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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频频爆发的突发事件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恐慌，而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功能发挥程度的好与坏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良性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中国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本文试从“三鹿奶粉”事件谈起，对比我国突发事件报道的发展变迁，剖析我国突发事件报道进步的原因，并对我国大众媒介突发事件报道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突发事件报道 媒体 “三鹿奶粉”事件
今年9月11日媒体曝光，各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其中甘肃省已报告59例，并有1人死亡。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相关部门调查，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随后多家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又发现陕西、湖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有婴儿患肾结石，患病婴儿数急速剧增，这些婴儿也都食用了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随后的调查发现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通过媒体一系列连续的动态报道，社会各界对此事件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并迅速做出反应。在这次的“三鹿奶粉”事件中，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纷纷采取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机制，及时、真实、全面地报道这次突发事件，树立了正确的舆论导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国的突发事件报道以往并不总是公开、透明的，这其中有一个变迁的过程。
一、我国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变迁
从我国突发事件报道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报道少，许多报道是媒体所不能触及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
从建国到80年代，中国的突发性灾难报道由于受到当时新闻思想的制约，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非正常化，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也开始走向极端和片面。①由此，我国的突发事件报道也出现了非正常化，天灾人祸等一些重大社会突发事件逐渐成了报道的“禁区”——要么封锁消息，不予报道；要么只讲抢险救灾，而有关灾祸本身的情况一概回避。最为典型的实例是“文革”十年中大大小小的灾难，都被排斥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之外。
第二阶段：突发事件报道与舆论监督日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和民主法制进程的不断加快，受众的知情权逐渐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中国媒体的灾害报道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是客观地反映灾情；二是时新性得到了增强；三是灾害报道不再是由新华社一家统一发稿，任何新闻媒体随时都可以就灾情采写、编发新闻。②典型的是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对“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件的报道，海洋石油勘探局负责人被判刑，开创了我国新时期舆论监督的先河。1987年7月18日，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华社在《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突发事件凡外电可能报道或可能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应及时作公开的连续报道，并力争时效赶在外台、外电之前。”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再次提出：“对空难、海难、铁路公路等国内发生的恶性事故，中央新闻单位要抢在境外传媒之前发出报道。”
第三阶段：突发事件报道的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至今）
在新闻改革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媒体对于各类公共突发事件事件报道的时效性和客观性大大增强、报道的数量和质量也大幅提高，呈现出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信息更加公开透明、报道内容不断深入和报道方式多样化等趋势。如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友谊宾馆火灾，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2001年的“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和广西南丹特大矿难等等灾难，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各级新闻媒体都给予了及时、充分的报道，满足了广大受众的知情权，澄清了事实，稳定了人心，在引导国际舆论中占据了主动地位。尤其是在2003年“非典”突发事件以后，在政策支持和政府管制放松的基调下，国内媒体在公共突发事件传播中的介入进一步深入，并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开始独立发挥作用。今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遭遇八级地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几小时内就赶赴灾区，媒体也及时对地震的全部进展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这次地震，媒体全面深入报道地震灾害的透明做法，不但满足了国人的知情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赞赏。
二、突发事件报道不断发展进步的因素探究
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到2003年的“非典”，从今年年初的南方大雪灾到5月份的汶川大地震，再到目前的“三鹿”奶粉事件，对于突发事件，大众传媒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其对突发事件事件的报道上，也日臻成熟。我国新闻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从新闻角度分析有以下原因：
1、新闻政策逐渐开明
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增强透明度、扩大报道面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改革呼声日渐高涨。十六大以后，随着国家整个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我国实行了政府工作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公开的制度，重视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提升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能力，使政府能够在社会与公众的公开监督下开展工作。“非典”期间政府又采取了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一重大举措。它适应了政府应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需要，这将有利于新闻发言人在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下，更加规范自己的言行。同时党和政府对舆论监督越来越重视，提倡和实施舆论监督的力度越来越大。对于舆论监督报道的出现采取鼓励的措施。200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这是党为加强舆论监督所制定的一个专门性的重要指导文件。
由于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鼓励，我国的突发事件报道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报喜不报忧的传统逐渐在大范围内不存在了，新闻媒体加大了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力度，取得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成果。
2、媒介的竞争及社会责任意识的加强
在新闻事业的诸多改革中，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都市报的崛起是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重新确立了新闻本体地位，彻底改变了受众阅读习惯，使新闻媒体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传播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舆论。作为新生媒体的都市报既要注重社会效益，又面临生存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在遵循新闻规律的前提下，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己任。为了在竞争中获胜，都市报不约而同把最能吸引受众目光的大大小小的突发事件当作每天的热点新闻，甚至把突发事件报道放在头版头条。都市报关于突发事件报道的这种运作方式起到一种示范作用，其他媒体基于竞争的需要也纷纷加入了突发事件报道的行列。就这样，以前很多不成文的规矩，如负面新闻不能上头条等不断被打破，突发事件报道取得了与它的新闻价值对等的地位。
另外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体系来讲，我国新闻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并且两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我国新闻媒体要同时肩负起对党和政府以及对人民的责任。在中国的新闻界，这几年涌现出一大批为探究事实真相而不畏艰险深入现场的采访者，出现了一大批为维护人民利益而无畏地公开揭露事实真相的传播者，出现了一大批为社会良知、正义和公平而不懈呼吁的思想者。人民日报的记者曾经说过:“我们对南丹矿难的揭露和报道，只是党报记者的责任和使命使然；面对如此特大事故，我们相信，有责任感的新闻记者，都别无选择，都应当和必须这样做。”③他的话表达了一名人民记者对社会良知、社会责任的认识和追求。
3、公民参与舆论监督的意识增强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精神都在不断提升。表现在舆论监督上，他们主动向新闻媒介反映情况，利用各种媒介，特别是网络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行使其舆论监督的权利。
有数据表明，在河北省，半数乡镇煤矿事故由群众举报查实：2001年1-10月，在河北省乡镇煤矿发生的35起、死亡91人的事故中，有17起、死亡38人的事故是由群众举报的。④
2007年“华南虎照”事件，最初就源于“天涯社区”一篇题为《陕西华南虎又是假新闻？》的贴文，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强大了网络舆论。迫使政府部门介入到此事件调查中。
4、新媒体的普及
信息时代的来临是我国突发事件报道迅速发展的深层原因。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传播的方式不仅仅限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网络、手机短信等已成为公众传递、接受信息的“新宠”。
如今的新媒体，如手机、网络媒体具有交互性的特点，便捷快速的信息交流工具使受众参与到事件的讨论当中，能够比较自由的表达意见。这种交流不仅是平行的，还可以上下进行，在政府官员与网民受众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网络还具有空前快捷的特点。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信息传播速度相当快。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公开难的问题，舆论监督也就变得更加有效。从最近一些年的舆论监督事件来看，很多都是最先起源于网络，引起舆论重视之后才由传统媒体的记者继续深入挖掘报道，而且在整个后续报道过程当中，网络依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促使事件能够得到比较有效的解决。
从以上对我国突发事件报道发展阶段的回顾及对突发事件报道不断发展进步的因素探究，可以看出我国的突发事件报道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一直在不断的进步。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在经历了数次突发事件报道后，我们的媒体报道也在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相信随着新闻政策逐渐开明，随着传媒的责任意识和理性思维日趋加强，随着公民参与舆论监督的意识增强，我国的突发事件报道在减轻危害、稳定社会、呼吁社会支持关怀方面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李萍等《特殊传播——防范和化解突发事件的使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16-18.
②孙发友《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
③郑盛丰，罗昌爱，庞革平，古亦忠 《不忘党报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报道“南丹-7.17”特大矿难的经过和感受》，《新闻战线》，2002年，第3期，第14页.
④王金涛，李仁堂《河北省半数乡镇煤矿事故由群众举报查实》[N] 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20011203/618191.html,2001年12
月3日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突发事件报道 媒体 “三鹿奶粉”事件
今年9月11日媒体曝光，各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其中甘肃省已报告59例，并有1人死亡。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相关部门调查，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随后多家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又发现陕西、湖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有婴儿患肾结石，患病婴儿数急速剧增，这些婴儿也都食用了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随后的调查发现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通过媒体一系列连续的动态报道，社会各界对此事件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并迅速做出反应。在这次的“三鹿奶粉”事件中，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纷纷采取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机制，及时、真实、全面地报道这次突发事件，树立了正确的舆论导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国的突发事件报道以往并不总是公开、透明的，这其中有一个变迁的过程。
一、我国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变迁
从我国突发事件报道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报道少，许多报道是媒体所不能触及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
从建国到80年代，中国的突发性灾难报道由于受到当时新闻思想的制约，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非正常化，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也开始走向极端和片面。①由此，我国的突发事件报道也出现了非正常化，天灾人祸等一些重大社会突发事件逐渐成了报道的“禁区”——要么封锁消息，不予报道；要么只讲抢险救灾，而有关灾祸本身的情况一概回避。最为典型的实例是“文革”十年中大大小小的灾难，都被排斥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之外。
第二阶段：突发事件报道与舆论监督日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和民主法制进程的不断加快，受众的知情权逐渐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中国媒体的灾害报道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是客观地反映灾情；二是时新性得到了增强；三是灾害报道不再是由新华社一家统一发稿，任何新闻媒体随时都可以就灾情采写、编发新闻。②典型的是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对“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件的报道，海洋石油勘探局负责人被判刑，开创了我国新时期舆论监督的先河。1987年7月18日，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华社在《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突发事件凡外电可能报道或可能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应及时作公开的连续报道，并力争时效赶在外台、外电之前。”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再次提出：“对空难、海难、铁路公路等国内发生的恶性事故，中央新闻单位要抢在境外传媒之前发出报道。”
第三阶段：突发事件报道的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至今）
在新闻改革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媒体对于各类公共突发事件事件报道的时效性和客观性大大增强、报道的数量和质量也大幅提高，呈现出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信息更加公开透明、报道内容不断深入和报道方式多样化等趋势。如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友谊宾馆火灾，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2001年的“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和广西南丹特大矿难等等灾难，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各级新闻媒体都给予了及时、充分的报道，满足了广大受众的知情权，澄清了事实，稳定了人心，在引导国际舆论中占据了主动地位。尤其是在2003年“非典”突发事件以后，在政策支持和政府管制放松的基调下，国内媒体在公共突发事件传播中的介入进一步深入，并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开始独立发挥作用。今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遭遇八级地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几小时内就赶赴灾区，媒体也及时对地震的全部进展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这次地震，媒体全面深入报道地震灾害的透明做法，不但满足了国人的知情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赞赏。
二、突发事件报道不断发展进步的因素探究
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到2003年的“非典”，从今年年初的南方大雪灾到5月份的汶川大地震，再到目前的“三鹿”奶粉事件，对于突发事件，大众传媒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其对突发事件事件的报道上，也日臻成熟。我国新闻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从新闻角度分析有以下原因：
1、新闻政策逐渐开明
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增强透明度、扩大报道面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改革呼声日渐高涨。十六大以后，随着国家整个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我国实行了政府工作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公开的制度，重视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提升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能力，使政府能够在社会与公众的公开监督下开展工作。“非典”期间政府又采取了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一重大举措。它适应了政府应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需要，这将有利于新闻发言人在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下，更加规范自己的言行。同时党和政府对舆论监督越来越重视，提倡和实施舆论监督的力度越来越大。对于舆论监督报道的出现采取鼓励的措施。200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这是党为加强舆论监督所制定的一个专门性的重要指导文件。
由于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鼓励，我国的突发事件报道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报喜不报忧的传统逐渐在大范围内不存在了，新闻媒体加大了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力度，取得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成果。
2、媒介的竞争及社会责任意识的加强
在新闻事业的诸多改革中，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都市报的崛起是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重新确立了新闻本体地位，彻底改变了受众阅读习惯，使新闻媒体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传播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舆论。作为新生媒体的都市报既要注重社会效益，又面临生存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在遵循新闻规律的前提下，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己任。为了在竞争中获胜，都市报不约而同把最能吸引受众目光的大大小小的突发事件当作每天的热点新闻，甚至把突发事件报道放在头版头条。都市报关于突发事件报道的这种运作方式起到一种示范作用，其他媒体基于竞争的需要也纷纷加入了突发事件报道的行列。就这样，以前很多不成文的规矩，如负面新闻不能上头条等不断被打破，突发事件报道取得了与它的新闻价值对等的地位。
另外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体系来讲，我国新闻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并且两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我国新闻媒体要同时肩负起对党和政府以及对人民的责任。在中国的新闻界，这几年涌现出一大批为探究事实真相而不畏艰险深入现场的采访者，出现了一大批为维护人民利益而无畏地公开揭露事实真相的传播者，出现了一大批为社会良知、正义和公平而不懈呼吁的思想者。人民日报的记者曾经说过:“我们对南丹矿难的揭露和报道，只是党报记者的责任和使命使然；面对如此特大事故，我们相信，有责任感的新闻记者，都别无选择，都应当和必须这样做。”③他的话表达了一名人民记者对社会良知、社会责任的认识和追求。
3、公民参与舆论监督的意识增强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精神都在不断提升。表现在舆论监督上，他们主动向新闻媒介反映情况，利用各种媒介，特别是网络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行使其舆论监督的权利。
有数据表明，在河北省，半数乡镇煤矿事故由群众举报查实：2001年1-10月，在河北省乡镇煤矿发生的35起、死亡91人的事故中，有17起、死亡38人的事故是由群众举报的。④
2007年“华南虎照”事件，最初就源于“天涯社区”一篇题为《陕西华南虎又是假新闻？》的贴文，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强大了网络舆论。迫使政府部门介入到此事件调查中。
4、新媒体的普及
信息时代的来临是我国突发事件报道迅速发展的深层原因。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传播的方式不仅仅限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网络、手机短信等已成为公众传递、接受信息的“新宠”。
如今的新媒体，如手机、网络媒体具有交互性的特点，便捷快速的信息交流工具使受众参与到事件的讨论当中，能够比较自由的表达意见。这种交流不仅是平行的，还可以上下进行，在政府官员与网民受众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网络还具有空前快捷的特点。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信息传播速度相当快。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公开难的问题，舆论监督也就变得更加有效。从最近一些年的舆论监督事件来看，很多都是最先起源于网络，引起舆论重视之后才由传统媒体的记者继续深入挖掘报道，而且在整个后续报道过程当中，网络依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促使事件能够得到比较有效的解决。
从以上对我国突发事件报道发展阶段的回顾及对突发事件报道不断发展进步的因素探究，可以看出我国的突发事件报道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一直在不断的进步。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在经历了数次突发事件报道后，我们的媒体报道也在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相信随着新闻政策逐渐开明，随着传媒的责任意识和理性思维日趋加强，随着公民参与舆论监督的意识增强，我国的突发事件报道在减轻危害、稳定社会、呼吁社会支持关怀方面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李萍等《特殊传播——防范和化解突发事件的使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16-18.
②孙发友《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
③郑盛丰，罗昌爱，庞革平，古亦忠 《不忘党报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报道“南丹-7.17”特大矿难的经过和感受》，《新闻战线》，2002年，第3期，第14页.
④王金涛，李仁堂《河北省半数乡镇煤矿事故由群众举报查实》[N] 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20011203/618191.html,2001年12
月3日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