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场回到哈尔滨后，由于当时大部分的体育项目都砍掉了，包括体操、击剑、排球，也包括了象棋，我和其他的象棋队员都转了业。我回到电影机厂工作，当时象棋被列为四旧，也不敢下了。母亲怕红卫兵抄家，把有关于象棋的书和照片等物品都烧掉了。
　　1972年，为了迎接新加坡象棋队的来访，广东和上海两地首先恢复了象棋队。而此时北方依然处于无棋可下的状态。看到广东和上海棋队的恢复，我心想，要是能把他们请过来下场友谊赛，那时东北象棋发展的影响该有多大呀!有了这种想法，就马上付诸行动。经过交涉，1973年，上海队应邀来东北进行访问。这时我们并没有专业队，比赛也是表演性质的。总的来说，以我为首的东北队输给了胡荣华为首的上海队。


　　经过这次访问，东北三省的象棋运动逐渐恢复了，不再被列为四旧。1973年，国家队体委下达文件，恢复全国赛，象棋界被压抑多年的感情一时之间终于释放出来。象棋活动如野火燎原般地展开了。我当时转业到工厂，归市体委管，为了参加比赛，市体委组织了集训队，在全市进行新选拔。由于本届个人赛允许女子与少儿参加，所以这次选拔也很注重培养后备力量。我在选拔赛中是第一名，选入棋队的还有孟照忠和金启星，另外有两个小孩，一个是赵国荣，一个是范贵连。这两个小孩是我在少儿比赛上看好的，范贵连的特点是反应敏捷、有才气，他五岁的时候就能下盲棋。赵国荣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朴实、沉着，复盘能力特别强。
　　队伍虽然组建了起来，可是大家都几年没模棋了，就这么去比赛，明显不如提前一两年建队的上海队和广东队。这个问题比较现实，于是体委决定，在去四川成都参加全国个人赛之前，先去上海进行一场友谊赛，多花点路费先锻炼锻炼。
　　就这样，本着练兵的目的，黑龙江队一行六人到了上海。在上海一共安排两场比赛，只有我赢了胡荣华一盘棋，孟昭忠和金启昌，包括范贵连和赵国荣都没能取胜。其中赵国荣和范贵连都输给了上海队的一个叫林宏敏的少年棋手。徐天利还和赵国荣下了盘上单马的棋。虽然友谊赛输了，可是经过这几局比赛，黑龙江队的几个棋手棋艺得到了锻炼，信心也得到了加强。
　　1974年的全国个人赛在四川成都市举行。成都市的棋风很盛，但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百废待兴。我记得一下火车，看到接我们的车时我们队员都吓了一跳，那是一辆军用大卡车，用铁栏杆围着，上面蒙着绿色帆布蓬，坐上了这辆“大蓬车”，我们一颠一波地来到了我们此次比赛的下榻地点——一个军队招待所。原来，由于此次比赛经费实在太紧，一切只能从简。不过只要有棋可下，招待再简单也不算什么。
　　这次个人赛可以说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棋坛盛会，参加中国象棋比赛的棋手共有八十多人，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积分循环赛，决出小组前三名，共三十名优胜者编为一组，然后通过十六轮的循环赛，决出冠亚军及其余名次。
　　第一轮比赛就出了冷门，首次参加比赛的女棋手高华战胜了黑龙江队的孟昭忠。黑龙江队出师不利。在随后的比赛中，赵国荣和范贵连的成绩也不太好，不过赵国荣还赢了几盘棋，范贵连却一盘没赢。范贵连由于后来在中国象棋方面进展不大，改不了国际象棋。其实范贵连的才能还是很好的，只是不够顽强，一输棋就兵败如必倒，如果他的心理方面强一些的话，在中国象棋方面还是很大发展的。
　　决赛的第二轮，胡荣华与杨官对阵，二人棋都下得十分谨慎，不肯轻易露出破绽，在比赛一开始就挫了锐气。双方战至七十余合，终于握手言和。
　　第四轮我遇到了老对手杨官，时隔八年，重新坐在一起，都极想赢下这盘棋。
　　这盘下了九个多小时，三次封盘。第三次封盘前形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残局，我虽占优势，但要在规则的30限着内获胜，也颇费心思。这时杨官忽然提出了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咱们还是别封盘了，直接下完算了。”虽然这个要求不甚合理，可是考虑到杨官在象棋界的地位，裁判员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没理会，说：“我服从大会的意见。”裁判员不敢做主，就去征求大会组委会的意见，结果组委会严厉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封盘!裁判和我们两个棋手一起去吃晚饭。其实这样是对我不利的，因为我无法回房间摆棋。
　　坐在饭桌前，我和杨官都没有吃东西，我闭着眼睛，脑海中不断地闪现着棋局的变化，怎么在30步限着内赢下呢?不知不觉间，大概10分钟吧，我突然睁开双眼，啊!想明白了，我嘟囊了一声，19步就可以赢下来，想通了以后我开始吃饭，时间不多了，杨官
　　也只吃了一点点。回到对局室，我早已将变化算透，接步就班地下，果然只用了19步，就取得了这盘棋的胜利。这样我就保持了在个人赛中对杨官不败的记录。
　　这次个人赛虽然我仅获得第五名的成绩，可在第九轮赢了此次比赛的冠军胡荣华。大家跟我开玩笑，说我这个主考官又官复原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