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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直播是指“一个基于网页或客户端技术构建虚拟现实平台的平台，为主播和用户（主要是基层专家）之间的互动提供性能、创建、显示和支持。它是一种基于视频直播技术的互动形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广播以“移动场景+实时互动”的优势，超越了传统互联网时代的互动形式，成为网络社会传播的新方式。新技术应用和新媒体形式的快速创新，推动直播产业进入精细化发展阶段，迎来了“走、看、播”的3.0移动直播社会时代。
【关键词】新媒体;网络直播;“直播+”经济
中图分类号：G2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1.03.058
2005年，我国第一家视频直播网站诞生，2016年“直播行业”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因此2016年也被称之为“直播元年”，自这一年起，直播便逐步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但在随后的发展中，直播仅仅是以娱乐的方式进行盈利，例如游戏直播、吃播、美女主播等等，用户打赏是主要的盈利模式，但在2020年，网络直播似乎重新焕发了生机，更有人将2020年称为第二次“直播元年”，而此次直播的胜利应归功于电商平台，是电商经济的一大进步，因此，“直播+电商”可以被称作2020年的关键词。网络直播在进行了四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我国直播在经历了2016年的爆发期，再到随后的平缓期，如今又引来新的爆发期，可见我国网络直播发展在未来依然能有一席之地。
1.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直播呈现的新特点
1.1内容：丰富多样，但低俗化、同质化现象严重
互联网内容良莠不齐，其中的内容主要集合了声音、文字、视频和图片，并且新媒体环境中，其中的每一个应用都是独一无二的。自2016年网络直播诞生于我国，其中，直播的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有娱乐性的、社交性的、购物性的、游戏以及生活等等，涵盖非常之广，几乎包含了日程生活的每个层面吗，并且，在直播发展下，这些内容不断的发生着改变，这些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初期的秀场直播类转而形成游戏类的网络直播环境趋势，再发展到如今的直播内容逐渐越来越生活化、普遍化。其次，内容生产方面，由原来的UGC向更加专业化的PGC方向发展，有逐渐出现ugc+pgc内容生产并存的局面现如今，精英与大众正在共同进行内容发布。
现今，网络直播的盈利模式主要集中在粉丝“开通会员”、“刷礼物”等方面。在这种盈利模式下，主要依靠“粉丝经济”，在此过程中，主播必须用尽手段使粉丝高兴，粉丝的情绪及喜好代表一切，如此，就产生了个别主播一味地、无底线地去迎合粉丝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甚至是不符合公序良俗、不符合法律道德的要求。同时，个别直播平台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及自身审核监管本身存在问题，对这些不符合要求、规范的低俗化内容往往采取听之任之的做法，这就最终导致了网络直播行业逐渐难以规制，直播失范乱象丛生。使得直播内容逐渐低俗化，同质化。
1.2盈利模式：多元化但分布不均衡
随着近些年来的不点发展，网络直播的盈利方式和内容选取也在不断进化与升级。受众赠送一些虚拟礼物进行打赏是最普遍的一种盈利模式。如今，“直播+经济”模式也慢慢成为了主播与平台的赚钱渠道和方式，这种形式主要被运用于各大电商平台。例如拼多多的“百亿补贴”栏目为了提高产品的渠道正规、产品质量有保证，专门开辟了直播平台，为商家提供专业渠道，商家在全球各地购买商品获取正品，同时以直播的方式使产品有更好的保障。又如“直播带货一哥”李佳琦通过抖音进行直播，在双十一创直播带货的记录，进而创收、获得了赢利。之外，直播+体育、直播+旅游、直播+公益这些生活化的直播模式也在逐渐崭露头角，成为直播经济中的新业态。
当下网络直播虽然盈利模式逐渐多元化，但是真正在直播中盈利收益较强的“头部”主播少之又少，大部分的主播依然处于“腰部”和“尾部”，并且存在激烈的竞争。以美妆类直播为例，90%的市场份额基本上被薇娅和李佳琦所垄断，剩余的10%則由其他成千上万的“腰部”和“尾部”所竞争，可见，在网络直播盈利方面，行业垄断性较强，即使盈利模式更为多元化，但是从盈利分布来看，是极为不均衡的。
1.3从“全民直播”逐渐转向专业化直播
2016年，直播平台的建立，使得全民直播时代到来，网络直播呈井喷式发展，其原因就在于人人都能直播。互联网以及新技术的发展与革新，使得随时可直播、随处可直播变为了现实，当下已然形成了直播社交的趋势，毫不夸张的说，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进行直播和发送。
网络直播快速发展之后，迎来了一段时间的平缓期，其原因就是主播门槛低，素质低，没有太多的优质内容，直播平台意识到UGC的直播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下的直播环境，最终，优质的内容才是用户所追求的，因此，直播门槛变高，逐渐转变为专业化的PGC直播。
2. 网络直播两次爆发式发展的动因
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随后“全民直播”时代到来，当时的直播多以游戏、美食、美女为主，人人可直播，事事可直播让直播风靡一时，但是随后直播由于内容同质化、低俗化等一系列原因进入平缓期。但2020年在风口之下，直播行业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直播+电商”扥经济使得直播行业成为暴利行业，2016年和2020年直播的两次爆发式发展使得网络直播又成为新媒体的重要议题。
2.1 场景化个人空间：直播间成为脱离现实的“精神自留地”
媒介情境论表明，场景对人的行为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受场景产生的影响，媒介可为其实现。梅罗维茨认为，电子媒介的出现带来了“消失的地域”，媒介使个体角色的界限越来越大。随着移动端的出现，信息的交流与沟通超越了传统时间、空间，甚至可以说颠覆了以往的生产和生活交往方式。网络主播将受众的喜好与直播媒介相结合，以此来吸引和满足一些用户的高层次的需求，并且，这种形式与受众将会建立起不一样的虚拟交往模式。直播作为一种场景化的虚拟的空间，对于主播来说，自己的直播间逐渐成为了受众的“精神自留地”。在主播所设立的虚拟中，以媒介为依托，受众与主播、受众与受众将间依照自身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超越时间、空间的互动交流。在直播间这个虚拟空间中，主播与受众都将找寻属于自身的、虚拟的表达空间。 2.2 “我播故我在”：自我效能感最大化
自我效能感是社会认知理论中提到的理论，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创造性的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个体对自己能准确判断自身是否能完成某一活动所，在这方面，个体有其自身的主观把握和自身感受。全民直播时代的到来，体现的是全民互动社交新的形式，受众以便捷化、移动化为特征的网络直播，为普通用户挖掘自身才能、提升自我价值提供了新的平台。在直播中，主播个体自我效能感会极速提升。
3. 中国网络直播的立法发展
网络直播虽然发展非常迅猛，但我们不可忽视其发展的背后，法律问题频发，在利益的驱使下，网络直播中的低俗化、同质化内容影响受众，更有一些嫉妒逾越法律红线的内容影响青少年的三观，如此，必然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问题，在资本力量的扶持下，一些网络直播平台和主播为博眼球，用尽手段、办法来吸引网民的视线，甚至不惜触碰法律的红线。尤其在2020年，“直播+电商”模式迅速发展，商家虚假宣传、以次充好、过度营销，使得直播带货法律问题频发，平台的规制如果不予以完善，必将损害到消费者、用户、商家、主播等各方面的利益。
在早期关于网络直播的立法中，《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和《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相对完善。这两部文件细化了网络直播平台与主播的各项规定与规范，也涉及了违反相关规定的惩罚措施，这些文件对于网络直播立法提供了法律支撑，也使得法律更加可操作性。而较早颁布的“文化部通知”、“新广总局通知”的规定则相对粗略，这一转变也体现了国家对于网络直播行业的重视以及有关网直播立法的进步。
2020年6月，首部全国性直播电商标准《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将出台，这也意味着“直播带货”将进入“监管时代”。内容细致、全面，该标准的出台意味着今后我国的“直播带货”将有法可依，有据可循，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直播带货”的标准。
我国目前的网络直播立法规范虽然是应时代发展而产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不少问题，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直播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就要完善目前的立法体系，发挥既有立法的优势，改善其中的缺陷：提高立法层级、完善“黑名单”制度、明确处罚措施、增强监督力度等。用规章来规制网络直播的健康发展，才是改善我国目前网络直的立法之道。
4. 网络直播呈现的新态势
2020年被称为“直播带货”元年，大多数行业经济下降，但直播行业却成为了“新风口”，在“直播+电商”经济的促进下，网络直播在2020年又一次爆发式发展，不仅有网红进行直播带货，越来越多的明星也加入了直播带货中，许多农产品滞销，出现了许多“县长带货”，“书记带货”，为助力武汉，央视段子手朱广权与美妆博主李佳琦组合成“小朱配琦”，带货武汉的热干面和小龙虾，也有央视四大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共同直播卖家电，直播带货风靡一时。
4.1 “直播+”經济迅猛发展助力经济复苏
2020年，社会各个行业几乎都按下了暂停键，只有一个行业例外，那就是网络直播。兴起于2016年的网络直播，在2020年初期间，仿佛按下了快进键，发展态势空前火爆，它从过去部分行业，部分人群参与变成了全民直播、万物直播。在全国经济形势紧张的环境下，“直播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多种多样的“直播+”经济应运而生，有科技、卫生、医疗、会议等。“直播经济”正逐渐井喷式发展，这使得我国国内市场和需求空间会被大力激发，可以把消费冻结释放出来，把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
4.2 全民直播带货——助农
2020年全球范围内实体经济均遭受了一定打击，直播电商迎来新的契机，传统门店纷纷转型，做起了直播电商，寻求发展。中国多地农产品滞销，为破解这一难题，中国许多基层干部走进网络直播间，为百姓“站台”，也有也有一些个体、农民开始学习直播带货，这种互联网业态解决了疫情导致的很多难题。湖南省江永县县长唐德荣在“芒果扶贫云超市”直播间，和屏幕后面的网友打着招呼：“各位宝宝，上午好，我是江永县人民政府县长唐德荣，我为江永沃柑代言。”化身“带货”主播的县长唐德荣，当天，利用网络直播带货，江永沃柑销售23.5万斤。
正如一位资深财经记者所说：“垂直领域的网络直播更可能发展成为知识红人的孵化器，并最终能够建立一个‘引流+粉丝运营+直播互动+收入变现’的知识红人直播模式。”在直播平台在不断探索“直播+”时，媒体也应该发挥一闹功能，积极探索、寻求直播与不同领域的相互融合，如“直播+传统文化、直播+医疗、直播+书店”等，让直播进入更多不同的传统行业，与更多不同的领域深入融合，从而扩大媒介传播力。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技术的加持是直播行业的一把利剑。传媒在利用互联网直播满足人与人之间的跨屏互动需求的同时，还应报道方式、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如运用“VR+直播”进行新闻报道，让受众由传统的被动接受者变成如今的主动参与者，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实现了跨屏互动的可能，这是全媒体优势，用浸入式的虚拟现实体验与网络直播的实时交流互动性等特质，相较于传统新闻传播，这种新方式更加具有吸引受众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马梦婕，陈凡雨，吴絮芬.我国网络直播乱象的认知与规制研究[J].传媒论坛，2020，3（14）：27-29+31.
[2]张小强，李双.网红直播带货：身体、消费与媒介关系在技术平台的多维度重构[J].新闻与写作，2020（06）：54-60.
[4]王彤.5G时代网络直播的趋势与规制[J].传媒，2020（09）：54-56.
[5]张贤淑.网络直播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服务创新初探[J].图书情报导刊，2020，5（04）：1-5.
[6]唐璞.浅谈新媒体时代网络直播中的广告植入[J].现代营销（经营版），2020（03）：103-104.
[7]戚朝辉.网络直播现状反思与治理[J].戏剧之家，2020（06）：160-162+166.
[8]本报记者胡春娜.全民“宅”催生直播热[N].河南日报，2020-02-28（014）.
[9]陈华栋，赵亮.“网络直播与网络主播”走红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分析与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02）：131-135.
【关键词】新媒体;网络直播;“直播+”经济
中图分类号：G2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1.03.058
2005年，我国第一家视频直播网站诞生，2016年“直播行业”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因此2016年也被称之为“直播元年”，自这一年起，直播便逐步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但在随后的发展中，直播仅仅是以娱乐的方式进行盈利，例如游戏直播、吃播、美女主播等等，用户打赏是主要的盈利模式，但在2020年，网络直播似乎重新焕发了生机，更有人将2020年称为第二次“直播元年”，而此次直播的胜利应归功于电商平台，是电商经济的一大进步，因此，“直播+电商”可以被称作2020年的关键词。网络直播在进行了四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我国直播在经历了2016年的爆发期，再到随后的平缓期，如今又引来新的爆发期，可见我国网络直播发展在未来依然能有一席之地。
1.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直播呈现的新特点
1.1内容：丰富多样，但低俗化、同质化现象严重
互联网内容良莠不齐，其中的内容主要集合了声音、文字、视频和图片，并且新媒体环境中，其中的每一个应用都是独一无二的。自2016年网络直播诞生于我国，其中，直播的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有娱乐性的、社交性的、购物性的、游戏以及生活等等，涵盖非常之广，几乎包含了日程生活的每个层面吗，并且，在直播发展下，这些内容不断的发生着改变，这些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初期的秀场直播类转而形成游戏类的网络直播环境趋势，再发展到如今的直播内容逐渐越来越生活化、普遍化。其次，内容生产方面，由原来的UGC向更加专业化的PGC方向发展，有逐渐出现ugc+pgc内容生产并存的局面现如今，精英与大众正在共同进行内容发布。
现今，网络直播的盈利模式主要集中在粉丝“开通会员”、“刷礼物”等方面。在这种盈利模式下，主要依靠“粉丝经济”，在此过程中，主播必须用尽手段使粉丝高兴，粉丝的情绪及喜好代表一切，如此，就产生了个别主播一味地、无底线地去迎合粉丝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甚至是不符合公序良俗、不符合法律道德的要求。同时，个别直播平台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及自身审核监管本身存在问题，对这些不符合要求、规范的低俗化内容往往采取听之任之的做法，这就最终导致了网络直播行业逐渐难以规制，直播失范乱象丛生。使得直播内容逐渐低俗化，同质化。
1.2盈利模式：多元化但分布不均衡
随着近些年来的不点发展，网络直播的盈利方式和内容选取也在不断进化与升级。受众赠送一些虚拟礼物进行打赏是最普遍的一种盈利模式。如今，“直播+经济”模式也慢慢成为了主播与平台的赚钱渠道和方式，这种形式主要被运用于各大电商平台。例如拼多多的“百亿补贴”栏目为了提高产品的渠道正规、产品质量有保证，专门开辟了直播平台，为商家提供专业渠道，商家在全球各地购买商品获取正品，同时以直播的方式使产品有更好的保障。又如“直播带货一哥”李佳琦通过抖音进行直播，在双十一创直播带货的记录，进而创收、获得了赢利。之外，直播+体育、直播+旅游、直播+公益这些生活化的直播模式也在逐渐崭露头角，成为直播经济中的新业态。
当下网络直播虽然盈利模式逐渐多元化，但是真正在直播中盈利收益较强的“头部”主播少之又少，大部分的主播依然处于“腰部”和“尾部”，并且存在激烈的竞争。以美妆类直播为例，90%的市场份额基本上被薇娅和李佳琦所垄断，剩余的10%則由其他成千上万的“腰部”和“尾部”所竞争，可见，在网络直播盈利方面，行业垄断性较强，即使盈利模式更为多元化，但是从盈利分布来看，是极为不均衡的。
1.3从“全民直播”逐渐转向专业化直播
2016年，直播平台的建立，使得全民直播时代到来，网络直播呈井喷式发展，其原因就在于人人都能直播。互联网以及新技术的发展与革新，使得随时可直播、随处可直播变为了现实，当下已然形成了直播社交的趋势，毫不夸张的说，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进行直播和发送。
网络直播快速发展之后，迎来了一段时间的平缓期，其原因就是主播门槛低，素质低，没有太多的优质内容，直播平台意识到UGC的直播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下的直播环境，最终，优质的内容才是用户所追求的，因此，直播门槛变高，逐渐转变为专业化的PGC直播。
2. 网络直播两次爆发式发展的动因
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随后“全民直播”时代到来，当时的直播多以游戏、美食、美女为主，人人可直播，事事可直播让直播风靡一时，但是随后直播由于内容同质化、低俗化等一系列原因进入平缓期。但2020年在风口之下，直播行业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直播+电商”扥经济使得直播行业成为暴利行业，2016年和2020年直播的两次爆发式发展使得网络直播又成为新媒体的重要议题。
2.1 场景化个人空间：直播间成为脱离现实的“精神自留地”
媒介情境论表明，场景对人的行为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受场景产生的影响，媒介可为其实现。梅罗维茨认为，电子媒介的出现带来了“消失的地域”，媒介使个体角色的界限越来越大。随着移动端的出现，信息的交流与沟通超越了传统时间、空间，甚至可以说颠覆了以往的生产和生活交往方式。网络主播将受众的喜好与直播媒介相结合，以此来吸引和满足一些用户的高层次的需求，并且，这种形式与受众将会建立起不一样的虚拟交往模式。直播作为一种场景化的虚拟的空间，对于主播来说，自己的直播间逐渐成为了受众的“精神自留地”。在主播所设立的虚拟中，以媒介为依托，受众与主播、受众与受众将间依照自身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超越时间、空间的互动交流。在直播间这个虚拟空间中，主播与受众都将找寻属于自身的、虚拟的表达空间。 2.2 “我播故我在”：自我效能感最大化
自我效能感是社会认知理论中提到的理论，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创造性的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个体对自己能准确判断自身是否能完成某一活动所，在这方面，个体有其自身的主观把握和自身感受。全民直播时代的到来，体现的是全民互动社交新的形式，受众以便捷化、移动化为特征的网络直播，为普通用户挖掘自身才能、提升自我价值提供了新的平台。在直播中，主播个体自我效能感会极速提升。
3. 中国网络直播的立法发展
网络直播虽然发展非常迅猛，但我们不可忽视其发展的背后，法律问题频发，在利益的驱使下，网络直播中的低俗化、同质化内容影响受众，更有一些嫉妒逾越法律红线的内容影响青少年的三观，如此，必然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问题，在资本力量的扶持下，一些网络直播平台和主播为博眼球，用尽手段、办法来吸引网民的视线，甚至不惜触碰法律的红线。尤其在2020年，“直播+电商”模式迅速发展，商家虚假宣传、以次充好、过度营销，使得直播带货法律问题频发，平台的规制如果不予以完善，必将损害到消费者、用户、商家、主播等各方面的利益。
在早期关于网络直播的立法中，《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和《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相对完善。这两部文件细化了网络直播平台与主播的各项规定与规范，也涉及了违反相关规定的惩罚措施，这些文件对于网络直播立法提供了法律支撑，也使得法律更加可操作性。而较早颁布的“文化部通知”、“新广总局通知”的规定则相对粗略，这一转变也体现了国家对于网络直播行业的重视以及有关网直播立法的进步。
2020年6月，首部全国性直播电商标准《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将出台，这也意味着“直播带货”将进入“监管时代”。内容细致、全面，该标准的出台意味着今后我国的“直播带货”将有法可依，有据可循，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直播带货”的标准。
我国目前的网络直播立法规范虽然是应时代发展而产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不少问题，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直播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就要完善目前的立法体系，发挥既有立法的优势，改善其中的缺陷：提高立法层级、完善“黑名单”制度、明确处罚措施、增强监督力度等。用规章来规制网络直播的健康发展，才是改善我国目前网络直的立法之道。
4. 网络直播呈现的新态势
2020年被称为“直播带货”元年，大多数行业经济下降，但直播行业却成为了“新风口”，在“直播+电商”经济的促进下，网络直播在2020年又一次爆发式发展，不仅有网红进行直播带货，越来越多的明星也加入了直播带货中，许多农产品滞销，出现了许多“县长带货”，“书记带货”，为助力武汉，央视段子手朱广权与美妆博主李佳琦组合成“小朱配琦”，带货武汉的热干面和小龙虾，也有央视四大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共同直播卖家电，直播带货风靡一时。
4.1 “直播+”經济迅猛发展助力经济复苏
2020年，社会各个行业几乎都按下了暂停键，只有一个行业例外，那就是网络直播。兴起于2016年的网络直播，在2020年初期间，仿佛按下了快进键，发展态势空前火爆，它从过去部分行业，部分人群参与变成了全民直播、万物直播。在全国经济形势紧张的环境下，“直播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多种多样的“直播+”经济应运而生，有科技、卫生、医疗、会议等。“直播经济”正逐渐井喷式发展，这使得我国国内市场和需求空间会被大力激发，可以把消费冻结释放出来，把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
4.2 全民直播带货——助农
2020年全球范围内实体经济均遭受了一定打击，直播电商迎来新的契机，传统门店纷纷转型，做起了直播电商，寻求发展。中国多地农产品滞销，为破解这一难题，中国许多基层干部走进网络直播间，为百姓“站台”，也有也有一些个体、农民开始学习直播带货，这种互联网业态解决了疫情导致的很多难题。湖南省江永县县长唐德荣在“芒果扶贫云超市”直播间，和屏幕后面的网友打着招呼：“各位宝宝，上午好，我是江永县人民政府县长唐德荣，我为江永沃柑代言。”化身“带货”主播的县长唐德荣，当天，利用网络直播带货，江永沃柑销售23.5万斤。
正如一位资深财经记者所说：“垂直领域的网络直播更可能发展成为知识红人的孵化器，并最终能够建立一个‘引流+粉丝运营+直播互动+收入变现’的知识红人直播模式。”在直播平台在不断探索“直播+”时，媒体也应该发挥一闹功能，积极探索、寻求直播与不同领域的相互融合，如“直播+传统文化、直播+医疗、直播+书店”等，让直播进入更多不同的传统行业，与更多不同的领域深入融合，从而扩大媒介传播力。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技术的加持是直播行业的一把利剑。传媒在利用互联网直播满足人与人之间的跨屏互动需求的同时，还应报道方式、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如运用“VR+直播”进行新闻报道，让受众由传统的被动接受者变成如今的主动参与者，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实现了跨屏互动的可能，这是全媒体优势，用浸入式的虚拟现实体验与网络直播的实时交流互动性等特质，相较于传统新闻传播，这种新方式更加具有吸引受众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马梦婕，陈凡雨，吴絮芬.我国网络直播乱象的认知与规制研究[J].传媒论坛，2020，3（14）：27-29+31.
[2]张小强，李双.网红直播带货：身体、消费与媒介关系在技术平台的多维度重构[J].新闻与写作，2020（06）：54-60.
[4]王彤.5G时代网络直播的趋势与规制[J].传媒，2020（09）：54-56.
[5]张贤淑.网络直播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服务创新初探[J].图书情报导刊，2020，5（04）：1-5.
[6]唐璞.浅谈新媒体时代网络直播中的广告植入[J].现代营销（经营版），2020（03）：103-104.
[7]戚朝辉.网络直播现状反思与治理[J].戏剧之家，2020（06）：160-162+166.
[8]本报记者胡春娜.全民“宅”催生直播热[N].河南日报，2020-02-28（014）.
[9]陈华栋，赵亮.“网络直播与网络主播”走红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分析与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02）：13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