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双年展圆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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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迎华(Carol Yinghua Lu):你会怎样来描述你在此次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方式呢?就你自己的观点,你认为哪些方式起作用了。哪些没有呢?
  比奇·库莱格(Bice Curiger):我不是那种先选择一个社会学的、哲学的或者历史的观点或者理论,然后用艺术作品作为它的“插图”的一类策展人。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以一个可以立即将你推到艺术面前的主题作为开始。ILLUMinations这个主题涉及了关于光的古老主题。但与此同时,它也揭示了与国家馆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威尼斯双年展来说是个特别的地方。就此而言,这个主题还是相当开放的,不仅抽象,同时也是真切的。我对启蒙观念中illuminating所具有的意义尤为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件好的作品所能产生的。我的策展思路是这样的:我在展览中更意于创造时刻,即此地此刻,艺术作品可以以有趣或者不寻常的方式进行互动。这就是“平行馆”(parapavilions)得以成行的原因。在我看来,他们‘实现’得相当好,而且我也尤为欣喜得是可以一直跟进我所发起得一些合作得演变(进展)。你刚才问了哪些没有被实现……这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不过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卢迎华:那你对这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看法如何?
  比奇·库莱格:就我所了解的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的各个主题,我想强调的是,我将它们视为一种机遇——让公众能够获得在全球环境下(今年有89个国家参加)关于艺术的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对于国际展的策展人而言(也包括我),谁都不能假装在一年时间里(也就是让我准备展览的时间)成为一个全球的艺术专家,而这依赖于从各国来的专家带到威尼斯的为何。
  卢迎华:作为参展艺术家。你如何理解和看待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题目?
  宋冬:ILLUMinations是一个多重含义的指射。启迪、光与国家成为一个词汇,暗含着对“深度”的诉求,带有知识分子对当今艺术生态和政治生态的反思。卢迎华:你怎样看这个展览的策展方式和艺术家的选择?宋冬:我很欣赏把丁托列托的画作放在当代艺术展中,占据一进大门的首要位置,并且单独一厅。这也是关于“深度”的开始。另外很多年轻艺术家的介入,使得这种对“深度”的诉求得以广泛的延伸。是这项展览引发关于500年来对“启迪”的深思。
  卢迎华:你怎样看待威尼斯双年展在艺术行业中的位置?宋冬:这个老牌的双年展,其地位显而易见。但随着各种双年展的全球泛滥,双年展曾经的权威性遭到挑战,事实上双年展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的艺术活动,充当着艺术以外的角色。当双年展衍变成利益的嘉年华时,即使再有深度,也会成为利益的陪衬物,被南来北往的停不住脚步的人们所视而不见。
  卢迎华:如果让你来选择,你会选择哪个艺术家获得金狮奖?哪个国家馆获金狮奖?为什么?
  宋冬:今年的金狮奖众望所归,《时钟》的获奖是对“深度”的嘉奖。而德国馆的获奖则表达了对从事多种实验探索并没有得到显赫地位的艺术家的尊重。
  卢迎华:你一共访问过多少次威尼斯双年展?像在双年展的经验都是怎样的呢?对你而言。国际馆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比利安娜·思瑞克(Biljana Ciric):这是我第三次到威尼斯双年展。我从2005年就开始和威尼斯双年展开始了缘分,2007年在威尼斯实施了一个平行项目。对我来说,要细数最深刻的印象是挺困难的。我还能再记起的作品包括在军械库所呈现的克罗地亚馆,它由WHW策展,将汤米斯拉夫·哥塔瓦克(Tomislav Gotovac)和表演团队BADco的呈在双年展的展出向了极致。由奥斯卡·图阿森(OscarTuazon)呈现了一种对国家馆而言更加可爱的方式,在双年展期间,户外馆(Pavilion Outdoors)囊括了一些事件以及表演,并且确实创造了与其他所有威尼斯的国家馆之间的断裂。
  卢迎华:就整个国际馆来说。对你来说,哪些部分有效,哪些部分无效呢?
  比利安娜·思瑞克:就加了下划线的“国家”主题而言,策展人极力想要着重利用不同策略邀请艺术家一同创造出围绕主要展出场馆的“平行馆群”(pam-pavilions),并专门邀请了如印度、克罗地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拉丁美洲等国家在军械库的展出,每一个国家馆都由不同的策展人来策划。这些被选择进入军械库的国家并没有远远超越控制我们所在的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尤其是参照一下欧盟最近的政治版图。在一个通常的眼光中来看,印度的当代艺术一直在很多方面跟随着中国的步伐,从国际上的展示到经济的显现,于是这也是需求的一方面,并且能在军械库看到印度馆确实并不让人惊讶。今年的双年展中另一个非常有趣的方面是“前南斯拉夫成员国”的出现,以及克罗地亚、黑山共和国、塞尔维亚等各个国家馆。而南斯拉夫馆已经变成了塞尔维亚馆。
  今年,所有在威尼斯出现的国家都象征着向全球话语的开放,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也将获得欧盟候选成员的身份。在黑山共和国馆中,以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Abramovic)作为开始,阿布拉莫维奇将黑山共和国作为她的家庭的起源地,与此同时,也象征着她自20世纪八十年代的作为东欧代表的回归。这再一次展现给我们的是欧洲所具有的更大的架构及其政治,但与此同时展现给我们的是接下来当代艺术实践将再次从这一欧洲地区出发。卢迎华:你今年参观了多少个国家馆?哪一些对你来说是脱颖而出的。为什么?
  比利安娜·思瑞克:除了军械库的展览之外,确实有好些国家馆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冲击。可以说我看了绿园城堡的绝大多数国家馆,并且还去看了小城周围的其他馆。相当一部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波兰馆、巴西馆、瑞士馆、新加坡馆,也许就暂时说这几个吧。我想波兰馆是第一个推出非波兰艺术家的国家馆,雅艾尔·巴塔纳(YaelBartana)以及他的计划“欧洲将被感动”(And EuropeWill be Stunned)都深深的触及了十分敏感的波兰犹太人的问题,通过电影三部曲,探讨的是这个从过去走来的问题,并注视着关于这一问题在未来的一些时刻,以及当前正在中东发生的事情。
  《巴西老兵的阿特尔·巴里欧》(Brazilian Vetemn’s Artur Barrio)则更多的回顾了他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早期的介入,很多都是利用非常便宜和可降解的材料,例如卫生纸、垃圾或尿液等。在机制化的系统中,艺术家们发展出了新的情景,他建立了与展览空间或画廊的关系,这作为艺术家的部分工作方法,已经被呈现在第二画廊中,也即是艺术家生存、豪饮和他所花在制作作品上空间中。巴里欧的实践再次展现了个体艺术家们的可能性以及他在艺术系统内部所扮演的非常独特的角色。
  瑞士馆呈现了托马斯·赫史霍恩(Thomas Hirschhorn)的名为“反抗的晶体”(Crystal of Resistance)的展览,他利 用了非常通用的材料,正如每个人都熟知的银胶带、银箔、媒体想象来创造空间,从中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通过我的作品‘反抗的晶体’我想质疑的是,第一,我的作品是否能够创造一种新的艺术术语?第二,我的作品是否能发展出‘批评的身体’(critical corpus)?第三,我的作品是否能够介入——超越艺术观众——个‘非唯一的公共’?我想要回答每一个问题,以我的作品以及在我的作品之中回应这些目标以及这些自我设定的追求。”
  新加坡馆今年呈现的是何子彦(Ho Tzu Nyen)的个展,并再次证明了国家艺术委员会的非常开放的态度,何子彦在新加坡馆展出的是名为《无名云》(Cloud of Unknown)的电影装置,证明了他是这一地区探讨电影美学的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
  卢迎华:那你对俄罗斯馆的看法如何?
  比利安娜·思瑞克: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去年我已经在莫斯科当代美术馆利看过了“莫那什特斯基和集体行动(Monastyrski and Collective Actions)的回顾展,而且也看到了大部分作品,尤其是集体行动。如果要将两个展览放在一起相比较,我还是会说去年在莫斯科的展要比在威尼斯的好得多。我相信由鲍瑞斯·格劳伊斯(BorisGroys)策划此次展览,俄罗斯馆一定获得了极大国际关注,但是与此同时,在国家馆的展示中,关于这个艺术家群体的大量公开辩论和批评不绝于耳,再一次将艺术家于国家之间的展示以及关系政治作为一个系统带进讨论中。卢迎华:你如何看待威尼斯双年展的题目?整体的印象呢?陈劭雄:这个双年展的题目ILLUMinations在威尼斯机场已经到处可见,从Swatch的赞助及所做的广告可以感受到时间和光的合作,而得奖德国馆的“教堂”和得奖作品的“钟”,更是表明时间与光发生了直接的关系。Nations和Pavilion是威尼斯双年展的一个传统特质,见证一百年前双年展创建伊始的国家概念是多么强大。而当今,从各个国家对待它的给力程度来看,我们难以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和平话语而以为它已不再重要了。在艺术家以精明的方式削弱国家的概念和反讥国家政治的同时,国家也狡猾地以宽容的姿态来炫耀自己政治的开明。卢迎华:你对今年威尼斯双年展艺术家的选择和策展的方式有怎样的评价?
  陈劭雄:我一点也不了解本届双年展是如何选择艺术家的,无法对艺术家的选择方式加以评价。如果从展览效果上看策展方式,我的感觉是:这个展览像一本立体的图录,很多展品看起来像艺术家自己作品的复制品,或者因为场地原因改变了气场使作品显得憔障虚弱。好些展品既没有美术馆中的精致也没有双年展中应该具备的积极性,它们看起来就是一堆懒洋洋的物品。从阿森拿到贾克蒂尼,我们看到很多绝非优雅的缄默,而是完全没有自主性的东西。卢迎华:你怎样看待获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的作品?
  陈劭雄:在微博上,我曾针对某些对获金狮奖作品的微词而写了个人对“The Clock"的观感,这里一字不漏转录如下:它使阅读的经验干扰现实体验,有如我们一直都把现实经验带入阅读体验中。现实界只是一个感觉的频道,切换这些频道的那个心理需求一直由无意识主管。这个作品把这个无意识主管革除了,我们在对应的时间中触碰到经验与此在的临界。在入境到出境的徘徊中对自我的存在产生疑惑。它拆解了电影的叙事框架,而把陈述直接指向陈述之物——时间。而24小时的反复循环又把这些对位由叠层逐变模糊,时间局限于“时”而不能晋级为“日”,失去对位的时间证明了陈述只能囚禁它自己的结构中。作品虽不完整但探讨的问题非常深入,如果对作者获奖存异议应认识到整个展览无更好作品。
  卢迎华:你参观了几个国家馆?哪(几)个是你比较喜欢的国家馆?为什么?
  陈劭雄:我参观了十几个国家馆,比较喜欢的是英国馆、德国馆和美国馆。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还是中国馆,(再强调一下:不是喜欢,而是觉得它有意思)因为它把一切有关艺术的问题都在中国暂停下来,而迫使我们立即去探讨与文化政策相关的艺术体制的紧迫问题。事实上,在未解决或改善艺术体制的问题之前,一切与艺术相关的问题的探讨都是徒劳无效的。这好比在一个噪音非常大的地方,说话的声音完全不能传递到对方,我们只看到彼此嘴皮的张合但又一片哑然。这即是中国馆为什么在中国备受质疑的原因,人们希望清除或减弱这些强烈的噪音。卢迎华:迄今为止。您一共多少次造访了威尼斯双年展?
  李淑京(Sook-Kyung Lee):一共三次。
  卢迎华:与您之前所看过的威尼斯双年展相比。这次的经验如何?
  李淑京:每一次双年展都有各自独特的性格,这一次的主题所强调尤的问题为严峻。ILLUMinations很大程度上在政治语境中由艺术家和国家馆来讨论。并且我认为它反映出当前中东地区民主上升的态势,以及在西方军事在其他国家地区,包括阿富汗斯坦及中东的介入相关的激烈讨论。展览的数目逐年上升,但是在规模上似乎唉缩小。Pinchuk和Prada收藏加入到古根海姆和Pinot收藏的展出中,让管纵看到私人收藏的力量在此次双年展的语境中尤为令人瞩目。新的国家馆曾经是非常有趣的加入,然而,他们对双年展的艺术参与极大程度上将被更加仔细的检视,在政治驱使之外的独立。
  卢迎华:你认为这一届最主要的策展方式为何?以及在你看来。哪些实现了。哪些又失效了呢?
  李淑京:主题展由比奇·库莱格策划,给我留下了如同出版物的印象,例如季刊或者杂志,一页一页的由表面上的电子元素翻开。它所要叙述的是将小故事变得可见,而不是声称一种线性的、总体性的陈述,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无论如何,它将难以抓住的故事联系在了一起。
  卢迎华:那你对英国馆和韩国馆的看法如何?
  李淑京:麦克-尼尔森(Mike Nelson)的英国馆是一件非常杰出的装置。探索的是迷宫式的内部空间,唤起了一种关于建筑和其本身的物理力量的忧虑和好奇。作为某种“伪装的现成品”,在细节上受到了大量的关注,整件作品十分出挑,而其中有一件应其所是的装置:令人激动的,具有试验性,但与此同时,具体且颇具建筑之风。李庸白(Yong-baek Lee)的韩国馆极大的能从其信息和视觉语言的术语上获得易读性。“天使士兵”的制服洗衣店坐落在韩国馆的屋顶,这对于理解表面上色彩饱和的茁壮阵列式的图像起着关键作用:这个世界充满着虚构和刺激,还有无限的欲望,但重要的是要去停止想象的战争,并享受一个平和的修养。
  卢迎华:你参观过多少次威尼斯双年展?对今年的展览大体感受如何?
  李立伟(Lars Nitive):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我第十六次来威尼斯双年展了。第一次到威尼斯还是在1980年。我的总体感觉是,除了开幕当天比以往各届更加拥挤,这次双年展的经验和我以前的没什么两样。总是有那么多好东西要去看,有新发现要去探索,正是这些让我的游览充满动力。   卢迎华:你觉得今年的主题是否回应或激发了对当今世界政治和文化现状的思索呢?
  李立伟:说实话,我一直认为双年展当中策划性的、主题性的部分一在绿园城堡和军械库的国际展——并没有自始至终地同主题保持一致。就像你说的,今年的主题无论在哪个方面来看,都明显地回避了对“当今世界政治和文化现状”的关注。这确实是过于散漫和乏味了。
  卢迎华:你对这次展览的策展方法作何评价?它的成功之处和失败之处分别是什么?
  李立伟:如果就其在概念上的严整性来判断,这次展览的策展方法流于一般化,主要借助于个别艺术家和单个作品的力量,而非诉诸对话和上下文语境构成的网络。但这种方法值得称道的一面,在于它关注和尊重艺术家。这就是我的感受。尽管有些例外,我对不少国家馆还是很感兴趣的。总的来说,我认为威尼斯双年展的国际性在许多方面都要归功于“国家馆”这个已经彻底过时的概念。这些国家馆在挑选作品的过程中基本上独立于国际策展的主流模式,这也是它们更有趣、更能给人惊喜的原因。不同国家的评议委员经常做出些令人吃惊的奇怪选择,往往促成更多的新发现。在大规模展览的策展体系中,类似的冲突是不多见的。我喜欢冲突,我喜欢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
  卢迎华:哪些国家馆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
  李立伟:太多了。其中有些是因为它们以透彻而亳不妥协的方式展出了那些我了解的艺术家的作品,比如英国馆、德国馆和瑞士馆。我也喜欢丹麦馆,它用策划得’恰如其分的群展试着向一个重要问题做出回应:在充斥各种群展的双年展上,这个群展能吸引到这么多观众绝非易事。还有……我非常喜欢瑞典馆的Andreas Eriksson的作品,因为其中平静的诗意和精确。我一直很喜欢束芋(Tabaimo),即使这次展出的或许算不上她最好的作品。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比如澳大利亚馆的马库斯(markus schinwald),比利时的安吉尔·范盖拉(Angel Vergara),新加坡馆的何子彦(Ho Tzu Nyen)。他们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确实认为双年展是属于各个国家馆的。
  卢迎华:像对香港馆的评价是什么呢?
  李立伟:我相信蛙王是一位值得推介和分析的艺术家,但我并不是策展人。或许这个展览的结构可以更鲜明一些,同时又不失作为艺术家代表性的混沌能量。我也不会去强调“中国首位行为艺术家”。这个说法肯定会遭到质疑,就算没有,这么说又有什么价值呢7
  卢迎华:对这届双年展的主题和主题展的艺术家选择,你的感受是什么?
  纳夫·哈克(Nav Haq):这个主题完全没任何意义。开始我还以为题目是“Illuminations”,这已经够糟的了,后来我发现它居然是“lllumi Nations”,这就更不幸了。这一套在国际性的展览上让艺术家反思自我身份的修辞是典型的西方策展人思路,把艺术家变成地区性的代表,这是东方主义的经典例子。我甚至认为这是“欧洲普世主义”的例子,它把某种关于共同价值观和伦理的西方观念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
  卢迎华:你对这次展览的策展方法作何评价?它的成功之处和失败之处分别是什么?
  纳夫·哈克:策展手法既程式化又平庸,艺术家的选择几乎都在意料之中,跟读Parkett杂志没什么两样。卢迎华:那国家馆的部分呢?有没有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展监?为什么?
  纳夫·哈克:Mike Nelson给英国馆争了光!这是个雄心勃勃的装置计划,而他确实成功了,改变了英国馆,创造出他自己的小宇宙。土耳其馆里Eyse Erkmen的装置既简单又优雅。在经历了主题展令人生厌的策划之后,看到这件作品真是令人耳目一新。它的空间运用得如此优美,别出心裁地利用了军械库和河水。墨西哥馆的Melanie Smith的作品简直是魔术,用两部极具观赏性的电影和置于其间的一个奇妙的“博物馆学”陈列,构成了某强烈的视觉美学效果。同样,作品和场地之间的空间关系处理得恰如其分,从纯粹实验的角度衡量,它是本届双年展中少有的几件真正值得注意的作品之一。
  卢迎华:你怎么看威尼斯双年展和它的策展方法?哪些地方能打动你?哪些不能?
  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我认为威尼斯双年展理所当然是严肃的,但它很奇怪地又是很好玩的,这是对全世界的当代艺术的一次非常正式又绝非枯燥的调查,背后则是一只挑剔而固执己见的眼睛。对我而言,引发共鸣的地方是不管这其中有些作品的制作预算高得有多吓人,或是几乎无法实现,艺术还是兀自从中现身而不会让你想起任何关于成本的事情。无论是Urs Fischer那在香烟萦绕中不断消融的蜡烛背后的高昂开销,还是Haroon Mirza雕塑的因陋就简,作品的力量(或无力)同钱亳无关系。
  双年展的掌权者们未来要讨论的唯一一件事,将会是艺术节为什么不能像电影节一样,规定所有的参展作品必须是首次展出,你也可以叫它“世界首映”。有时候,在一件几乎没人看过的作品和一件已在高级画廊和博物馆里展出并广受关注的作品之间,很难给出一个公允的判断。
  卢迎华:你觉得德国馆怎么样?
  约翰·沃特斯:德国馆是一缕清风……不,是死亡气息。我感谢策展人Susanne Gaensheimer用了这么多不同的方法成功地完成任务。它阴沉但快乐,是葬礼但随时能开始欢宴,极富教育性又绝非乏味的学究气(就像我爱博伊于斯一样,还有人能像他一样用如此乏味的方式影响着当代艺术吗?),这一出献给(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他)德国电影人、戏剧导演、艺术家克里斯托夫·施林根基夫(ChristoffSchlingensief)的展览似乎是所有国家馆中最彻底的艺术幻想。孩子们,想想该走哪条光明大道。总好过DouglasSirk的《模拟人生》中那一幕葬礼。
  卢迎华:你想要有双年展上的某件作品陪在身旁吗?为什么?约翰·沃特斯:如果我能选一个伴(和我共处一室的艺术品),我会把Sturtevant搞笑而机智的九屏录像ElasticTango搬回家,还有Fischli/Weiss关于空烟斗和街角的没表情的雕塑Space Number 13,Bruno Jacob不可见的室外绘画The Harvest/Breath,它让我想在电影屏幕上驱车追赶一只逃亡的家养宠物。Klara Linen完美的定点装置,一堆垃圾罐头,看上去那么美,特别是和我家里的一堆真正的垃圾罐头摆在一起。阿根廷馆里面Adrian Villar Rojas纪念碑式的庞大雕塑会让任何房间都拥挤不堪。TrishDonnelly的雕塑有着最令人吃惊而又最可爱的暖昧特质,难以理解,甚至似乎被艺术家自己所抛弃:它亳无标志地立在一座废弃的建筑旁,就这样在双年展上“展览”着自己。
  卢迎华:你曾造访过几次威尼斯双年展?
  李龙雨(Yongwoo Lee):从1987年的威尼斯艺术与建筑双年展算起,我已经参观过15次了。   卢迎华:关于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和作品选择对当今世界社会、政治、文化热点问墨所作出的回应或反思,你有何评价?
  李龙雨:ILLUMinations更像一个标题而非主题,在我看来,它是运用当代艺术和视觉元素对某种发散性的经典论述所作的一次艺术史的研究和审视。这一标题似乎希望用光、启蒙的概念和未来主义的弦外之音来丰富展览的全球性本质。但这“光”的概念太过宽泛、浅显、古典和直白,反而显得没什么意义了。结果就是不少作品流于说教和雄辩,通过描绘那些沐浴着启蒙光辉的视觉资源,将“光”的意蕴从字面上照搬成纯粹的视觉效应。鉴于此,正如批评家Andrew Goldstein在Artinfo上所发表的意见,这个标题未免“过于粗糙而缺乏思考推敲”了。迄今为止,历届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总监在提炼和阐述主题时总要凸显理论话语和社会政治现实。但ILLUMinations却较少依赖这些时髦修辞,从而也无法满足知识分子的胃口。因此,ILLUMinations很遗憾地失去了争议性。人们可以说标题仅仅是一个标题而已,有谁会在乎呢。在某种意义上,我相信像这样一个世界规模的双年展,它的标题和主题可以被多样化地阐释和广泛地表现。
  卢迎华:你对本届展览有什么期待吗?这次展览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李龙雨:双年展既为业内人士也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个积极体验和消费文化艺术的平台。双年展和艺术机构的展览之间的关键区别之一,在于展览的制作过程。双年展为各种层面上的艺术实验和超脱于任何意识形态体系的政治自由提供了保证,那些最极端、阴郁和自行其是的作品都得以在此呈现。双年展被普遍看作从本质上即有异于由美术馆和其他机构举办的展览。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制作精良,易为观众接受。像以往一样,军火库和各个国家馆的题目和内容趋于多样。但我还是对比奇·库莱格以具普遍意蕴的主题串联起多样化的双年展表示支持。考虑到威尼斯双年展的复杂结构,将全部展览统一在一个单一主题下绝非易事。
  卢迎华:威尼斯双年展最早于1856年设立之时是以推动当代艺术市场发展为任务。在你看来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双年展在今天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李龙雨:在参观了本届威尼斯双年展后,我的感觉是它就像一个炙手可热的艺术博览会。某些具影响力的艺术博览会正通过举办实验性展览和研讨会等此前很少出现的部分来模仿双年展。同样,双年展也开始为媒体、画廊、博物馆和公众提供最新的信息和艺术家。威尼斯双年展作为全世界双年展之滥觞,其演变先后经历了几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威双正在悄悄地转变为艺术的奥运会,参与国家的数量成为关注重点,而这一数字的增加也成了某种值得骄傲的事请。也许不久我们就能看到威尼斯双年展阿布扎比或威双多啥了,谁知道呢。这其中积极的方面是今天的双年展对自身的理解和态度:双年展是一个为热点问题的讨论和辨析而创设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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