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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在1948年12月创建初始阶段，百废待兴，困难重重。怎样才能尽快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金融体系?这对于刚脱下军装的干部们来说，是一个全新课题。担任第一任总行行长的南汉宸，运用统战法宝，凭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通过艰苦创业，建立了卓著的功勋，被金融界誉为无产阶级银行家、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人，赢得了人们的普遍称颂和深切怀念。
关键时刻勇挑重担
毛泽东为何会起用南汉宸当行长?早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封锁边区，企图饿死、困死边区人民，毛泽东决定任命南汉宸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对他说：“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你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我要你充当‘无米之炊’的巧妇，你看如何?”南汉宸表示：“决不辜负中央的期望，坚决做好工作，保障边区供给。”在担任边区财政厅长期间，南汉宸以他出色的、创造性的工作为边区的财经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因此当1948年，人民解放军大反攻开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商定，再次把艰巨任务交给他，任命他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周恩来找他谈话，对他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央原定1949年1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看来要提前一个月，于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并发行第一批人民币。你要尽快建立各地金融机构，形成金融体系，统一全国货币，用马列主义理论办好银行。”
当时发行的人民币主要掌握在国营企业、机关、团体、部队手中，南汉宸牢记列宁关于一切单位都要把钱存入银行，付款必须通过银行办理的论述，提出实行现金管理，使银行的存款成倍增加。为了打击投机，南汉宸决定大量吸收社会游资，办理折实存款。同时决定全国每县均设立支行，以便代理财政金库。南汉宸这些举措，表现了非凡气魄，他善于捕捉战机，进行艰苦决战。那时银行编制不足，有人对县县设行迟疑不决，南汉宸及时指出：“你们无非是怕派出去的人会卷款潜逃。我们准备它出事，也要普设县行机构。”后来实践表明，卷款潜逃的事并没有发生。又有人怕办折实存款会给银行带来亏损，他坚定地说：“赔本也要干。”“我们要敢于胜利，准备战斗三个月，上青龙桥、过八达岭，以后就会出现康庄大道。”结果不到半个月，他就从统计报表中获知，全国货币回笼达25%以上，物价指数直线下跌，金融形势一片大好。
聘用专家培育人才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由石家庄迁往北京西交民巷后，南汉宸设立了100多人的金融研究机构，聘请了一批专家、教授当顾问，当研究员，还借鉴国外经验，约请了一些精通外文的学者，翻译马列主义有关金融方面的著述，建立了拥有数十万册图书的经济资料库，使总行迅速掌握了存、贷、汇、兑、保险、外汇及金银业务的管理方法。最突出的例子是，南汉宸首倡创建全国金融学会及其金融研究处。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听到一些专家建议，中央银行领导各专业银行，以前金融工作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诸如票据交换、债券市场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可继续使用。南汉宸频频点头，说这些建议“既是实际问题，又是理论问题，但更多的是理论问题。是否可成立一个研究性质的机构，邀请理论家、学者及实际工作者共同探讨，理论先行，指导实践”。于是他把原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冀朝鼎请来，主持总行的研究处工作，把原来国民党上层金融人物、教授、专家、技术人员调到总行研究处，专职从事研究工作，包括兼任副处长的清华大学教授、原中央银行东北区行副经理宁嘉风，原中国银行沈阳分行经理李紫东，原中央银行长春分行经理韦锡九，辅仁大学教授、原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家郑伯彬，南开大学教授、老经济学者季陶达，留英的经济学者陶大镛，名教授黄元彬、孟宪章，曾任爱国将领杨虎城机要秘书的米暂沉以及原中央信托局专员、通易信托公司经理舒湮等。
在金融研究处之外，南汉宸还设立了顾问室，聘请了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为顾问。在这段时间里，南汉宸几乎每天要来研究处和顾问室同大家促膝谈心或解答咨询，这种“移樽就教”的态度，很使人感动。他对专家们说：“毛主席很关心银行工作，一下飞机便问起银行的事，还说进入大城市后，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益重要，希望大家努力奋斗。”专家们听后备受鼓舞，干劲十足，如舒湮等几位专家日夜搜集资料，分头进行编译，一个月就写了10万多字的资料汇编。精通俄文的季陶达，精通英、法、德、日文的宁嘉风、郑伯彬、陶大镛等专家，便着手翻译和编印一套金融理论丛书，供各地银行教学参考。
当时，调入银行工作的干部有许多是从山沟里和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迫切需要熟悉金融理论，需要懂得政治经济学。南汉宸便请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立银行专修班，把老红军、老八路、老党员、局处一级干部送去学习，又把各省市分行的行长集中到总行办学习班，并亲自上课讲授。不久，他又提出了建立银行中专学校和金融学院的设想，决定把专家们编写和翻译的著作列为学校教科书，从而使大批金融院校学员能迅速掌握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以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对金融人才的需求。
中、交银行 保护发展
全国解放后，旧社会留下的专业银行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实业银行、农业银行，还有保险公司，由于实、农、保业务很少，暂时并入人民银行经营，只有中、交银行在全国信用很高，在国外还有分行和财产，所以南汉宸于1950年2月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作的总结报告指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不全是官僚资本，我们不仅要加以保护，还要在人民银行的统一领导下让其有所发展，帮助他们调整组织机构，建立垂直系统，以适应对外贸易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清光绪年间的大清银行，它正式成立于1912年，是一个官商合作银行，1928年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国际汇兑银行，1935年以后被宋子文官僚资本控制，虽然官股占了三分之二，但还有三分之一是商股。交通银行也是历史悠久的老牌银行，但后来被四大家族吞并过去，备受歧视，与国民党其他银行不一样。所以南汉宸在总结报告中继续强调说：“根据党中央对中、交二行的精辟分析和继续维持的方针，总行规定中、交二行要保留原名义、原机构，原封复业，对原有员工甚至副经理，原则上都要留任。”说到这里，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南汉宸接着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这二行的中层干部大部要留在中层领导岗位，对于商股里的董事和监事，只要不是战犯，没有倒向台湾，我们都全部予以承认，甚至还可以按邓小平最近指示，在副经理中留一名空额，让出走的原负责人归来担任。”我党的这些统战策略，对长期稳定中、交二行，并使它进一步发展，对团结、教育、改造旧职人员，发挥他们娴熟的业务特长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至于中、交银行的海外金融业务，人民银行按照金融统战方针，也作了新的规定，如南汉宸牵头拟发了《关于国外与香港的中国、交通银行工作方针的若干意见》，指出“人事上不一定要派共产党员到海外当经理，而主要是通过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进行指导”。这就大大调动了海外老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同时培养了国内的外汇与国际的金融人才，从而为巩固发展海外的金融工作起到巨大作用，也为如何同党外爱国人士精诚合作共事提供了良好范例。
金融统战 共建大业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我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可在当时对从旧社会接收过来的金融机构及其人员能否实行统战，金融界的认识并非完全一致，有的人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安排他们担任一些领导职务不服气。南汉宸是一位有着丰富统战工作经验的老领导，他认为如何正确看待金融界的民主人士的知识和技能并发挥他们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在传达1950年3月16日全国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时，引用毛主席的话来教育大家。毛主席说：“统一战线的政策大家赞成，但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组织问题，就发生很大抵触，这就要挡驾，因为热衷于清一色。我毛泽东当过两次主席，第一次是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那时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是党员，看上去很纯洁，但纯洁的结果，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今天取得了胜利，不是因为纯洁，而是因为有统一战线，如果还不理解这个问题，就要重犯历史错误。”南汉宸还引用国务院一位副总理的话说：“搞统战工作的要懂得经济，搞经济工作的要懂得统战。”因此南汉宸坚定不移地高举统战旗帜，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力量，对各种金融人才，量才录用，在较短的时间内，充分展示了他“三管齐下”的高超艺术。
首先是邀请党外知识分子出谋献策。他特邀一批民主党派著名人士、无党派爱国人士和原国民党“中央银行”的上层人物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他对宁嘉风、李紫东、韦锡九、郑柏彬、季陶达、陶大镛、黄元彬和孟宪章等人说：“请你们运用各自的知识，为新中国的金融事业献计出力，为创建社会主义金融大厦添砖加瓦。”总行行长这种求才若渴的高尚品德，使党外知识分子极为感动。
其次是吸收旧银行职员参加管理。当时拒绝跟随国民党出走台湾的旧银行高级职员，在党的统战政策的感召下，纷纷被吸收参加人民银行的管理工作，其中上调总行的有原中央银行业务局长、外汇专家林凤苞，原农民银行总管理处业务处处长许锦绶，农贷处处长乔启明等。还有从美国、英国留学归来的浦寿海、周林、张荫余等9人，他们进入人民银行后，心情舒畅，工作积极。如原中央信托局专员舒湮，曾参加过国民党政府接收日伪金融机构的工作，当他参加接管国民党政府银行的工作时，感慨地说：“共产党对我信任，我并未感觉自己是个非党干部而缩手缩脚，可以说，工作上没有任何窒碍，完全能为祖国金融事业的发展戮力效命。”
再次是团结私营银行老板进行公私合营。建国之初，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私营银行，南汉宸指示让他们照常营业。其中北京西交民巷东口108号周作民开的金城银行，占地面积大，门面有气魄，有人建议将人民银行总行迁此办公，让金城银行另移别处营业。南汉宸坚决不同意，认为周作民正准备回国，倘若他知道了，定会产生失落心情，这绝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政治影响的大事。不久，周作民回北京后得知此情，甚为感激，当他在香港的资金周转发生困难时，鼓起勇气请求人民银行借给200万元港币的外汇，南汉宸行长却批给他800万元港币，这更使周作民感动不已，他动情地说：“我曾接触过北洋军阀，也接触过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人善于乘人之危，投井下石，总想吞并或掌握私人银行。现在共产党才真正体现了全民族的利益，这样的党是可以信赖的。”于是他毅然请示南汉宸出面帮助，将他的银行公私合营，为推动全国私营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贡献。
本文资料来源：
①《1950年2月南汉宸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②尚明等人合写《南汉宸：无产阶级的银行家》。
③资耀华：《宏才大略 高风亮节——忆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同志》。
④舒湮：《生命是有限的，事业是永恒的——回忆南汉宸同志》。
⑤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银行史话》。
⑥石雷：《人民币的诞生》，见《中国钱币》1988年第4期。
⑦段云著：《前进中的金融事业》，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⑧《中国人民银行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第490至521页。
( 责编 任 重 )
关键时刻勇挑重担
毛泽东为何会起用南汉宸当行长?早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封锁边区，企图饿死、困死边区人民，毛泽东决定任命南汉宸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对他说：“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你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我要你充当‘无米之炊’的巧妇，你看如何?”南汉宸表示：“决不辜负中央的期望，坚决做好工作，保障边区供给。”在担任边区财政厅长期间，南汉宸以他出色的、创造性的工作为边区的财经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因此当1948年，人民解放军大反攻开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商定，再次把艰巨任务交给他，任命他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周恩来找他谈话，对他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央原定1949年1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看来要提前一个月，于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并发行第一批人民币。你要尽快建立各地金融机构，形成金融体系，统一全国货币，用马列主义理论办好银行。”
当时发行的人民币主要掌握在国营企业、机关、团体、部队手中，南汉宸牢记列宁关于一切单位都要把钱存入银行，付款必须通过银行办理的论述，提出实行现金管理，使银行的存款成倍增加。为了打击投机，南汉宸决定大量吸收社会游资，办理折实存款。同时决定全国每县均设立支行，以便代理财政金库。南汉宸这些举措，表现了非凡气魄，他善于捕捉战机，进行艰苦决战。那时银行编制不足，有人对县县设行迟疑不决，南汉宸及时指出：“你们无非是怕派出去的人会卷款潜逃。我们准备它出事，也要普设县行机构。”后来实践表明，卷款潜逃的事并没有发生。又有人怕办折实存款会给银行带来亏损，他坚定地说：“赔本也要干。”“我们要敢于胜利，准备战斗三个月，上青龙桥、过八达岭，以后就会出现康庄大道。”结果不到半个月，他就从统计报表中获知，全国货币回笼达25%以上，物价指数直线下跌，金融形势一片大好。
聘用专家培育人才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由石家庄迁往北京西交民巷后，南汉宸设立了100多人的金融研究机构，聘请了一批专家、教授当顾问，当研究员，还借鉴国外经验，约请了一些精通外文的学者，翻译马列主义有关金融方面的著述，建立了拥有数十万册图书的经济资料库，使总行迅速掌握了存、贷、汇、兑、保险、外汇及金银业务的管理方法。最突出的例子是，南汉宸首倡创建全国金融学会及其金融研究处。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听到一些专家建议，中央银行领导各专业银行，以前金融工作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诸如票据交换、债券市场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可继续使用。南汉宸频频点头，说这些建议“既是实际问题，又是理论问题，但更多的是理论问题。是否可成立一个研究性质的机构，邀请理论家、学者及实际工作者共同探讨，理论先行，指导实践”。于是他把原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冀朝鼎请来，主持总行的研究处工作，把原来国民党上层金融人物、教授、专家、技术人员调到总行研究处，专职从事研究工作，包括兼任副处长的清华大学教授、原中央银行东北区行副经理宁嘉风，原中国银行沈阳分行经理李紫东，原中央银行长春分行经理韦锡九，辅仁大学教授、原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家郑伯彬，南开大学教授、老经济学者季陶达，留英的经济学者陶大镛，名教授黄元彬、孟宪章，曾任爱国将领杨虎城机要秘书的米暂沉以及原中央信托局专员、通易信托公司经理舒湮等。
在金融研究处之外，南汉宸还设立了顾问室，聘请了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为顾问。在这段时间里，南汉宸几乎每天要来研究处和顾问室同大家促膝谈心或解答咨询，这种“移樽就教”的态度，很使人感动。他对专家们说：“毛主席很关心银行工作，一下飞机便问起银行的事，还说进入大城市后，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益重要，希望大家努力奋斗。”专家们听后备受鼓舞，干劲十足，如舒湮等几位专家日夜搜集资料，分头进行编译，一个月就写了10万多字的资料汇编。精通俄文的季陶达，精通英、法、德、日文的宁嘉风、郑伯彬、陶大镛等专家，便着手翻译和编印一套金融理论丛书，供各地银行教学参考。
当时，调入银行工作的干部有许多是从山沟里和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迫切需要熟悉金融理论，需要懂得政治经济学。南汉宸便请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立银行专修班，把老红军、老八路、老党员、局处一级干部送去学习，又把各省市分行的行长集中到总行办学习班，并亲自上课讲授。不久，他又提出了建立银行中专学校和金融学院的设想，决定把专家们编写和翻译的著作列为学校教科书，从而使大批金融院校学员能迅速掌握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以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对金融人才的需求。
中、交银行 保护发展
全国解放后，旧社会留下的专业银行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实业银行、农业银行，还有保险公司，由于实、农、保业务很少，暂时并入人民银行经营，只有中、交银行在全国信用很高，在国外还有分行和财产，所以南汉宸于1950年2月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作的总结报告指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不全是官僚资本，我们不仅要加以保护，还要在人民银行的统一领导下让其有所发展，帮助他们调整组织机构，建立垂直系统，以适应对外贸易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清光绪年间的大清银行，它正式成立于1912年，是一个官商合作银行，1928年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国际汇兑银行，1935年以后被宋子文官僚资本控制，虽然官股占了三分之二，但还有三分之一是商股。交通银行也是历史悠久的老牌银行，但后来被四大家族吞并过去，备受歧视，与国民党其他银行不一样。所以南汉宸在总结报告中继续强调说：“根据党中央对中、交二行的精辟分析和继续维持的方针，总行规定中、交二行要保留原名义、原机构，原封复业，对原有员工甚至副经理，原则上都要留任。”说到这里，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南汉宸接着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这二行的中层干部大部要留在中层领导岗位，对于商股里的董事和监事，只要不是战犯，没有倒向台湾，我们都全部予以承认，甚至还可以按邓小平最近指示，在副经理中留一名空额，让出走的原负责人归来担任。”我党的这些统战策略，对长期稳定中、交二行，并使它进一步发展，对团结、教育、改造旧职人员，发挥他们娴熟的业务特长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至于中、交银行的海外金融业务，人民银行按照金融统战方针，也作了新的规定，如南汉宸牵头拟发了《关于国外与香港的中国、交通银行工作方针的若干意见》，指出“人事上不一定要派共产党员到海外当经理，而主要是通过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进行指导”。这就大大调动了海外老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同时培养了国内的外汇与国际的金融人才，从而为巩固发展海外的金融工作起到巨大作用，也为如何同党外爱国人士精诚合作共事提供了良好范例。
金融统战 共建大业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我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可在当时对从旧社会接收过来的金融机构及其人员能否实行统战，金融界的认识并非完全一致，有的人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安排他们担任一些领导职务不服气。南汉宸是一位有着丰富统战工作经验的老领导，他认为如何正确看待金融界的民主人士的知识和技能并发挥他们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在传达1950年3月16日全国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时，引用毛主席的话来教育大家。毛主席说：“统一战线的政策大家赞成，但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组织问题，就发生很大抵触，这就要挡驾，因为热衷于清一色。我毛泽东当过两次主席，第一次是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那时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是党员，看上去很纯洁，但纯洁的结果，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今天取得了胜利，不是因为纯洁，而是因为有统一战线，如果还不理解这个问题，就要重犯历史错误。”南汉宸还引用国务院一位副总理的话说：“搞统战工作的要懂得经济，搞经济工作的要懂得统战。”因此南汉宸坚定不移地高举统战旗帜，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力量，对各种金融人才，量才录用，在较短的时间内，充分展示了他“三管齐下”的高超艺术。
首先是邀请党外知识分子出谋献策。他特邀一批民主党派著名人士、无党派爱国人士和原国民党“中央银行”的上层人物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他对宁嘉风、李紫东、韦锡九、郑柏彬、季陶达、陶大镛、黄元彬和孟宪章等人说：“请你们运用各自的知识，为新中国的金融事业献计出力，为创建社会主义金融大厦添砖加瓦。”总行行长这种求才若渴的高尚品德，使党外知识分子极为感动。
其次是吸收旧银行职员参加管理。当时拒绝跟随国民党出走台湾的旧银行高级职员，在党的统战政策的感召下，纷纷被吸收参加人民银行的管理工作，其中上调总行的有原中央银行业务局长、外汇专家林凤苞，原农民银行总管理处业务处处长许锦绶，农贷处处长乔启明等。还有从美国、英国留学归来的浦寿海、周林、张荫余等9人，他们进入人民银行后，心情舒畅，工作积极。如原中央信托局专员舒湮，曾参加过国民党政府接收日伪金融机构的工作，当他参加接管国民党政府银行的工作时，感慨地说：“共产党对我信任，我并未感觉自己是个非党干部而缩手缩脚，可以说，工作上没有任何窒碍，完全能为祖国金融事业的发展戮力效命。”
再次是团结私营银行老板进行公私合营。建国之初，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私营银行，南汉宸指示让他们照常营业。其中北京西交民巷东口108号周作民开的金城银行，占地面积大，门面有气魄，有人建议将人民银行总行迁此办公，让金城银行另移别处营业。南汉宸坚决不同意，认为周作民正准备回国，倘若他知道了，定会产生失落心情，这绝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政治影响的大事。不久，周作民回北京后得知此情，甚为感激，当他在香港的资金周转发生困难时，鼓起勇气请求人民银行借给200万元港币的外汇，南汉宸行长却批给他800万元港币，这更使周作民感动不已，他动情地说：“我曾接触过北洋军阀，也接触过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人善于乘人之危，投井下石，总想吞并或掌握私人银行。现在共产党才真正体现了全民族的利益，这样的党是可以信赖的。”于是他毅然请示南汉宸出面帮助，将他的银行公私合营，为推动全国私营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贡献。
本文资料来源：
①《1950年2月南汉宸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②尚明等人合写《南汉宸：无产阶级的银行家》。
③资耀华：《宏才大略 高风亮节——忆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同志》。
④舒湮：《生命是有限的，事业是永恒的——回忆南汉宸同志》。
⑤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银行史话》。
⑥石雷：《人民币的诞生》，见《中国钱币》1988年第4期。
⑦段云著：《前进中的金融事业》，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⑧《中国人民银行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第490至521页。
( 责编 任 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