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从未如此接近，谈判也从未如此胶着。伊朗副外长称全面核协议已完成96%，但最终协议的签署却从原定的6月30日一延再延，甚至有可能延至7月13日。与对这个“最后期限”结果的解读相比，伊朗核谈判背后的疑云，以及其折射的国际地缘政治变局，意义更为深远也更具探讨价值。
　　简单说，伊朗核谈现状不仅折射出中东格局的变迁、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美国国内的党争乃至美欧关系的裂痕，还有中国利益边界的拓展及外交介入中东的新尝试。

为何延期

　　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始于2003年，参与方包括目前“最有权势”的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常”加德国，即“P5 1”）与伊朗。在外界制裁压力越来越大的2013年，伊朗“温和保守派”鲁哈尼当选总统，并在当年11月与六大国达成一项“铀浓缩民用化换减轻制裁”的阶段性协议，但随后的谈判进入深水区。
　　因未能在2014年11月达成协议，各方同意延期至2015年6月30日，结果还是要数度延期。究其原因，首先是技术层面问题不少—伊朗1.9万台离心机砍到多少合适，阿拉克重水反应堆是不是要改为轻水堆，福尔多铀浓缩加工厂该不该保留，外界多少年后取消制裁，等等。其次，现阶段的《核不扩散条约》既禁止非核武国制造和拥有核武，又承认缔约国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核技术军民两用的特性，使伊朗核活动处于灰色地带，便于其讨价还价。
　　从全球核不扩散机制来看，伊朗核谈判的结果，很可能为“灰色地带”建立清晰的标准。也就是说，伊朗核谈判带有“开创性”特征，其结果也具有“标杆性”意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项目研究员科尔内留斯·阿德巴称，欧盟对伊朗核查的标准，应该作为更广泛的核不扩散努力的范例。他指出，虽然伊朗的案例有其特殊性，但为了强化全球核不扩散机制，欧盟应该把核查的“常规标准”提升到“伊朗水平”，即通过更严格的核活动监督，以期消除“灰色地带”。
　　虽然历经多次延期，但一纸协议能否终结伊朗核问题，还存在诸多变数。奥巴马秉着“与敌人对话”的理念，入主白宫后即向伊朗抛出橄榄枝，以核谈判为切入点加大对伊外交投入。但美国国会并没有把“伊朗问题”简化为“伊核问题”。本轮谈判启动之初，就有多名国会议员扬言要对伊朗追加经济制裁。在美国逐渐进入总统选举“政治季”，共和党掌管参众两院的背景下，最终协议能否在国会顺利“过堂”，前景并不明朗。美国国会不在解除对伊制裁上松口，最终协议只会成为恶化美伊互信的新火种。
　　7月5日，伊朗陆军司令艾哈迈德·礼萨·普尔达斯坦公开表示，无论伊朗和美国能否达成协议，美国都是伊朗的敌人。美国兰德公司学者斯科特·哈罗德表示，反对美国“霸权”是伊朗意识形态的支柱。也就是说，“反美”是伊朗政权合法性来源之一。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贾拉提曾说过：“如果亲美势力在伊朗掌权，那我们就不得不向一切说再见了。毕竟，反美主义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特征。”就此而言，伊朗也不会把对美关系简化为核谈判问题。

核谈之外

　　讨价还价十多年的伊朗核谈进程，最近几年表现出“加速度”，尤其是在今年3月达成了初步的框架协议，原因在核谈之外。
　　有分析人士曾这样描述伊朗：这个国家渴望如韩国那样追求繁荣、受到尊重，但却变得像朝鲜那样孤立。这个对比虽不够准确，但也反映了伊朗的现实困境。伊朗集辽阔幅员、战略地位、人口规模、古老文明、自然资源于一身，具备成为地区主导国家的几乎所有潜质。无论何种政治势力主导伊朗，通过参与核谈解除国际制裁都是实现强国梦的前提。而且，中东的变局给伊朗带来了“突破”的机会。科尔内留斯·阿德巴表示，如果西方要解决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问题、推动也门的转型，只有通过与德黑兰的公开对话才能做到。
　　伊朗战略价值提升的另一面，是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式微。美国和伊朗从2013年在约旦安曼秘密接触开始，如今几乎达到了美国国务卿与伊朗外长定期会晤的程度。中东挑战如山，美国太需要伊朗了。美国外交分析人士戴维·罗特科普夫，甚至把奥巴马的外交称为“转身伊朗”，而非“转身亚太”。他今年初撰文称，在奥巴马离开白宫时，很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像伊朗那样获益如此多。法国驻美大使热拉尔·阿劳德，曾这样形容美国达成伊朗核协议的迫切心态：“我们希望达成协议，他们需要一份协议。”而且对于奥巴马来说，与成效难以量化的“亚太再平衡”相比，白纸黑字的伊朗核协议，更适合作为“政治遗产”。
　　武器禁运问题曾是伊朗核谈陷入僵局的原因之一。俄外长拉夫罗夫对此的表态是“向伊朗提供武器以打击恐怖主义是非常合理的要求”。这与近年来俄伊两国接近不无关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俄罗斯及欧亚项目学者尼古拉·科扎罗夫认为，普京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以来，俄伊关系进入了“新时代”，“俄罗斯与西方因乌克兰危机而导致的紧张，促使克里姆林宫强化了与伊朗的合作”。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也使其在发展对伊关系上有了更大的动力和更少的顾忌。科扎罗夫表示，德黑兰可能也把对俄关系作为核谈失败的备用计划。
　　欧盟是伊核谈判的发起者，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并未中断与伊朗之间的外交。科尔内留斯·阿德巴认为，针对伊朗的跨大西洋外交合作目前是成功的，但这种把焦点限定在核问题上的合作是不可持续的；与美国把解决核问题作为发展关系的先决条件不同，欧盟对伊政策应更具综合性，在更广的层面与伊朗接触。“核谈会限定欧盟与伊朗接触的氛围、范围与程度，但美欧在伊朗的利益并不由此界定。”

中国关切

　　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教授高龙江（John W. Garver）在其专著《中国与伊朗：后帝国时代的古老伙伴》中，指出中国与伊朗经济和文化交流具有相当的延续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如今的中伊关系—一个利用历史纽带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中伊关系。他在2011年写道，一个陷入与美国对抗的、孤立的伊朗，给中国提供了扩大在中东影响力的独特机会，并能把美国军力困在波斯湾，使其更加难以转向太平洋。高龙江的观点在西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常被用来指责中国在伊核谈判中采取“拖延与削弱”战术的论据。不过，这种推论是对国际战略现实的误读。
　　美中在中东影响力的确呈此消彼长的态势，但却与中国对伊朗关系的运作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中东的变局折射的是中美在地区稳定、防扩散等问题上战略利益的逐渐接近。但追求相似利益手段上的差异，某种程度上给中国带来了外交挑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迈克尔·史文，把中国对伊政策比喻为“走钢丝”：一方面，中国寻求强化与德黑兰各个层面的双边关系，保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另一方面，限制双边关系的发展程度，并在某些情况下跟随美国与西方对伊朗施压，使其在核项目上遵守国际标准。
　　历史纽带无疑是中国与伊朗发展现实关系的正能量。正如斯科特·哈罗德所指出的，德黑兰不把中国视为像欧美那样爱管闲事的外部势力，中国与伊朗从未发生战争，也从未在伊朗表现出任何帝国企图。这才是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真正的“独特优势”。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的战略视野中，伊朗问题绝不等同于伊朗核问题。对伊朗的关注，也符合中国重视地区支点国家的外交偏好。斯科特·哈罗德注意到，中国发展对伊关系有能源安全的考虑，但中伊经贸关系不局限于能源。“中国正在发展建设伊朗的铁路网络，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地区市场。”这些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意义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