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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前提下，选择渐进式经济转型，而在经济转型中，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大社会就业成为客观性矛盾。效率和就业的博弈是一个流量过程，具体来看，经历了矛盾隐性期、矛盾凸现期、矛盾趋于缓解三个阶段。对于经济转型与效率、就业的和谐构建，科学发展保持持续的增长率是关键，以人为本，从而扩大就业是核心。
关键词：经济转型；效率；就业
中图分类号：Ｆ121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8）01－0021－02
一、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
我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转型主要经历：（1）1978年末到90年代初“两种不同机制”下的经济转型。计划和市场开始被人为地以主辅地位区分相对立，十四大报告才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改革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计划主权机制下，针对建国后行政强制催生的“早熟”的高度国有化和公有化，主要解决轻重比例失调问题；80年代中后期，短缺常态下，经济高速增长和治理整顿，《八五计划纲要》明确，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中心，实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多元主权机制形成。（2）90年代中期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根本转变，是“九五”计划最大课题；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核心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3）9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建立，工业化中后期注重经济方式转变。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发展要求合理有效利用生产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缓解资源瓶颈；另一方面，我国人力资源丰富是巨大优势，但就业和再就业压力也更大，改革初为实现充分就业，采取资本节约型技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粗放增长，因此，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大社会就业成为客观性矛盾。
二、调整转型中效率与就业的流量关系
1．1978年12月至1992年，非效率行为与隐性失业相伴。
由下图可知，（1）1979—1990年，60％以上的劳动力一直被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下，大量潜在过剩人口部分就近转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农村为重点的局部改革取得成效归功于：一是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变化，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下的农户家庭经营，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明确分离，农户成为自己剩余劳动索取者，极大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调整中农业生产力得以释放，“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为家庭中潜在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工潮”创造了条件。二是开创农村工业化新路子，即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成为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乡镇企业1978—1983年就业弹性为0．2，到1984—19８8年上升为0．65①。调整的生产力释放后，农业生产下降徘徊；1989—1995年，市场由短缺走向过剩，粗放发展的乡镇企业后劲不足，就业弹性降到0．2左右。（2）1984年，改革重点转向城市，主要采取体制外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集中体现在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由1978年24．2％到1992年35．0％，就业比重由1978年12．2％到1992年19．8％。（3）国有经济提出实行包、租、卖等盘活存量资产，在传统体制下的就业存量部分暂时未触动，增量部分开始拥有招聘和解聘新职工的自主权，所以，国企还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靠牺牲效率来实现社会充分就业。
2．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经济转型拐点，隐性失业显性化，矛盾凸现期
这期间转型速度加快，就业和再就业面临“三碰头”（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国企下岗失业人员）的巨大压力。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抓大放小方针，把国企战略性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结合起来，这是实现效率性就业的主要途径，因为：内涵式增长要求长线工业和低效率企业关停并转，使现有生产能力重新配置，也要求对国企就业存量实行下岗分流，使技术素质较为陈旧的职工下岗失业，深化国企改革是释放富余劳动力的唯一途径；深化国企改革也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新途径，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为标准进行的战略性收缩，为中小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崛起和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广阔市场空间。通过下岗与失业并轨的过渡性途径实现减员增效，“低工资、高就业、高福利”传统体制下的国有及集体企业中的大量隐性失业得以分离，逐渐成为公开失业者，1995—2000年就业年均增长率－9．24％；农业劳动力转移成为农村产业化中“三农问题”之一，1994—1998年农业就业年均增长率－1．35％，①中国劳动就业在痛苦中逐步转型。
3． 20世纪90年代后期改革进入深水区，注重科学、协调发展，矛盾趋于缓解。
“九五”期间，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重大路径转换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信息化是“十五”时期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我国进入深度工业化阶段，抓住机遇，实现经济方式和产业转型，如下表：（1）传统农业得以进一步改造，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1997—2005年，劳动投入增长率虽由0．06％减少到－3．68％，但产出增长率由3．50％增长到5．23％，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从2００0年43％增加到2０05年48％，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奠定了基础。（2）第二产业经过经济结构的迅速转换和行业的协调成长的优化升级过程，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技术密集型工业、现代制造业成为新宠行业，工业总资产贡献率由1997年7．12％上升到2005年11．82％；第二产业随着经济恢复快速增长增量就业，1997—2005年，第二产业产出增长率由10．48％上升到11．69％，就业增长率由2．12％上升到6．88％。（3）工业化发展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基础，1997—200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由34．4％上升到39．9％，就业比重由26．4％上升到31．4％；新兴工业化又拉动现代生产和民生服务业，传统行业面临调整转型，第三产业随着经济减速增长缩量就业，1997—2005年，第三产业产出增长率由10．67％下降到10．02％，就业增长率由2．82％下降到3．3％。
三、经济转型与效率、就业的和谐构建
综上，经济转型对劳动就业起破坏和创造效应，生产力持续发展又为创造就业机会奠定物质基础，我们不仅苦于经济转型，更苦于不经济转型。所以，构建经济转型与效率和就业的和谐，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就业统一起来，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是必然选择，其中（1）发展中求和谐是第一要义。只有科学发展才能实现持续的增长率、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才能不断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2）“政府是保障市场经济运行处于健康状态的权威执行者”[4]，是创造和谐环境的主体。经济转型中的政府，不仅放松对市场的管制，更重要的是要成为服务型政府，提供社会保障、教育普及等公共服务和产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注重效率，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把有限的生产要素配置到效益较高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各类市场主体也可以随市场需求变化和升级供给及时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有效使用。（4）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发展依靠人民，我们要发挥人口红利的相对优势，利用廉价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并通过教育培训使我国由人力资源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化。
参考文献：
[1] 张曙光．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０05：1－3．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57．
[3] 龚基云．也谈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Ｊ]．生产力研究，2003，（3）．
[4] 李迎生．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代价支付及其补偿问题[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3）．
关键词：经济转型；效率；就业
中图分类号：Ｆ121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8）01－0021－02
一、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
我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转型主要经历：（1）1978年末到90年代初“两种不同机制”下的经济转型。计划和市场开始被人为地以主辅地位区分相对立，十四大报告才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改革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计划主权机制下，针对建国后行政强制催生的“早熟”的高度国有化和公有化，主要解决轻重比例失调问题；80年代中后期，短缺常态下，经济高速增长和治理整顿，《八五计划纲要》明确，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中心，实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多元主权机制形成。（2）90年代中期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根本转变，是“九五”计划最大课题；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核心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3）9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建立，工业化中后期注重经济方式转变。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发展要求合理有效利用生产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缓解资源瓶颈；另一方面，我国人力资源丰富是巨大优势，但就业和再就业压力也更大，改革初为实现充分就业，采取资本节约型技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粗放增长，因此，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大社会就业成为客观性矛盾。
二、调整转型中效率与就业的流量关系
1．1978年12月至1992年，非效率行为与隐性失业相伴。
由下图可知，（1）1979—1990年，60％以上的劳动力一直被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下，大量潜在过剩人口部分就近转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农村为重点的局部改革取得成效归功于：一是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变化，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下的农户家庭经营，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明确分离，农户成为自己剩余劳动索取者，极大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调整中农业生产力得以释放，“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为家庭中潜在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工潮”创造了条件。二是开创农村工业化新路子，即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成为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乡镇企业1978—1983年就业弹性为0．2，到1984—19８8年上升为0．65①。调整的生产力释放后，农业生产下降徘徊；1989—1995年，市场由短缺走向过剩，粗放发展的乡镇企业后劲不足，就业弹性降到0．2左右。（2）1984年，改革重点转向城市，主要采取体制外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集中体现在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由1978年24．2％到1992年35．0％，就业比重由1978年12．2％到1992年19．8％。（3）国有经济提出实行包、租、卖等盘活存量资产，在传统体制下的就业存量部分暂时未触动，增量部分开始拥有招聘和解聘新职工的自主权，所以，国企还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靠牺牲效率来实现社会充分就业。
2．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经济转型拐点，隐性失业显性化，矛盾凸现期
这期间转型速度加快，就业和再就业面临“三碰头”（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国企下岗失业人员）的巨大压力。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抓大放小方针，把国企战略性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结合起来，这是实现效率性就业的主要途径，因为：内涵式增长要求长线工业和低效率企业关停并转，使现有生产能力重新配置，也要求对国企就业存量实行下岗分流，使技术素质较为陈旧的职工下岗失业，深化国企改革是释放富余劳动力的唯一途径；深化国企改革也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新途径，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为标准进行的战略性收缩，为中小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崛起和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广阔市场空间。通过下岗与失业并轨的过渡性途径实现减员增效，“低工资、高就业、高福利”传统体制下的国有及集体企业中的大量隐性失业得以分离，逐渐成为公开失业者，1995—2000年就业年均增长率－9．24％；农业劳动力转移成为农村产业化中“三农问题”之一，1994—1998年农业就业年均增长率－1．35％，①中国劳动就业在痛苦中逐步转型。
3． 20世纪90年代后期改革进入深水区，注重科学、协调发展，矛盾趋于缓解。
“九五”期间，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重大路径转换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信息化是“十五”时期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我国进入深度工业化阶段，抓住机遇，实现经济方式和产业转型，如下表：（1）传统农业得以进一步改造，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1997—2005年，劳动投入增长率虽由0．06％减少到－3．68％，但产出增长率由3．50％增长到5．23％，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从2００0年43％增加到2０05年48％，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奠定了基础。（2）第二产业经过经济结构的迅速转换和行业的协调成长的优化升级过程，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技术密集型工业、现代制造业成为新宠行业，工业总资产贡献率由1997年7．12％上升到2005年11．82％；第二产业随着经济恢复快速增长增量就业，1997—2005年，第二产业产出增长率由10．48％上升到11．69％，就业增长率由2．12％上升到6．88％。（3）工业化发展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基础，1997—200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由34．4％上升到39．9％，就业比重由26．4％上升到31．4％；新兴工业化又拉动现代生产和民生服务业，传统行业面临调整转型，第三产业随着经济减速增长缩量就业，1997—2005年，第三产业产出增长率由10．67％下降到10．02％，就业增长率由2．82％下降到3．3％。
三、经济转型与效率、就业的和谐构建
综上，经济转型对劳动就业起破坏和创造效应，生产力持续发展又为创造就业机会奠定物质基础，我们不仅苦于经济转型，更苦于不经济转型。所以，构建经济转型与效率和就业的和谐，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就业统一起来，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是必然选择，其中（1）发展中求和谐是第一要义。只有科学发展才能实现持续的增长率、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才能不断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2）“政府是保障市场经济运行处于健康状态的权威执行者”[4]，是创造和谐环境的主体。经济转型中的政府，不仅放松对市场的管制，更重要的是要成为服务型政府，提供社会保障、教育普及等公共服务和产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注重效率，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把有限的生产要素配置到效益较高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各类市场主体也可以随市场需求变化和升级供给及时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有效使用。（4）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发展依靠人民，我们要发挥人口红利的相对优势，利用廉价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并通过教育培训使我国由人力资源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化。
参考文献：
[1] 张曙光．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０05：1－3．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57．
[3] 龚基云．也谈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Ｊ]．生产力研究，2003，（3）．
[4] 李迎生．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代价支付及其补偿问题[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