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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系女博士娄滔罹患“渐冻症”，留心愿捐献人体器官一事牵动人心，这也引发了人们对器官捐献话题的重新审视。
罹患“渐冻症”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女博士娄滔与湖北省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协议已经签好，她目前正在接受医院的器官感染治疗。娄滔的意愿是，将头部捐献给运动医学机构做研究，其他可用的器官移植给需要的人。
2016年1月，娄滔被查出患有运动神经元病。一年多来，这种被称为“渐冻症”的疾病逐渐侵袭娄滔的肌肉和运动神经。“我相信捐献器官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长时间以来我们家庭受到社会的帮助与关心，更加坚定了我们要这样做。”10月16日，娄滔的父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器官捐献，这个曾经令人讳莫如深的名词，因娄滔而再度回到公众视野。
器官移植的冬天与春天
十几年过去了，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依然记得在他做国内第一例肺移植治疗肺气肿手术之前面对的谣言。当时有人传言，移植到人体的肺来自于猪，所以大家觉得做肺移植肯定不能成功。
而在此之前，我国的肺移植工作已经停滞了近5年，从1994年1月至1998年1月，我国只做了不到20例肺移植，其中只有2例肺移植病人术后长期生存，余下病人均在术后短期内死亡。
陈静瑜执刀的第一例手术成功了，后面又完成了上百例，而且移植受者的成活率几乎达到了国际水平。在此前后，国内其他各项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和数量也不断发展，这让国人渐渐打消了对器官移植的顾虑。
2005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下决心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伦理的器官移植体系。政府也高度重视器官捐献移植工作，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推动器官捐献移植依法规范开展。
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器官捐献的来源和公民捐献器官的权利。
2009年，原卫生部下发《关于境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有关问题的通知》，严格限制“移植旅游”。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器官买卖和非自愿摘取器官“入刑”。
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以部门规章的形式，确保器官捐献移植的透明、公正、可溯源性。
2014年12月，我国宣布将停止死刑犯器官的使用，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有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老百姓愿意捐献。黄洁夫回应，“是春天到了。”
随后的2015年，我国器官捐献的事实证实了黄洁夫的话。这一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数量大幅提升，从2014年的1500例增长到2766例。中国的努力也得到了国际移植界的认可。这一年，被誉为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实现里程碑式转型的一年。
打破程序和观念的障碍
“从2015年1月1日起，公民器官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我国的器官捐献数量不断创造历史新高，2016年公民完成捐献4080例，捐献大器官11296个，今年我们预计器官捐献会超过5000例，器官移植手术会达到1.5万至1.6万例。”黄洁夫说。
与此同时，必须清楚地看到，数字背后是我国年均约30万脏器衰竭患者有器官移植需求。有数据表明，2015年，我国成功完成肝脏移植2000多例、肾移植5367例，但2015年肝脏移植需求者新增4000多人，肾脏移植需求者新增了1万多人，供需差距进一步扩大，仅肝脏移植就有500多人同时在同一家医院等待，肾脏移植有2000多人在同一家医院等待。
“目前，我国器官捐献率不到百万分之三，而一些国家已经达到百万分之四十。”陈静瑜认为，就移植手术本身而言，我国的移植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问题在于器官供体稀缺。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民众对器官捐献的不了解、捐献程序的复杂，都是重要的干扰因素。
《中国器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显示，83%的参与调查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但其中56%的人不愿登记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儿登记或手续太繁琐”。最初，做器官捐赠登记的体系是红十字会，手续非常繁琐，光填表就要填上足足3页。2014年，施与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平台先后上线，但登记手续依然复杂。
2016年底，拥有4亿多用户的支付宝开通“器官捐赠”志愿登记，用户只需要十秒就能完成器官捐献登记，而且也可以随时撤回。短短几天之后，就有10万人参与了志愿登记。
此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思想，让不少国人认为死后应留有全尸。
“器官捐献组织做好宣传教育、简化程序等工作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公民意识改变，这是器官捐献工作的突破口。”无锡市人民医院器官捐献与移植办公室副主任胡春晓认为，尽管这两年他感觉到器官捐献者的比例在不断升高，但总体而言，公民意识仍然不够，拒绝率仍然很高。
几年的工作实践告诉他，器官捐献的成功率与捐献者的职业、性别、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家庭状况并没有多大关系，起重要作用的是出发点，捐献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具备大爱精神的同时，主导他们思想的通常都是：感觉亲人还“活着”，生命还在延续。
绕不开的法律难题
面对人体器官捐献的短缺，无论是黄洁夫、陈静瑜，还是很多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都格外关心同一件事情：为脑死亡立法。
我国传统以“心死亡”为判定标准。依据医学标准，即使医生宣布脑死亡者去世，如果家属不认为脑死亡者已故，医院也不能停止治疗措施。结果，脑死亡后的抢救和其他一切安慰性、仪式性的医疗活动给病人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财力负担。与此同时，等待捐献的器官也在逐渐受到感染，尤其是像肺脏这样与空气接触的开放型器官更為明显。
陈静瑜认为，采用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有利于提高器官移植的数量和质量。因为脑死亡者仍有残余心跳，各脏器血液供应得以维持，所以在及时施行人工呼吸和给氧条件下，各脏器组织不会像心死者那样发生缺血、缺氧。作为供体，这些脏器组织有较强的活力，为移植成功提供了先决条件。 为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陈静瑜已经连续两年提交推动脑死亡立法的建议、议案。相关部门回称，目前我国没有实施该法的群众基础。而在陈静瑜看来，近年来每年数千例器官捐献者中大部分病人家属都认可了脑死亡，“这就是广泛的群众基础。”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脑死亡立法的国家已有80多个。我国司法实践中认定死亡的标准是：心脏、脉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脑死亡在司法实践中还没有被采纳。
为脑死亡立法不只关乎器官移植，还涉及诸多法律问题。如我国刑法许多条款都涉及死亡与重伤的问题，并明确规定了对故意及过失致人死亡或重伤的定罪和量刑，但是在法医学鉴定中，对于是否认定脑死亡者为死亡，直接影响对犯罪嫌疑人的判决。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死亡是公民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原因之一，如果死亡的界限标准不统一，确定死亡的时间不一致，可能引起遗嘱纠纷、保险索赔纠纷、职工抚恤金纠纷等法律问题，也直接影响到法律上的继承问题，婚姻家庭关系中抚养与被抚养、赡养与被赡养以及夫妻关系是否能够自动解除等问题。
帮助最应得到帮助的人
人体器官属于稀缺资源，更是等待移植病人的无价之宝。2016年北京一位老人捐献遗体事件中，其女儿担心的是器官不能帮助最应得到帮助的人。这一点也是很多器官捐献者和家属的顧虑。
“器官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也不是生产出来的，是老百姓捐出来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及机会副秘书长王海波说，任何捐献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用”。如果讲不清这个问题，那就失去了社会的信任。
目前，在国际上伦理学的研究非常清晰，可移植的器官是稀缺的国家资源。也就是说，在捐献者捐赠器官之前，器官是属于捐献者的；接受者接受器官移植以后，器官是属于接受者的；在分配系统没有确定它属于哪个人之前，它则是属于整个国家的资源。可移植器官的分配应该比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更严肃、科学，更体现公平、公正、公开。
“全体中国公民都是器官捐献的一个潜在群体，但是如果只有支付得起费用的人才能接受器官移植服务，捐献的群体和接受的群体就会有差别。捐献群体的社会经济学状态会低于接受群体，就会被解读为穷人成为富人的器官库，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伦理法律都不可以接受的。”王海波说。
2013年8月，国家卫计委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首次明确：严格使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COTRS系统）系统实施器官分配。经过一套严密的评分系统测算，每一名在COTRS系统里排队等待移植的患者都会生成一个分数，而一旦发生器官捐献案例，经过区域优先原则筛选后，这个分数的排序将成为器官分配顺序的最重要依据。
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能让年均30万人的器官移植等待者人人都能拥有移植的机会，而不是因为高达几十万元的器官移植费用而绝望？
目前，在广州，肝移植术后抗排异药物治疗的费用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在江苏，肺移植已列入二类医疗保险报销范围，患者个人仅需支付40%的费用，而且术后免疫抑制剂的费用个人仅需支付10%，其余列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由国家补贴。但在全国范围内，器官移植仍未纳入医保。
近两年，陈静瑜、黄洁夫等在全国两会上不断呼吁将器官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当中。他们选择从肾移植纳入医保开始，一步步达到器官移植医保的全覆盖，他们希望更多的人有生的希望，因为器官捐献和移植必将发展得更加成熟完善。
上虞位于杭州湾南岸，处在杭州与宁波之间，与上海隔江相望，地域面积1403平方公里，人口77.94万。上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早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上虞”的文字记载，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建县历史，是浙江省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是全球最早的青瓷发源地之一，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舜帝会百官之地，是世界青瓷的发源地，是梁祝传说中祝英台的故乡，更是全国著名的“葡萄之乡”、“杨梅之乡”。在历史上，形成了“舜会百官”、“东山雅聚”、“白马春晖”等三次名人大聚会，涌现出了被誉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的王充、“东山再起”典故的谢安、中国山水诗开创者谢灵运、国学大师马一浮、气象学家竺可桢、“茶圣”吴觉农、电影名导谢晋等著名乡贤。上虞也多次斩获“浙江省十大生态旅游名城”、“中国最佳休闲小城”、“长三角100个最佳旅游休闲名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等荣誉称号。
罹患“渐冻症”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女博士娄滔与湖北省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协议已经签好，她目前正在接受医院的器官感染治疗。娄滔的意愿是，将头部捐献给运动医学机构做研究，其他可用的器官移植给需要的人。
2016年1月，娄滔被查出患有运动神经元病。一年多来，这种被称为“渐冻症”的疾病逐渐侵袭娄滔的肌肉和运动神经。“我相信捐献器官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长时间以来我们家庭受到社会的帮助与关心，更加坚定了我们要这样做。”10月16日，娄滔的父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器官捐献，这个曾经令人讳莫如深的名词，因娄滔而再度回到公众视野。
器官移植的冬天与春天
十几年过去了，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依然记得在他做国内第一例肺移植治疗肺气肿手术之前面对的谣言。当时有人传言，移植到人体的肺来自于猪，所以大家觉得做肺移植肯定不能成功。
而在此之前，我国的肺移植工作已经停滞了近5年，从1994年1月至1998年1月，我国只做了不到20例肺移植，其中只有2例肺移植病人术后长期生存，余下病人均在术后短期内死亡。
陈静瑜执刀的第一例手术成功了，后面又完成了上百例，而且移植受者的成活率几乎达到了国际水平。在此前后，国内其他各项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和数量也不断发展，这让国人渐渐打消了对器官移植的顾虑。
2005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下决心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伦理的器官移植体系。政府也高度重视器官捐献移植工作，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推动器官捐献移植依法规范开展。
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器官捐献的来源和公民捐献器官的权利。
2009年，原卫生部下发《关于境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有关问题的通知》，严格限制“移植旅游”。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器官买卖和非自愿摘取器官“入刑”。
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以部门规章的形式，确保器官捐献移植的透明、公正、可溯源性。
2014年12月，我国宣布将停止死刑犯器官的使用，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有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老百姓愿意捐献。黄洁夫回应，“是春天到了。”
随后的2015年，我国器官捐献的事实证实了黄洁夫的话。这一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数量大幅提升，从2014年的1500例增长到2766例。中国的努力也得到了国际移植界的认可。这一年，被誉为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实现里程碑式转型的一年。
打破程序和观念的障碍
“从2015年1月1日起，公民器官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我国的器官捐献数量不断创造历史新高，2016年公民完成捐献4080例，捐献大器官11296个，今年我们预计器官捐献会超过5000例，器官移植手术会达到1.5万至1.6万例。”黄洁夫说。
与此同时，必须清楚地看到，数字背后是我国年均约30万脏器衰竭患者有器官移植需求。有数据表明，2015年，我国成功完成肝脏移植2000多例、肾移植5367例，但2015年肝脏移植需求者新增4000多人，肾脏移植需求者新增了1万多人，供需差距进一步扩大，仅肝脏移植就有500多人同时在同一家医院等待，肾脏移植有2000多人在同一家医院等待。
“目前，我国器官捐献率不到百万分之三，而一些国家已经达到百万分之四十。”陈静瑜认为，就移植手术本身而言，我国的移植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问题在于器官供体稀缺。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民众对器官捐献的不了解、捐献程序的复杂，都是重要的干扰因素。
《中国器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显示，83%的参与调查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但其中56%的人不愿登记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儿登记或手续太繁琐”。最初，做器官捐赠登记的体系是红十字会，手续非常繁琐，光填表就要填上足足3页。2014年，施与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平台先后上线，但登记手续依然复杂。
2016年底，拥有4亿多用户的支付宝开通“器官捐赠”志愿登记，用户只需要十秒就能完成器官捐献登记，而且也可以随时撤回。短短几天之后，就有10万人参与了志愿登记。
此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思想，让不少国人认为死后应留有全尸。
“器官捐献组织做好宣传教育、简化程序等工作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公民意识改变，这是器官捐献工作的突破口。”无锡市人民医院器官捐献与移植办公室副主任胡春晓认为，尽管这两年他感觉到器官捐献者的比例在不断升高，但总体而言，公民意识仍然不够，拒绝率仍然很高。
几年的工作实践告诉他，器官捐献的成功率与捐献者的职业、性别、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家庭状况并没有多大关系，起重要作用的是出发点，捐献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具备大爱精神的同时，主导他们思想的通常都是：感觉亲人还“活着”，生命还在延续。
绕不开的法律难题
面对人体器官捐献的短缺，无论是黄洁夫、陈静瑜，还是很多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都格外关心同一件事情：为脑死亡立法。
我国传统以“心死亡”为判定标准。依据医学标准，即使医生宣布脑死亡者去世，如果家属不认为脑死亡者已故，医院也不能停止治疗措施。结果，脑死亡后的抢救和其他一切安慰性、仪式性的医疗活动给病人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财力负担。与此同时，等待捐献的器官也在逐渐受到感染，尤其是像肺脏这样与空气接触的开放型器官更為明显。
陈静瑜认为，采用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有利于提高器官移植的数量和质量。因为脑死亡者仍有残余心跳，各脏器血液供应得以维持，所以在及时施行人工呼吸和给氧条件下，各脏器组织不会像心死者那样发生缺血、缺氧。作为供体，这些脏器组织有较强的活力，为移植成功提供了先决条件。 为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陈静瑜已经连续两年提交推动脑死亡立法的建议、议案。相关部门回称，目前我国没有实施该法的群众基础。而在陈静瑜看来，近年来每年数千例器官捐献者中大部分病人家属都认可了脑死亡，“这就是广泛的群众基础。”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脑死亡立法的国家已有80多个。我国司法实践中认定死亡的标准是：心脏、脉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脑死亡在司法实践中还没有被采纳。
为脑死亡立法不只关乎器官移植，还涉及诸多法律问题。如我国刑法许多条款都涉及死亡与重伤的问题，并明确规定了对故意及过失致人死亡或重伤的定罪和量刑，但是在法医学鉴定中，对于是否认定脑死亡者为死亡，直接影响对犯罪嫌疑人的判决。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死亡是公民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原因之一，如果死亡的界限标准不统一，确定死亡的时间不一致，可能引起遗嘱纠纷、保险索赔纠纷、职工抚恤金纠纷等法律问题，也直接影响到法律上的继承问题，婚姻家庭关系中抚养与被抚养、赡养与被赡养以及夫妻关系是否能够自动解除等问题。
帮助最应得到帮助的人
人体器官属于稀缺资源，更是等待移植病人的无价之宝。2016年北京一位老人捐献遗体事件中，其女儿担心的是器官不能帮助最应得到帮助的人。这一点也是很多器官捐献者和家属的顧虑。
“器官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也不是生产出来的，是老百姓捐出来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及机会副秘书长王海波说，任何捐献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用”。如果讲不清这个问题，那就失去了社会的信任。
目前，在国际上伦理学的研究非常清晰，可移植的器官是稀缺的国家资源。也就是说，在捐献者捐赠器官之前，器官是属于捐献者的；接受者接受器官移植以后，器官是属于接受者的；在分配系统没有确定它属于哪个人之前，它则是属于整个国家的资源。可移植器官的分配应该比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更严肃、科学，更体现公平、公正、公开。
“全体中国公民都是器官捐献的一个潜在群体，但是如果只有支付得起费用的人才能接受器官移植服务，捐献的群体和接受的群体就会有差别。捐献群体的社会经济学状态会低于接受群体，就会被解读为穷人成为富人的器官库，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伦理法律都不可以接受的。”王海波说。
2013年8月，国家卫计委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首次明确：严格使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COTRS系统）系统实施器官分配。经过一套严密的评分系统测算，每一名在COTRS系统里排队等待移植的患者都会生成一个分数，而一旦发生器官捐献案例，经过区域优先原则筛选后，这个分数的排序将成为器官分配顺序的最重要依据。
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能让年均30万人的器官移植等待者人人都能拥有移植的机会，而不是因为高达几十万元的器官移植费用而绝望？
目前，在广州，肝移植术后抗排异药物治疗的费用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在江苏，肺移植已列入二类医疗保险报销范围，患者个人仅需支付40%的费用，而且术后免疫抑制剂的费用个人仅需支付10%，其余列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由国家补贴。但在全国范围内，器官移植仍未纳入医保。
近两年，陈静瑜、黄洁夫等在全国两会上不断呼吁将器官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当中。他们选择从肾移植纳入医保开始，一步步达到器官移植医保的全覆盖，他们希望更多的人有生的希望，因为器官捐献和移植必将发展得更加成熟完善。
上虞位于杭州湾南岸，处在杭州与宁波之间，与上海隔江相望，地域面积1403平方公里，人口77.94万。上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早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上虞”的文字记载，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建县历史，是浙江省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是全球最早的青瓷发源地之一，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舜帝会百官之地，是世界青瓷的发源地，是梁祝传说中祝英台的故乡，更是全国著名的“葡萄之乡”、“杨梅之乡”。在历史上，形成了“舜会百官”、“东山雅聚”、“白马春晖”等三次名人大聚会，涌现出了被誉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的王充、“东山再起”典故的谢安、中国山水诗开创者谢灵运、国学大师马一浮、气象学家竺可桢、“茶圣”吴觉农、电影名导谢晋等著名乡贤。上虞也多次斩获“浙江省十大生态旅游名城”、“中国最佳休闲小城”、“长三角100个最佳旅游休闲名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