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四五月间，16岁的我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四十七军入朝作战，开始在四十七军医院二所当护士，后调至军直手术队专门从事军首长的安全保健工作。没过多久，四十七军一四o师在临津江东岸夜月山战斗中，俘虏了200多名联合国军的士兵。其中，9名美国黑人伤兵被关押在离军司令部不远的一间茅屋里。我们手术队为治疗这些黑人俘虏，和他们相处了大约半个月。
　　临津江东岸是连绵的大山，山上长满了高大的板栗树，有些地方阴翳蔽日。四十七军司令部隐蔽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距前沿阵地大约10多公里，军直手术队离军司令部大约150米，关押黑人伤兵的那间茅屋介于二者之间。
　　我们第一次接触那些伤兵，是在他们来的第一天傍晚。当时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走进那间茅屋，便看见炕上横七竖八躺着的美国伤兵。他们脸色黝黑，一副沮丧的样子，不敢正眼看人。知道有人进屋，个个浑身发抖。他们有的被炸伤了腿，有的被击伤了腰，来这儿之前只作过简单的包扎。我们到后，给他们检查、清创、取弹、包扎，一直忙到午夜。
　　第二天黄昏，在敌特信号枪的指引下，5架美国F36型轰炸机飞临军司令部上空，先丢下一连串照明弹，亮如白昼。我们接到指示，将俘虏转移到防空洞。防空洞在茅屋的后面，要上一个30多米的小坡。我毅然接受转移3名俘虏的任务。
　　当时，我个儿小，身高还不到受伤黑人的肩膀。转移他们时，我只能半背半拖。实在背不动时，我真想把背上的美国兵扔下山去。当背完第3个受伤的黑人俘虏时，我一脚踩空，滚下山坡，不省人事。我醒来后，战友们告诉我，半个小时前，那间茅屋被敌机夷为了平地。
　　当晚9点左右，司令部杨秀坤副军长和军政治部主任杨中行等领导以及手术队余队长来到手术队病床边看望我。杨副军长摸着我的脑袋，说：“小不点，好样的。优待俘虏，保证他们的安全，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你转移俘虏负了伤，这很好，我们一定为你记功……”杨副军长的一番话，加深了我对优待俘虏政策的理解。
　　我们和那些美国黑人第一次说话，是在他们来军司令部的第四天。也许是受前天飞机轰炸前我们舍命转移他们的影响，他们的情绪稳定多了，心情也平静了些。我的伤好后，便去防空洞为他们换药。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眼中充满了惊奇与疑惑。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学过一两句简单的英语，于是，边给他们换药边用学过的简单英语和他们对话。“What’s your name?”我们边换药边问。“Toms,my name is”，“Joke”。这些黑人看着我们，依次清楚地回答。我弄清了那天所背的3个人是美骑一师的，分别是：汤姆逊，副连长；约翰逊，排长；洛克菲勒·沃克，副排长。他们报完名字后，还用英语继续和我们交谈，可我们听不懂，只得忙摇头摆手。他们很失望。
　　不久，我们便教他们使用筷子。因为我们除了吃压缩饼干以及从战场上缴获的鱼罐头、香肠外，有时也吃一些朝鲜大米饭。这些俘虏享受着和我们同等的生活待遇。吃大米饭时，我们手把手地教他们使用竹筷。他们学着用两个指头捏住筷子，用大拇指拔弄筷头，可使用起来并不灵活。约翰逊学了半个时辰，也未学会。他那只使用过精密仪器的手，却不会使用东方最简单的“武器”。后来，他朝我们尴尬一笑，丢了竹筷，干脆拿了压缩饼干当饭匙，才把一碗大米饭吃完。
　　过了10来天，他们的伤势有了好转，能够站起来独自行走了。这时，他们开始想家、想念亲人。有时，他们走到洞口，长时间望着远方发呆；有时，他们把身上揣着的亲人照片拿出来看。他们看这些照片时，眼睛润润的，也不回避我们。我看到过汤姆逊全家人的照片。他的妻子也是一位黑人，怀抱着一个3岁左右的漂亮小女孩，他们微笑着坐在绿色的草地上，目光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前方。
　　这些美国士兵初来朝鲜，大多怀着到东方旅游观光和发财的愿望，他们身上都藏有两三个朝鲜铜碗，他们要把它当作古董带回家去。只有当他们身在这小小的防空洞里的时候，他们才发觉初来的愿望是那么虚幻、那么遥远，而捏在手中的照片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亲切。一张小小的照片，似乎能够把他们从虚幻拉回到现实中来，能够驱散他们心中久久的思念和阵阵的痛楚，带给他们片刻的幸福与喜悦。这种喜悦，连我们也能感受到。
　　半个月后，一辆军用敞篷大卡车把他们转移到后方俘虏营。那天，他们站在车上，用力向我们挥手:“ Good- bye！”他们不时用英语向我们说再见。“Good-bye！”我们也挥挥手，直至军车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