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告别革命”的时代里，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满脑子革命的人物，注定是被否定和被诅咒的。但是要知道，他的《怎么办》，还有拉甫洛夫的《历史书简》，曾经风靡俄罗斯，颇激动过一代青年的心。显然，这种蛊惑的力量并非源于革命的言辞，而是由于时代环境的无形之手的拨弄。
　　路沙诺夫在《拉甫洛夫传》中写道：“要明白《历史书简》对于我们自己之绝大的影响，非重新生活在上世纪70年代的‘到民间去’时代中不可。我们中的许多人（有的已成年，有的还是孩子）都不肯和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册子分离，我们把它放在床头，每晚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中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
　　关于对革命时代的理解问题，霍布斯鲍姆也曾经说过，像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反叛运动，他和朱特两人都知道，20世纪历史只能被经历过这个时代故而渴望成为历史学者的人充分理解。
　　真正的难题是，重现昔日革命之情景已不可能。

学者与革命

　　从世界历史看，知识者中，只有极少数是反知识的实践者，反实证的梦想家，反现在的未来主义者，反精英的皈依底层的平民之友。就是说，只有极少数是革命的同情者、参与者以至成为发动革命的人。因此，他们必然作为异类而为大多数所反对。
　　学者普遍反革命，理由众多：革命乃社会实践，而学者恰恰背向社会；他们的书斋工作，唯脱离经验的纯知识的逻辑推演；对于革命，学者唯在事后做解析，对革命面临之情境缺乏先天的感受力；学者未曾有过如革命者一般的内心的痛苦的煎熬、斗争的焦渴、爱恨情仇的交缠；学者一般缺乏政治想象力；在学者的政治伦理范围内，社会正义长期缺席，他们喜欢标榜价值中立，而正义感偏偏使公平价值向弱势倾移；学者喜安静，尚超脱，由来厌恶过激乃至暴力行为。
　　阿伦特在1964年接受德国一个电视节目的访谈时，对采访者对她作为“哲学家”的介绍提出抗议。她声明自己不是哲学家。她希望在审视政治时，不要被纯粹哲学蒙蔽了眼睛；主张通过捍卫公共领域“积极生活”的尊严，反对自以为是的所谓“沉思生活”。
　　她认为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以摆脱理念的陷阱。在她的私人札记中，有一篇题为《狐狸：海德格尔》的短文，把海德格尔这位追随希特勒的著名学者描写成一只陷入自己的理念巢穴的可怜动物。他不仅困在陷阱中，而且甚至不能区分什么是陷阱，什么不是；他把陷阱建成了自己的巢穴，并把这个巢穴当成为整个世界。
　　只是，这其中不免低估了海德格尔的政治野心。他的目的性是明确的，并非如阿伦特说的那样“不知狡猾为何物”。

自由主义者与大众民主

　　拿破仑说：“统治的真正方法就是雇佣精英，但必须在民主的形式下进行。”知识分子乐于充当这种“精英”，所以也就拥护作为形式的“民主”，这与大众民主、直接民主很两样。
　　法国学者埃米尔·法盖指出：“几乎所有的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主义者。当我写《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什么人曾经是民主主义者，尽管我很想找到这么一位，以便我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
　　美国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认为，自由主义民主将个人自由放在第一位，将民主价值放在第二位，其实质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从事公共事务”。他批评自由主义民主没有关于政治共同体的观念，仅仅关心个人利益。这种说法，与上述法盖的观点颇相一致。
　　对于自由主义者反对大众民主，本杰明·巴伯批评指出：自由主义者具有先天的贵族化倾向，所以不信任大众，对民主表示反感；对大众民主、直接民主的描述过于简单化，如将之与古希腊城市的民主制进行类比，甚至与专制、暴政相联系，本意在全面否定；自由主义民主在摧毁维系个人与社会的传统纽带的同时，没有提供新的纽带，致使极权主义—一种打着大众民主旗号的现代专制制度—在20世纪迅速崛起。
　　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反对革命，就因为革命是大众民主的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

效忠专制的学者

　　俄国革命者吉霍米罗米是民意党的创始人，“布朗基派”的代表，起草过许多革命文件，是沙俄政府的死敌。他流亡海外多年之后，于1888年发表《我为什么不再做革命者》一书，公开宣布 “转向”，认定“应与国家联合”，从事“文化建设”，从“俄罗斯民族利益出发”，引导俄国走上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次年，向沙皇呈上忏悔书，回国后积极从事与政治相关的著述，成为著名的专制主义理论家。
　　效忠于法西斯政权的著名学者颇不少，姑举几例：
　　乔凡尼·杰恩提尔，意大利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墨索里尼政府教育部长，1943年加入墨索里尼在德军支持下成立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府，1944年为反法西斯游击队所暗杀。他在1931年强制意大利全国大学教员集体向法西斯政权效忠宣誓，全意大利共1200名大学教员中只有12个人拒绝宣誓。
　　海德格尔于1933年离开他在黑森林中的小木屋，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并于5月加入纳粹党。这个校长职位是他积极争取来的，获得任命之后，他完全按照党的要求改造学校的面貌，并在德国各地举办宣传性讲座，结束时总是不忘高呼“希特勒万岁！”。直到离职之后，他还签署了一份支持希特勒的声明。
　　卡尔·施米特是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他于1933年5月以科隆大学法学教授的身份申请加入纳粹党。在此前后，他一直是独裁政治的鼓吹者。入党后不久，他就撰写了系列小册子为元首的权威性、党的优越性和种族主义辩护。1936年，他积极支持纳粹的反犹主义，在会议上宣讲“与犹太精神作斗争的德国法理学”，引用希特勒的最高指示结束演讲：“通过清除犹太人，我在为上帝的事业而斗争。” 　　3位学者都是反人民、反民主的独裁政府的不遗余力的支持者。

精英立场

　　反对革命的“自由主义者”持一贯的精英立场，肯定等级化社会，蔑视底层阶级。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是有名的，他在《法国革命箴言录》中写道：“理发师或是蜡烛工，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体面的职业……更不用说其他更卑贱的工作了……如果允许这些人来统治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会遭受压迫。”
　　雅各布·布克哈特针对群众暴力事件说：“瑞士的情况—如此令人厌恶和粗野—对我来说，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而我将尽快移居国外……自由这个词听起来富饶、美好，但是，没有亲眼见过或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所谓‘人民’、喧嚣的大众统治之下的奴役以及持续的国内动荡的人，就没有资格谈论它……我太了解历史了，除了意味着历史终结的一种未来的暴政外，不可能从大众的专制中奢望任何东西。”
　　罗伯特·洛反对扩展选举权，说：“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把这种提议……看作最危险的事：将权力从富人和有识之士的手中转移，并将其置于那些整个人生都必然为了每天的生存而挣扎之人的手中。”
　　易卜生、 尼采等都是反对“庸众”、 “多数”的，精英们普遍认为“人民”、“大众”是“愚蠢的”、“未成年的”。易卜生社会剧《人民公敌》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的一段话经常被引用，在中国“五四”时期也相当流行。他说的是：“任何一个国家中谁构成了多数人？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同意，傻瓜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占据着可怕的、势不可当的多数……但是多数人不代表正确！正确的人是一些像我这样孤立的个体！少数人总是正确的！”
　　对社会革命而言，个人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当蒙昧主义弥漫，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成为主流时，个人主义不失其积极的先锋的意义。但是，社会毕竟由愚人构成，如果囿于个人意志而与多数无涉，到头来“超人”仍是“末人”。

恐惧与政治

　　在沙俄、法西斯这些专制社会里，容留个人的空间极小；而且外部环境所代表的那种对个体自我完整性的威胁在不断扩大，主体性身份则不断萎缩，此时，所谓“独善其身”，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所谓“善”只能是伪善。
　　奥地利政治学家舍德勒说：“政治是对命运的拒绝。”学者大抵反对介入政治，反政治，就是对命运的默认。正如富里迪在《恐怖的政治》中所说：“反政治的断言表达了一种对未来深感悲观的观点。它代表了一种新形式的顺从。过去人们顺从于统治阶层的权威，如今他们则被怂恿着去顺从命运。疏离政治就是允许别人去决定你的命运。”
　　富里迪集中讨论了恐惧在政治中的作用。他发现，贯穿整个历史的是，恐惧已经被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装备成为一件政治武器。其实，早在几个世纪以前，马基雅维利就已经向君主们揭秘了这个发现，就是：“被恐惧比被爱能带来更大的安全。”把恐惧同安全感联系起来，藉此装备来强制、恐吓并维持公共秩序。保守派学者反对革命，无不是渲染革命暴力的恐怖而掩盖现行统治的恐怖。他们通过培养一种脆弱感、无力感和依赖感，帮助统治精英集团稳定现成秩序，目标是将自我限制的敏感性内化于公众自身。

“自我懈怠”

　　思想家到底在大革命中起到多大的作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莫尔内竟然认为：“正是群众运动，而不是启蒙的大胆思想让舆论感到不安。我们已经说过，除了个别例外，哲人们既不希望革命，甚至也没有预感到革命。他们远没有想到革命，虽然有这么多的骚乱、檄文、言辞激烈的歌谣，但很多尝试着预言未来的哲人依然相信历史仍将照样继续下去。”
　　在整个知识界中，希望革命并极力促进革命者毕竟极少数，所以说是“个别例外”。在大队保守或偏于保守分子中，尤以学者为众。
　　1935年，哲学家胡塞尔曾经指出：“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自我懈怠。”欧洲精神，最突出地表现为知识分子精神。这里说的“懈怠”，主要是指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倦怠，精神的倦怠，失去应有的警觉和坚持，整体的松弛和萎靡不振。事实证明，这位现象学思想者的警告是可靠的。其时，纳粹势力正在德国崛起，很快就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其实，还有比“自我懈怠”严重得多的精神现象，就是精神的稀缺、空无。没有一个精神实体，没有一种所谓的“精神生活”，孜孜以求的唯官方的荣誉，或物质方面的利益。问题的困难之处还在于，无法让这种追逐停下来；而“懈怠”通过刺激尚可醒觉，重新变得紧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