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卡斯特罗兄弟时代”即将谢幕，而古巴将继续前行。
菲德尔·卡斯特罗于当地时间25日22时29分逝世，享年90岁，而只比他小5岁的劳尔·卡斯特罗也曾明确表示自己将在2018年卸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卡斯特罗兄弟时代”即将谢幕，古巴将何去何从？我们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袁东振以及拉美所古巴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范蕾，对古巴的政局、经济改革以及古美关系等问题进行相关讨论。
权力交接与制度建设
三联生活周刊：卡斯特罗兄弟执掌了半个多世纪的古巴政权，如今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去世，劳尔·卡斯特罗也曾明确表示自己将在2018年卸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现在的老一辈革命领袖迟早会退出政治和历史舞台。对于不可避免的领导人更迭，你认为古巴准备好了吗？
范蕾：以前古巴的领导层基本都是跟随菲德尔·卡斯特罗干革命的老一代，年龄都比较高，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也会在制度建设上进行一些准备。今年4月召开的古巴七大也针对古巴领导层建设做出了专门的规定。在七大上，劳尔·卡斯特罗再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与此同时，一批新面孔也进入古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劳尔·卡斯特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随着古巴革命元勋逐渐老去，古共七大将是“历史性一代领导的最后一次古共全国代表大会”，“古巴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将交到年轻一代的手中”。他重申自己将在2018年卸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届时将由年轻一代来领导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加快推动领导层的年轻化，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共七大上为进入古共领导层的新人划了一条“年龄线”：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新人年龄不能超过60岁，进入政治局的新人年龄不能超过70岁。在本届大会上，55名中央委员会新增成员年龄都在60岁以下，古共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142人，平均年龄下降到54.5岁。古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从“六大”的15人增加到17人。从本届大会选举产生古共新一届领导层，到2018年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国务委员会成员，古巴将在今后两年逐步完成最高领导层的平稳交接和过渡，呈现“新老结合、以老带新、平稳交班”的政治格局，而且这个思路会贯彻下去。古巴政治权力正通过渐进的、有秩序的方式向年轻一代移交。
三联生活周刊：卡斯特罗兄弟是古巴的政治强人，也是权威的代表，过去半个多世纪，古巴一直处在政治强人的执政模式之下，但是新一代的继任者在个人魅力和威信上，恐怕永远无法与卡斯特罗兄弟相比。魅力型领袖一旦离去，古巴原有的道路模式以及改革还能持续下去吗？
袁东振：维持一个国家体制的正常运转，领导人的个人威信和魅力有时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一旦魅力型的领袖不在，还是要依靠健全的体制机制。制度设计好了，不管谁来执政，都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在制度的框架内行事，而不能超越制度设计自行其是。
过去，古巴领导人的威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通常是少数人的决策成为国家意志，将来老一辈的领袖不再，势必要更多依靠制度设计。在这方面，古巴的制度现在基本上已经成型了，比如规定领导人任期不能超过两届，地方人民政权代表机构的作用也在强化，更加强调集体领导和决策的科学。最近10年，古巴也针对老一辈领导层退休进行一系列体制设计，现在领导层框架已经显示出来了，老一辈领导层对将来古巴的发展方向也已经做出了一些妥善安排，比如古巴的经济改革已经形成共识，包括在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上也已经做出了相关引领，即使劳尔·卡斯特罗退休，这些政策应该也会持续下去。
范蕾：关于古巴将来的领导核心，外界普遍认为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贝穆德斯可能会成为劳尔的接班人，另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古巴的外交部部长，还有一个是经济和规划部部长，这三个人相对比较年轻，也支持带有古巴特色的经济改革。
古巴共产党和政府已经在贯彻领导梯队建设理念，逐步展开领导干部新老交替进程，各级人民政权代表机构和代表制度运转正常。
古巴改革也将在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深化，今年古共七大讨论通过了《古巴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及社会模式的概念化草案》这样一份核心文件，明确了古巴发展模式的战略目标是推动和加强建设在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繁荣而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要在主权、独立、民主、繁荣、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国家巩固革命所塑造的道德、文化和政治价值观。
当然，随着改革深入，政治风险也将逐步提升。2018年国家领导人的继任人选、政权能否顺利交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而一旦1959年古巴的老一代革命者完全退出领导层，社会冲突和挑战领导权力的风险都会大大增加；改革要求更大力度的制度机构调整，建立更加有效的生产结构和收入分配模式，古共六大提到货币体制和凭本供应等敏感问题，很可能触动本来就不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福利体系，带来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过目前的货币体制和凭本供应等敏感问题的改革还尚未开始，同时古巴的国内外环境也在改善，这些都会降低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古巴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力稳固，政局应该不会出现剧烈动荡。
改革的进程
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劳尔·卡斯特罗正式上台，他是积极的改革者，认为古巴“要么改革，要么沉没”，之后推出很多改革的措施，比如逐步放松对个体和私人经济的控制等，而在此之前，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公开表示绝不放弃计划经济。对于古巴的改革，应该怎么来理解？
袁东振：很多人将劳尔·卡斯特罗的改革看作“突然的改革”，这是不准确的。古巴的改革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改革进程，只是这一进程非常曲折，经常出现反复，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间歇性。但总体来看，古巴现在的改革是过去改革进程的有逻辑的延续。
20世纪80年代初，古巴曾对经济政策做出重要调整，推出的措施包括：重用专业技术人才，增加用于消费和服务的投资；放宽经济政策，在各市、镇开设农民自由市场，允许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后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在哈瓦那开设艺术品自由市场；改革工资制度，减少一些免费的福利项目等。1982年2月，古巴就颁布《古巴和外国合资法》，规定合资企业中的外资比例最多可占49%。但是改革很快就中止了。因为在改革初期，古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政治思想工作减弱、党的领导作用淡化、贫富不均等，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贪污受贿等不法活动也日益增多。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改革已偏离正确道路，产生了资本主义倾向，于是从1986年起开始所谓的“纠偏运动”，提出加强党的领导、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关闭自由市场、限制个体经济发展等。 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古巴“遭受到政治、军事、经济的三重打击”，美国和西方国家一度认为古巴社会主义走到了尽头。但是1990年9月，古巴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提出“拯救社会主义”的口号，把维持社会主义的生存作为首要任务。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明确提出对外开放政策，并从1992年起实施，措施包括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将合资企业确定为一种经济所有制形式，宣布将所有生产部门向外资开放；宣布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化；将国营农场或企业转变为合作社性质的“基层组织”，这些组织拥有生产、经营和核算的自主权；取消国家的外贸垄断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个体经济等。1995年9月新的《外国投资法》还规定，除防务、卫生保健和教育外，所有经济部门都向外资开放，外国可以在古巴购买房地产，也可以在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进行投资等。古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改革进程中也出现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卖淫、腐败、盗窃等现象。2003年下半年起，菲德尔·卡斯特罗多次发表讲话，批评经济改革造成很多扭曲和失误，产生了很多与革命原则不相容的现象。古巴政府就此扭转了经济改革走向，收回一些被认为比较激进的政策措施，改革再次陷于停滞。
2008年劳尔·卡斯特罗上台，古巴顺利实现了最高权力交接。他上台后逐渐放松一些限制，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陆续推出一些新的改革措施。比如，古巴人可以自由选购一些家用电器，可以购买手机、可以用手机打国际长途等。但是古巴的收入水平很低，这些措施的象征性意义更大。当然，古巴政府也在推进一些实质性改革，涉及“社会主义模式革新”的问题，比如，允许农民承包闲置土地，以增加农业生产，减少粮食进口；推进改革工资制度，试图按工作状况和贡献确定工资额；实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改变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等。在政治领域实行权力下放，给地方更多的决策权和自主权等。
总体来看，古巴的改革是稳步渐进式的，他们对改革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很多改革措施是困难时期被迫的调整或开放，是暂时的“让步”，目的是解决和应对困难。正因为如此，一旦困难过去，政策就会出现反复。古巴改革延续至今，其实并没有太多超越体制的内容。古巴领导人认为，“系统的、稳健的调整与修正是必要的，但绝不能操之过急”，任何改革都不能危及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危及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违背社会公正的原则，这是不能超越的底线。未来随着新一代领导层的出现，古巴经济和社会制度可能会出现某些松动，但短期内不会超越卡斯特罗划定的底线。只要国际环境不发生根本改变，古巴应该就不会发生颠覆性的剧烈改革和全面开放，而是会继续沿着稳健和渐进的路径前行。
范蕾：对于国家的改革，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存在一些观念上的差异，菲德尔更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而劳尔的思想更灵活务实。他们所处的时代也在发生变化，时代要求古巴继续向前，古巴需要推进改革使国家更开放、多元，争取更多资金和技术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这一轮改革给古巴带来了哪些变化？古巴目前的经济状况如何？
范蕾：促进经济强劲增长一直是古巴经济改革的核心目标。2014年，古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2015年，在内外部利好因素驱动下，古巴经济表现持续好转，全年GDP增长率达到4%，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居前列。2016年，古巴经济仍保持增长，但增速放缓，建筑业、旅游业、能源业成为招商引资谋求发展的优先领域。随着新航班的开通和旅游业投资的活跃，古巴旅游业增长迅速，古巴政府还计划新增和改造酒店，满足游客需要。根据古巴国家统计局11月中旬公布的数据，2016年上半年，古巴旅游收入超过12亿美元，同比增长15%。
但是，古巴现在所处的改革阶段还是比较初级的。它的物资很短缺，市场供应不足，仍然实行配给制，需要凭票购买；古巴的个体经济比较多的是开餐馆、在街头卖点小商品等小本生意。因为美国的封锁禁运，进口只能绕道第三国，古巴的药品绝大多数需要从国外进口，因为运输周期长、成本高以及资金缺乏，经常出现药品短缺，国内民众也会因此恐慌不安。
古巴的经济改革也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古巴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古巴的三大经济支柱旅游产业、医疗输出和镍矿出口都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技术和基础设施仍比较落后，投资者观望心理明显。目前古巴仍实行货币双轨制，政府机构采用10古巴比索∶1可兑换比索的可调整汇率；非国有部门则采用24古巴比索∶1可兑换比索的“非官方”汇率；古巴政府早在2013年就公布了币制统一时间表，但一直未能付诸实施，而为了规避风险，币制改革仍然会谨慎而缓慢地推行。外部因素也可能会对古巴的经济改革产生较大影响，比如，古巴严重依赖外部能源供应，石油一半所需由委内瑞拉以优惠价格提供，而去年12月，委内瑞拉反对党联盟赢得议会选举，随即宣布将重新审议现任政府的石油外交政策，古巴有可能会失去委内瑞拉的优惠石油供应。
古美关系的进展与变局
三联生活周刊：菲德尔·卡斯特罗更像是一名坚定反美的斗士，但是2014年底，美国和古巴两国元首宣布恢复中断了53年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出现历史性转折。今年3月，奥巴马访问古巴，备受瞩目。菲德尔似乎也对古美关系的缓和乐见其成，对此应该怎么理解？两国关系的实质是否发生变化？
范蕾：奥巴马是自1928年柯立芝总统以来首位访问古巴的美国总统，因此被视为两国双边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失败、美国调整拉美政策的需要、古巴开启“更新”进程以及奥巴马在最后任期的政策选择等都是两国关系缓和的原因。
两国关系缓和之后，美国在一些方面做出了松动，比如通邮、通航，恢复商业航班，美国公民可以以教育活动目的、以个人身份前往古巴等，直接影响是古巴的游客数量增加，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些制裁措施的松动远远没有满足古巴方面的愿望，他们的官方声明和媒体言论认为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严重影响了古巴经济社会的发展，现有的松动措施实际上效果不大。而我们作为外部观察者，也确实认为美国的措施并不能产生实质性影响。 因此，虽然美古关系已取得若干积极进展，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依然会漫长而曲折。
古巴的目标是解除封锁，而美国的目标是通过接近、接触使古巴改革走上民主化改革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美国始终掌握着美古关系发展的主动权，对古政策改变的仅仅是手段而非目标。两国在人权、移民政策、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等很多问题上都存在巨大的分歧，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奥巴马访问古巴的时候发表演说称：“美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企图操纵古巴发生变化，古巴的变化取决于古巴人民。我们不会强加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因为我们知道，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应当决定自己的命运。”“古巴正在发生演变、代际变化。古巴青年人必须建立起新的东西，古巴的未来在古巴人民手中。”对于这些言论，古巴也是很警惕的。
古巴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一直在强调保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要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在青年一代中保持革命的精神和传统等。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更是如此，奥巴马访问古巴后，他立刻发表评论，大意是美国颠覆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没有变，只不过转换了方式来渗透等。
现在，古巴仍然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卡内尔曾公开指出，社会网络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主要靠年轻人，青少年一代是国家的未来之所系，必须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重视有关古巴历史和拉美地区历史的教学，让他们获得坚持斗争和责任心的不竭精神源泉。而从2016年1月开始，古巴还在校园启动“菲德尔在我们中间”活动，旨在为青少年树立革命领袖形象，发扬传统革命精神。从6月至9月，古共青盟还广泛组织七大文件的讨论，让青年和学生提出修改或扩编建议等，明确社会主义方向，加强意识形态教育。
三联生活周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
范蕾：奥巴马执政期间曾经几次提出解除对古巴的封锁，但是都被驳回，共和党认为奥巴马的步子迈得太大。共和党执政后，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可能不会出现很大的推进，有可能在现有的层次上停滞不前。
袁东振：特朗普在竞选中就公开表明反对奥巴马和民主党的政策，他上台确实会对古美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但美古两国关系改善的大门已经打开，在关系正常化中可能会有一些波折，但是不太可能重新关闭。至于会发生哪些具体变化，还要继续观望。
菲德尔·卡斯特罗于当地时间25日22时29分逝世，享年90岁，而只比他小5岁的劳尔·卡斯特罗也曾明确表示自己将在2018年卸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卡斯特罗兄弟时代”即将谢幕，古巴将何去何从？我们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袁东振以及拉美所古巴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范蕾，对古巴的政局、经济改革以及古美关系等问题进行相关讨论。
权力交接与制度建设
三联生活周刊：卡斯特罗兄弟执掌了半个多世纪的古巴政权，如今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去世，劳尔·卡斯特罗也曾明确表示自己将在2018年卸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现在的老一辈革命领袖迟早会退出政治和历史舞台。对于不可避免的领导人更迭，你认为古巴准备好了吗？
范蕾：以前古巴的领导层基本都是跟随菲德尔·卡斯特罗干革命的老一代，年龄都比较高，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也会在制度建设上进行一些准备。今年4月召开的古巴七大也针对古巴领导层建设做出了专门的规定。在七大上，劳尔·卡斯特罗再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与此同时，一批新面孔也进入古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劳尔·卡斯特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随着古巴革命元勋逐渐老去，古共七大将是“历史性一代领导的最后一次古共全国代表大会”，“古巴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将交到年轻一代的手中”。他重申自己将在2018年卸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届时将由年轻一代来领导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加快推动领导层的年轻化，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共七大上为进入古共领导层的新人划了一条“年龄线”：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新人年龄不能超过60岁，进入政治局的新人年龄不能超过70岁。在本届大会上，55名中央委员会新增成员年龄都在60岁以下，古共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142人，平均年龄下降到54.5岁。古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从“六大”的15人增加到17人。从本届大会选举产生古共新一届领导层，到2018年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国务委员会成员，古巴将在今后两年逐步完成最高领导层的平稳交接和过渡，呈现“新老结合、以老带新、平稳交班”的政治格局，而且这个思路会贯彻下去。古巴政治权力正通过渐进的、有秩序的方式向年轻一代移交。
三联生活周刊：卡斯特罗兄弟是古巴的政治强人，也是权威的代表，过去半个多世纪，古巴一直处在政治强人的执政模式之下，但是新一代的继任者在个人魅力和威信上，恐怕永远无法与卡斯特罗兄弟相比。魅力型领袖一旦离去，古巴原有的道路模式以及改革还能持续下去吗？
袁东振：维持一个国家体制的正常运转，领导人的个人威信和魅力有时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一旦魅力型的领袖不在，还是要依靠健全的体制机制。制度设计好了，不管谁来执政，都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在制度的框架内行事，而不能超越制度设计自行其是。
过去，古巴领导人的威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通常是少数人的决策成为国家意志，将来老一辈的领袖不再，势必要更多依靠制度设计。在这方面，古巴的制度现在基本上已经成型了，比如规定领导人任期不能超过两届，地方人民政权代表机构的作用也在强化，更加强调集体领导和决策的科学。最近10年，古巴也针对老一辈领导层退休进行一系列体制设计，现在领导层框架已经显示出来了，老一辈领导层对将来古巴的发展方向也已经做出了一些妥善安排，比如古巴的经济改革已经形成共识，包括在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上也已经做出了相关引领，即使劳尔·卡斯特罗退休，这些政策应该也会持续下去。
范蕾：关于古巴将来的领导核心，外界普遍认为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贝穆德斯可能会成为劳尔的接班人，另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古巴的外交部部长，还有一个是经济和规划部部长，这三个人相对比较年轻，也支持带有古巴特色的经济改革。
古巴共产党和政府已经在贯彻领导梯队建设理念，逐步展开领导干部新老交替进程，各级人民政权代表机构和代表制度运转正常。
古巴改革也将在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深化，今年古共七大讨论通过了《古巴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及社会模式的概念化草案》这样一份核心文件，明确了古巴发展模式的战略目标是推动和加强建设在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繁荣而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要在主权、独立、民主、繁荣、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国家巩固革命所塑造的道德、文化和政治价值观。
当然，随着改革深入，政治风险也将逐步提升。2018年国家领导人的继任人选、政权能否顺利交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而一旦1959年古巴的老一代革命者完全退出领导层，社会冲突和挑战领导权力的风险都会大大增加；改革要求更大力度的制度机构调整，建立更加有效的生产结构和收入分配模式，古共六大提到货币体制和凭本供应等敏感问题，很可能触动本来就不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福利体系，带来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过目前的货币体制和凭本供应等敏感问题的改革还尚未开始，同时古巴的国内外环境也在改善，这些都会降低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古巴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力稳固，政局应该不会出现剧烈动荡。
改革的进程
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劳尔·卡斯特罗正式上台，他是积极的改革者，认为古巴“要么改革，要么沉没”，之后推出很多改革的措施，比如逐步放松对个体和私人经济的控制等，而在此之前，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公开表示绝不放弃计划经济。对于古巴的改革，应该怎么来理解？
袁东振：很多人将劳尔·卡斯特罗的改革看作“突然的改革”，这是不准确的。古巴的改革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改革进程，只是这一进程非常曲折，经常出现反复，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间歇性。但总体来看，古巴现在的改革是过去改革进程的有逻辑的延续。
20世纪80年代初，古巴曾对经济政策做出重要调整，推出的措施包括：重用专业技术人才，增加用于消费和服务的投资；放宽经济政策，在各市、镇开设农民自由市场，允许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后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在哈瓦那开设艺术品自由市场；改革工资制度，减少一些免费的福利项目等。1982年2月，古巴就颁布《古巴和外国合资法》，规定合资企业中的外资比例最多可占49%。但是改革很快就中止了。因为在改革初期，古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政治思想工作减弱、党的领导作用淡化、贫富不均等，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贪污受贿等不法活动也日益增多。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改革已偏离正确道路，产生了资本主义倾向，于是从1986年起开始所谓的“纠偏运动”，提出加强党的领导、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关闭自由市场、限制个体经济发展等。 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古巴“遭受到政治、军事、经济的三重打击”，美国和西方国家一度认为古巴社会主义走到了尽头。但是1990年9月，古巴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提出“拯救社会主义”的口号，把维持社会主义的生存作为首要任务。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明确提出对外开放政策，并从1992年起实施，措施包括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将合资企业确定为一种经济所有制形式，宣布将所有生产部门向外资开放；宣布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化；将国营农场或企业转变为合作社性质的“基层组织”，这些组织拥有生产、经营和核算的自主权；取消国家的外贸垄断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个体经济等。1995年9月新的《外国投资法》还规定，除防务、卫生保健和教育外，所有经济部门都向外资开放，外国可以在古巴购买房地产，也可以在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进行投资等。古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改革进程中也出现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卖淫、腐败、盗窃等现象。2003年下半年起，菲德尔·卡斯特罗多次发表讲话，批评经济改革造成很多扭曲和失误，产生了很多与革命原则不相容的现象。古巴政府就此扭转了经济改革走向，收回一些被认为比较激进的政策措施，改革再次陷于停滞。
2008年劳尔·卡斯特罗上台，古巴顺利实现了最高权力交接。他上台后逐渐放松一些限制，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陆续推出一些新的改革措施。比如，古巴人可以自由选购一些家用电器，可以购买手机、可以用手机打国际长途等。但是古巴的收入水平很低，这些措施的象征性意义更大。当然，古巴政府也在推进一些实质性改革，涉及“社会主义模式革新”的问题，比如，允许农民承包闲置土地，以增加农业生产，减少粮食进口；推进改革工资制度，试图按工作状况和贡献确定工资额；实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改变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等。在政治领域实行权力下放，给地方更多的决策权和自主权等。
总体来看，古巴的改革是稳步渐进式的，他们对改革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很多改革措施是困难时期被迫的调整或开放，是暂时的“让步”，目的是解决和应对困难。正因为如此，一旦困难过去，政策就会出现反复。古巴改革延续至今，其实并没有太多超越体制的内容。古巴领导人认为，“系统的、稳健的调整与修正是必要的，但绝不能操之过急”，任何改革都不能危及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危及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违背社会公正的原则，这是不能超越的底线。未来随着新一代领导层的出现，古巴经济和社会制度可能会出现某些松动，但短期内不会超越卡斯特罗划定的底线。只要国际环境不发生根本改变，古巴应该就不会发生颠覆性的剧烈改革和全面开放，而是会继续沿着稳健和渐进的路径前行。
范蕾：对于国家的改革，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存在一些观念上的差异，菲德尔更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而劳尔的思想更灵活务实。他们所处的时代也在发生变化，时代要求古巴继续向前，古巴需要推进改革使国家更开放、多元，争取更多资金和技术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这一轮改革给古巴带来了哪些变化？古巴目前的经济状况如何？
范蕾：促进经济强劲增长一直是古巴经济改革的核心目标。2014年，古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2015年，在内外部利好因素驱动下，古巴经济表现持续好转，全年GDP增长率达到4%，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居前列。2016年，古巴经济仍保持增长，但增速放缓，建筑业、旅游业、能源业成为招商引资谋求发展的优先领域。随着新航班的开通和旅游业投资的活跃，古巴旅游业增长迅速，古巴政府还计划新增和改造酒店，满足游客需要。根据古巴国家统计局11月中旬公布的数据，2016年上半年，古巴旅游收入超过12亿美元，同比增长15%。
但是，古巴现在所处的改革阶段还是比较初级的。它的物资很短缺，市场供应不足，仍然实行配给制，需要凭票购买；古巴的个体经济比较多的是开餐馆、在街头卖点小商品等小本生意。因为美国的封锁禁运，进口只能绕道第三国，古巴的药品绝大多数需要从国外进口，因为运输周期长、成本高以及资金缺乏，经常出现药品短缺，国内民众也会因此恐慌不安。
古巴的经济改革也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古巴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古巴的三大经济支柱旅游产业、医疗输出和镍矿出口都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技术和基础设施仍比较落后，投资者观望心理明显。目前古巴仍实行货币双轨制，政府机构采用10古巴比索∶1可兑换比索的可调整汇率；非国有部门则采用24古巴比索∶1可兑换比索的“非官方”汇率；古巴政府早在2013年就公布了币制统一时间表，但一直未能付诸实施，而为了规避风险，币制改革仍然会谨慎而缓慢地推行。外部因素也可能会对古巴的经济改革产生较大影响，比如，古巴严重依赖外部能源供应，石油一半所需由委内瑞拉以优惠价格提供，而去年12月，委内瑞拉反对党联盟赢得议会选举，随即宣布将重新审议现任政府的石油外交政策，古巴有可能会失去委内瑞拉的优惠石油供应。
古美关系的进展与变局
三联生活周刊：菲德尔·卡斯特罗更像是一名坚定反美的斗士，但是2014年底，美国和古巴两国元首宣布恢复中断了53年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出现历史性转折。今年3月，奥巴马访问古巴，备受瞩目。菲德尔似乎也对古美关系的缓和乐见其成，对此应该怎么理解？两国关系的实质是否发生变化？
范蕾：奥巴马是自1928年柯立芝总统以来首位访问古巴的美国总统，因此被视为两国双边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失败、美国调整拉美政策的需要、古巴开启“更新”进程以及奥巴马在最后任期的政策选择等都是两国关系缓和的原因。
两国关系缓和之后，美国在一些方面做出了松动，比如通邮、通航，恢复商业航班，美国公民可以以教育活动目的、以个人身份前往古巴等，直接影响是古巴的游客数量增加，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些制裁措施的松动远远没有满足古巴方面的愿望，他们的官方声明和媒体言论认为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严重影响了古巴经济社会的发展，现有的松动措施实际上效果不大。而我们作为外部观察者，也确实认为美国的措施并不能产生实质性影响。 因此，虽然美古关系已取得若干积极进展，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依然会漫长而曲折。
古巴的目标是解除封锁，而美国的目标是通过接近、接触使古巴改革走上民主化改革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美国始终掌握着美古关系发展的主动权，对古政策改变的仅仅是手段而非目标。两国在人权、移民政策、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等很多问题上都存在巨大的分歧，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奥巴马访问古巴的时候发表演说称：“美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企图操纵古巴发生变化，古巴的变化取决于古巴人民。我们不会强加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因为我们知道，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应当决定自己的命运。”“古巴正在发生演变、代际变化。古巴青年人必须建立起新的东西，古巴的未来在古巴人民手中。”对于这些言论，古巴也是很警惕的。
古巴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一直在强调保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要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在青年一代中保持革命的精神和传统等。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更是如此，奥巴马访问古巴后，他立刻发表评论，大意是美国颠覆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没有变，只不过转换了方式来渗透等。
现在，古巴仍然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卡内尔曾公开指出，社会网络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主要靠年轻人，青少年一代是国家的未来之所系，必须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重视有关古巴历史和拉美地区历史的教学，让他们获得坚持斗争和责任心的不竭精神源泉。而从2016年1月开始，古巴还在校园启动“菲德尔在我们中间”活动，旨在为青少年树立革命领袖形象，发扬传统革命精神。从6月至9月，古共青盟还广泛组织七大文件的讨论，让青年和学生提出修改或扩编建议等，明确社会主义方向，加强意识形态教育。
三联生活周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
范蕾：奥巴马执政期间曾经几次提出解除对古巴的封锁，但是都被驳回，共和党认为奥巴马的步子迈得太大。共和党执政后，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可能不会出现很大的推进，有可能在现有的层次上停滞不前。
袁东振：特朗普在竞选中就公开表明反对奥巴马和民主党的政策，他上台确实会对古美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但美古两国关系改善的大门已经打开，在关系正常化中可能会有一些波折，但是不太可能重新关闭。至于会发生哪些具体变化，还要继续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