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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政府而言,刀具下架,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效果评价的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
北京马连道家乐福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后,超市方连夜将货架上的刀具撤走,不再出售。并且,从货架上撤走刀具的还有多家大型超市。
这个结果,总觉得这些决定的背后包含了这样的一个逻辑,即从货架上撤掉了刀具,就可以避免超市中的持刀伤人事件。但问题是伤人事件并不总需要刀具参与,真要伤人,平底锅也会是很趁手的工具,电视里总看见红太狼用平底锅将灰太狼拍得金星乱冒,倒地不起。那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平底锅伤人事件,超市里是不是也要让平底锅下架呢?
当然,超市停止销售刀具的决定充其量只是一种商业行为,只要不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管制刀具,商家有权决定是销售还是不销售。超市不销售刀具,还谈不上是一种违法行为,最多会对需要刀具的顾客带来一些不便,他还可以在别的商店买到需要的合法刀具。据我猜测,超市不销售刀具的状况应该不会持续很长时间,随着事件的处理,超市必然会恢复刀具的销售。
不过,在我看来,不管超市刀具下架背后具有多少合理性——比如有人认为可以防止短时间的模仿性暴力事件——这种采用牺牲很多人的利益来防止可能产生的偶然性事件的方式,总是一种不经济的方式,效果往往也不能得到保障。
从技术上说,这是一种堵的方式。四千多年前,鲧用这种方式治理中原的洪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收效甚微。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为了防止老百姓用刀枪推翻秦王朝的统治,“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结果还是二世而亡。可见堵的方式历来被证明是不可取、不靠谱,耗费大而效率低的。
不过,这种思维方式和逻辑却是影响深远,每一代都有人发扬光大。特别是当其成为政府的思维模式之后,它的影响就更为深远了。当代最典型的案例应该是各地禁摩决定,为了减少与摩托车有关的交通肇事、交通事故的发生,据统计,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近170个城市实行了禁摩。禁摩的决定直接牺牲了依靠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的群体的利益,收效却甚微,不仅没有解决交通事故多发的问题,反而因许多人转而购买汽车代步而造成城市交通的更加拥堵。关键是它直接侵犯了公民以摩托车为交通工具的出行权和合法拥有摩托车执照的权利,甚至侵犯了相关产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其实,刀具也罢,摩托车也罢,说到底只是生活工具,之所以会产生伤害他人的后果,并不在于刀具或摩托车本身,而在于使用它们的人。是使用它们的人的违法行为,造成了对他人的伤害,我们在防止违法行为发生时,要关注的对象是人,而不是合法存在的工具。
事件的產生需要人和物的共同参与,防止事件发生,就需要从人和物两方面着手。但是,人因其个体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需要更为复杂、细致的管理行为;而物因其所具有的同一性和无意识性,使其管理要容易得多,有时候只要一声令下就能出现管理的效果(能否达到管理目的暂所不论),所以很多时候,管理者就选择从对物的管理着手。这实际上是一种便宜主义的思维方式。
这样的一种便宜主义对于商家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一般不会涉及法律问题,不会构成对他人权利的侵犯,最多会影响到自己的商业利益。而如果是政府,则会复杂得多。以刀具下架为例,如果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商家,就只是商业行为,并不构成违法,如果作出这一决定的是政府,则涉嫌构成对商家经营权的侵犯。
所以对于政府而言,刀具下架,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效果评价的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政府在作出决定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相关政策有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法律的授权或者许可,其次才是评价这样的政策会不会取得效果,会不会变成成语“因噎废食”的一个生动案例。
北京马连道家乐福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后,超市方连夜将货架上的刀具撤走,不再出售。并且,从货架上撤走刀具的还有多家大型超市。
这个结果,总觉得这些决定的背后包含了这样的一个逻辑,即从货架上撤掉了刀具,就可以避免超市中的持刀伤人事件。但问题是伤人事件并不总需要刀具参与,真要伤人,平底锅也会是很趁手的工具,电视里总看见红太狼用平底锅将灰太狼拍得金星乱冒,倒地不起。那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平底锅伤人事件,超市里是不是也要让平底锅下架呢?
当然,超市停止销售刀具的决定充其量只是一种商业行为,只要不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管制刀具,商家有权决定是销售还是不销售。超市不销售刀具,还谈不上是一种违法行为,最多会对需要刀具的顾客带来一些不便,他还可以在别的商店买到需要的合法刀具。据我猜测,超市不销售刀具的状况应该不会持续很长时间,随着事件的处理,超市必然会恢复刀具的销售。
不过,在我看来,不管超市刀具下架背后具有多少合理性——比如有人认为可以防止短时间的模仿性暴力事件——这种采用牺牲很多人的利益来防止可能产生的偶然性事件的方式,总是一种不经济的方式,效果往往也不能得到保障。
从技术上说,这是一种堵的方式。四千多年前,鲧用这种方式治理中原的洪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收效甚微。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为了防止老百姓用刀枪推翻秦王朝的统治,“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结果还是二世而亡。可见堵的方式历来被证明是不可取、不靠谱,耗费大而效率低的。
不过,这种思维方式和逻辑却是影响深远,每一代都有人发扬光大。特别是当其成为政府的思维模式之后,它的影响就更为深远了。当代最典型的案例应该是各地禁摩决定,为了减少与摩托车有关的交通肇事、交通事故的发生,据统计,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近170个城市实行了禁摩。禁摩的决定直接牺牲了依靠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的群体的利益,收效却甚微,不仅没有解决交通事故多发的问题,反而因许多人转而购买汽车代步而造成城市交通的更加拥堵。关键是它直接侵犯了公民以摩托车为交通工具的出行权和合法拥有摩托车执照的权利,甚至侵犯了相关产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其实,刀具也罢,摩托车也罢,说到底只是生活工具,之所以会产生伤害他人的后果,并不在于刀具或摩托车本身,而在于使用它们的人。是使用它们的人的违法行为,造成了对他人的伤害,我们在防止违法行为发生时,要关注的对象是人,而不是合法存在的工具。
事件的產生需要人和物的共同参与,防止事件发生,就需要从人和物两方面着手。但是,人因其个体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需要更为复杂、细致的管理行为;而物因其所具有的同一性和无意识性,使其管理要容易得多,有时候只要一声令下就能出现管理的效果(能否达到管理目的暂所不论),所以很多时候,管理者就选择从对物的管理着手。这实际上是一种便宜主义的思维方式。
这样的一种便宜主义对于商家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一般不会涉及法律问题,不会构成对他人权利的侵犯,最多会影响到自己的商业利益。而如果是政府,则会复杂得多。以刀具下架为例,如果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商家,就只是商业行为,并不构成违法,如果作出这一决定的是政府,则涉嫌构成对商家经营权的侵犯。
所以对于政府而言,刀具下架,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效果评价的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政府在作出决定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相关政策有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法律的授权或者许可,其次才是评价这样的政策会不会取得效果,会不会变成成语“因噎废食”的一个生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