辣妹、S7等流行偶像纷纷出炉，刚打进圆月弯刀球的小贝认识了维多利亚，音乐和时尚的面貌彻底改变。 　　新世纪依然不断涌出的新鲜乐队，再没了伦敦甚至英伦摇滚的明显标签。但老去的少年和有心的艺术家，始终牢记着性手枪乐队曾奚落女王的泰晤士河游船，并将曾作为摇滚乐地标的Carnaby街升级为一座“街头博物馆”。更集大成的，当然是2012年盛夏的伦敦碗，丹尼·博伊尔带着浓浓的情怀，将奥运开闭幕式彻底打造成两场英伦摇滚音乐节。
　　Let’s Rock
　　2014年夏天，伦敦奥林匹克公园将举行一系列大型音乐会，其中包含无线音乐节和硬石音乐节。2014年7月，Lovebox音乐节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
　　时髦的酸菜摇滚
　　KRAFTWERK、NEU！、Die Toten Hosen，这些改变音乐史的德国乐队，均来自最早完成产业化升级的杜塞尔多夫，他们冰冷的电子摇滚，让Krautrock（德式摇滚）从此有了带着科技反思气息的时髦味道。


　　杜塞尔多夫有足够的财富资格买梦，就如同德国有看似足够的义务替欧债危机买单。市政厅前荧光屏上的数字在不断滚动增长，连续6年XX天XX小时，城市债务为零。城市如同公司，负债本是运转正常的标示，可全德境内也就仅有德累斯顿和杜塞尔多夫能做到零债务。得益于早年鲁尔工业区创造的经济腾飞奇迹，这座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首府早早完成了最先进的现代化建设，从莱茵河畔旧货运码头到theodor heuss brucke桥，在1960年代曾被污染殆尽。1995年，连接机场和城区的B1高速被埋入地下，重新获得河岸的城市，更将步行系统一直反攻，东至海涅大街，西到Niderkassel富人区，之前河边拥塞的公路也全数成为地下交通系统，环境也跟着胜利了。
　　同样得益于工业奇迹的本地乐队也胜利了。1960年代，英伦摇滚席卷全球时，一切跟风的德国乐队曾被羞辱作“Krautrock”，“Kraut”的本意是著名的德式酸菜。战后思维前卫的青年没人愿意被叫做“酸菜”，他们纷纷做起独具特色的电子摇滚。其中，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发电厂（KRAFTWERK）和NEU！分别在1970年和1972年发行颇具影响力的专辑，几乎完全抛弃传统乐器而选择电子合成器的风格，让来自现代工业城市的冰冷节拍深入人心。1970年代的迪斯科文化、1980年代的Hip-Hop、1990年代的Techno接踵而来，彻底改变着大众娱乐文化。曾经骄傲的英美摇滚乐手将发电厂奉为神明，曾经避之不及的“Kraut”标签，被后来的大批德国乐队重新自豪地贴了回来。后知后觉的华语乐坛，直至周启生在1989年将发电厂名曲《The Model》直接改为粤语“卡拉OK”一番后，才渐渐跟着电气化起来。
　　一个炎夏之夜，我跟如今在当地做风控的高中同学重逢。老城区的Stone im Ratinger Hof俱乐部里，被称为“发电厂2.0”的年轻乐队Stabil Elite正用心营造着空灵并同样冰冷的音色。然而过去的新浪潮早被拍死在了沙滩上，这座城市都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升级，我和同学以及台上的乐队，成了舞池中最年轻的身影，其他中老年观众宛若发电工厂劳模，举着啤酒瓶，缅怀重工业时代的荣光。
　　Let’s Rock
　　每年的六七月在杜塞尔多夫会举行盛大的德国爵士音乐节（German jazz festival）。
　　草莓地以后
　　纽约文艺生活已是如此丰富，可重要演出却照样场场爆满，不提前预订的话，只能挨二手票务网上的黄牛宰割。
　　从Penn火车站钻到地面后，大苹果给我打的第一个见面招呼，是街面上Sigur Rós的演出海报。于是，搁下行李后，我终能以40美元的正常价格，坐在纽约尼克斯队主场的最上面，遥遥眺望这支冰岛后摇乐队。反正要在这呆上半个月，不如立即反客为主，穿上跑鞋成为纽约客，坐地铁到中央公园跑上几公里。《阿甘正传》里那个可爱的傻子被拖到电视台节目中，与一个很酷的英国名流对谈，“你说他们中国人没有宗教？各位，Imagine no religion。”随后，黑白画面伴着阿甘的画外音：“几年后，这个英国好小伙在纽约被毫无缘由地枪杀了。”众所周知，这个英国人是历史上的头牌摇滚巨星约翰·列侬。跑到中央公园西路与72街交界处时，我也恢复了游客本性，掏出手机拍下这片“草莓地”上永恒纪念列侬的这个单词“Imagine”。
　　傍晚，溜达到朋克音乐诞生地——东村CBGB酒吧旧址的我，被曾在广州三跺脚乐队担任吹奏乐手的亚当接上。这个钟爱雷鬼的家伙，如今已是哥伦比亚大学音乐人类学的博士生。从切尔西到格林威治村，亚当老师指给我好些民谣运动地标，却被我在一家音乐酒吧的几轮酒后忘得一干二净。
　　之后，我在上西区的Beacon剧院连看了两位大明星现场，布鲁斯摇滚传奇Ben Harper以及黑暗哥特王子Nick Cave。55岁的Nick在舞台上又是飞踢又是跳水，却也顺便将新歌《希格斯玻色子布鲁斯》（Higgs Boson Blues）插入心脏—— “清洁女工对着拖把啜泣，旅馆侍者蹦蹦跳跳，枪声惊醒心灵，每个人都听着希格斯玻色子布鲁斯流血。”几个月后，预言了这种新粒子的两位科学家荣获了201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纽约的最后一晚，我来到东村的Webster俱乐部。乐迷都已迈入中年，一起安静地等待着舞台上The Breeders乐队那颗著名的“加农炮弹”（Cannonball）出膛，那是曾经电视里每15分钟一次的MTV形象广告配乐。舞台上的乐手已成为三个老娘们，“来吧，让我们再躁一次。”
　　Let’s Rock
　　大名鼎鼎的“地下丝绒”就在里斯本纳德大街（Lispenard Street）的一间阁楼里排练。
　　逝去的Grunge风景 　　柯特·科本射向自己的子弹，崩了刚迈入主流的Grunge运动和所谓的X世代，也崩了摇滚历史上最后一次成规模的文化流派。如今，西雅图依旧摇滚，只是不再是邋遢的格子衫、满地的啤酒瓶、愤怒的舞台砸琴，而成为彻底多样化的一副音乐拼图。


　　1993年12月，小我一岁的西雅图12岁少年Mike，拿到一张免费的演出票，由Nirvana乐迷俱乐部操办的新年演出。Mike投入享受着人生中的第一个摇滚现场，很遗憾，这也是Nirvana在故乡西雅图的最后一次亮相。翻过年后的3月，沉溺于可卡因而无法自拔的主唱柯特·科本，在华盛顿湖大道151号屋里开枪崩了自己，也崩了急速冲入主流的Grunge运动和所谓的X世代。
　　近20年后，我来到了这座心中曾经的音乐和青年文化圣地，住到了Mike位于Capital Hill的老平房中。由于经常收留我这样的沙发客，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他也从不锁上住所的门，任凭我们把这里当免费寄存处和公共厨房。只有周末，才将他重新拉回音乐现场，与从小到大穿着格子衫搞摇滚、玩极限、编程序的哥们一道，狂饮最便宜的啤酒，恣意地任凭F开头的著名动词从文质彬彬的眼镜后迸出。
　　体验音乐项目（EMP）是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打造的西雅图漂亮地标，横亘于高度地标“针塔”脚下。这是一座以摇滚乐和电玩游戏为展品的博物馆，常驻主角是西雅图另一位音乐英雄，与科本同样死在27岁的世界吉他第一大师吉米·亨德里克斯，虽说在英国成名的吉米大部分时间都没呆在家乡，博物馆却把他的大部分书信、照片、唱片、小样、录像等文献认真囊入，甚至包括那把被他在1967年蒙特利音乐节现场点燃并砸碎的芬达吉他残骸。
　　被科本砸碎的名琴也不少，只是在不出名时，他经常得接受冲动的惩罚，自己动手修理，而成名后，有时竟然是被暖场乐队请求砸碎，以便可以带点碎片回去给女友或小孩做纪念。博物馆当然也收容了这些高价残骸，与科本、Nirvana、西雅图Grunge运动甚至整个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朋克文化的诸多文献一道，安排进馆内最大的空间，形成一个大型的“Nirvana，将朋克带给大众”展览。推着婴儿车的妈妈、肩扛着儿子的爸爸，是Grunge的“过来人”，他们在互动展品那儿自顾自戴上耳机，回到骚动的青春，孩子也时不时冒出一句：“那家伙真酷。”
　　一个晚上，我赶上了一场名为Rock Lottery 5的精彩演出。5支本地音乐人临时搭配组建的新乐队陆续登台，流行朋克、布鲁斯硬摇、Trip Hop、后朋、实验电音、金属说唱、融合爵士……主持人模拟着黑色金属的嗓音咆哮：“忘记Grunge吧，这城市早该有点新的狠东西了。”
　　Let’s Rock
　　Bumbershoot西雅图音乐&艺术节将于2014年9月举办，这是北美地区最大的都市艺术节。
　　在独立大街听懂土耳其
　　在费斯·阿金的音乐纪录片《仙乐飘飘欧亚桥》中，透过拜访者、德国音乐家哈克（工业噪音乐队EN贝斯手）视角，说出伊斯坦布尔的秘密，“音乐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人们通过贝伊奥卢了解伊斯坦布尔，而将耳朵展开的地方又是Istiklal Cad（独立大街）。”


　　黄昏时分，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的徐徐微风，这是最适合民间音乐人出来炫耀的时候。突厥人的Darbuka手鼓、库尔德民歌的幽怨、巴尔干吉普赛人的热闹、安第斯山印第安人的长啸，虽然90年前的凯末尔努力打造现代土耳其这样一个单民族国家，为此甚至和希腊进行颠沛流离的人口交换，虽然政府长期禁止库尔德语广播的电台，但是音乐显然在顽强地冲破着政治、宗教和民族的樊篱，生生不息。
　　六个小伙在法国领事馆对面摆开了阵型，各类手鼓和锣镲伴随着一把音质极好的六弦鲁特琴，一道奏响富含阿拉伯元素的arabesk风格舞曲。沿叮铛车轨道往西南方向前行，鲜花长廊一侧的法西尔音乐已经将远方宣礼塔传来的晚祷声淹没，古筝般的齐特琴、追魂的Darbuka鼓、大提琴和吉他构成颇具融合趣味的声场，100多年前豪华的东方快车也在这条街道这个长廊放慢脚步，将西欧的达官贵人和功成名就的音乐大师送达东方，体验交融的乐趣。作为猎奇旁观者的我，早在塔克西姆广场，就体验了这番融合趣味。露天舞台上，大妈级流行歌手肆意地呻吟着与麦克风亲热，用标准的英文鼓动现场观众用无形的手抚摸她。台下穆斯林姑娘也大方地看着，在每曲结束就大声叫好，被黑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年轻姑娘，听着台上性启示般的召唤，害羞地转过身笑了起来，然后将黑纱裹得更紧，跟着男人慢步离开。
　　不要以为街头音乐人是一个多么浪漫的职业，“只有睡过路边，才知道石头的坚硬，”独立大街的艺人如是说。夜晚的独立大街流光溢彩，希腊的皮条客、俄罗斯的小姐、卖假文物的商贩，各自井然有序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来自东部安纳托尼亚的学生、打工的库尔德人，甚至于远自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也纷纷抄起自己的家伙，唱起自己家乡的歌，身前是一个个等待着小额奖赏的盒子，身后是满墙的演出海报。墙上的名字既有U2、Faith、Metallica、Gotan Project等如雷贯耳的国外大牌，也有Mercan Dede、Baba Zula、Replikas、Ceza这样在当地闯出名堂的本土货。
　　最热闹的当然是吉普赛人的音乐，土耳其人也承认“听他们的音乐是坐不住的”。从独立大街中段开始，就有这么一群来自巴尔干的音乐家，吹着单簧管和小号、拉着手风琴、举着啤酒边走边唱，吸引了大群没什么急事的路人加入狂舞。一路舞过二手书店、耍弄杂技的冰淇淋师傅、清真寺、刚驱散了反对派抗议人群的荷枪实弹警察……一直跳到700年历史的加拉太塔脚下。 　　夜深了，音乐和觥筹的喧嚣，已被洒水车冲刷殆尽，电影院前一个寂寞的中年人拉着鲁特琴，是那首最优美最伤感的黑海情歌《Ben Seni Sevdugumi》（我那样爱你）。广场最高处，红色的星月旗飘扬，一战时达达尼尔海峡死了25万人，一个晴夜里，月亮星星出现在鲜血染成的海面倒影里，国旗就这么来了。残酷的血色浪漫，不是吗？
　　Let’s Rock
　　伊斯坦布尔国际爵士音乐节将于2014年7月上旬举办，这是国际著名的音乐节之一。
　　音乐与枪火齐狂欢
　　Exit音乐节如今已成为欧洲荷尔蒙最旺盛的摇滚新贵。在战争从未断过的巴尔干土地上，比摇滚更疯狂的，却是来自乡间的婚礼上，吉普赛乐队自始至终地疯狂演奏着，亲朋好友扛着内战后流落的枪械，以射向天际的一梭梭子弹为快乐伴奏。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夜夜笙歌赢来了全球第一夜生活之都的美誉，而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则在酷热的7月，拿出寥寥几天的时间，就用全巴尔干地区最大的Exit音乐节，夺走贝尔格莱德的所有光芒。野兽男孩、性手枪、史诺比狗狗、原始呐喊……来自欧美的不同风格顶级乐队，连续若干年引爆着多瑙河东岸那座偌大彼得罗瓦拉丁古堡的能量。
　　如今摇滚青年们疯狂撞击的这块古堡之域，曾是历史上真正刀光剑影的血与蜜之地。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塞尔维亚人，哈布斯堡王朝夺得土地建起城堡，匈牙利军队炮轰古堡，纳粹占领城市屠杀犹太人，解放后的南斯拉夫游击队报复式清洗所有通敌分子，北约战机对负隅顽抗的塞尔维亚人民军赐予狂轰滥炸……
　　在狂欢的7月之外，诺维萨德和全球所有的大城市一样，总还有着属于躁动青年的地盘。31岁的电脑销售员Mario Tomic就将我带到了一个大麻味飘香的民谣酒吧，自称“在两次战争中幸运活过来”的他，出生于波黑北部塞族共和国的巴尼亚卢卡，1995年内战结束前举家搬到塞尔维亚，跟着不久又赶上了科索沃战争中的北约轰炸机。正当他漫不经心地讲述自家的战争流亡经历时，刚走下舞台的黑山鼓手操着一口标准美语岔了进来，“很不幸，我大伯就被打死在你们波黑。”时常在巴尔干各地婚礼上伴奏的黑山人，继续伴着枪火味，给我介绍各国不同的庆典习俗，“塞尔维亚伴郎们喜欢用手枪朝天开，我们黑山人还藏着不少AK-47，波黑村里则喜欢掏出火箭筒，‘XX维奇，Happy Birthday’，然后轰下一座山头。”
　　对这番超现实婚庆的想象，已然为我搭建起一座癫狂的小剧场，巨大的拆迁推土机翻斗里，电声管乐队不知停歇地吹奏着《银雀》，醉醺醺的新娘老爸，用那大胡渣吻向瘦弱的女婿，手中的冲锋枪打上好几梭子“伴奏弹”。然而，在巴尔干游荡了两个月，我始终没能让这座小剧场在眼前落实。是这片土地上的人，被内战打傻后的臆想吧？
　　某日午后，我正在郊外一座酒窖浅醉，外面突然传来清脆的枪声。我终于赶上了一场典型的巴尔干婚礼！“应该只是发令枪”，酒窖主带着好奇的我冲到市政厅前，在吉普赛乐队的伴奏下，新人和亲属扭着舞步跳跃而出，我却依然没能等到一梭梭子弹射向天际的风俗奇观。撒进小号里的百元第纳尔，又被吹向空中，狂欢的队伍渐行渐远，清脆的枪声又鸣响于巴尔干天际。
　　Let’s Rock
　　2014年诺维萨德Exit音乐节将在7月中旬举办，传统和现代音乐在彼特罗瓦拉丁城堡绕梁数天。
　　极端金属的最后地盘
　　不要以为极端金属就是堕落的污秽之物。这些乐手们，有的就是平日里演奏西贝柳斯的交响乐团成员。
　　芬兰人是地球上最沉默的种族，以前，他们将大部分时间用于钓鱼觅食，两个男人来到冰冻的湖边，放下鱼饵后，沉默的一天就过去了，久而久之，他们几乎用短信、Linux甚至眼神彻底替代了语言功能。
　　那么，白天没说的话，就憋到夜里嘶吼出来吧。
　　“鬼门关传来远古的回声，尸骨与碎甲，被弃的神。”战士传说乐队（Battlelore）以交响诗般的弦乐铺底，然后让鼓槌狠命砸下，像战场上坚毅赴死的先锋队伍。飘渺的仙音女声描述着断壁残垣、涂炭生灵，带着血丝的男低音吼了出来，亢奋地闻着焦土、舔舐血浆。
　　这是沉默的赫尔辛基每个夜晚都将愤怒爆发的金属狂潮。随意翻阅当地的《Timeout》或上演出票务网一看，全是一幅幅铺着森林迷雾背景的海报，前景中往往是凶神恶煞的妖魔和丰韵妖娆的仙女。这种画面无时无刻不提醒人，你已迈入斯堪的纳维亚北国极端金属之森林。半岛上三个极其发达国家的金属响声还各不一样，甚至有意区分彼此，标榜金属乐的民族性。挪威热衷向撒旦献祭的黑金属，瑞典倾向拿人性作抵押的死亡金属，而芬兰则虚构着史诗性的旋律金属。与自然顽抗的彪悍先祖、相对欧洲本土蛮荒得多的历史、高福利社会下闲着没事需要挥霍荷尔蒙的青年，在1980年代开始，共同造就了北欧极端金属兴盛的景象。
　　夜愿（Nightwish）、悲怆之泪（Eternal Tears of Sorrow）、无定形物（Amorphis）等乐队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可谓真正激励了一代人。少年们纷纷购置乐器，在父母的车库里操练起来，只要有机会离开学校，就抓紧时间蓄满长发、打起铁钉、绘满文身、研读古诗。这种“铁钉人”并不仅是摇滚现场的独有风景，大街上、超市里，随处可见这样的哥特视觉系青年。真难想象他们如果乘飞机，安检程序是该有多麻烦。
　　周末来一两场赫尔辛基的夜晚大餐，应该是防寒保暖的好事。懂了事的中年人，在歌剧院排队看西贝柳斯的交响诗《芬兰颂》；看完好莱坞大片的年轻人，会扎进隔壁的PKRL现场酒吧。乐队还没登场，就有二逼青年靠着舞台，在激流金属的背景声中飙起空气吉他，随鼓击的双踩节奏，将长发不停歇地砸向他人。即便这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可这样的周末现场还是吸引来一小撮暂居于此的巴西、墨西哥、法国和西班牙文艺青年，身在客场也不能怂，我也狠命地冲入人群，疯狂POGO，挥汗如雨，撞翻在地后又立马原地满血复活。直至第二早，才乐极生悲地发现眼镜报销。


　　Let’s Rock
　　每年的七八月是赫尔辛基的音乐季，爵士乐Espa、Tuska重金属音乐节、Ankkarock户外摇滚节、万塔国际巴洛克音乐节、Koneisto电子音乐节和Viapori爵士音乐节接踵而来。
　　终结摇滚的电动灵魂
　　重型摇滚结束了吗？或许正如金属班霸Metallica那首歌所指，《Sad but True》（伤感但真实）。
　　作为欧陆最大型的电子音乐盛会，20岁的Sónar如今已把自己定位为“国际前卫音乐和新媒体艺术节”。它既是巴塞罗那青年文化的标志性品牌，于每年6月的第三个周末以日间场（Sónar by Day）和夜间场（Sónar by Night）两部分组成，又从2002年开始走出西班牙，每年轮流在全球多个城市设立分站，当然最重头的部分一定在巴塞罗那的主场。
　　俱乐部的体量当然不够容纳近十万派对动物，日间场也就用上了市中心当代艺术博物馆（MACBA）和隔壁的当代文化中心（CCCB）。扮相奇特的潮男潮女自然是光天化日下的绝对主角，满身洞眼的大胡子白人和五大三粗却装扮成春丽的黑人大哥争奇斗艳，力图让自己成为全场最刺眼的金刚芭比；美女们或架在男友脖子上，或放在超市大推车里，来来回回，谋杀菲林的同时，也警告着：“我可以骚，你不可扰，要不老娘背后的壮汉可不认人。”
　　日间场最爽的部分，却是在两家艺术中心之外的天使大教堂，法国DJ Plapla Pinky在神圣之域用上了最符合氛围的管风琴效果，在状态达到高潮时，大功率音箱发出刺破云霄的啸叫，让第一排观众纷纷做出下跪祷告的虔诚姿态。在这个天主教国家，就连教堂都要与时俱进，让上帝开大电音带人类一起雀跃。
　　夜间场的Sónar，安排在城郊的Fira Gran Via会展中心。电音文化本就属于深夜，因此只有夜间场才是各路大牌云集之处。展厅门口在合法范围内售卖麻醉品，靓女俊男、养眼拉拉、恩爱同志出双入对地跳着，让孤独的人必然是可耻。还好有隐藏在无穷立方体里的神奇电音天才Amon Tobin-Isam，用他能将人吹飞的重型低音驱赶着寂寞，时不时地又从其置身的外太空立体飞船探出个脑袋，一道分享寂寞。
　　在瓦伦西亚读书的阿斯玛，就在这时走了过来，“哥们，你从哪来？要喝一杯吗？我们请客。”在现场，你所要警惕的，只是上前叫你来一颗（摇头丸）的“生意人”。我这个闷骚的人来疯，总算与阿斯玛和他的朋友们疯狂地跳了起来，直至当夜最为大牌的Fatboy Slim登场，这个英国首席DJ让近千平的广场，达到了人口密度的峰值，大汗淋漓，长夜漫漫。
　　结束时分，Fatboy Slim从DJ台上，将如雾的光影抛向开始微亮的巴塞罗那天际。疲惫的青春身躯，一具具地睡倒在开往终点站西班牙广场的列车车厢里，直至到站时，能睡死过去的一大半都不得不由挣扎着醒来的那部分去唤醒。


　　Let’s Rock
　　2014年6月12到14日，欧陆最大型电子乐音乐节Sónar Festival，就是传说中的电音天堂，彻夜不眠。
　　乐与怒
　　上千支来来去去分分合合的乐队，在近百个摇滚现场和污浊空气中从不落幕的音乐节上，挥霍着荷尔蒙里的中国梦。帝都，理应成为亚洲的摇滚文化和精神中心。


　　一个普通的周五夜晚。广渠路麻雀瓦舍，新疆人吴吞弹唱着揶揄某座诺贝尔奖的《一万个名字》；鼓楼将进酒，宁夏乐队“布衣”带着早熟悉他们乐队的观众大声回忆妈妈做的羊肉面；五道营胡同SCHOOL，帝都乐队“南城二哥”抄起三弦、二胡和冲锋枪，嬉笑怒骂讲着“我爸李双江”的小霸王故事；东棉花胡同江湖酒馆，法国吉普赛乐队“大小姐”把大提琴和手风琴都玩High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京城民谣夜，土的、洋的、关于败坏社会的重口味、怀念个人成长的小清新，都能发出好听又奇异的民谣，找到青睐自己的文艺耳朵。
　　再一个普通的周六夜晚。汽车影院里的两个好朋友，玉麟军和战斧等老牌激流金属乐队带着长发党，不知疲惫地抛甩黑发；张自忠路愚公移山的西班牙前卫金属乐队Dark Moor，在撑过一整个白天爆表的PM2.5值后，用尽最后一管血在台上狂奔；蓝旗营22club的穷学生乐队带着学弟学妹围成大圆圈接成长火车；鼓楼东大街的Mao Club，兵马司唱片乐队的又一次狂欢，Carsick Cars奏起著名后朋国歌《中南海》，一把把香烟甩上逼仄的空中。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帝都金属朋克夜，带着儿化音的舞台英语、几乎没了中文的怒吼，闭上眼睛，或许也分不清自己到底置身曼哈顿还是后海。
　　死磕，跟该死的生活死磕，跟操蛋的社会死磕，一直是京城摇滚的穷矮挫标签。20年来，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叛逆青年，纷纷坐着火车硬座，背着破吉他，扎堆住进西北郊的东北旺、树村、霍营的破旧平房，白天睡觉、晚上排练，相互爱上、吵架、打架、分手、离开。不下20部的独立纪录片，已从各种侧面反映过这些看上去很美过起来很糟的青年生活，“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
　　“你为什么选择北京分公司？”毕业时入职的第一家IT公司人事经理曾如此问我。“因为地下音乐实在太丰富了。”可想而知，公司必然不能满足这种与行业无关的要求。而今在帝都的我，却在耳朵审美疲劳后，鲜少出门看现场。不久前的一个晚上，老友把我约到鼓楼东大街的兄弟川菜，一支新成立的乐队刚结束了在对门Temple的演出，认出了我那老友，急忙吞咽完几碗担担面后，去赶末班地铁回大兴了。从陆续散场的酒吧里，走来更多的乐手、经纪人和骨肉皮，甲认识乙，乙又认识丙，于是饭桌越拼越长，看着一箱接一箱的啤酒，我开始纳闷：“今晚这酒单又是谁买呢？”
　　Let’s Rock
　　尽管我们还不知道2014年的北京迷笛音乐节啥时候举办（或者5月或者10月），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鼓楼东大街一直是北京玩摇滚的人最爱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