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学习到理论自信——“延安道路”形成的历史启示

来源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schx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延安时期全党开展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教育活动,系统总结了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建立起思想、态度与方法上的理论自觉,提升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展现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安道路”.理论大学习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教条主义束缚,以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作为标准,独立自主地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与建设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自信基础上实现的道路自信.新时代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需要借鉴延安时期党在理论学习中形成的理论自信与创新发展之路.
其他文献
大学生校园生活适应性与家庭教养方式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大学生对校园生活的不适应状况能够有所扭转,多源于学生、家长和学校三方的紧密配合。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鲍姆令德家庭教养方式四分法为标准,选取四个具有典型特征的家庭,对其家庭教养方式进行分析比较,验证家庭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校园生活适应性的相关性,并结合家庭教养方式在当代的新特征,给出开展精准学生工作的建议。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明显的制度优势,既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制度范导方面,又表现在各项具体制度的有效保障方面。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制度优势转变为生态治理效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推动生态文明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生态治理效能,其转化中介和桥梁的选择至为关键。实践证明,生态法治路径是推动生态文明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生态治理效能的最有效路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构建的生态法制体系为生态法治实践提供了理论和制度前提。在此前提下,借助生态法治推动生态制度优势向生态治理效能转化,还需要基于
“红头巾”和“红盖头”是《人生》中两个典型的象征符号,“红头巾”是高加林和刘巧珍唯一的爱情信物,其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符号承载了高加林对理想恋人的塑造以及对现代文明的追求。“红盖头”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不仅体现了刘巧珍对自己现实处境的认同,也体现了高加林追寻现代文明失败后对乡土文化的重新凝望。无论高加林对刘巧珍的“理想改造”,还是刘巧珍放弃“红头巾”选择“红盖头”,都是路遥在创作前期对现代文明和乡土文化“非此即彼”选择冲突的一种表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与建构,有其大革命过程中文化与政治的不平衡,以及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庞杂而不平衡的深刻时代背景和客观根源,从而蕴含着政治性与文化性的双重属性,其实质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流地位和话语权。基于此,中国共产党确立起文化领导权建构的策略原则:干部教育与加强党对宣传工作领导和创新的双向涵摄;主体文化的形态建构与文化主体广泛生成的内在耦合;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与强化民族文化内核的有机融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一体推进。这些
中国共产党在陕西一百年的奋斗史,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陕西发展振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中国共产党在陕西一百年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并可从宏观视角、中观视角和微观视角三个维度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陕西一百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历史贡献,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根本宗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弘扬延安精神等方面,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陕西一百年的宝贵经验及其现实启示,以形成陕西一百年党史研究的宏观思路和基本框架。
政府购买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发挥了良好效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掣肘于购买服务能力欠缺,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需求识别的非精准性、购买服务决策的经验化、购买服务风险监管的真空化、购买服务绩效评估的形式化。大数据作为全新的技术治理工具,对政府购买服务全流程的嵌入,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精准识别能力、购买服务科学决策能力、购买服务风险监管能力和购买服务绩效评估能力。然而,要实现大数据驱动下政府购买服务能力的提升,还需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包括健全大数据应用的相关制度顶层设计,完善大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各种社交工具的普及,企业纷纷加入了企业社会化协作的行列,其表现之一就是企业社交网络的引进。在利用文献综述方法,借鉴国内外主要社交网络及其影响力,对核心竞争力、企业社交网络、知识协同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企业社交网络为知识协同提供平台,知识协同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提供有效途径,要求企业从构建企业制度和文化、建立知识协同的流程和激励政策、建立基于Web2.0技术的知识协同平台、建立基于企业社交网络和知识协同的团队、积极发挥管理层的带头主导作用五个方面考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在知
行政执法风险的存在具有客观性与不可避免性。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行政执法面临着宏观与微观的双重挑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行政执法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个人(行政机关)责任风险、政府形象风险和社会稳定风险,其风险主要来源于执法主体问题、执法程序问题和执法行为问题。破解行政执法风险防范难题的关键举措在于从系统论的视角构建行政执法风险防范体系的“3+1”模式,即行政执法事前、事中、事后风险防范体系及全过程防范体系。上述模式不仅在逻辑上可以自洽,在实践上也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随着现代技术的日益更新,技术客体对人类主体的塑造作用不断增强,这使得技术伦理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注重探究技术与人之间的建构关系,他以技术物作为道德的主体,以技术道德化为核心,将“道德”要素放入技术设计的评价中,以此提出了“道德物化”思想,力图通过技术设计活动将道德规范嵌入人工技术物中,调节人的道德选择。该思想重新建构了传统的物化思想,拓展了伦理学的关注视角,开辟了技术哲学新的研究范式。然而其强调的技术道德化面临有效性的质疑,技术设计本身的民主性遭受诸多考验,也对人的自由意志
贫困偏远地区公务员结构是否优化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如何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公务员群体结构测评工具,实现公务员队伍结构合理、职责匹配、高效优质的建设目标,是县级公务员队伍管理的重要问题。基于模糊熵理论建构公务员群体结构合理度和关联度测评模型,并以陕西省S县数据验证分析,检验了这一模型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这一模型对我国偏远贫困地区县级公务员队伍结构优化、职责匹配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