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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浮现》中，阿特伍德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处于现代文明状态下苦苦挣扎的现代加拿大人的形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自于祖先和原始文化的影响及语言隔阂，在主人公身上均得到展示。经过一系列的心灵启示，无名女主人公“她”终于摆脱了困惑，走完了她苦恼—反思—醒悟—升华的心灵历程，主人公不仅找到了自我，还找到了完善自我的最佳途径。本文试从阿特伍德的《浮现》中探究生态女性意识。
关键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浮现》 生态女性意识
加拿大文学繁荣期的标志是60年代小说三大家的崛起，这三位小说大家就是玛格丽特·劳伦斯、艾丽丝·蒙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繁荣期从她们开始，以她们的创作为主体，以她们的成就为标志。其中又以阿特伍德年纪最轻、成就和影响最大。
阿特伍德创作甚丰，涉及领域很广，突出的在小说、诗歌、评论三方面，其中又以长篇小说最为突出。她至今创作长篇小说11部，每一部都因独特的美学价值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阿特伍德的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创新与超越，每一部都不同于前一部，每一部都有出人意料之处，从而形成阿特伍德整个创作的特色。最早的三部都以多伦多都市为背景，但互不雷同：第一部《可食用的女人》用人形蛋糕象征女性在消费社会中的处境，人道伊始便出手不凡。第二部《浮现》转向都市回归乡村自然，第三部《预言夫人》又转向异国逃亡。本文将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浮现》生态女性意识进行探究。
一 “鬼魅小说”：《浮现》的撰写
阿特伍德撰写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浮现》是在1970年与丈夫波尔克一起旅居英国期间。尽管阿特伍德在埃德蒙顿时就已经开始撰写这部小说了，但小说的大部分却是在伦敦一个被称为“牧师的绿地”地区的小公寓中用一架旧德式打字机完成的。10月，阿特伍德完成了小说的四分之一。她在给帕切尔的信中说，她像牛一样工作，一天写一章，预计11月中旬就可完成初稿。但这样的预计后来发现是过于乐观了。11月的大部分时间她和波尔克都在法国，他们推掉了一切学术活动，专事写作。1971年1月14日，阿特伍德高兴地写信告诉帕切尔：初稿将在两星期后完成。
小说《浮现》最早构思的笔记是阿特伍德早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那一年快结束之时就写下了的，然而，她真正动笔却要等到6年之后。阿特伍德说：“我所遇到的困难有些是（小说）形式上的，但有些却又与那些素材的性质有关，或是与以‘文学’的形式整合那些素材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有关。对于像我这样的在英属殖民地或不久以前还是殖民地的那些国家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个问题是首当其冲的。”
阿特伍德在完成《浮现》后，又进一步解释她缘何将它定位于“鬼魅小说”。她提到三种不同的“鬼魅小说”类型：首先，是一种“直白型”，鬼魅脱离于目击者独立存在；其次，“原始神话延续型”，鬼魅附体穿行于尘世；第三种则是“亨利·詹姆斯型”，鬼魅对人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影响，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就是这种类型的典范。阿特伍德承认自己对第三种类型情有独钟。
这种关于“鬼魅小说”的分类最初见于阿特伍德在多伦多大学读本科时为杰·麦克弗森的课程所写的论文“论小说中超自然因素的运用”。人们可以在多伦多大学的档案馆里查到这篇论文，并会发现，阿特伍德在论文中探讨的是小说的写作技巧，而不是像普通的大学生那样只是写文章的读后感应付了事。在一次采访中，阿特伍德说：“近来我看到一篇以前我在大学里所写的关于‘鬼魅小说’的论文，而这篇几乎被我遗忘了的论文，正是理解《浮现》中‘鬼魅故事’的一把钥匙。”
二 阿特伍德《浮现》中的生态女性意识
1 文明社会中经历的一切都是假象
《浮现》由不知名的女主人公自述展开情节，她为了寻找在故乡突然失踪的父亲，和恋人乔以及朋友大卫和安娜夫妇一起前往她离开多年的故乡——魁北克省北部一个偏远的湖区小岛村庄。根据父亲留下的线索，她独自驾舟在湖上寻找父亲生前关心的印第安人史前岩画，结果在湖边山崖下发现了淹死在湖底的父亲。这便成为书名“浮现”的所指所在，与此同时，往日旧事也浮现出来，历历在目。随着往事的浮现，她对都市文明和自我有了新的认识，看到了她在文明社会中经历的一切都是假象，就连自己的绘画事业也是在制造脱离实际的假象。于是她脱光衣服住进洞穴，野果充饥，回归自然，摆脱了困惑与烦恼，感受到真我的回归。几天后大家离岛返回时，她独自一人留了下来。她的男友乔真挚地爱着她，但她过去失败的婚姻经历使她拒绝了乔的求婚。故事末尾乔又返回小岛去找女主人公，有没有找到，找到后能否双双远离都市，固守荒岛，则留给读者去联想了。
在《浮现》中描绘的加拿大土地上，美国人的出现显出了入侵的性质。奇怪的是，叙述人的同伴对美国人的怨恨达到了近乎夸张的地步。“大卫说‘该死的法西斯，蠢猪美国佬’，他的口气就好像在谈论天气一样。”在这部作品中，对话超过了其他一切，标示出了故事的时间背景。和叙述人的同伴们一样，大部分的加拿大人能够轻易地取笑美国人，但他们在批评别人时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谨慎。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似乎都保持着卡莱利所说的那种“布鲁梅尔式形式主义的礼貌，这种礼貌使他们宁愿遭受刑罚，也不愿意开口两次要汤喝。”
谈到故事的结尾，瓦尔特·本杰明指出，为了和俄罗斯民间信仰相一致，小说家列斯科夫“并没有将‘复活’阐释为一种变形，而是将其看成为魔法的消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处理是和童话故事中的处理相一致的。”读者会感到，《浮现》的最后部分简直是用了童话故事的笔调在写。叙述人从虚假的人类世界中进入了真实的自然世界，进入了幽灵和幽灵般存在的世界。那里没有救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结论，没有“复活”，而只有一个具有迷惑性的结局。阿特伍德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单纯完成了这个结局。巴赫解释说，弹奏乐器其实是很简单的；你只需要在恰当的时间、用恰当的力量、按下恰当的琴键就可以了。
在《浮现》的最后几页中，出现了这样两行诗：一条鱼从湖里跳出来。鱼的思想在跳跃。 在这之前的章节中，当叙述人进入了童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北魁北克的时候（“故乡的土地，异国的领土”），她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一切似乎都和过去不一样了。恐怕这也正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过去能够拥有的唯一真实的经历：不论什么时候我们故地重游，故土（或是我们的记忆）已经发生改变了。我们有多少个回忆的时刻，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自传。
在剑桥大学演讲集的导言中，阿特伍德写道：
“我们都被时间粘住了，甚至还比不上藏在琥珀中的苍蝇——没有什么比得上它那么坚固而清晰——我们只能被比作是钻在蜜糖中的老鼠。”
第七部小说《猫眼》又回到类似于《浮现》的背景与故事类型中，女主人公也是个画家，故事由现实和回忆组成，相互重叠交错，只是不像《浮现》那样有回归自然的明确主题，主体内容是意识流回忆的日常琐事。女画家伊莱恩年过半百时回到度过童年和青春时代的多伦多举办个人作品展，故地重游，引出小时候与三个女孩的恩怨，及成年后与三位男子的感情纠葛。小说探索了女性同性之间谜一般的心理问题，比异性之间的关系与纠葛更复杂，文学作品中涉及不多。阿特伍德大胆地探索了这样的问题，使《猫眼》成为一部独特的意识流心理小说。这一点也可以说是阿特伍德在创作上不断创新的美学追求，务使每一部新作都有不同于以前创作的新创意。
阿特伍德写道：
我们翻过牛群点缀的平缓山坡，又穿过枝叶繁茂的树林和已经枯死的榆树林，随后我们进入了针叶林，穿过炸药炸开的路段——这里的石头都是粉红和灰白色的花岗岩，接着又驶过那些看起来很容易坍塌的供旅行者憩息的小屋，小屋上挂着‘此地通往北方’的牌子，至少四个小镇都挂有同样的牌子。未来属于北方，这曾经是一句政治口号。我父亲听到这句话时说道：北方，除了过去，什么都没有，即便有，它的过去也无足轻重。
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加拿大的北方是一片空白；在玛丽·雪莱的小说的最后部分，弗兰肯斯坦创造的庞大怪物正是消失在这片空白之中的。
2 现代文明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主人公苦闷
她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是继续生活在可怕的现代文化氛围里，还是回到纯朴的大自然中寻找自我？她痛苦、彷徨，不知自己应该如何决断。小说中“她”的痛苦挣扎则是她对现实生活的否定，而又无力反抗。只好去开辟自己心灵的领地。她去魁北克省寻找父亲的旅行不单纯是一次旅行，而是她寻找自我并最终发现自我的心灵的历程。
她感叹人们不能互相理解，彼此之间存在着隔阂。她感叹“现在我们虽在故乡的土地上，却像是在外国的领地”。也许语言障碍是造成隔阂的原因，但事实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即使是语言相通的人们之间也不能互相理解，互相信任。最可悲的是，连夫妻之间都不能完全理解对方。陪同女主人公北上的戴维和安娜是一对夫妇，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和谐，实际上彼此并不了解，他们之间并没有心灵的沟通。
主人公对此深表痛苦，她觉得每个人都戴着伪装，面对你的都是虚伪的面孔。在女主人公和她的男友乔之间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乔爱她，可是她似乎并不爱他。他们虽然待在一起，却没有心灵的沟通。在这种氛围下，她的热情逐渐消失，也变得冷漠。她心灰意冷，觉得与其生活在人们互不理解的社会里，还不如回到她出生的小岛，在那她可以尽情地和大自然交流，她觉得只有在那里心灵才能得到安宁。
三 结语
加拿大女性小说为加拿大文学增添异彩，许多加拿大女性作家都在世界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60年代起随着加拿大小说走向成熟及全面发展，女作家迅速崛起，作品大量出现，影响日益扩大，形成当代加拿大小说的一大特点。《浮现》既是一部信仰小说，也是一部心理探寻小说，它即剖析了人性恶的根源，也对现代社会条件下个人乃至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该小说之所以在英语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主人公栩栩如生，具有泛指的意味。“她”并不具体指某个人，而是泛指，代表整个加拿大民族。玛格丽特力图表现的也正是整个加拿大在美国文化影响下的苦闷，这使玛格丽特的创作主题具有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靖怡：《〈浮现〉荒野思想的生态批评解读》，《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2] 金赫：《阿特伍德代表作中女性身份的定义》，《语文建设》，2013年第36期。
[3] 王影君：《空间视域下〈浮现〉对工具理性霸权的批判》，《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4] 赵庆庆：《献给爱丽丝的玫瑰——阿特伍德评门罗》，《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2期。
[5] 张雯：《作者的死亡与复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者之死”理念》，《国外文学》，2012年第1期。
[6] 耿力平：《论加拿大女性作家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性格特质》，《东岳论丛》，2012年第4期。
[7] 潘克栋：《阿特伍德小说生态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8] 朱振武、綦亮：《加拿大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1949-2009）——兼论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制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段晓霞，内江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关键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浮现》 生态女性意识
加拿大文学繁荣期的标志是60年代小说三大家的崛起，这三位小说大家就是玛格丽特·劳伦斯、艾丽丝·蒙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繁荣期从她们开始，以她们的创作为主体，以她们的成就为标志。其中又以阿特伍德年纪最轻、成就和影响最大。
阿特伍德创作甚丰，涉及领域很广，突出的在小说、诗歌、评论三方面，其中又以长篇小说最为突出。她至今创作长篇小说11部，每一部都因独特的美学价值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阿特伍德的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创新与超越，每一部都不同于前一部，每一部都有出人意料之处，从而形成阿特伍德整个创作的特色。最早的三部都以多伦多都市为背景，但互不雷同：第一部《可食用的女人》用人形蛋糕象征女性在消费社会中的处境，人道伊始便出手不凡。第二部《浮现》转向都市回归乡村自然，第三部《预言夫人》又转向异国逃亡。本文将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浮现》生态女性意识进行探究。
一 “鬼魅小说”：《浮现》的撰写
阿特伍德撰写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浮现》是在1970年与丈夫波尔克一起旅居英国期间。尽管阿特伍德在埃德蒙顿时就已经开始撰写这部小说了，但小说的大部分却是在伦敦一个被称为“牧师的绿地”地区的小公寓中用一架旧德式打字机完成的。10月，阿特伍德完成了小说的四分之一。她在给帕切尔的信中说，她像牛一样工作，一天写一章，预计11月中旬就可完成初稿。但这样的预计后来发现是过于乐观了。11月的大部分时间她和波尔克都在法国，他们推掉了一切学术活动，专事写作。1971年1月14日，阿特伍德高兴地写信告诉帕切尔：初稿将在两星期后完成。
小说《浮现》最早构思的笔记是阿特伍德早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那一年快结束之时就写下了的，然而，她真正动笔却要等到6年之后。阿特伍德说：“我所遇到的困难有些是（小说）形式上的，但有些却又与那些素材的性质有关，或是与以‘文学’的形式整合那些素材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有关。对于像我这样的在英属殖民地或不久以前还是殖民地的那些国家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个问题是首当其冲的。”
阿特伍德在完成《浮现》后，又进一步解释她缘何将它定位于“鬼魅小说”。她提到三种不同的“鬼魅小说”类型：首先，是一种“直白型”，鬼魅脱离于目击者独立存在；其次，“原始神话延续型”，鬼魅附体穿行于尘世；第三种则是“亨利·詹姆斯型”，鬼魅对人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影响，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就是这种类型的典范。阿特伍德承认自己对第三种类型情有独钟。
这种关于“鬼魅小说”的分类最初见于阿特伍德在多伦多大学读本科时为杰·麦克弗森的课程所写的论文“论小说中超自然因素的运用”。人们可以在多伦多大学的档案馆里查到这篇论文，并会发现，阿特伍德在论文中探讨的是小说的写作技巧，而不是像普通的大学生那样只是写文章的读后感应付了事。在一次采访中，阿特伍德说：“近来我看到一篇以前我在大学里所写的关于‘鬼魅小说’的论文，而这篇几乎被我遗忘了的论文，正是理解《浮现》中‘鬼魅故事’的一把钥匙。”
二 阿特伍德《浮现》中的生态女性意识
1 文明社会中经历的一切都是假象
《浮现》由不知名的女主人公自述展开情节，她为了寻找在故乡突然失踪的父亲，和恋人乔以及朋友大卫和安娜夫妇一起前往她离开多年的故乡——魁北克省北部一个偏远的湖区小岛村庄。根据父亲留下的线索，她独自驾舟在湖上寻找父亲生前关心的印第安人史前岩画，结果在湖边山崖下发现了淹死在湖底的父亲。这便成为书名“浮现”的所指所在，与此同时，往日旧事也浮现出来，历历在目。随着往事的浮现，她对都市文明和自我有了新的认识，看到了她在文明社会中经历的一切都是假象，就连自己的绘画事业也是在制造脱离实际的假象。于是她脱光衣服住进洞穴，野果充饥，回归自然，摆脱了困惑与烦恼，感受到真我的回归。几天后大家离岛返回时，她独自一人留了下来。她的男友乔真挚地爱着她，但她过去失败的婚姻经历使她拒绝了乔的求婚。故事末尾乔又返回小岛去找女主人公，有没有找到，找到后能否双双远离都市，固守荒岛，则留给读者去联想了。
在《浮现》中描绘的加拿大土地上，美国人的出现显出了入侵的性质。奇怪的是，叙述人的同伴对美国人的怨恨达到了近乎夸张的地步。“大卫说‘该死的法西斯，蠢猪美国佬’，他的口气就好像在谈论天气一样。”在这部作品中，对话超过了其他一切，标示出了故事的时间背景。和叙述人的同伴们一样，大部分的加拿大人能够轻易地取笑美国人，但他们在批评别人时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谨慎。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似乎都保持着卡莱利所说的那种“布鲁梅尔式形式主义的礼貌，这种礼貌使他们宁愿遭受刑罚，也不愿意开口两次要汤喝。”
谈到故事的结尾，瓦尔特·本杰明指出，为了和俄罗斯民间信仰相一致，小说家列斯科夫“并没有将‘复活’阐释为一种变形，而是将其看成为魔法的消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处理是和童话故事中的处理相一致的。”读者会感到，《浮现》的最后部分简直是用了童话故事的笔调在写。叙述人从虚假的人类世界中进入了真实的自然世界，进入了幽灵和幽灵般存在的世界。那里没有救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结论，没有“复活”，而只有一个具有迷惑性的结局。阿特伍德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单纯完成了这个结局。巴赫解释说，弹奏乐器其实是很简单的；你只需要在恰当的时间、用恰当的力量、按下恰当的琴键就可以了。
在《浮现》的最后几页中，出现了这样两行诗：一条鱼从湖里跳出来。鱼的思想在跳跃。 在这之前的章节中，当叙述人进入了童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北魁北克的时候（“故乡的土地，异国的领土”），她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一切似乎都和过去不一样了。恐怕这也正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过去能够拥有的唯一真实的经历：不论什么时候我们故地重游，故土（或是我们的记忆）已经发生改变了。我们有多少个回忆的时刻，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自传。
在剑桥大学演讲集的导言中，阿特伍德写道：
“我们都被时间粘住了，甚至还比不上藏在琥珀中的苍蝇——没有什么比得上它那么坚固而清晰——我们只能被比作是钻在蜜糖中的老鼠。”
第七部小说《猫眼》又回到类似于《浮现》的背景与故事类型中，女主人公也是个画家，故事由现实和回忆组成，相互重叠交错，只是不像《浮现》那样有回归自然的明确主题，主体内容是意识流回忆的日常琐事。女画家伊莱恩年过半百时回到度过童年和青春时代的多伦多举办个人作品展，故地重游，引出小时候与三个女孩的恩怨，及成年后与三位男子的感情纠葛。小说探索了女性同性之间谜一般的心理问题，比异性之间的关系与纠葛更复杂，文学作品中涉及不多。阿特伍德大胆地探索了这样的问题，使《猫眼》成为一部独特的意识流心理小说。这一点也可以说是阿特伍德在创作上不断创新的美学追求，务使每一部新作都有不同于以前创作的新创意。
阿特伍德写道：
我们翻过牛群点缀的平缓山坡，又穿过枝叶繁茂的树林和已经枯死的榆树林，随后我们进入了针叶林，穿过炸药炸开的路段——这里的石头都是粉红和灰白色的花岗岩，接着又驶过那些看起来很容易坍塌的供旅行者憩息的小屋，小屋上挂着‘此地通往北方’的牌子，至少四个小镇都挂有同样的牌子。未来属于北方，这曾经是一句政治口号。我父亲听到这句话时说道：北方，除了过去，什么都没有，即便有，它的过去也无足轻重。
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加拿大的北方是一片空白；在玛丽·雪莱的小说的最后部分，弗兰肯斯坦创造的庞大怪物正是消失在这片空白之中的。
2 现代文明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主人公苦闷
她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是继续生活在可怕的现代文化氛围里，还是回到纯朴的大自然中寻找自我？她痛苦、彷徨，不知自己应该如何决断。小说中“她”的痛苦挣扎则是她对现实生活的否定，而又无力反抗。只好去开辟自己心灵的领地。她去魁北克省寻找父亲的旅行不单纯是一次旅行，而是她寻找自我并最终发现自我的心灵的历程。
她感叹人们不能互相理解，彼此之间存在着隔阂。她感叹“现在我们虽在故乡的土地上，却像是在外国的领地”。也许语言障碍是造成隔阂的原因，但事实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即使是语言相通的人们之间也不能互相理解，互相信任。最可悲的是，连夫妻之间都不能完全理解对方。陪同女主人公北上的戴维和安娜是一对夫妇，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和谐，实际上彼此并不了解，他们之间并没有心灵的沟通。
主人公对此深表痛苦，她觉得每个人都戴着伪装，面对你的都是虚伪的面孔。在女主人公和她的男友乔之间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乔爱她，可是她似乎并不爱他。他们虽然待在一起，却没有心灵的沟通。在这种氛围下，她的热情逐渐消失，也变得冷漠。她心灰意冷，觉得与其生活在人们互不理解的社会里，还不如回到她出生的小岛，在那她可以尽情地和大自然交流，她觉得只有在那里心灵才能得到安宁。
三 结语
加拿大女性小说为加拿大文学增添异彩，许多加拿大女性作家都在世界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60年代起随着加拿大小说走向成熟及全面发展，女作家迅速崛起，作品大量出现，影响日益扩大，形成当代加拿大小说的一大特点。《浮现》既是一部信仰小说，也是一部心理探寻小说，它即剖析了人性恶的根源，也对现代社会条件下个人乃至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该小说之所以在英语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主人公栩栩如生，具有泛指的意味。“她”并不具体指某个人，而是泛指，代表整个加拿大民族。玛格丽特力图表现的也正是整个加拿大在美国文化影响下的苦闷，这使玛格丽特的创作主题具有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靖怡：《〈浮现〉荒野思想的生态批评解读》，《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2] 金赫：《阿特伍德代表作中女性身份的定义》，《语文建设》，2013年第36期。
[3] 王影君：《空间视域下〈浮现〉对工具理性霸权的批判》，《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4] 赵庆庆：《献给爱丽丝的玫瑰——阿特伍德评门罗》，《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2期。
[5] 张雯：《作者的死亡与复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者之死”理念》，《国外文学》，2012年第1期。
[6] 耿力平：《论加拿大女性作家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性格特质》，《东岳论丛》，2012年第4期。
[7] 潘克栋：《阿特伍德小说生态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8] 朱振武、綦亮：《加拿大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1949-2009）——兼论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制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段晓霞，内江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