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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信任研究是社会学中的经典议题，强关系、弱关系理论是一对分析的概念工具。互联网金融实质是以弱关系连接了融资与投资主体。其中，投资主体既有对融资主体多方面数据资料搜集、整理、分析的理性分析与思考，又有类似与闯入自己日常生活圈子的“陌生人”试探性交往的感性判断积累。
一、关于社会信任研究的文献概述
关于信任的社会学研究，最早开始于齐美尔（GeorgSimmel）。齐美尔从信任视角对货币这种制度化象征物做出深刻分析，重点阐释了信任的重要性及社会秩序功能，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是维系社会存在的基础。马克思·韦伯（MaxWeber）则从信任这一重要资本主义伦理视角分析了其对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西方之所以能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因为西方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所遵奉的经济伦理中包含着以勤劳、节约、信任等为核心内容的世俗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他还区分了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认为信任来自家庭和血缘关系，信任保证了婚姻关系的产生和稳定，信任更容易建立。古典社会学家对信任的研究为其后研究起到了奠基础、搭框架、提供概念工具等作用，但存在着过于追求宏观理论的兴趣趋势、忽略了微观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上为单纯的定性研究等
不足。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信任视为约定（交换的一种代表性媒介）的一种结果，而彼得·布劳（PeterBlau）则把信任描述为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两者可谓是对信任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继承和发展。70年代后，社会学对信任的研究逐渐多起来。1979年，卢曼（NiklasLuhmann）出版《信任与权力》一书：他从新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信任属于一种简化机制，通过信任可以降低环境复杂性和系统复杂性。该书提到的“系统信任”以及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类型对于信任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随后，巴伯（BenjaminBarber）提出“合理的不信任”概念和以色列社会学家爱森斯塔德（S.Eisenstadt）在1984年在新书《保护人、被保护人与朋友》中使用“信任结构”的新概念，进一步丰富了该研究的概念工具。此外，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将信任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并用理性选择主义视角去解读信任的产生与扩展。以上研究重拾信任研究并将其推向深入，概念工具与理论视角的丰富以及将信任视为社会制度与文化规范的产物，并将之与制度或伦理相联系起来进行文化比较研究，这为国内学界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广阔思路和视角，也为本土化研究和反思提供了探讨
对象。
下面笔者以社会信任的研究为基础，以“强关系、弱关系”为概念工具来对当前的互联网金融简要做出分析，并指出其发展出路。
二、互联网金融中的强弱关系与社会信任建立机制探讨
曾几何时，P2P，T+0等融资模式还仅仅是一些金融学的专业术语，如今它已成为财会类期刊、网站和媒体争相报道的融资模式。它其实说明的是一种借助互联网搭建的载体平台而展开一种新的融资模式。它突破了传统的银行融资模式，人们称之为“互联网金融”。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社会学中经常提到的“强关系、弱关系”等概念工具又找到了它的新的阐释对象。一定程度上，线下的国有银行过去靠着国家财政做保障，人们对之展现的是一种高度的社会信任，相信自己的钱财放在里面很安全。由从小学到大学的爱国主义等教育培养起来的人们对国家的亲近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人们对象征着国家力量掌控的诸如银行等国企主体有着一种天然的信任感，这背后展现的其实是一种类似“熟人社会”中强关系带来的高度社会信任。而互联网金融主要是以互联网为载体在线上发展融资业务，吸纳人们存储或投资的主体多元，既有国有企业，如平安银行，也有私营企业，如余额宝，等等。而人们对之所展现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分化，保守认识的有之，积极参与的有之，冷眼旁观的亦有之。而在善于接受以互联网为载体而创造出来新鲜事物的八零九零后中，则成为互联网金融的中坚力量。尤其是那些大部分已经成家立业的八零后，互联网金融是他们选择的投资方式之一，这里笔者所指的不是炒股类的互联网金融，而是专指那些参与互联网信贷、投资的融资方式。投不投、投多少以及其背后的理由都赖于个人对该公司的判断，而支撑这些判断的依据就是公司背景、过去的业绩、目前平台的发展态势甚至个人从中获取利益的经历等等数据支撑。它既有理性做引导，也有冒险的意识夹杂其中。这种情形就像是某个陌生人闯入我们所熟知的日常圈子，我们需要用理性做判断，还要通过接触来总结对其的印象和感觉，然后决定要付出多少的情感、展开哪种层次的交往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弱关系下的弱信任可能会逐渐得到增强而发展为强关系，也可能弱关系会消失于无声，彼此的社会联系断了，信任的基础也没有了。这就是互联网金融背后的社会信任
状况。
因此，互联网金融要想发展的好，必须要以建设人们对之的社会信任为基础，以良好的业绩为关键，以健全相关服务为重点，只有这样，人们对互联网融资主体才能够由弱关系转换为强关系，对其信任才会逐渐增强，最终达致双赢之境。
（作者单位：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
一、关于社会信任研究的文献概述
关于信任的社会学研究，最早开始于齐美尔（GeorgSimmel）。齐美尔从信任视角对货币这种制度化象征物做出深刻分析，重点阐释了信任的重要性及社会秩序功能，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是维系社会存在的基础。马克思·韦伯（MaxWeber）则从信任这一重要资本主义伦理视角分析了其对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西方之所以能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因为西方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所遵奉的经济伦理中包含着以勤劳、节约、信任等为核心内容的世俗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他还区分了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认为信任来自家庭和血缘关系，信任保证了婚姻关系的产生和稳定，信任更容易建立。古典社会学家对信任的研究为其后研究起到了奠基础、搭框架、提供概念工具等作用，但存在着过于追求宏观理论的兴趣趋势、忽略了微观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上为单纯的定性研究等
不足。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信任视为约定（交换的一种代表性媒介）的一种结果，而彼得·布劳（PeterBlau）则把信任描述为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两者可谓是对信任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继承和发展。70年代后，社会学对信任的研究逐渐多起来。1979年，卢曼（NiklasLuhmann）出版《信任与权力》一书：他从新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信任属于一种简化机制，通过信任可以降低环境复杂性和系统复杂性。该书提到的“系统信任”以及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类型对于信任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随后，巴伯（BenjaminBarber）提出“合理的不信任”概念和以色列社会学家爱森斯塔德（S.Eisenstadt）在1984年在新书《保护人、被保护人与朋友》中使用“信任结构”的新概念，进一步丰富了该研究的概念工具。此外，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将信任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并用理性选择主义视角去解读信任的产生与扩展。以上研究重拾信任研究并将其推向深入，概念工具与理论视角的丰富以及将信任视为社会制度与文化规范的产物，并将之与制度或伦理相联系起来进行文化比较研究，这为国内学界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广阔思路和视角，也为本土化研究和反思提供了探讨
对象。
下面笔者以社会信任的研究为基础，以“强关系、弱关系”为概念工具来对当前的互联网金融简要做出分析，并指出其发展出路。
二、互联网金融中的强弱关系与社会信任建立机制探讨
曾几何时，P2P，T+0等融资模式还仅仅是一些金融学的专业术语，如今它已成为财会类期刊、网站和媒体争相报道的融资模式。它其实说明的是一种借助互联网搭建的载体平台而展开一种新的融资模式。它突破了传统的银行融资模式，人们称之为“互联网金融”。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社会学中经常提到的“强关系、弱关系”等概念工具又找到了它的新的阐释对象。一定程度上，线下的国有银行过去靠着国家财政做保障，人们对之展现的是一种高度的社会信任，相信自己的钱财放在里面很安全。由从小学到大学的爱国主义等教育培养起来的人们对国家的亲近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人们对象征着国家力量掌控的诸如银行等国企主体有着一种天然的信任感，这背后展现的其实是一种类似“熟人社会”中强关系带来的高度社会信任。而互联网金融主要是以互联网为载体在线上发展融资业务，吸纳人们存储或投资的主体多元，既有国有企业，如平安银行，也有私营企业，如余额宝，等等。而人们对之所展现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分化，保守认识的有之，积极参与的有之，冷眼旁观的亦有之。而在善于接受以互联网为载体而创造出来新鲜事物的八零九零后中，则成为互联网金融的中坚力量。尤其是那些大部分已经成家立业的八零后，互联网金融是他们选择的投资方式之一，这里笔者所指的不是炒股类的互联网金融，而是专指那些参与互联网信贷、投资的融资方式。投不投、投多少以及其背后的理由都赖于个人对该公司的判断，而支撑这些判断的依据就是公司背景、过去的业绩、目前平台的发展态势甚至个人从中获取利益的经历等等数据支撑。它既有理性做引导，也有冒险的意识夹杂其中。这种情形就像是某个陌生人闯入我们所熟知的日常圈子，我们需要用理性做判断，还要通过接触来总结对其的印象和感觉，然后决定要付出多少的情感、展开哪种层次的交往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弱关系下的弱信任可能会逐渐得到增强而发展为强关系，也可能弱关系会消失于无声，彼此的社会联系断了，信任的基础也没有了。这就是互联网金融背后的社会信任
状况。
因此，互联网金融要想发展的好，必须要以建设人们对之的社会信任为基础，以良好的业绩为关键，以健全相关服务为重点，只有这样，人们对互联网融资主体才能够由弱关系转换为强关系，对其信任才会逐渐增强，最终达致双赢之境。
（作者单位：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