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观众大概都记得片中的男女主人公“李侠”和“何兰芬”。这部拍摄于50年代的反映我党地下工作者斗争生活的影片曾在中国电影史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教育和激励了中国的几代人。
　　 岁月荏苒，沧海横流。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大多已是耄耋老人或已经离开人世。当时间的长河将我们缓缓载入21世纪第三个春天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寻找到了一对60年前从北平向我党发出“红色电波”的人生伴侣，他们的经历和电影中的主人公相比，与其说是相似，不如说就是当年他们惊险人生的缩影。
　　 这对默默无闻的伴侣，就是已故的原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文和他的夫人———市公安局离休干部王凤岐。
　　 在天津河北路一幢老式楼房里，86岁的王凤岐老人平静而愉快地生活着。10年前，与自己生活了50多年的丈夫王文因病离她而去。但与丈夫经历的一幕幕，常常萦绕在她的眼前。她与丈夫所经过的那一个个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日子，就像片片被岁月吹落的枫叶，轻轻地被她珍藏在生命的每一个季节里；它们飘零但鲜红灼灼；它们无声无息，就像老人缄口不谈自己功勋那样沉默了半个多世纪……
　　
　　结为终身伴侣
　　
　　 1916年，王凤岐出生于河北省安新县。那是白洋淀边儿上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子。
　　 1937年，21岁的王凤岐在家乡参加了青妇会，同年入党。百团大战开始后，组织上又将她调入区妇联任武装干部。从此，她离开了家，随地方武装辗转河北一带，与日军开展游击战。
　　 战争让这个当时只有20多岁的农村姑娘经历了无数恐怖、流血和死亡，目睹了血腥和厮杀。她曾与联合县委书记等人一起被百余名日伪军合围在一个村子里，最后杀出一条血路而侥幸还生；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她曾只身一人几天几夜藏在青纱帐中风餐露宿。
　　 1942年，王凤歧被上级调往河北省易县华北社会部学习。这次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为派往敌占区做准备的。从小没进过学堂的她再一次接受了新的挑战，每天讲授的课程大多围绕敌占区北平和天津的城市生活和民俗风情。许多地名和街道的称谓需要学员背熟记牢。她虽然文化水平低，但记忆力惊人。两个月的学习生活结束时，她以令人满意的成绩通过了考核。
　　 一个秋阳高照的上午，她被华北社会部副部长钟子云的秘书找来谈话。谈了一会儿，那个姓张的秘书指着窗外一个身穿军装的青年人突然问道：“你看那个人怎么样？”
　　 她透过窗子仔细打量了那个人，然后不解地看着张秘书。张秘书笑着问：“你们能不能认识一下，如果谈得来，你们今后还得在一起工作呢。”接着，张秘书将站在窗外的那个青年喊进屋，介绍说：“他叫王文，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然后，又将她介绍给那个叫王文的青年。
　　 她们就这样简单而又自然地认识了。通过几天的接触和了解，她对面前这个与她同龄的八路军战士有了初步的好感。
　　 王文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10月随四方面军长征，1936年随四方面军及一方面军一部打过黄河，1938年，中央从红军中选出20多人去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和情报工作。王文作为其中一员，赴苏学习一年。1939年5月回到延安。1940年，王文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晋察冀华北社会部工作。
　　 从1941年开始，王文携一部电台，就已经在永定河以北的妙峰山一带活动，负责将北平我地下党获取的情报转发给平西情报站，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此次将他调回，是准备让他和一位女同志以“夫妻”身份为掩护，潜入北平，组建一个新的情报站。
　　 几天后，华北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打来电话，征求俩人的意见。听他们很谈得来，许部长在电话里说，为了方便你们工作，组织可以先批准你们结婚。如果不同意，为了革命工作，你们也要以夫妻的名义去北平。
　　 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他们服从了组织的建议。几天后，在一间干净整洁的土房中，他们举行了婚礼。
　　 为了地下工作的安全考虑，他们的婚礼只能秘密进行。整个婚礼只有钟子云副部长和其他两位科长参加。招待客人的除了一盒香烟，再就是一盘花生和一盘红枣。
　　 婚礼结束后，他们还得回到各自的宿舍睡觉，在未派出之前，他们两人不能呆在一起。这是组织上为了他们的安全而做出的规定。
　　 为了到北平能更安全地开展工作，上级让他俩和一个姓陈的老太太组成一个临时家庭，对外称是王文的母亲，王凤岐的婆婆。
　　 1942年冬，王文和王凤岐先后离开易县，顺利进入北平，在北平党组织安排下，他们夫妻和那个陈老太“一家”三口住进鼓楼南大街烟袋斜街小石碑胡同11号。
　　
　　北平架起“红色电波”
　　
　　 到北平后，王文对外的身份是一家书店的职员，每天背着包外出“上班”，回家后，一进院子就大声喊：“妈，我回来了。”目的是让院子里的邻居们听到，打消人们的疑心。而王凤岐则整天陪着“婆婆”说话。
　　 他们住的只有两间小平房，外院还有两家，根本没有架设电台的条件。时隔不久，组织上又安排他们到德胜门大石桥胡同7号住下。这虽是个独门独院，但前后却有两个院。房东是个日本翻译，在这儿住比较安全。为了迷惑敌人，他们的新家布置得富丽堂皇，清一色的老式家具，一家三口衣着入时，给外人一种大宅门的气派。
　　 住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陈老太太常到左邻右舍去串门聊天，接触人很复杂。对地下工作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经组织研究，陈老太很快就被调离了这个家。
　　 为了掩护工作，经上级同意后，王凤岐将远在家乡的父亲接到了北平。
　　 经过一段时间对环境的熟悉，他们准备开始工作了。由于电台发射功率太小，加上天线不能架设太高，所以，工作一时无法开展。为了早日开展工作，王文决定自己动手组装一部发报机。
　　 当时，北平的无线电器材和药品都属违禁品，购买这些东西随时都有被特务抓住的危险。最后，王文想出了一个化整为零、异地购买的办法。东城一件、西城一件地购买零部件。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他终于购齐了所需的全部器材。接着，他又精心计算、设计、绘图，终于组装成了一台30瓦的发报机。
　　 他们多是夜间4点起来工作，每次丈夫向根据地发送情报时，她就悄悄搬个梯子爬上墙头，听着四周的动静，然后帮他将机器藏好；白天，她是丈夫的交通员，要按照规定地点和交通员接头。
　　 房对面住着一位在警察局混事的警长，警长太太是个爱占便宜的人。为了工作，王凤岐常送些钱或东西给她，以笼络感情，所以日伪警察很少登门查户口。实际上，组织每月给他们的生活费只能满足日常生活，对外她是雍容华贵的阔太太，可生活拮据的时候，她常趁着天黑的时候，换上旧衣服到菜市场去拣菜叶和萝卜。
　　 1943年的一天，有一个坏消息传来：曾帮王文调试过机器的一位报务员突然被捕了。上级要求他们立即藏好发报机，王文撤回华社部机关，她则转移到别处居住。
　　 当晚，他们悄悄将发报机装在煤油箱里，埋在墙根儿下。第二天，他们又在上面用砖砌上一个花池，种上一些花草。然后，她又找到警长太太说，我婆婆前些日子摔伤了，我得赶回家看看，能不能帮她把户口退了。那警长太太满口答应，且很快就把户口手续办妥了。这样，他们很快撤出了这个情报站。
　　 1944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那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儿，王文给孩子取名叫京立。
　　 不久，王文被华北社会部调往上海搞报务工作。留在北平的王凤岐则和父亲、孩子生活在一起。他们的住处作为北平的地下情报站，负责搜集和传递有关北平的敌方情报。
　　
　　儿子夭折路上
　　
　　 1946年，上级根据时局的变化，要求王凤岐撤回解放区。
　　 此时的王文已化名陈尽忠，在上海一家皮货店以当店员为掩护，负责传递上海方面的情报。两年多，他们天各一方，不知道对方一点消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忘我地工作着。一个又一个充满危险的漫漫长夜，他们只能将对彼此的那份深深的眷恋埋入心底。
　　 现在，她就要告别战斗四年多的北平，回到解放区，回到党的怀抱和亲人身边，这让她怎能不激动呢！
　　 为了沿途的安全，华北社会部派来一位交通员并带来一匹马。就这样，她带着父亲、抱着刚满2岁的儿子踏上了“回家”的归途。一路上，他们爬山越岭，风餐露宿，躲避和应付着国民党军一道道卡口的严密盘查，向着太行山深处进发。
　　 当他们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过河的时候，正赶上汛期，湍急的河水打着漩涡从远处奔涌而来。当时，她抱着孩子骑在马上，交通员牵着马在河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着。走到河中央，突然一个浪头打来，马受惊失蹄跌倒在河里。她和孩子同时倒在河水中，她的手一滑，孩子立刻被河水冲走了。走在前边的交通员顾不上去扶她，转身顺着河水快步追赶顺水漂走的孩子。当他将孩子从水中捞起来的时候，发现孩子已经被水呛昏了。他们忙着为孩子控出腹中的水。忙活了半天，孩子才有了微弱的呼吸。
　　 多日奔波和溺水的惊吓，孩子开始腹泻呕吐。他们只得找沿途村子的百姓讨些小米，熬成粥喂他。但是，孩子极度虚弱的身体已经不能进食了，贫困潦倒的小山村根本找不到一位医生能挽救孩子的生命。终于，当他们就要踏上解放区土地的时候，孩子在她的怀中静静地停止了呼吸……
　　 痛失爱子的沉重打击让她肝肠寸断。她抱着孩子，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多年来，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他们经受了无数次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所经历的痛苦和磨难早已超出了女性所能承受的范围。现在，他们的孩子，一个鲜活可爱的生命瞬间从她的面前消失了，这让她怎样去面对自己的丈夫！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她将孩子掩埋在一片开满鲜花的山坡上。背负着身心和精神的疲惫和创伤，他们重又上路了……
　　 回到解放区后，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照料下，她的精神和身体逐渐得到了康复，又重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半年后，与她分别两年多的丈夫终于回来了，夫妻团聚的兴奋和激动很快就被孩子夭折的悲恸所淹没。夫妻二人忍不住痛哭失声……
　　 然而，他们没有倒下，因为他们是战士。他们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
　　
　　重返北平 发出“红色电波”
　　
　　 根据华北社会部的安排，王文又被派回北平负责报务工作，而王凤岐则留在解放区，负责对日本战犯家属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王文到北平后，迅速开展工作。当时，他接手的那部电台隐蔽条件很好，可机器却常发生故障，上级要求他迅速找出原因，并在短时间内和解放区取得联系。经过检查，他发现是输出功率小所造成的。凭着多年的经验和无线电知识，王文自己动手进行了改装，这部发报机很快正常地开始工作了。
　　 在敌占区搞地下电台是很危险的，一是有被敌方查获的可能；二是在夜间修理时稍有不慎，就有被高压电击的危险。一次，王文在检修时，手不小心碰到一个750伏的高压电容上，瞬间被击倒在地，失去了知觉。幸亏身边有一位同行对他进行了人工按摩，才使他起死回生……
　　 1947年10月，我打入敌北平司令部的刘国光同志获取一份重要情报：胡宗南新三军军部和第七师及军直特务营约17000余人由中将军长罗历戎指挥，准备10月15日由石家庄转移保定。当晚，这份情报就送到了王文的手里。王文的上级甘陵要求他务必于当晚将情报发送解放区。王文将这份千余字的情报分成几份，火速发往华北社会部。当时，我军主力远在保定以北的涞源县休整，平汉线只有少量的地方武装。接此情报后，我军立即从察哈尔以南调动部队，昼夜奔袭200华里，赶到清风店地区。在朱德、聂荣臻、罗瑞卿、耿飚、杨得志的指挥下，于10月20日到23日将敌就地全歼，并活捉敌中将军长罗历戎。
　　 清风店战役结束后，聂荣臻司令员称赞说，我们的情报能抵得上千军万马！
　　 1948年11月，我军包围了北平，傅作义的20万军队全部龟缩在北平周围。此刻，城里的住房已全部被征用，王文暂住的那家也住进了一个炮兵排，就连他晚上工作的那间小屋里也住进了三个士兵，这让他一时无法开展工作。后来，他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的地上挖了一个洞，把发报机藏在里面。为了解决天线问题，他在院子里拉上一根铜丝，借口是给他们晾晒毛巾，这些士兵很高兴。为了增进信任，他常买些酒来犒劳他们。一天，当地保甲登门让王文去挖战壕，被一个排长顶了回去。
　　 每当夜深人静时，王文就躲进那间小屋里，向解放区发送着情报。
　　 无数重要的情报随着红色电波，穿过夜空，传送到党中央，传送到新中国决策者们的案头。
　　 1949年1月22日，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他们终于重逢在胜利的旗帜下……天津解放后，他们又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人民警察。
　　 弹指一挥，岁月沧桑。他们为新中国的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