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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黑枸杞被热炒，身价从8年前的每斤几百元上涨到现在的“最高万元一斤”。在不少店铺中，本是青海草原上常见的野生植物，却被宣传为“美容神药”、“抗癌明星”。
“涨声”和“掌声”的背后，是部分商家的“精心策划”，寄生于熟人圈子的“口碑传播”很好地躲避了针对广告而设的行政监管。相关政府部门在加强黑枸杞功效知识科普的同时，更要发力对市场上“哄抬价格”的不良商家进行严格的监管和严厉的打击。
关爱留守儿童需顶层设计
贵州省近日印发工作实施意见，要求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全力控制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增量，并逐年减少该群体存量，每县每年减少人数不低于10%。
貴州省祭出的一系列关爱留守儿童的“硬举措”，在短期内很难改变留守儿童的现状，这在于经济发展地域不平衡对人口流动的牵引效应。劳动力流入地也需给与政策扶持。然而，眼下很多大城市公共资源承载力也跟不上，可见这一关爱政策需从顶层设计，建议建立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实现保障经费“费随人走”。
科技扶持资金怎能由信奉鬼神者掌握
广东省河源市科技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黄翀胤被曝利用其与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同的老乡关系，多次帮河源企业申请争取到省级科技扶持资金，并从中收取贿赂共148万元。为官运亨通，其分别在连平县陂头镇、惠州市博罗县大坝镇建造风水屋。
科技扶持资金，顾名思义，是专门用来扶持那些创新型企业和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项目，却沦为某些掌权者予取予给的“唐僧肉”。造成这种权力寻租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专项资金的审批缺乏明确的规章制度可循。申请条件和程序比较模糊，每笔钱的用途缺乏监督和绩效考核手段，凡此种种，都给了掌握审批大权的人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致使腐败频发。
高院为蒙冤者登报道歉 乃司法文明应有之义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亳州晚报》上刊登公告，为“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中原判有罪的邱超等19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向他们赔礼道歉。法院以公开登报的形式向蒙冤者赔礼道歉，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法治社会并不意味着百分百杜绝冤案，而是在出现冤案之后有成熟救济渠道。安徽高院登报道歉，为类似的冤案处理树立了一个标杆：在公共舆论空间里，对错案做公开赔礼道歉，是国家赔偿制度的应有之义。一块豆腐干大小的法院道歉公告，体现了政治文明、司法文明的进步，不避讳“出丑”，更珍视修复之前错误的司法判决对公民造成的伤害。
厅官辞职非小事 人大应有交代
乐视网宣布，丁磊将担任乐视超级汽车联合创始人、全球副董事长、中国及亚太区CEO。此前，上海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7月9日召开会议，决定免去丁磊浦东新区副区长职务。
一名普通公务员或官员辞职，人们大可以平常心待之。地方政府厅官则不同，不但人大需要依法审议和认真考量，公众也有权进行监督和追问。他们的任职与辞职，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百姓利益有很大关联，人们有权知晓他们为何提出辞职，以及地方人大（及常委会）为何接受他们的辞职。
景区成本调查需有“细账”
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近日发布《关于开展景区门票价格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对实行市场调节价、门票价格明显偏高、社会反映强烈的景区，由价格主管部门开展成本调查，引导其适当降价。
发改委向景区高票价“开刀”，是顺应民意之举。需要注意的是，门票价格成本监审，不能只向公众提供一下概括性的数据。成本监审的原始数据、相关资料，应该毫无保留向社会公布。相关部门实地调查监审的过程，尤其是谁是成本监审的具体负责人，也要向社会进行说明，接受监督。
“法官该死”悖离了法治共识
9月9日，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开庭中，一方当事人因对审判结果不满，突然拔出携带的尖刀刺伤4名合议庭成员，其中两名法官伤势严重，一名被刺到心脏，经抢救护，暂无生命危险。然而，网络上竟传出“法官该死”的声音，其中不乏同为法律界人士。
绝大多数拿着普通公务员工资的中国法官们，不仅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每人年平均受理案件近300件，而且也承受着社会大众对于法治现状的最大怒火。网络空间中“法官该死”的叫嚣，甚至不乏同为法律人的律师甚至学者，不仅显示着法律人的分裂，也反映出社会还缺少应有的法治共识。
扶人不必自证清白
9月8日，安徽一名大学生在街头扶起了一位摔倒的老太，并拨打120。但之后，老太家属认为摔倒是其所致，要求其承担责任。由于地处监控死角，大学生上网求助，寻求目击证人自证清白。警察认定大学生负主要责任，大学生申请复核。
这种“全民寻找目击证人”的做法其实是模糊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法律原则，甚至是将所有的扶起老人者推向了“有罪推定”的危险境地。此时，应该是老太举证证明是大学生造成的摔倒，如果举证不能，就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只要国家司法机关不搞无原则的“调解”，就不会让全社会陷入“救人就要自证清白”的恐惧之中。
“涨声”和“掌声”的背后，是部分商家的“精心策划”，寄生于熟人圈子的“口碑传播”很好地躲避了针对广告而设的行政监管。相关政府部门在加强黑枸杞功效知识科普的同时，更要发力对市场上“哄抬价格”的不良商家进行严格的监管和严厉的打击。
关爱留守儿童需顶层设计
贵州省近日印发工作实施意见，要求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全力控制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增量，并逐年减少该群体存量，每县每年减少人数不低于10%。
貴州省祭出的一系列关爱留守儿童的“硬举措”，在短期内很难改变留守儿童的现状，这在于经济发展地域不平衡对人口流动的牵引效应。劳动力流入地也需给与政策扶持。然而，眼下很多大城市公共资源承载力也跟不上，可见这一关爱政策需从顶层设计，建议建立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实现保障经费“费随人走”。
科技扶持资金怎能由信奉鬼神者掌握
广东省河源市科技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黄翀胤被曝利用其与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同的老乡关系，多次帮河源企业申请争取到省级科技扶持资金，并从中收取贿赂共148万元。为官运亨通，其分别在连平县陂头镇、惠州市博罗县大坝镇建造风水屋。
科技扶持资金，顾名思义，是专门用来扶持那些创新型企业和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项目，却沦为某些掌权者予取予给的“唐僧肉”。造成这种权力寻租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专项资金的审批缺乏明确的规章制度可循。申请条件和程序比较模糊，每笔钱的用途缺乏监督和绩效考核手段，凡此种种，都给了掌握审批大权的人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致使腐败频发。
高院为蒙冤者登报道歉 乃司法文明应有之义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亳州晚报》上刊登公告，为“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中原判有罪的邱超等19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向他们赔礼道歉。法院以公开登报的形式向蒙冤者赔礼道歉，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法治社会并不意味着百分百杜绝冤案，而是在出现冤案之后有成熟救济渠道。安徽高院登报道歉，为类似的冤案处理树立了一个标杆：在公共舆论空间里，对错案做公开赔礼道歉，是国家赔偿制度的应有之义。一块豆腐干大小的法院道歉公告，体现了政治文明、司法文明的进步，不避讳“出丑”，更珍视修复之前错误的司法判决对公民造成的伤害。
厅官辞职非小事 人大应有交代
乐视网宣布，丁磊将担任乐视超级汽车联合创始人、全球副董事长、中国及亚太区CEO。此前，上海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7月9日召开会议，决定免去丁磊浦东新区副区长职务。
一名普通公务员或官员辞职，人们大可以平常心待之。地方政府厅官则不同，不但人大需要依法审议和认真考量，公众也有权进行监督和追问。他们的任职与辞职，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百姓利益有很大关联，人们有权知晓他们为何提出辞职，以及地方人大（及常委会）为何接受他们的辞职。
景区成本调查需有“细账”
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近日发布《关于开展景区门票价格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对实行市场调节价、门票价格明显偏高、社会反映强烈的景区，由价格主管部门开展成本调查，引导其适当降价。
发改委向景区高票价“开刀”，是顺应民意之举。需要注意的是，门票价格成本监审，不能只向公众提供一下概括性的数据。成本监审的原始数据、相关资料，应该毫无保留向社会公布。相关部门实地调查监审的过程，尤其是谁是成本监审的具体负责人，也要向社会进行说明，接受监督。
“法官该死”悖离了法治共识
9月9日，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开庭中，一方当事人因对审判结果不满，突然拔出携带的尖刀刺伤4名合议庭成员，其中两名法官伤势严重，一名被刺到心脏，经抢救护，暂无生命危险。然而，网络上竟传出“法官该死”的声音，其中不乏同为法律界人士。
绝大多数拿着普通公务员工资的中国法官们，不仅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每人年平均受理案件近300件，而且也承受着社会大众对于法治现状的最大怒火。网络空间中“法官该死”的叫嚣，甚至不乏同为法律人的律师甚至学者，不仅显示着法律人的分裂，也反映出社会还缺少应有的法治共识。
扶人不必自证清白
9月8日，安徽一名大学生在街头扶起了一位摔倒的老太，并拨打120。但之后，老太家属认为摔倒是其所致，要求其承担责任。由于地处监控死角，大学生上网求助，寻求目击证人自证清白。警察认定大学生负主要责任，大学生申请复核。
这种“全民寻找目击证人”的做法其实是模糊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法律原则，甚至是将所有的扶起老人者推向了“有罪推定”的危险境地。此时，应该是老太举证证明是大学生造成的摔倒，如果举证不能，就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只要国家司法机关不搞无原则的“调解”，就不会让全社会陷入“救人就要自证清白”的恐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