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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我从网上购买到的《史记》新修订本，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两万套中编号本第02830号。我自己又重新通读第一册的本纪部分，即发现中华书局2013年9月出版的《史记》（10册），第一册注文部分的错误仍然较多。
其一是古人注释的错误，未能加以修正，很是遗憾。比如，《史记》点校本是1959年出版的，20世纪后半期以及21世纪以来我国上古时期诸多考古上的重大发现及成果未能利用，当是事实。此次修订，我对它仍寄予希望，可是很让人失望。如《周本纪》第215页校勘记[九]，说周公墓在咸阳北十三里毕原上，并说“葬周公于毕，从（周）文王”，仍袭用某些旧说，很是落伍。杨宽教授早在1981年去日本讲学时，并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中批判了这种误传，且纠正了其错误。所谓毕，就是指咸阳北边的毕原，古代史书记载，周文王墓、周武王墓、周公墓皆在此。然而，西周的历史，毕竟太久远了，而今天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咸阳以北毕原上坟丘很高的所谓“周王陵”，完全是出于后人的张冠李戴，这原是战国时代秦惠文君（公元前337-前311年）、秦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的公陵和永陵。研究古史，若不能利用“二重证据法”——既要利用文献，又要利用实物——用出土实物来证明文献，又用文献记载来解读出土文物，恐怕亦难追王国维吧？
而且，《周本纪》中有关“毕”这一地名的诸多解释，并没能辨析清楚：渭水流域即今西安城周围，原来有两个叫毕的地方。一在渭水以南西周国都镐东南杜中，即今西安东南，这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墓地；另一在渭水以北咸阳，这是战国时代秦惠王、秦武王的公陵和永陵。魏晋到隋唐间已有人把公陵、永陵误作周王陵，我们今天注释《史记》的专家亦未能辨别清楚，可是《皇览》还是能辨得清楚的，顾炎武《日知录》卷22“历代帝王陵寝”条，还是能辨得清楚的；杨宽教授更是在“陵寝制度”这个几乎无人问津的研究论题中分析得一清二楚（参看杨宽《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及日文译本尾形勇先生的后记）。
关于古人注释《史记》的错误，仍未加纠正者，兹不赘。
其二，我想谈谈今人注释的一则错误。
我在二十四史中首先看到的“玺”，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这就是秦始皇与嫪毐的斗争，内中提到秦始皇与太后此时皆已有玺。
《秦始皇本纪》第291页注文[七]是对“御玺”两字做的注释，这里仅录“玺”字注文：
集解蔡邕曰：“玺者，印信也。天子玺白玉螭虎钮。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玺’，《左传》曰‘季武子玺书追而与之’，此诸侯大夫印称玺也。” 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正义崔浩云：“李斯磨和璧作之，汉诸帝世传服之，谓‘传国玺’。”韦曜《吴书》云玺方四寸，上句交五龙，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汉书》云文曰“昊天之命，皇帝永昌”。按：二文不同。《汉书·元后传》云王莽令王舜逼太后取玺，王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吴志》云孙坚入洛扫除汉陵庙，军于甄官井得玺，后归魏。晋怀帝永嘉五年六月，帝蒙尘平阳，玺入前赵刘聪。至东晋成帝咸和四年，石勒灭前赵，得玺。穆帝永和八年，石勒为慕容俊灭，濮阳太守戴施入濮，得玺，使何融送晋。传宋，宋传南齐，南齐传梁。梁传至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广陵，北齐将辛术定广陵，得玺，送北齐。至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齐，玺入周。周传隋，隋传唐也。
这段注文，就是顾颉刚、贺次君1959年出版的《史记》点校注释本旧版原注，新修订本未加一字，也未易一字。此条注文，的确写得精彩，几乎是玺印的半部小史，让人读后而敬佩，且受益多多。然而，50多年前的这段注文，受当时条件所限，玺印的诸多善本、珍本书而未能寓目，也造成一些硬伤，当是事实。这里我略纠正而补充之：
一、所谓卫宏认为：“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并非事实。
尽管我国印谱类的著作源于宋代，可是今天我们能见到最早的印谱，则是明代隆庆时期顾从德于1572年编辑的《集古印谱》，以秦汉原印蘸印泥钤拓的谱集，收玉印150余枚，铜印1600余枚；三年后，玉印增补为220余枚，铜印增加到3300余枚。这是我国第一部秦汉原印谱集。过去，它是珍本，一般人难得一见，也是事实。我自己收藏到首都图书馆其善本原大影印本后，亦常常翻看。
《集古印谱》卷一“王印”中，收秦汉玉印竟有六七枚，非“群臣莫敢用也”。而且有一枚非常珍贵的玉玺，恰恰是“荆王之玺”，而依然称“玺”。《集古印谱》其注文曰：“荆王之玺，玉印，覆斗钮。《汉书》刘贾，汉高祖从父弟，六年正月丙午立为荆王。六年十二月为英布所攻，亡后。”汉以来，并非天子之印称玺，这是实物的铁证。
四明沈明臣《集古印谱》序文曰：“汉旧仪云，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文曰玺；然则又不独天子称玺矣。乃今顾氏谱有‘荆王之玺’，盖足徵云。”
二、传国玺为何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另则曰“昊天之命，皇帝永昌”，《史记》注文亦并未交代二文为何不同。
由沈明臣《集古印谱》序文得知：“天子六玺，皆玉螭虎钮，其文殊。”因此，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玺，或“昊天之命，皇帝永昌”之玺，哪一枚是李斯磨和氏璧而制成的，历史毕竟久远，一下还不得而知啊。
那么，秦始皇是否也有六枚玉玺呢？答案是起码不止一枚。
《集古印谱》卷一“秦汉小玺”第一枚一寸来大的九字秦代小玺，文曰：“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乃白玉盘螭钮；其书为李斯小篆，无毫发失笔意，非昆吾刀不能刻其文。序《集古印谱》的专家认为，这枚非常之玺，“制作精妙”（顾从德语），即为秦始皇九字玉玺也。
三、沈明臣所说“天子六玺，皆玉螭虎钮，其文殊”，在《集古印谱》里也得到了一定的实证。《集古印谱》卷一“秦汉小玺”，即收有“万岁”“天禄永昌”“永寿”“永昌”玉玺数枚，皆为天子玉玺，或以钩为钮，或螭钮，或覆斗钮，如斯而已。
其一是古人注释的错误，未能加以修正，很是遗憾。比如，《史记》点校本是1959年出版的，20世纪后半期以及21世纪以来我国上古时期诸多考古上的重大发现及成果未能利用，当是事实。此次修订，我对它仍寄予希望，可是很让人失望。如《周本纪》第215页校勘记[九]，说周公墓在咸阳北十三里毕原上，并说“葬周公于毕，从（周）文王”，仍袭用某些旧说，很是落伍。杨宽教授早在1981年去日本讲学时，并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中批判了这种误传，且纠正了其错误。所谓毕，就是指咸阳北边的毕原，古代史书记载，周文王墓、周武王墓、周公墓皆在此。然而，西周的历史，毕竟太久远了，而今天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咸阳以北毕原上坟丘很高的所谓“周王陵”，完全是出于后人的张冠李戴，这原是战国时代秦惠文君（公元前337-前311年）、秦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的公陵和永陵。研究古史，若不能利用“二重证据法”——既要利用文献，又要利用实物——用出土实物来证明文献，又用文献记载来解读出土文物，恐怕亦难追王国维吧？
而且，《周本纪》中有关“毕”这一地名的诸多解释，并没能辨析清楚：渭水流域即今西安城周围，原来有两个叫毕的地方。一在渭水以南西周国都镐东南杜中，即今西安东南，这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墓地；另一在渭水以北咸阳，这是战国时代秦惠王、秦武王的公陵和永陵。魏晋到隋唐间已有人把公陵、永陵误作周王陵，我们今天注释《史记》的专家亦未能辨别清楚，可是《皇览》还是能辨得清楚的，顾炎武《日知录》卷22“历代帝王陵寝”条，还是能辨得清楚的；杨宽教授更是在“陵寝制度”这个几乎无人问津的研究论题中分析得一清二楚（参看杨宽《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及日文译本尾形勇先生的后记）。
关于古人注释《史记》的错误，仍未加纠正者，兹不赘。
其二，我想谈谈今人注释的一则错误。
我在二十四史中首先看到的“玺”，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这就是秦始皇与嫪毐的斗争，内中提到秦始皇与太后此时皆已有玺。
《秦始皇本纪》第291页注文[七]是对“御玺”两字做的注释，这里仅录“玺”字注文：
集解蔡邕曰：“玺者，印信也。天子玺白玉螭虎钮。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玺’，《左传》曰‘季武子玺书追而与之’，此诸侯大夫印称玺也。” 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正义崔浩云：“李斯磨和璧作之，汉诸帝世传服之，谓‘传国玺’。”韦曜《吴书》云玺方四寸，上句交五龙，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汉书》云文曰“昊天之命，皇帝永昌”。按：二文不同。《汉书·元后传》云王莽令王舜逼太后取玺，王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吴志》云孙坚入洛扫除汉陵庙，军于甄官井得玺，后归魏。晋怀帝永嘉五年六月，帝蒙尘平阳，玺入前赵刘聪。至东晋成帝咸和四年，石勒灭前赵，得玺。穆帝永和八年，石勒为慕容俊灭，濮阳太守戴施入濮，得玺，使何融送晋。传宋，宋传南齐，南齐传梁。梁传至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广陵，北齐将辛术定广陵，得玺，送北齐。至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齐，玺入周。周传隋，隋传唐也。
这段注文，就是顾颉刚、贺次君1959年出版的《史记》点校注释本旧版原注，新修订本未加一字，也未易一字。此条注文，的确写得精彩，几乎是玺印的半部小史，让人读后而敬佩，且受益多多。然而，50多年前的这段注文，受当时条件所限，玺印的诸多善本、珍本书而未能寓目，也造成一些硬伤，当是事实。这里我略纠正而补充之：
一、所谓卫宏认为：“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并非事实。
尽管我国印谱类的著作源于宋代，可是今天我们能见到最早的印谱，则是明代隆庆时期顾从德于1572年编辑的《集古印谱》，以秦汉原印蘸印泥钤拓的谱集，收玉印150余枚，铜印1600余枚；三年后，玉印增补为220余枚，铜印增加到3300余枚。这是我国第一部秦汉原印谱集。过去，它是珍本，一般人难得一见，也是事实。我自己收藏到首都图书馆其善本原大影印本后，亦常常翻看。
《集古印谱》卷一“王印”中，收秦汉玉印竟有六七枚，非“群臣莫敢用也”。而且有一枚非常珍贵的玉玺，恰恰是“荆王之玺”，而依然称“玺”。《集古印谱》其注文曰：“荆王之玺，玉印，覆斗钮。《汉书》刘贾，汉高祖从父弟，六年正月丙午立为荆王。六年十二月为英布所攻，亡后。”汉以来，并非天子之印称玺，这是实物的铁证。
四明沈明臣《集古印谱》序文曰：“汉旧仪云，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文曰玺；然则又不独天子称玺矣。乃今顾氏谱有‘荆王之玺’，盖足徵云。”
二、传国玺为何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另则曰“昊天之命，皇帝永昌”，《史记》注文亦并未交代二文为何不同。
由沈明臣《集古印谱》序文得知：“天子六玺，皆玉螭虎钮，其文殊。”因此，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玺，或“昊天之命，皇帝永昌”之玺，哪一枚是李斯磨和氏璧而制成的，历史毕竟久远，一下还不得而知啊。
那么，秦始皇是否也有六枚玉玺呢？答案是起码不止一枚。
《集古印谱》卷一“秦汉小玺”第一枚一寸来大的九字秦代小玺，文曰：“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乃白玉盘螭钮；其书为李斯小篆，无毫发失笔意，非昆吾刀不能刻其文。序《集古印谱》的专家认为，这枚非常之玺，“制作精妙”（顾从德语），即为秦始皇九字玉玺也。
三、沈明臣所说“天子六玺，皆玉螭虎钮，其文殊”，在《集古印谱》里也得到了一定的实证。《集古印谱》卷一“秦汉小玺”，即收有“万岁”“天禄永昌”“永寿”“永昌”玉玺数枚，皆为天子玉玺，或以钩为钮，或螭钮，或覆斗钮，如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