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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西方学者称那些乐于表达经济观点的非职业化人士为“票友理论家”。在笔者，大概是连这“票友理论家”也不敢当的，倘硬要忝列且居然还要谈论什么不仅高深，有时甚或莫测的经济学，便只能叫做反串了。
在汉语中，很早就有“经济”一词，它是由“经国济民”或“经世济民”亦或“经邦济世”等词简化而来，含有“治国平天下”之意。过去称读书人求得晋升机会而升官发财叫“仕途经济”，不过，追求者的重点在“仕途”，而不在“经济”。《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对传统儒家那套仕途经济学问十分讨厌，批评说都是“混帐话”，薛宝钗劝他要留心“仕途经济”，他很生气，因而与宝钗日渐生分了。至于清末科举取士有一种“经济特科”，乃是仿效康熙、乾隆时博学鸿词科先例，由内外大臣保荐通晓世务者，以策论时事，其策论的范围虽也涉及经济问题，但所取之士与现今经济学博士却不是一回事。在西方，“经济学”原称“政治经济学”，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差不多已经是１７—１９世纪末的事了。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中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的进展，经济学几乎或已经成了一门显学，似乎学了经济学就能经邦济世，发财致富。文人学士想出谋划策，“普济天下”；普通百姓想脱贫发财，“独善其身”。可是，人们渐渐发现，原来，经济学并没有这种立竿见影的作用，人们希望经济学大可以为国出谋划策，小可以发财致富的夙愿，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误区。非但普通老百姓绝少能用经济学圆了发财梦，就是用什么最新的经济理论(据说以西方的较为管用)能否制定出成功的治国方略，也大有疑问。当初，在“一包就灵”失去神验后，某些经济学家又很快反过来批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改革不规范，导致了企业经营的“短期行为”，没有触及到更深层次的产权问题，认为只有按照股份制使产权清晰就能完善经营机制。但是，据有关资料表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仅１０％，推广企业改制后的亏损面反而更加扩大，现在股份制上市公司暴露的许多问题，远远比当年的“短期行为”更为严重。有人将上市公司问题归罪于国有股的“一股独大”，将改革方向寄托于国有股减持。这很大程度是受了产权崇拜论的影响，但事实是：“实施国有股减持短短一年多以来(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开始实施)，股市总市值的损失超过了１．８万亿元”。
大约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后期，国内即有人推崇“科斯定理”(其主旨是产权明确能以最小化的成本实现最大化的收益)。在此影响下，经济界存在着一个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只要产权明确化，市场机制可以导致经济上的高效率。但由于“科斯定理”在强调产权的改变时忽视了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一重大理论缺陷便不免会带来一个严重后果：不同的产权分配导致收入分配的差异。而不公平的分配可以导致生产力下降，社会动乱，朝代更替，甚至社会制度改变，这在古今中外都不乏先例。因此，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广大学术界人士也认为，忽视对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是西方经济学的严重缺陷之一，而“科斯定理”正好与焉。
以“产权清晰促进高效率”为核心的“科斯定理”的正确性和应用价值虽然很大程度上受到怀疑和责难，但其同道者还是屡见不鲜。在西方，某些学者不仅大力推荐其“效率”论，甚而用效率来诠释正义，认为，正义不仅指一定程度的经济平等，而且它最一般的含义就是效率。因而，所有的法律活动和全部法律制度都应当以有效地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为目的。在这里，效率即正义，此外的一切俱不足道。在我们国内，也常能听得见与此相似的声音，除了强烈建议产权清晰外，最响的声音莫过于主张把国有资产尽快卖掉了。然而，颇带反讽意味的是，这种置经济平等于不顾，一味“趋利避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把效率等同于正义的理论却存在着意外不可克服的种种障碍，起码有一个现实问题不好解释，那就是，大多数人“权利和责任的配置”只能以最大化的成本实现最小化的收益——８０％的人口仅得２０％的地球资源，中国的富裕阶层仅“占人口的８.７％，但个人的储蓄总额(却占)６０％以上”(《中国财经报》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３日第四版，王绍光文)，这也可称作劳动异化导致的非正义。它至少可以提示，现实在效率意义之外还应该有正义的客观存在，效率并不都意味着正义，至少，仅仅用效率诠释正义总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曾几何时，国有企业恰如被巫师画上符咒一样，被指责为“缺乏效率”而“卖”掉或垮掉，当一部(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分人跻身于“上流”富人行列而额手称庆时，曾是企业主人的职工却成千上万地变成了“下岗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找不到工作而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时，还要忍受来自某些方面的“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嘲讽与责怪，到了这个时候，恐怕他们就只剩下希望在效率以外去寻找正义的份儿了。
谈到正义，记得有一位西方学者有一段正义论讲得不差：“人们因为无法迫使强权服从正义，所以就把服从强权当作正义了，因为没有能力促使正义具有强权，所以就把强权装扮成正义的样子。”当我们仔细咀嚼这段话时，或许会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下，效率偏至论是否也会异化为一种强权话语?
在汉语中，很早就有“经济”一词，它是由“经国济民”或“经世济民”亦或“经邦济世”等词简化而来，含有“治国平天下”之意。过去称读书人求得晋升机会而升官发财叫“仕途经济”，不过，追求者的重点在“仕途”，而不在“经济”。《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对传统儒家那套仕途经济学问十分讨厌，批评说都是“混帐话”，薛宝钗劝他要留心“仕途经济”，他很生气，因而与宝钗日渐生分了。至于清末科举取士有一种“经济特科”，乃是仿效康熙、乾隆时博学鸿词科先例，由内外大臣保荐通晓世务者，以策论时事，其策论的范围虽也涉及经济问题，但所取之士与现今经济学博士却不是一回事。在西方，“经济学”原称“政治经济学”，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差不多已经是１７—１９世纪末的事了。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中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的进展，经济学几乎或已经成了一门显学，似乎学了经济学就能经邦济世，发财致富。文人学士想出谋划策，“普济天下”；普通百姓想脱贫发财，“独善其身”。可是，人们渐渐发现，原来，经济学并没有这种立竿见影的作用，人们希望经济学大可以为国出谋划策，小可以发财致富的夙愿，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误区。非但普通老百姓绝少能用经济学圆了发财梦，就是用什么最新的经济理论(据说以西方的较为管用)能否制定出成功的治国方略，也大有疑问。当初，在“一包就灵”失去神验后，某些经济学家又很快反过来批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改革不规范，导致了企业经营的“短期行为”，没有触及到更深层次的产权问题，认为只有按照股份制使产权清晰就能完善经营机制。但是，据有关资料表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仅１０％，推广企业改制后的亏损面反而更加扩大，现在股份制上市公司暴露的许多问题，远远比当年的“短期行为”更为严重。有人将上市公司问题归罪于国有股的“一股独大”，将改革方向寄托于国有股减持。这很大程度是受了产权崇拜论的影响，但事实是：“实施国有股减持短短一年多以来(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开始实施)，股市总市值的损失超过了１．８万亿元”。
大约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后期，国内即有人推崇“科斯定理”(其主旨是产权明确能以最小化的成本实现最大化的收益)。在此影响下，经济界存在着一个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只要产权明确化，市场机制可以导致经济上的高效率。但由于“科斯定理”在强调产权的改变时忽视了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一重大理论缺陷便不免会带来一个严重后果：不同的产权分配导致收入分配的差异。而不公平的分配可以导致生产力下降，社会动乱，朝代更替，甚至社会制度改变，这在古今中外都不乏先例。因此，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广大学术界人士也认为，忽视对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是西方经济学的严重缺陷之一，而“科斯定理”正好与焉。
以“产权清晰促进高效率”为核心的“科斯定理”的正确性和应用价值虽然很大程度上受到怀疑和责难，但其同道者还是屡见不鲜。在西方，某些学者不仅大力推荐其“效率”论，甚而用效率来诠释正义，认为，正义不仅指一定程度的经济平等，而且它最一般的含义就是效率。因而，所有的法律活动和全部法律制度都应当以有效地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为目的。在这里，效率即正义，此外的一切俱不足道。在我们国内，也常能听得见与此相似的声音，除了强烈建议产权清晰外，最响的声音莫过于主张把国有资产尽快卖掉了。然而，颇带反讽意味的是，这种置经济平等于不顾，一味“趋利避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把效率等同于正义的理论却存在着意外不可克服的种种障碍，起码有一个现实问题不好解释，那就是，大多数人“权利和责任的配置”只能以最大化的成本实现最小化的收益——８０％的人口仅得２０％的地球资源，中国的富裕阶层仅“占人口的８.７％，但个人的储蓄总额(却占)６０％以上”(《中国财经报》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３日第四版，王绍光文)，这也可称作劳动异化导致的非正义。它至少可以提示，现实在效率意义之外还应该有正义的客观存在，效率并不都意味着正义，至少，仅仅用效率诠释正义总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曾几何时，国有企业恰如被巫师画上符咒一样，被指责为“缺乏效率”而“卖”掉或垮掉，当一部(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分人跻身于“上流”富人行列而额手称庆时，曾是企业主人的职工却成千上万地变成了“下岗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找不到工作而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时，还要忍受来自某些方面的“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嘲讽与责怪，到了这个时候，恐怕他们就只剩下希望在效率以外去寻找正义的份儿了。
谈到正义，记得有一位西方学者有一段正义论讲得不差：“人们因为无法迫使强权服从正义，所以就把服从强权当作正义了，因为没有能力促使正义具有强权，所以就把强权装扮成正义的样子。”当我们仔细咀嚼这段话时，或许会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下，效率偏至论是否也会异化为一种强权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