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采用文獻资料法，对2015—2019年体育学博士论文的研究范式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混合研究范式具有突起之势，是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和体育管理学论文中占比最高的研究范式。借鉴国内外不同学科混合研究范式的研究成果及近5年本学科博士论文研究范式实际使用情况，归纳出混合研究的适用情境：（1）提高对复杂性研究问题的解释力;（2）开发新的测量工具实现数据验证;（3）定量降维为质性深入探讨做准备;（4）提升小群体研究成果的可转换性。并提炼出混合研究多元借鉴适用设计模型：（1）同步三角校验设计;（2）异步嵌入式设计;（3）异步解释式设计;（4）异步探索式设计。混合研究应用存在的问题：（1）缺少明晰的研究设计及描述;（2）谋求理论发展的源动力不足;（3）缺少对研究成果的严谨整合;（4）难于把握推论质量评价标准。混合研究为体育学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科研格局，促进了不同认识论、方法论及具体技术的辩证结合，同时也提出了诸如更高的方法素养要求、难以避免的信息损耗、方法的自限性问题以及对阶段性矛盾结果的处理等问题。研究者应增加对混合方法研究理论的认识水平并提高实际应用能力，从方法论及实践层面同时提升该研究范式在体育学领域的严谨性和普及性。
关键词：研究范式;博士论文;混合研究;适用情境;设计模型
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21）02-0062-09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this study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2015 to 2019.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ixed research paradigm has a prominent trend and is of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s in sport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ports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and sports management. Drawing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mixed research paradigm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actual app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this disciplin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applicable situations of mixed research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Improv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complexity research issues; （2） Developing new measurement tools for data validation; （3） Quantitative dimension reduction prepares for in-depth qualitative discussion; （4） Improving the convertibility of small group research results. The multi-reference design model of hybrid research has been extracted： （1） Synchronous triangle calibration design ; （2） Asynchronous embedded design; （3） Asynchronous explanatory design; （4） Asynchronous exploratory design. And applicable problems of the mixed research application are summarized： （1） Lack of clear research design and description; （2） Lack of motivation fo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3） Lack of rigorous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4） Difficult to grasp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inference quality. Mixed research has opened up a new scientific research pattern for sports discipline， and promoted the dialectical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specific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ut forward such problems as higher methodological literacy requirements， unavoidable information loss， self-limitation of methods and the treatment of periodic contradictory result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mixed method research theory and improve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increase the preciseness and popularity of this research paradigm in the field of sports science at the methodolog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Key words：research paradigm; doctoral thesis; mixed research; applicable situation; design model
科学史表明，任何优秀科研成果的取得都依赖于正确的研究方法，没有研究方法就没有科学[1]。对研究方法、范式进行检视和反思是推动学科发展走向成熟的有效力量。研究方法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既包括探讨研究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的方法论，又包括涵盖知识观、研究设计策略的研究范式，还包括在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中采用的具体技术手段。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众多学者对学科研究方法进行审视和反思，但大多集中于具体技术层次，如问卷法应用现状、策略、误区及信效度检验[2-6]，个案研究样本的选取、逻辑起点[7]、表述以及理论归纳[8]，质性访谈研究的流程[9]以及田野调查的基本观点、本土化结合、虚拟田野、使用技术问题及成因等[10-14]。
但是，对研究方法中间层次——研究范式的探究略显欠缺。张力为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向何处去？十个趋向与三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混合研究范式将定量与定性研究的优势兼容并蓄，该研究方式是值得关注的方法学进展，在当今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显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15]。与其他成熟学科如社会学[16]、教育学[17-20]、经济学[21]、情报学[22]、心理学[23-24]相比，并没有专门的文献讨论如何在处理体育学研究命题中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融合定量、定性的研究范式，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問题等进行论述。
“博士学位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某一阶段、某一学术领域较高层次的研究实况和研究水平，反映特定学术领域的新理念、新方法及其发展趋势”[25]。某种程度上来说，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范式能代表本学科研究范式的特点与趋势。因此，笔者借助中国知网获取2015—2019年体育学博士论文，对其研究范式的使用规律进行深入分析。探寻混合研究范式的适用情境、适用模型并对应用混合范式的实际困境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实现体育学与混合研究范式之间的高效整合提供理论指导和现实依据。
1 混合研究的突起之势
样本的获取借助中国知网的高级筛选功能（样本获取时间为2019年12月25日），筛选出2015—2019年5年间体育学博士论文427篇（删除掉留学生论文）。学科专业按照学位论文封面明确标注的专业名称分类（其中福建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山西大学以及首都师范大学均按照体育学一级学科招生，根据论文封面上明确注明的专业方向将论文分别归入相应的学科专业），得到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论文34篇，体育教育训练学论文172篇，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89篇，运动人体科学论文115篇，体育管理学17篇。
研究范式的发展经历了“从思辨走向实证”的发展历程。潘懋元提出将研究范式分为非实证研究（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26]。非实证研究（思辨研究）表示研究者在个体理性认识能力及经验基础上，通过对概念、命题进行逻辑演绎推理以认识事物本质特征的研究方法[27]。19世纪以前，研究方法以哲学思辨法为主流，通常以经验观察和伦理思辨为主要研究思路。在本研究样本中仅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的4篇博士论文采用思辨研究范式。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体育本质的探究[28]、体育与文化认同研究[29]、体育正义研究[30]以及某地域业余体校叙事研究[31]。如一篇关于体育正义的研究就采用文献资料法通过对体育正义的清晰界定，进而完成对体育正义的内涵与外延、分类与原则的精准表述。并从各类体育新闻网站、书刊等渠道了解体育非正义现象的现实素材，总结出竞技体育、体育行政及资料分配等相关领域的相通性并总结出体育正义的总体性通用法则，为非正义现象提出应然的修正路径[30]。
而研究样本中其余的423篇博士论文均采用实证研究范式。对于实证研究范式的分类，本研究采纳了克雷斯威尔提出的三个标准，即：知识观（包含理论视角）、研究策略以及搜集分析资料的方法。将实证研究分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混合研究[32]。各专业范式分类及所占比重如表1所示：
定量研究崛起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主要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及其相关关系进行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把握[27]。体育学的二级学科中，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具有鲜明的自然科学属性，全部115篇样本均采用定量研究范式。定量研究具有其鲜明的优势，能够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利用演绎的方式通过现有的理论形成假设，并完成理论验证。具体过程中能够借助统计软件，利用抽样策略获取有代表性的样本，最终目标是将研究结果推广到整体。如体育教育训练学的一篇关于不同身体练习方式对大学生睡眠质量影响的研究就是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首先通过问卷法调查大学生睡眠质量现状及主要问题，了解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最终确定运动强度及无关变量。而后采用实验法，设计4组实验分别针对一次性力量、耐力及其组合练习、8周运动干预、不同时长组合练习和不同时间段组合练习对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最终得出研究结论[33]。但是，定量研究也存在其自身的研究困境，如：过多地关注代表性和普适性，难于体现研究群体的异质性;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演绎路径，借鉴现有理论形成假设，进行数据的检验，难于完成自下而上的资料收集和理论提炼;擅长宏大叙事，难以充分探究个人视角和故事意义等[34]。
基于对定量研究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解释主义为核心的定性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定性革命”。定性研究通过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对事物进行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然后对事物的质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性理解[27]。定性研究精于“个人发声”，“将看似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从个体角度完成意义建构。常见的现象学、田野调查、行动研究、扎根理论、个案研究方法均属于定性研究范畴。如果按照定量研究的思路，个案的意义仅在于量的积累和类型学的样本，无法将源于小众群体的研究结论推广到整体。但是从定性研究的角度，个案是为了体现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通过对看似简单、条理和普遍的事物复杂化和独特化，以实现对研究对象“情境性”的探究和理解[35]。定性研究是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最主要的研究范式（占比79.41 ）。样本中一项关于我国武术赛事品牌建设研究就是采用历史研究法对我国武术赛事的发展历程追根溯源，梳理不同历史阶段我国武术赛事的发展特征，剖析我国武术赛事品牌建设历史演变中的规律性问题。通过访谈专家及赛事经营者获取他们对于武术赛事品牌建设的看法及发展过程中呈现的问题，最后以原创赛事昆仑决为个案研究对象，对该赛事品牌建设实践、经验和启示进行系统分析[36]。 在过去的30年里，定量与定性范式的拥护者自发地分成两大阵营，围绕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劣、各自的范式立场正确性等问题，两大阵营展开了长期的“范式之争”。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中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可以在这一范式之争中袖手旁观不必表明立场[37]，无论是教育学、心理学抑或是人类学。阵营之外的一些“和平主义者”开始思考在研究过程中综合使用不同方法，凸显混合研究的“强化”“完整”以及“三角测量”的优势，实现“强强联合”，从而完成由理论、范式的争辩到关注实践问题、研究目的的焦点转移。更有学者提出，混合研究范式是继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论之外的“第三种道路”[38]。混合研究基于实用主义的主张，在研究过程中同时选择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27]，是体育教育训练学（占比43.02 ）、体育人文社会学（占比48.31 ）和体育管理学（占比76.47 ）论文中最主要的研究范式（图1）。
混合研究在体育学博士论文中呈现出突起之势，该范式在体育学研究领域中具体的应用情境有哪些、可以采用何种设计模型以及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存在何种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讨论的。
2 混合研究的适用情境
Green在1989年对80年代应用混合研究范式的57篇论文的研究目的进行梳理，得出混合研究范式的研究目的包括5个方面[39]：三角测量、互补与充实、发现与创造、推进、拓展。根据对研究样本的分析梳理，当今体育学博士论文对混合研究范式使用主要集中于以下幾种情境。
2.1 提高对复杂性研究问题的解释力
2009年，英国科学家Tony Hey将科学发展范式总结为“实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科学”和“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经历了简单科学到复杂科学的转变，科学研究也进入了“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阶段。复杂性科学视研究对象为富有生命活力的整体系统，改变以往对于事物确定性与线性的认识，承认研究对象是非确定性、非线性的。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上要抛弃定量与定性的分野，承认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是一个“连续谱”。
如果要提升研究问题的解释度，需要做的学术努力就必然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获取资料的广度;第二，分析问题的深度[40]。从获取资料的角度来看，定量研究方法可采用问卷等测量技术，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大量发放。后期通过借助统计软件实现客观数据的采集、统计分析与因果关系论证。抽样策略又为样本的代表性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证，可以将研究成果推广到更大的群体，提高了结论的解释力范畴。但是，定量研究也存在诸如因果机制探索过程中的变量选取遗漏、变量界限模糊等内生性问题。定性研究精于“个人发声”，从经验资料出发提取出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通过对看似简单、条理和普遍的事物复杂化和独特化，以实现对研究对象“情境性”的探究和理解[35]。但是，定性研究也存在自身的不足，如单一的定性数据来源于研究者的体验与感悟，具有极强的主观性。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见证者，或因有意偏袒，或因记忆不全，所做的描述也不同。”因此，可以通过定量数据与定性数据的互补，扩大获取资料的广度。从分析问题的角度来看，定性研究擅长倾听个人发声，但是难于解决代表性和普遍性的问题。其研究的成果的“特殊”难于上升到科学的“一般”。而推论又是定量研究专长。因此，对于体育学研究领域来说，结合定量与定性的资料获取与分析是解释复杂研究问题的有益路径。
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样本中一项关于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生存状态与优化发展的研究就是应用于此种情境[41]。前期先对组织者、民众、专家等各类人群进行质性访谈，用以了解民间传统体育组织文化活态传承、组织管理建设和外部互动的状况，形成近百万字的访谈记录。同时，采用问卷调查法这一定量研究方式，对参与民众及社团管理者进行调查，获取人口学、意向性和社会行为信息。而后，将定性访谈资料与定量问卷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将民间传统体育组织分划分为：传统权威型、个人魅力权威型和法理型权威型3种类型。并对3种不同的类型进行典型性案例分析，分别对不同的组织类型体育组织进行讨论，提出个性化的生存发展优化策略。
2.2 开发新的研究工具实现数据验证
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专门的研究工具，适切的研究工具可以大大提高科研效率，使得研究工作事半功倍。测量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研究工具，其精确度通过信度和效度来保证。当一项研究缺乏现成的研究工具时，可以通过定性研究范式开发测量工具，而后通过定量研究进行信效度检验，对测量工具进行完善。而后还可以利用自行开发出的测量工具完成目标群体的测量工作。
体育管理学样本中一项关于青少年体育锻炼多主体协同治理的研究就是应用于此类情境[42]。在文献综述与专家访谈的基础上，以体育锻炼促进理论、Stokols交互作用理论、协同治理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青少年体育锻炼“政府-社会组织-学校”多元协同治理模型的建构思路，并筛选出影响锻炼行为的变量及测量维度，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建立假设关系模型，通过路径及路径系数来反映变量之间的关系及作用影响程度，从而明晰协同治理效果的核心要素。
体育人文社会学样本中一项关于体育教师学科内容知识（CK）测评工具研制及其运用研究也是应用于此种情境[43]。前期采用专家咨询法和访谈法获取质性研究资料，并结合有效教学核心模型及相关理论开发出基于足球项目的测评工具。而后，对900余名职前体育教师进行测试，修订完善测评工具。最后对100余名职后体育教师进行测试，从而实现对评估工具的信效度检验及系统测评。
2.3 定量降维为质性深入探讨做准备
在传统的政策及文化研究中，多采用定性范式，但是也存在着信度不足的缺陷。在混合研究范式指引下，可以通过文本分析法提取高频词，对文本进行量化编码处理。编码具有明显的自身优势，如具有明确的操作程序，可重复与可验证性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定性分析信度不足的缺陷，有助于弥合传统定性、定量分析之间的鸿沟。在实际操作中，可通过使用Rost、Nvivo等软件提取高频词并编码，从而实现研究主题的降维，为后续的质性深入探讨做准备。 体育人文社会学样本中样本中一项关于当代中国体育思潮的研究[44]，借助对1997—2013年国家社科体育学873项立项课题名称进行统计分析，通过词频分析法将研究主题降维，归纳出5个主要思潮：人文体育思潮、竞技体育思潮、体育产业思潮、全民健身思潮以及体育改革思潮。而后采用质性分析的方式对5类主要思潮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从中探究体育改革发展的文化背景、思想诱因、现实影响及其未来前景。
2.4 提升小群体研究成果的可转换性
不管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研究者都不能针对研究总体的所有个体展开研究。研究者如果有意做出适用于总体的推论，就要提高研究对象的可代表性或典型性。样本的代表性越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就越高。定量研究通过抽样，效度检验来实现此种目的。但是从定性研究者的角度而言，关于研究结论和推论的通则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研究者将研究成果通则化表述为“研究结果的可转换性”，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定性研究不应该追求结论的通则化。虽然在定性研究结论外推方面存在分歧，但是结论的通则化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混合研究范式恰恰在为这种形式的转换提供可能性。
体育人文社会学样本中一项关于上海市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的研究就是依托资源依赖理论将上海社区体育管理方式分为两大类：街道单一行政主体和街道主导的多元主体（再细分为3种不同的类型）[45]。每一分类中选取一个典型案例，共4个典型案例完成质性研究，而后采用问卷法对社区体育治理现状进行调查，整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数据，完成质性研究成果的“有条件外推”。
3 混合研究的适用模型
3.1 多元借鉴的设计模型
由于体育学各个二级学科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加之混合研究具有多重路径，在该领域的科学推广必须以合理的研究设计为前提。在混合研究的定义、界限、哲学假设、使用流程等方面，众多学者做出了很多学术努力，本研究在参考《研究设计：质化、量化与混合方法》《设计与开展混合法研究》《混合研究：一种研究范式的来临》等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借鉴Creswell及Johnson提出的混合设计模型，从时间序列及所占比重两个维度进行分类，经整理得出混合研究设计的4种分类方式（图2）。
3.2 模型适用范例
3.2.1 同步三角校验设计
同步三角校验设计是在同一时间内，对同一研究问题，采用同比重的定量与定性方法开展同步研究。“三角”可以体现在使用不同的方法、侧重不同的理论、搜取不同的数据源甚至多重研究者的互相校正。可以将定性研究成果进行编码或类型学分析与定量成果合并完成综合分析，或者将定量研究成果进行因子分析，形成类型框架作为定性研究的分析维度。在解释阶段，可以将定性分析的成果与定量分析的成果进行比较，如果发现趋同或相关，混合就得到了互证。如果比较的结果出现对立，那就将会引发研究问题的重构（图3）。
体育学博士论文中关于三角校验设计多采用不同的数据源，如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样本中一项关于乒超联赛观众观赛动机与赛场服务质量的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在5场比赛中（涉及8支球队）向球迷发放试卷，并设计开放性问题对专家进行访谈。同时利用观赛的机会开展实地调查，对球迷观赛进行观察并将观测信息记录为记叙陈述，最后将问卷的定量数据与访谈与观察的定性数据进行统合互为补充验证，从而完成球迷观赛动机与赛场服务质量的互动研究[46]。
此外，传统政策研究多采用定性的范式，难于摆脱主观意识明显的缺陷。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样本中一项关于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协同研究就是通过内容分析法完成政策文本的资料转化，使得文字组织的政策信息得以量化体现。而后通过质性访谈获得质性资料。将访谈结果与政策文本量化信息进行三角校验，互为补充深入探讨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协同的机制[47]。
3.2.2 异步嵌入式设计
异步嵌入式设计中，定性、定量研究资料分别扮演主要和支持角色。可以将定性研究的资料嵌入到一个定量研究的实验设计中（定量研究为主要角色），也可以将定量研究资料嵌入到一个定性研究的现象学设计中（定性研究为主要角色）。这种嵌入式设计的前提是单一数据源（定性或定量）不能提供充分的解释度，需要用不同的数据（定量或定性）回答不同层面的问题（图4）。
在体育学博士论文中，异步嵌入式设计多见于定量研究为主体、定性研究为支持的设计方式。如体育教育训练学样本中一项关于男子网球运动员无氧和有氧能力专项训练方法设计的研究[48]。研究主体采用测试法，从能量代谢的角度对有氧训练与无氧训练开展实验测试，并辅以针对现代网球运动的基本规律、比赛评价指标以及运动员无氧有氧能力的专项训练为主体的专家访谈，有效地将定量测试数据与定性访谈数据进行融合补充。
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样本中一项关于上海7～8岁儿童动作能力评价及其社会生态学影响因素的研究也采用了此类嵌入式设计。定量研究扮演主要角色，采用量表法、测试法获取儿童动作能力的定量数据，并与部分学校的3名体育教师和7名受试儿童进行了质性访谈，以了解日常体育课程安排以及余暇时间身体活动情况。继而完成上海儿童动作能力发展影响因素的社会生态学分析[49]。
3.2.3 异步解释式设计
异步解释式设计，先收集并分析量化资料，然后再收集并分析质性资料，用于解释和深化定量结果。当第一阶段定量研究结果出现不显著或与事先假设矛盾的情形、用质性研究進行追问或者利用前期定量研究成果对后期质性研究样本的抽样进行类别化处理。如研究者可以在问卷调查后，对研究中挖掘出的一些定量结果和规律进行质性访谈，这样可以进一步深化定量研究中的一些结论，并提供更多的情境性解释，从而回答定量研究中的一些矛盾冲突的问题（图5）。
如一项竞技体育运动中女性解放研究就采用了异步解释性设计。研究初期采用量表法对我国竞技体育中女性解放的现状调查，并对现状进行分析[50]。而后采用定性访谈的方法对十余个项目的25名女性运动员进行深入访谈。深入了解她们从事竞技项目之前的动机以及从事该项目之后身体、心理、性格等方面的变化与体会，以期弥补问卷调查中的不足从而完成对竞技体育中女性解放的“悖论式”解构。 3.2.4 异步探索式设计
异步探索式设计常应用于研究主题缺乏测量工具、难于明确变量或缺乏理论架构及理论假设时。此种设计以定性研究为起点，如访谈、焦点小组、扎根理论等。然后将定性研究成果经过“文本分析—概念构建—研究工具”生成可进行下一阶段定量研究的工具。在资料的解释阶段，定量研究的成果可以作为群体层面的证据与定性研究扎根出的理论进行混合，如果一致可以提高理论的推广性，如果冲突将引发研究者的反思及设计重构（图6）。
如一项关于小学校园足球发展的文化制约与治理的研究[51]，首先进行定性研究，以上海市一些中小学为田野点，定点观察校园足球文化制约现象，随后开展质性访谈。将质性访谈结果与文献结合，将文化制约因素归为4个类属：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而后根据探索性的质性研究成果编制调查问卷并开展第二个阶段的问卷定量研究。最后，综合定性访谈文本的类属分析与定量问卷分析的结论，对小学足球发展的文化制约进行了重新解读，并提出治理路径。
4 混合研究应用的问题
2015—2019年5年间体育学博士论文中混合研究范式具有突起之势，但是具体使用尚处于起始阶段。许多样本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依据、混合总体设计、数据来源论证分析以及成果的推广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
4.1 缺少明晰的研究设计及描述
科学研究所追求的是在一个完善的探究结构中进行洞察和发现的创造性过程。研究关注的问题大与小、获取数据多与少，这些固然影响研究的优劣，但研究的灵魂是设计。一个良好的设计能够帮助研究者洞悉问题的关键，面对有限的数据条件，也能做出有效的推论。里奇曾强调，混合研究要有三点强调：混合的层次、时间导向以及比重安排。层次用来表示混合的定位，是部分层次的混合抑或是整个研究过程的混合;时间导向用来界定定量与定性研究是同时进行还是先后续接进行;比重安排用来规定定量与定性是同比例设计还是具有主次之分。混合研究范式以研究问题为核心，具体采用的方法和范式是服务于研究目的的。因此，研究者在选用混合范式时要适度说明“为什么此项研究要采用混合范式”，并对层次、时间和比重进行清晰说明。
4.2 谋求理论发展的源动力不足
一项科学研究一定要有理论创新或贡献，谋求理论的发展往往被视作研究的初心和落脚点。一项有价值的研究需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并抽象机制与学科产生对话。好的理论必然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也必然能够被验证。正如Krathwohl（2013）提出的研究之轮理论，任何研究问题都处在推理过程循环圈的某一个点上。这个转轮可以从基础的观察所得经过归纳生成普遍性推断（理论），然后从普遍性推断（理论）经过演绎，变成待检验的假说或对特定实践结果的预测。无论研究者的研究起点是事实还是理论，一个项目逐步展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至少经历一次这样的循环。而实际上，更多的研究关注了演绎的过程，从文献综述到概念界定再到数据的检验，而从资料到理论的生成就显得匮乏的多，新理论的提出更为罕见。
4.3 缺少对研究成果的严谨整合
混合研究注重来源于不同范式方法的内在逻辑性和衔接性。定量研究的结论由于精度相对较高，样本总量较大的特性，扮演了“广度优先遍历”的角色，而定性研究的结论由于其情境性丰富和专指性强的特性，往往扮演了“深度优先遍历”的角色[22]。因此，对于混合研究来说，不仅仅是两种方法的简单相加，而是采用全新的方式将定性和定量方法整合在一起用来解决实际问题，达到“1+1>2”的效果。尽管在样本中混合研究所占比重具有突显的趋势，但是一半以上的论文仅仅孤立地收集定量与定性两类资料，在研究的分析及推论阶段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提及数据是如何整合的。也就是说，在数据的分析中将定量与定性研究分开讨论，分别产生“结论”，并将“结论”依次罗列而不经过必须的统合。
4.4 难于把握推论质量评价标准
在传统的定量研究中，推论质量通过效度来保证。具有较高效度的研究通过抽样，提高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利用概率统计规律将源于样本结论外推到有界限的总体。传统定性研究推论质量的问题就会复杂的多，关于定性研究的结论外推，一些流派形成了独到的见解和实践策略。具有影响力的包括分析性归纳法 连续比较法、类型比较法、深描说以及扩展个案法 [52]。但是，从混合研究的视角来看，是按阶段对定量与定性研究分别进行效度检验还是以整体的观念对整合部分检验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在现有的体育学混合研究成果中也很少见到在研究设计、理论对话、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验证等各个环节均具有有效衔接的应用案例。因此，体育学混合研究成果的验证还需要形成一套完整并成熟的评价体系，从而保证研究过程的清晰透明和可重复性。
5 思考与展望
混合研究为体育学整个学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科研格局，促进了不同认识论、方法论及具体技术的辩证结合。在认识论的水平上，混合研究持相对主义态度，坚持主观观点与客观观点的同时使用。在方法论的水平上，混合研究克服了定量与定性的二元分立，视二者为一个连续谱，建立起一个概括与情境、演绎与归纳、假设检验与理论生成的周期性往复。在具体技术层面上，混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定量、定性研究的内生性问题、深化了收集数据的精确性与可解读性，为更深入的意义建构及结论外推提供了可能。
当然辩证地来看，混合研究范式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其一，更高的方法素養要求。研究者要熟悉并擅长定量与定性两种研究方法，熟悉两种具体的操作技术并能在定量与定性研究阶段灵活切换。其二，难以避免的信息损耗[20]。混合意味着资料的转译，无论是定量降维还是定性编码都会引发信息丢失与损耗的问题。第三，方法的自限性问题。定性研究的样本较小，而定量研究的样本相对较大，虽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是很难做到全样本比对。转译后的数据是同比重对待还是分配相应的权重，这个问题尚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其四，对阶段性矛盾结果的处理。当一项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得到了相同的结论，那么这种结论可以理解为“被确认”了，如果结论是冲突的，那么需要补充研究来彻底地探究现象的本质。从发现问题到重构问题，必定会消耗大量的时间、技术、资源以及精力。 综上所述，混合范式的引入对当今的体育学研究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既要认识到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也要避免多元方法的“完美主义”。建议一方面加强理论构建，另一方面深入探索具体实践操作技巧，以解决问题为主旨，提高方法效能，开创学科科研的新局面。
参考文獻：
[1]林作新.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
[2]杨威.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回顾与思考[J].体育学刊，2001（2）：27-28.
[3]张力为.体育科学问卷调查的误区（一）[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12）：1586-1589.
[4]方千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问卷调查方法检视[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8（3）：204-206.
[5]蒋雪莱.体育社会调查问卷信度检验的方法学探索——基于中文核心体育期刊163篇文章分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5，39（6）：6-10.
[6]毛志雄.体育科学领域的问卷调查：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案[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39（5）：127-131.
[7]周进国，黄彦军.个案研究：体育社会问题的一个研究方法[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27（2）：133-136.
[8]涂传飞.阐释人类学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个案研究的启示[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44（3）：50-55.
[9]李博，刘阳，陈思同，等.我国学校体育研究中访谈法运用的问题探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42（1）：56-63.
[10]黄聪，周伟洲，张鲲.论田野调查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体育科技，2006（3）：57-60.
[11]王颢霖.质疑与重释：田野调查在民族传统体育学中的应用——兼论当代民族传统体育学的转变[J].体育科学，2014，34（7）：30-35.
[12]刘少英.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的基本观点[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5，34（2）：141-144.
[13]宿继光，李金龙.近10年田野调查法在武术文化研究中应用的问题与成因——基于体育类核心期刊论文的考察[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6，40（2）：29-34.
[14]赵明元，辛松和.体育学研究中引入互联网田野调查的意义、问题及其规避[J].体育文化导刊，2017（8）：193-197.
[15]张力为，张凯.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向何处去？十个趋向与三个问题[J].体育与科学，2013，34（6）：6-16.
[16]蒋逸民.作为“第三次方法论运动”的混合方法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9（10）：27-37.
[17]王东雪.定性、定量和混合研究：中国音乐教育研究的三种取向——基于对CNKI（2000-2010年）论文的分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1（2）：112-118.
[18]张东辉.美国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最新进展：混合法研究的兴起与应用[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3（4）：7-10.
[19]唐涌.混合方法研究——美国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新取向[J].外国教育研究，2015，42（2）：12-21.
[20]李刚，王红蕾.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论与实践尝试：共识 争议与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34（4）：98-105.
[21]朱迪.混合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研究策略及应用——以消费模式研究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2，27（4）：146-166.
[22]朱庆华，赵宇翔.情报学中混合方法研究的理论探索和应用[J].情报学报，2013，32（12）：1236-1247.
[23]徐建平，张雪岩，胡潼.量化和质性研究的超越：混合方法研究类型及应用[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7（1）：50-59.
[24]麻彦坤.心理学研究中质化与量化两种取向的对立与整合[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5）：75-81.
[25]林克松.近年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发展状况评析——基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定量统计[J].职业技术教育，2012（10）：30.
[26]潘懋元.高等教育研究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53.
[27]姚计海，王喜雪.近十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J].教育研究，2013，34（3）：20-24.
[28]杨韵.西方哲学游戏论视域下的体育本质解释[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5.
[29]贺幸辉.视觉传播中奥运会开幕式与文化认同[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5.
[30]黄文宾.体育正义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7.
[31]李佳宝.东北A市业余体校叙事（1956-2017）[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8.
[32]克雷斯威尔.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3]贺静.不同身体练习方式对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9.
[34]熊欢.论质性研究范式对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困境的消解[J].体育学刊，2018，25（1）：1-10.
[35]吴毅.何以个案 为何叙述——对经典农村研究方法质疑的反思[J].探索与争鸣，2007（4）：22-25.
[36]李臣.我国武术赛事品牌建设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6.
[37]阿巴斯.混合方法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结合[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8]加里金.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9]Denzin，N. K.. The Research Act：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M]. New York：Praeger，1978：291-307.
[40]杨立华，李凯林.公共管理混合研究方法的基本路径[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9（6）：36-46.
[41]孟欢欢.城市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生存状态与优化发展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9.
[42]杜建军.青少年体育锻炼多主体协同治理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9.
[43]何耀慧.我国体育教师学科内容知识（CK）测评工具研制及其运用研究——以足球内容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8.
[44]夏漫辉.当代中国主流体育思潮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5.
[45]祝良.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上海市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8.
[46]张轶.乒超联赛观众观赛动机与赛场服务质量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8.
[47]郇昌店.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协同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6.
[48]雷正方.男子网球运动员无氧和有氧能力的专项训练方法设计理论与实证[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9.
[49]尹晓峰.上海儿童（7～8岁）动作能力评价及其社会生态学影响因素的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9.
[50]杨雪.我国竞技体育中的女性解放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6.
[51]蔡广.上海小学校园足球发展的文化制约及治理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9.
[52]王富伟.质性研究的推论策略：概括与推广[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13（1）：40-55.
关键词：研究范式;博士论文;混合研究;适用情境;设计模型
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21）02-0062-09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this study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2015 to 2019.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ixed research paradigm has a prominent trend and is of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s in sport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ports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and sports management. Drawing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mixed research paradigm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actual app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this disciplin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applicable situations of mixed research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Improv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complexity research issues; （2） Developing new measurement tools for data validation; （3） Quantitative dimension reduction prepares for in-depth qualitative discussion; （4） Improving the convertibility of small group research results. The multi-reference design model of hybrid research has been extracted： （1） Synchronous triangle calibration design ; （2） Asynchronous embedded design; （3） Asynchronous explanatory design; （4） Asynchronous exploratory design. And applicable problems of the mixed research application are summarized： （1） Lack of clear research design and description; （2） Lack of motivation fo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3） Lack of rigorous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4） Difficult to grasp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inference quality. Mixed research has opened up a new scientific research pattern for sports discipline， and promoted the dialectical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specific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ut forward such problems as higher methodological literacy requirements， unavoidable information loss， self-limitation of methods and the treatment of periodic contradictory result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mixed method research theory and improve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increase the preciseness and popularity of this research paradigm in the field of sports science at the methodolog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Key words：research paradigm; doctoral thesis; mixed research; applicable situation; design model
科学史表明，任何优秀科研成果的取得都依赖于正确的研究方法，没有研究方法就没有科学[1]。对研究方法、范式进行检视和反思是推动学科发展走向成熟的有效力量。研究方法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既包括探讨研究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的方法论，又包括涵盖知识观、研究设计策略的研究范式，还包括在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中采用的具体技术手段。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众多学者对学科研究方法进行审视和反思，但大多集中于具体技术层次，如问卷法应用现状、策略、误区及信效度检验[2-6]，个案研究样本的选取、逻辑起点[7]、表述以及理论归纳[8]，质性访谈研究的流程[9]以及田野调查的基本观点、本土化结合、虚拟田野、使用技术问题及成因等[10-14]。
但是，对研究方法中间层次——研究范式的探究略显欠缺。张力为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向何处去？十个趋向与三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混合研究范式将定量与定性研究的优势兼容并蓄，该研究方式是值得关注的方法学进展，在当今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显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15]。与其他成熟学科如社会学[16]、教育学[17-20]、经济学[21]、情报学[22]、心理学[23-24]相比，并没有专门的文献讨论如何在处理体育学研究命题中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融合定量、定性的研究范式，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問题等进行论述。
“博士学位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某一阶段、某一学术领域较高层次的研究实况和研究水平，反映特定学术领域的新理念、新方法及其发展趋势”[25]。某种程度上来说，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范式能代表本学科研究范式的特点与趋势。因此，笔者借助中国知网获取2015—2019年体育学博士论文，对其研究范式的使用规律进行深入分析。探寻混合研究范式的适用情境、适用模型并对应用混合范式的实际困境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实现体育学与混合研究范式之间的高效整合提供理论指导和现实依据。
1 混合研究的突起之势
样本的获取借助中国知网的高级筛选功能（样本获取时间为2019年12月25日），筛选出2015—2019年5年间体育学博士论文427篇（删除掉留学生论文）。学科专业按照学位论文封面明确标注的专业名称分类（其中福建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山西大学以及首都师范大学均按照体育学一级学科招生，根据论文封面上明确注明的专业方向将论文分别归入相应的学科专业），得到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论文34篇，体育教育训练学论文172篇，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89篇，运动人体科学论文115篇，体育管理学17篇。
研究范式的发展经历了“从思辨走向实证”的发展历程。潘懋元提出将研究范式分为非实证研究（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26]。非实证研究（思辨研究）表示研究者在个体理性认识能力及经验基础上，通过对概念、命题进行逻辑演绎推理以认识事物本质特征的研究方法[27]。19世纪以前，研究方法以哲学思辨法为主流，通常以经验观察和伦理思辨为主要研究思路。在本研究样本中仅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的4篇博士论文采用思辨研究范式。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体育本质的探究[28]、体育与文化认同研究[29]、体育正义研究[30]以及某地域业余体校叙事研究[31]。如一篇关于体育正义的研究就采用文献资料法通过对体育正义的清晰界定，进而完成对体育正义的内涵与外延、分类与原则的精准表述。并从各类体育新闻网站、书刊等渠道了解体育非正义现象的现实素材，总结出竞技体育、体育行政及资料分配等相关领域的相通性并总结出体育正义的总体性通用法则，为非正义现象提出应然的修正路径[30]。
而研究样本中其余的423篇博士论文均采用实证研究范式。对于实证研究范式的分类，本研究采纳了克雷斯威尔提出的三个标准，即：知识观（包含理论视角）、研究策略以及搜集分析资料的方法。将实证研究分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混合研究[32]。各专业范式分类及所占比重如表1所示：
定量研究崛起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主要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及其相关关系进行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把握[27]。体育学的二级学科中，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具有鲜明的自然科学属性，全部115篇样本均采用定量研究范式。定量研究具有其鲜明的优势，能够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利用演绎的方式通过现有的理论形成假设，并完成理论验证。具体过程中能够借助统计软件，利用抽样策略获取有代表性的样本，最终目标是将研究结果推广到整体。如体育教育训练学的一篇关于不同身体练习方式对大学生睡眠质量影响的研究就是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首先通过问卷法调查大学生睡眠质量现状及主要问题，了解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最终确定运动强度及无关变量。而后采用实验法，设计4组实验分别针对一次性力量、耐力及其组合练习、8周运动干预、不同时长组合练习和不同时间段组合练习对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最终得出研究结论[33]。但是，定量研究也存在其自身的研究困境，如：过多地关注代表性和普适性，难于体现研究群体的异质性;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演绎路径，借鉴现有理论形成假设，进行数据的检验，难于完成自下而上的资料收集和理论提炼;擅长宏大叙事，难以充分探究个人视角和故事意义等[34]。
基于对定量研究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解释主义为核心的定性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定性革命”。定性研究通过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对事物进行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然后对事物的质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性理解[27]。定性研究精于“个人发声”，“将看似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从个体角度完成意义建构。常见的现象学、田野调查、行动研究、扎根理论、个案研究方法均属于定性研究范畴。如果按照定量研究的思路，个案的意义仅在于量的积累和类型学的样本，无法将源于小众群体的研究结论推广到整体。但是从定性研究的角度，个案是为了体现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通过对看似简单、条理和普遍的事物复杂化和独特化，以实现对研究对象“情境性”的探究和理解[35]。定性研究是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最主要的研究范式（占比79.41 ）。样本中一项关于我国武术赛事品牌建设研究就是采用历史研究法对我国武术赛事的发展历程追根溯源，梳理不同历史阶段我国武术赛事的发展特征，剖析我国武术赛事品牌建设历史演变中的规律性问题。通过访谈专家及赛事经营者获取他们对于武术赛事品牌建设的看法及发展过程中呈现的问题，最后以原创赛事昆仑决为个案研究对象，对该赛事品牌建设实践、经验和启示进行系统分析[36]。 在过去的30年里，定量与定性范式的拥护者自发地分成两大阵营，围绕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劣、各自的范式立场正确性等问题，两大阵营展开了长期的“范式之争”。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中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可以在这一范式之争中袖手旁观不必表明立场[37]，无论是教育学、心理学抑或是人类学。阵营之外的一些“和平主义者”开始思考在研究过程中综合使用不同方法，凸显混合研究的“强化”“完整”以及“三角测量”的优势，实现“强强联合”，从而完成由理论、范式的争辩到关注实践问题、研究目的的焦点转移。更有学者提出，混合研究范式是继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论之外的“第三种道路”[38]。混合研究基于实用主义的主张，在研究过程中同时选择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27]，是体育教育训练学（占比43.02 ）、体育人文社会学（占比48.31 ）和体育管理学（占比76.47 ）论文中最主要的研究范式（图1）。
混合研究在体育学博士论文中呈现出突起之势，该范式在体育学研究领域中具体的应用情境有哪些、可以采用何种设计模型以及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存在何种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讨论的。
2 混合研究的适用情境
Green在1989年对80年代应用混合研究范式的57篇论文的研究目的进行梳理，得出混合研究范式的研究目的包括5个方面[39]：三角测量、互补与充实、发现与创造、推进、拓展。根据对研究样本的分析梳理，当今体育学博士论文对混合研究范式使用主要集中于以下幾种情境。
2.1 提高对复杂性研究问题的解释力
2009年，英国科学家Tony Hey将科学发展范式总结为“实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科学”和“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经历了简单科学到复杂科学的转变，科学研究也进入了“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阶段。复杂性科学视研究对象为富有生命活力的整体系统，改变以往对于事物确定性与线性的认识，承认研究对象是非确定性、非线性的。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上要抛弃定量与定性的分野，承认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是一个“连续谱”。
如果要提升研究问题的解释度，需要做的学术努力就必然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获取资料的广度;第二，分析问题的深度[40]。从获取资料的角度来看，定量研究方法可采用问卷等测量技术，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大量发放。后期通过借助统计软件实现客观数据的采集、统计分析与因果关系论证。抽样策略又为样本的代表性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证，可以将研究成果推广到更大的群体，提高了结论的解释力范畴。但是，定量研究也存在诸如因果机制探索过程中的变量选取遗漏、变量界限模糊等内生性问题。定性研究精于“个人发声”，从经验资料出发提取出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通过对看似简单、条理和普遍的事物复杂化和独特化，以实现对研究对象“情境性”的探究和理解[35]。但是，定性研究也存在自身的不足，如单一的定性数据来源于研究者的体验与感悟，具有极强的主观性。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见证者，或因有意偏袒，或因记忆不全，所做的描述也不同。”因此，可以通过定量数据与定性数据的互补，扩大获取资料的广度。从分析问题的角度来看，定性研究擅长倾听个人发声，但是难于解决代表性和普遍性的问题。其研究的成果的“特殊”难于上升到科学的“一般”。而推论又是定量研究专长。因此，对于体育学研究领域来说，结合定量与定性的资料获取与分析是解释复杂研究问题的有益路径。
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样本中一项关于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生存状态与优化发展的研究就是应用于此种情境[41]。前期先对组织者、民众、专家等各类人群进行质性访谈，用以了解民间传统体育组织文化活态传承、组织管理建设和外部互动的状况，形成近百万字的访谈记录。同时，采用问卷调查法这一定量研究方式，对参与民众及社团管理者进行调查，获取人口学、意向性和社会行为信息。而后，将定性访谈资料与定量问卷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将民间传统体育组织分划分为：传统权威型、个人魅力权威型和法理型权威型3种类型。并对3种不同的类型进行典型性案例分析，分别对不同的组织类型体育组织进行讨论，提出个性化的生存发展优化策略。
2.2 开发新的研究工具实现数据验证
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专门的研究工具，适切的研究工具可以大大提高科研效率，使得研究工作事半功倍。测量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研究工具，其精确度通过信度和效度来保证。当一项研究缺乏现成的研究工具时，可以通过定性研究范式开发测量工具，而后通过定量研究进行信效度检验，对测量工具进行完善。而后还可以利用自行开发出的测量工具完成目标群体的测量工作。
体育管理学样本中一项关于青少年体育锻炼多主体协同治理的研究就是应用于此类情境[42]。在文献综述与专家访谈的基础上，以体育锻炼促进理论、Stokols交互作用理论、协同治理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青少年体育锻炼“政府-社会组织-学校”多元协同治理模型的建构思路，并筛选出影响锻炼行为的变量及测量维度，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建立假设关系模型，通过路径及路径系数来反映变量之间的关系及作用影响程度，从而明晰协同治理效果的核心要素。
体育人文社会学样本中一项关于体育教师学科内容知识（CK）测评工具研制及其运用研究也是应用于此种情境[43]。前期采用专家咨询法和访谈法获取质性研究资料，并结合有效教学核心模型及相关理论开发出基于足球项目的测评工具。而后，对900余名职前体育教师进行测试，修订完善测评工具。最后对100余名职后体育教师进行测试，从而实现对评估工具的信效度检验及系统测评。
2.3 定量降维为质性深入探讨做准备
在传统的政策及文化研究中，多采用定性范式，但是也存在着信度不足的缺陷。在混合研究范式指引下，可以通过文本分析法提取高频词，对文本进行量化编码处理。编码具有明显的自身优势，如具有明确的操作程序，可重复与可验证性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定性分析信度不足的缺陷，有助于弥合传统定性、定量分析之间的鸿沟。在实际操作中，可通过使用Rost、Nvivo等软件提取高频词并编码，从而实现研究主题的降维，为后续的质性深入探讨做准备。 体育人文社会学样本中样本中一项关于当代中国体育思潮的研究[44]，借助对1997—2013年国家社科体育学873项立项课题名称进行统计分析，通过词频分析法将研究主题降维，归纳出5个主要思潮：人文体育思潮、竞技体育思潮、体育产业思潮、全民健身思潮以及体育改革思潮。而后采用质性分析的方式对5类主要思潮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从中探究体育改革发展的文化背景、思想诱因、现实影响及其未来前景。
2.4 提升小群体研究成果的可转换性
不管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研究者都不能针对研究总体的所有个体展开研究。研究者如果有意做出适用于总体的推论，就要提高研究对象的可代表性或典型性。样本的代表性越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就越高。定量研究通过抽样，效度检验来实现此种目的。但是从定性研究者的角度而言，关于研究结论和推论的通则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研究者将研究成果通则化表述为“研究结果的可转换性”，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定性研究不应该追求结论的通则化。虽然在定性研究结论外推方面存在分歧，但是结论的通则化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混合研究范式恰恰在为这种形式的转换提供可能性。
体育人文社会学样本中一项关于上海市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的研究就是依托资源依赖理论将上海社区体育管理方式分为两大类：街道单一行政主体和街道主导的多元主体（再细分为3种不同的类型）[45]。每一分类中选取一个典型案例，共4个典型案例完成质性研究，而后采用问卷法对社区体育治理现状进行调查，整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数据，完成质性研究成果的“有条件外推”。
3 混合研究的适用模型
3.1 多元借鉴的设计模型
由于体育学各个二级学科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加之混合研究具有多重路径，在该领域的科学推广必须以合理的研究设计为前提。在混合研究的定义、界限、哲学假设、使用流程等方面，众多学者做出了很多学术努力，本研究在参考《研究设计：质化、量化与混合方法》《设计与开展混合法研究》《混合研究：一种研究范式的来临》等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借鉴Creswell及Johnson提出的混合设计模型，从时间序列及所占比重两个维度进行分类，经整理得出混合研究设计的4种分类方式（图2）。
3.2 模型适用范例
3.2.1 同步三角校验设计
同步三角校验设计是在同一时间内，对同一研究问题，采用同比重的定量与定性方法开展同步研究。“三角”可以体现在使用不同的方法、侧重不同的理论、搜取不同的数据源甚至多重研究者的互相校正。可以将定性研究成果进行编码或类型学分析与定量成果合并完成综合分析，或者将定量研究成果进行因子分析，形成类型框架作为定性研究的分析维度。在解释阶段，可以将定性分析的成果与定量分析的成果进行比较，如果发现趋同或相关，混合就得到了互证。如果比较的结果出现对立，那就将会引发研究问题的重构（图3）。
体育学博士论文中关于三角校验设计多采用不同的数据源，如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样本中一项关于乒超联赛观众观赛动机与赛场服务质量的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在5场比赛中（涉及8支球队）向球迷发放试卷，并设计开放性问题对专家进行访谈。同时利用观赛的机会开展实地调查，对球迷观赛进行观察并将观测信息记录为记叙陈述，最后将问卷的定量数据与访谈与观察的定性数据进行统合互为补充验证，从而完成球迷观赛动机与赛场服务质量的互动研究[46]。
此外，传统政策研究多采用定性的范式，难于摆脱主观意识明显的缺陷。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样本中一项关于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协同研究就是通过内容分析法完成政策文本的资料转化，使得文字组织的政策信息得以量化体现。而后通过质性访谈获得质性资料。将访谈结果与政策文本量化信息进行三角校验，互为补充深入探讨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协同的机制[47]。
3.2.2 异步嵌入式设计
异步嵌入式设计中，定性、定量研究资料分别扮演主要和支持角色。可以将定性研究的资料嵌入到一个定量研究的实验设计中（定量研究为主要角色），也可以将定量研究资料嵌入到一个定性研究的现象学设计中（定性研究为主要角色）。这种嵌入式设计的前提是单一数据源（定性或定量）不能提供充分的解释度，需要用不同的数据（定量或定性）回答不同层面的问题（图4）。
在体育学博士论文中，异步嵌入式设计多见于定量研究为主体、定性研究为支持的设计方式。如体育教育训练学样本中一项关于男子网球运动员无氧和有氧能力专项训练方法设计的研究[48]。研究主体采用测试法，从能量代谢的角度对有氧训练与无氧训练开展实验测试，并辅以针对现代网球运动的基本规律、比赛评价指标以及运动员无氧有氧能力的专项训练为主体的专家访谈，有效地将定量测试数据与定性访谈数据进行融合补充。
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样本中一项关于上海7～8岁儿童动作能力评价及其社会生态学影响因素的研究也采用了此类嵌入式设计。定量研究扮演主要角色，采用量表法、测试法获取儿童动作能力的定量数据，并与部分学校的3名体育教师和7名受试儿童进行了质性访谈，以了解日常体育课程安排以及余暇时间身体活动情况。继而完成上海儿童动作能力发展影响因素的社会生态学分析[49]。
3.2.3 异步解释式设计
异步解释式设计，先收集并分析量化资料，然后再收集并分析质性资料，用于解释和深化定量结果。当第一阶段定量研究结果出现不显著或与事先假设矛盾的情形、用质性研究進行追问或者利用前期定量研究成果对后期质性研究样本的抽样进行类别化处理。如研究者可以在问卷调查后，对研究中挖掘出的一些定量结果和规律进行质性访谈，这样可以进一步深化定量研究中的一些结论，并提供更多的情境性解释，从而回答定量研究中的一些矛盾冲突的问题（图5）。
如一项竞技体育运动中女性解放研究就采用了异步解释性设计。研究初期采用量表法对我国竞技体育中女性解放的现状调查，并对现状进行分析[50]。而后采用定性访谈的方法对十余个项目的25名女性运动员进行深入访谈。深入了解她们从事竞技项目之前的动机以及从事该项目之后身体、心理、性格等方面的变化与体会，以期弥补问卷调查中的不足从而完成对竞技体育中女性解放的“悖论式”解构。 3.2.4 异步探索式设计
异步探索式设计常应用于研究主题缺乏测量工具、难于明确变量或缺乏理论架构及理论假设时。此种设计以定性研究为起点，如访谈、焦点小组、扎根理论等。然后将定性研究成果经过“文本分析—概念构建—研究工具”生成可进行下一阶段定量研究的工具。在资料的解释阶段，定量研究的成果可以作为群体层面的证据与定性研究扎根出的理论进行混合，如果一致可以提高理论的推广性，如果冲突将引发研究者的反思及设计重构（图6）。
如一项关于小学校园足球发展的文化制约与治理的研究[51]，首先进行定性研究，以上海市一些中小学为田野点，定点观察校园足球文化制约现象，随后开展质性访谈。将质性访谈结果与文献结合，将文化制约因素归为4个类属：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而后根据探索性的质性研究成果编制调查问卷并开展第二个阶段的问卷定量研究。最后，综合定性访谈文本的类属分析与定量问卷分析的结论，对小学足球发展的文化制约进行了重新解读，并提出治理路径。
4 混合研究应用的问题
2015—2019年5年间体育学博士论文中混合研究范式具有突起之势，但是具体使用尚处于起始阶段。许多样本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依据、混合总体设计、数据来源论证分析以及成果的推广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
4.1 缺少明晰的研究设计及描述
科学研究所追求的是在一个完善的探究结构中进行洞察和发现的创造性过程。研究关注的问题大与小、获取数据多与少，这些固然影响研究的优劣，但研究的灵魂是设计。一个良好的设计能够帮助研究者洞悉问题的关键，面对有限的数据条件，也能做出有效的推论。里奇曾强调，混合研究要有三点强调：混合的层次、时间导向以及比重安排。层次用来表示混合的定位，是部分层次的混合抑或是整个研究过程的混合;时间导向用来界定定量与定性研究是同时进行还是先后续接进行;比重安排用来规定定量与定性是同比例设计还是具有主次之分。混合研究范式以研究问题为核心，具体采用的方法和范式是服务于研究目的的。因此，研究者在选用混合范式时要适度说明“为什么此项研究要采用混合范式”，并对层次、时间和比重进行清晰说明。
4.2 谋求理论发展的源动力不足
一项科学研究一定要有理论创新或贡献，谋求理论的发展往往被视作研究的初心和落脚点。一项有价值的研究需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并抽象机制与学科产生对话。好的理论必然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也必然能够被验证。正如Krathwohl（2013）提出的研究之轮理论，任何研究问题都处在推理过程循环圈的某一个点上。这个转轮可以从基础的观察所得经过归纳生成普遍性推断（理论），然后从普遍性推断（理论）经过演绎，变成待检验的假说或对特定实践结果的预测。无论研究者的研究起点是事实还是理论，一个项目逐步展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至少经历一次这样的循环。而实际上，更多的研究关注了演绎的过程，从文献综述到概念界定再到数据的检验，而从资料到理论的生成就显得匮乏的多，新理论的提出更为罕见。
4.3 缺少对研究成果的严谨整合
混合研究注重来源于不同范式方法的内在逻辑性和衔接性。定量研究的结论由于精度相对较高，样本总量较大的特性，扮演了“广度优先遍历”的角色，而定性研究的结论由于其情境性丰富和专指性强的特性，往往扮演了“深度优先遍历”的角色[22]。因此，对于混合研究来说，不仅仅是两种方法的简单相加，而是采用全新的方式将定性和定量方法整合在一起用来解决实际问题，达到“1+1>2”的效果。尽管在样本中混合研究所占比重具有突显的趋势，但是一半以上的论文仅仅孤立地收集定量与定性两类资料，在研究的分析及推论阶段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提及数据是如何整合的。也就是说，在数据的分析中将定量与定性研究分开讨论，分别产生“结论”，并将“结论”依次罗列而不经过必须的统合。
4.4 难于把握推论质量评价标准
在传统的定量研究中，推论质量通过效度来保证。具有较高效度的研究通过抽样，提高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利用概率统计规律将源于样本结论外推到有界限的总体。传统定性研究推论质量的问题就会复杂的多，关于定性研究的结论外推，一些流派形成了独到的见解和实践策略。具有影响力的包括分析性归纳法 连续比较法、类型比较法、深描说以及扩展个案法 [52]。但是，从混合研究的视角来看，是按阶段对定量与定性研究分别进行效度检验还是以整体的观念对整合部分检验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在现有的体育学混合研究成果中也很少见到在研究设计、理论对话、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验证等各个环节均具有有效衔接的应用案例。因此，体育学混合研究成果的验证还需要形成一套完整并成熟的评价体系，从而保证研究过程的清晰透明和可重复性。
5 思考与展望
混合研究为体育学整个学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科研格局，促进了不同认识论、方法论及具体技术的辩证结合。在认识论的水平上，混合研究持相对主义态度，坚持主观观点与客观观点的同时使用。在方法论的水平上，混合研究克服了定量与定性的二元分立，视二者为一个连续谱，建立起一个概括与情境、演绎与归纳、假设检验与理论生成的周期性往复。在具体技术层面上，混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定量、定性研究的内生性问题、深化了收集数据的精确性与可解读性，为更深入的意义建构及结论外推提供了可能。
当然辩证地来看，混合研究范式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其一，更高的方法素養要求。研究者要熟悉并擅长定量与定性两种研究方法，熟悉两种具体的操作技术并能在定量与定性研究阶段灵活切换。其二，难以避免的信息损耗[20]。混合意味着资料的转译，无论是定量降维还是定性编码都会引发信息丢失与损耗的问题。第三，方法的自限性问题。定性研究的样本较小，而定量研究的样本相对较大，虽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是很难做到全样本比对。转译后的数据是同比重对待还是分配相应的权重，这个问题尚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其四，对阶段性矛盾结果的处理。当一项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得到了相同的结论，那么这种结论可以理解为“被确认”了，如果结论是冲突的，那么需要补充研究来彻底地探究现象的本质。从发现问题到重构问题，必定会消耗大量的时间、技术、资源以及精力。 综上所述，混合范式的引入对当今的体育学研究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既要认识到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也要避免多元方法的“完美主义”。建议一方面加强理论构建，另一方面深入探索具体实践操作技巧，以解决问题为主旨，提高方法效能，开创学科科研的新局面。
参考文獻：
[1]林作新.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
[2]杨威.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回顾与思考[J].体育学刊，2001（2）：27-28.
[3]张力为.体育科学问卷调查的误区（一）[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12）：1586-1589.
[4]方千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问卷调查方法检视[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8（3）：204-206.
[5]蒋雪莱.体育社会调查问卷信度检验的方法学探索——基于中文核心体育期刊163篇文章分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5，39（6）：6-10.
[6]毛志雄.体育科学领域的问卷调查：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案[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39（5）：127-131.
[7]周进国，黄彦军.个案研究：体育社会问题的一个研究方法[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27（2）：133-136.
[8]涂传飞.阐释人类学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个案研究的启示[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44（3）：50-55.
[9]李博，刘阳，陈思同，等.我国学校体育研究中访谈法运用的问题探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42（1）：56-63.
[10]黄聪，周伟洲，张鲲.论田野调查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体育科技，2006（3）：57-60.
[11]王颢霖.质疑与重释：田野调查在民族传统体育学中的应用——兼论当代民族传统体育学的转变[J].体育科学，2014，34（7）：30-35.
[12]刘少英.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的基本观点[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5，34（2）：141-144.
[13]宿继光，李金龙.近10年田野调查法在武术文化研究中应用的问题与成因——基于体育类核心期刊论文的考察[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6，40（2）：29-34.
[14]赵明元，辛松和.体育学研究中引入互联网田野调查的意义、问题及其规避[J].体育文化导刊，2017（8）：193-197.
[15]张力为，张凯.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向何处去？十个趋向与三个问题[J].体育与科学，2013，34（6）：6-16.
[16]蒋逸民.作为“第三次方法论运动”的混合方法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9（10）：27-37.
[17]王东雪.定性、定量和混合研究：中国音乐教育研究的三种取向——基于对CNKI（2000-2010年）论文的分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1（2）：112-118.
[18]张东辉.美国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最新进展：混合法研究的兴起与应用[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3（4）：7-10.
[19]唐涌.混合方法研究——美国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新取向[J].外国教育研究，2015，42（2）：12-21.
[20]李刚，王红蕾.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论与实践尝试：共识 争议与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34（4）：98-105.
[21]朱迪.混合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研究策略及应用——以消费模式研究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2，27（4）：146-166.
[22]朱庆华，赵宇翔.情报学中混合方法研究的理论探索和应用[J].情报学报，2013，32（12）：1236-1247.
[23]徐建平，张雪岩，胡潼.量化和质性研究的超越：混合方法研究类型及应用[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7（1）：50-59.
[24]麻彦坤.心理学研究中质化与量化两种取向的对立与整合[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5）：75-81.
[25]林克松.近年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发展状况评析——基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定量统计[J].职业技术教育，2012（10）：30.
[26]潘懋元.高等教育研究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53.
[27]姚计海，王喜雪.近十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J].教育研究，2013，34（3）：20-24.
[28]杨韵.西方哲学游戏论视域下的体育本质解释[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5.
[29]贺幸辉.视觉传播中奥运会开幕式与文化认同[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5.
[30]黄文宾.体育正义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7.
[31]李佳宝.东北A市业余体校叙事（1956-2017）[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8.
[32]克雷斯威尔.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3]贺静.不同身体练习方式对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9.
[34]熊欢.论质性研究范式对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困境的消解[J].体育学刊，2018，25（1）：1-10.
[35]吴毅.何以个案 为何叙述——对经典农村研究方法质疑的反思[J].探索与争鸣，2007（4）：22-25.
[36]李臣.我国武术赛事品牌建设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6.
[37]阿巴斯.混合方法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结合[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8]加里金.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9]Denzin，N. K.. The Research Act：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M]. New York：Praeger，1978：291-307.
[40]杨立华，李凯林.公共管理混合研究方法的基本路径[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9（6）：36-46.
[41]孟欢欢.城市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生存状态与优化发展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9.
[42]杜建军.青少年体育锻炼多主体协同治理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9.
[43]何耀慧.我国体育教师学科内容知识（CK）测评工具研制及其运用研究——以足球内容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8.
[44]夏漫辉.当代中国主流体育思潮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5.
[45]祝良.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上海市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8.
[46]张轶.乒超联赛观众观赛动机与赛场服务质量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8.
[47]郇昌店.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协同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6.
[48]雷正方.男子网球运动员无氧和有氧能力的专项训练方法设计理论与实证[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9.
[49]尹晓峰.上海儿童（7～8岁）动作能力评价及其社会生态学影响因素的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9.
[50]杨雪.我国竞技体育中的女性解放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6.
[51]蔡广.上海小学校园足球发展的文化制约及治理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9.
[52]王富伟.质性研究的推论策略：概括与推广[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13（1）：4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