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字是“金”字旁，是因為當初人們發明這個字的時候，它所指徵的對象，貨幣，是金屬製品，沉甸甸，響噹噹。後來，由於貴金屬太重太大，不便攜帶、不利保管，便有了銀號，替人保管現金。銀號向存戶開出的收據，即未來提取現金的憑證，叫做銀票，一般是不記名的，因而可以直接充當支付手段。一個徽州商人要帶著五千兩銀子到揚州去販鹽，則他不必動用大車小擔，只須在袖子裡藏一張銀票，方便得很。我們今天使用的紙幣，其學術性定義，在這張銀票身上其實都有了。
　　人類貨幣制度演進的歷史線索，各文明大致同步。受到銀票的啟發，東西方歷史上都曾有政府發行過紙幣，即以國庫的貴金屬儲備為擔保的國家紙幣，相當於國庫這個大銀號為其國民開出的現金保管收據。歷史上的紙幣鮮有與貴金屬完全脫離聯繫者，故而此等紙幣仍是金錢，以金錢作擔保的紙錢。
　　在國際貿易中，商人們或政府們更是很難接受另一個國家發行的紙幣作為國際支付手段。國際結算，須用真金白銀，這是千百年來的大規矩，直到七十年前。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以“世界工廠”的角色在戰爭中發了大財——全世界黃金儲備的一大半流到了美國。戰後的世界因此而面臨著大難題：除美國以外各國都缺乏貴金屬。大家用什麼支付手段來做國際生意呢？
　　帶著這個難題，在戰火尚未熄滅的1944年，西方各主要國家的財政部長到美國新罕布什爾州一個叫“布雷頓森林”的地方，開了個會，想出了個辦法：按一盎斯三十五美元的官價，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則分別按不同的匯率與美元掛鉤，並隨時可以按官價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美國據此向全世界供應美元，由美元充當國際支付手段，以此把國際經濟機器推動起來。這就是著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個經典的虛金本位制體系。
　　在新體系下，貧金國變成了貧美金國。問題似乎仍未解決。要讓各國的美元儲備多起來，以便有足夠的通貨進行國際支付，美國必須向各國供應美元。供應的辦法當然只有一個：美國持續的國際收支逆差。在向世界供應美元的過程中，美國不但可以用自己印的鈔票到世界各國去買任何它想要的東西，而且各國還望眼欲穿地盼著這種看上去挺愚蠢的“以物易紙”貿易。
　　一個叫特里芬（Triffin）的美國經濟學家於1960年首先發現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隱患：要維持住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就應當使美元在國際市場上始終保持強勢，而要使美元保持強勢，就必須使美國保持長期的國際收支順差，然而，美國的順差意味著美元向美國的回流，如此，世界何從獲得美元？要向世界不斷地供應美元，美國就必須保持國際收支逆差，每年“差”出的這一塊，就是美國每年向世界供應的新美元嘛。然而逆差必然導致美元在世界市場上的不斷弱化，從而最終會把它與黃金的聯繫掙斷的！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難題”。
　　到了60年代後期，越來越多的國家明白了這個可怕的道理。於是，法國帶頭，世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拿著美元到美國兌換黃金的風潮。很快，美國人釘不住了，尼克森雙手捂著金袋，連呼“多乎哉，不多也”，換不起了。起初是規定商人不能換了，各國央行還可以；終於，1972年，誰也不能換了。美元與黃金徹底脫鉤。與美元掛鉤從而間接與黃金掛鉤的各國貨幣，因此而統統與黃金脫了鉤。至此，“錢”字的“金”字旁被抹掉，活人與死人使用的錢實現了統一，都是紙錢。國際貨幣體系，像個浮在空中的大氣球，原來由一個大金砣子墜著，此刻，其間的連線被一刀斬斷，氣球隨風而去。
　　貨幣理論大家弗里德曼驚呼：“在世界史上這是第一次，所有主要國家的貨幣都是不兌現貨幣。它不像過去個別國家常常做的那樣，只是應對危機的一種臨時性措施，而是一種永久性的貨幣制度。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開始了前途未卜的旅行。”
　　金錢變成了純粹的紙片，貨幣之價值的本質來源——稀缺性，便隨之消失。當錢已不再是人們辛辛苦苦地從金礦、銀礦、銅礦中開掘、冶煉、鑄造出來，而是可以隨心所欲地從印刷機中印出來的東西時，人類的生活將會因之發生哪些變化，其實直到今天我們也仍未完全搞明白，因為，它滿打滿算才四十多年的歷史。
　　那麼，從印鈔機裡印出來的新錢，是從哪裡獲得它的價值的呢？答案：從以往印出來、老百姓靠辛勤勞動掙來、現在已裝在大家腰包裡的舊錢中，稀釋過來的。新錢與舊錢的價值聯繫，就像量子通訊一樣，是即時的，這邊印鈔機上有一元錢出爐，那邊百姓腰包裡的錢立即自動減少一塊錢的價值。
　　宏觀經濟學祖師爺凱恩斯，曾發過這樣一通頗有良心的議論：“通過連續的通貨膨脹過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地沒收公民財富的一部分。用這種辦法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卻使少數人暴富。”這就是所謂的“通貨膨脹稅”。金錢變成了紙錢，中央銀行遂變成了稅務局。
　　政府從發行貨幣中謀取利益，在貴金屬時代就有，如所謂的鑄幣稅——一枚七錢二的銀元實際成色只有六錢五，拿到市場上能值八錢紋銀，政府從鑄造一枚銀元中有一錢多的賺頭。在今天的紙錢制度下，人們不用鑄幣稅的詞兒了，但仍然可以用這個概念來幫助理解印鈔機的“經濟效益”——印一張一百美元鈔票的成本差不多是十六美分，想像一下它的“鑄幣稅率”是多少。
　　尤其是，當一國的貨幣印出來可以在全世界用的時候，向別國的百姓征鑄幣稅，這誘惑太大了。紙錢的“錢性”既不是天賦的也不是地賦的而是官賦的，在地球分裂成了二百多個官府的情況下，這種官印的紙錢給人類帶來了“國際經濟新秩序”。金錢徹底變紙錢的那一年是1972年，1975年，第一次七國首腦會議召開，討論的核心議題是匯率。匯率者，紙與紙之間的數量關係。人們需要學習、理解這個全新的貨幣體系。匯率問題在登上政治家的歷史大舞臺的同時，也進入了經濟學的大雅之堂。一門新的、以匯率為核心概念的經濟學分支，國際經濟學，從宏觀經濟學中分離出來。
　　一張黃紙換幾張白紙、幾張紅紙、幾張綠紙？這應該由市場來決定，還是由政府來決定，抑或是由政府間的談判力來決定？誰也說不準。於是，自由浮動匯率、有管制的浮動匯率、聯繫匯率、釘子匯率、官定匯率等等，先後登場，各呈異彩——全球所有的經濟體都必須為自己尋找一個在新體系下立腳的匯率制度。
　　“戰後國際經濟新秩序”，哪裡跌倒哪裡爬起來——還是西方的學者政客們手疾眼快，迅速從挑戰中發現了機遇。大家很快認識到了這樣一層道理：不但在質上紙錢的錢性是官賦的，而且在量上紙錢的匯價也可以是官定的，或者說，是有可能由官府來人工操作的。大家更認識到，一國匯率的高低起伏，其中是蘊涵著巨大利害關係的，一般說來，一國貨幣的貶值，會使該國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的地位得到改善——本國的產品在國外市場上賣得更便宜、更有競爭力了；外國的產品來到本國市場上賣得更貴、更沒有競爭力了；從國際投資的角度看，本國投資者在國外賺的錢，匯回國來更值錢了；從國際借貸的角度看，本國借外國人的本幣債務會自動縮水，從而可以借多還少。
　　於是，大地平沉，虛空粉碎，國際貶值競爭的機器啟動起來。你貶我也貶，窮富交徵貶。國際貶值競爭，說是“競爭”，卻並不是地道的自由競爭，誰貶誰升，其中往往隱含著國際強權的因素，結果，叢林世界的狼羊秩序，投射到國際外匯市場上，形成了它的倒影：強國的貨幣越來越弱，弱國的貨幣越來越強。
　　貨幣貶值，也並非僅僅是個數字賬，它需要印鈔機的支持。從根本上說，只有票子頂上來，幣值才能貶下去。於是，在國際貶值競爭愈演愈烈的背後，是越轉越快的各國中央銀行的印鈔機。競爭的真正後果，在那些 “紙——紙比例”起伏變動的背後，是“紙——物比例”之千國一律、日復一日地“貶”。一種紙與另一些紙相比，可能時有強弱，但所有的“紙”在“物”的面前，則千紙一律地越來越弱。經濟學關於匯價與物價反方向變動的教條歸於破產。那邊廂，狼國的貨幣在匯率概念上不斷貶值的同時其國內物價卻保持著相對穩定；這邊廂，羊國的貨幣在國際市場上不斷升值的同時其國內物價卻也在大幅上漲。
　　同時破產的還有傳統的商業週期理論。無論是衰退、危機、復蘇、繁榮，無論是哪個階段，物價照漲不誤。通貨膨脹成了世界上所有國家的通病。（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