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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改革的核心。为了确保首都金融业的稳健发展，必须对当前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解放思想，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有机地结合，推动首都金融的市场化改革。
认识和把握首都金融业发展的特殊环境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金融业的发展壮大是在不断的改革、创新中实现的，重大的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必然带来金融业的跨越式发展，提升金融的竞争力和效率。然而，与上海、深圳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不同，北京面临着以下独特的环境制约，使得首都金融改革的重点、路径、措施必然打上“北京特色”烙印。
第一，政治中心。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各方利益的重大调整，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作为保障。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稳定是首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首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风险容忍度相对较小，在金融领域进行的先行先试改革需要慎之又慎，不能仅仅站在金融效率、经济效益的角度制定政策，还需综合考虑政治稳定和社会效益。
第二，总部基地。北京是众多金融机构以及央企、跨国公司中国或亚太地区总部所在地，总部经济特征显著。国务院国资委管辖的187家大型国有企业中144家总部设在北京，全球500强企业中国总部一半以上在北京，我国银行、保险、证券类金融机构的总部几乎也都在北京。总部基地赋予北京全国金融资源管理、配置中心的地位，意味着首都金融業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和外部溢出效应，首都金融改革不仅将有利于北京自身的实体经济发展，还将惠及全国甚至世界的实体经济发展。因此，首都金融改革的目标和触角不应局限于北京地区，应该充分考虑外部效应，将全国乃至全球的金融资源配置纳入顶层设计的视野之中。
第三，经济结构。北京的人口和经济结构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大都市高度一致。世界大都市的魅力导致资本、高校、高端人才等资源禀赋集聚在北京，首都经济以资本密集型、高科技、现代服务、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具有鲜明的绿色、人文、科技和国际化特征。这就决定了首都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增强高科技、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的要素组合能力，提高这些行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第四，金融监管中心。尽管北京拥有功能齐备的金融机构体系和多层次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比较丰富，金融基础设施比较发达，具有较高的整体金融竞争能力。然而，作为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所在地，北京是我国金融的监管中心和金融制度的守成之地，受此地位的影响，首都金融业特别强调稳健经营和合规经营，在需要突破现有制度或规范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地方，首都金融业常常缺乏创新或改革的内在动力，或者反应迟缓。如何在金融改革、创新与遵守监管规范之间找到平衡点，是未来首都金融改革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解决不好这个问题，金融改革很难实现预期的目标。
明确首都金融业发展的定位
金融是带动首都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第一支柱产业，在首都经济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战略性作用。2012年，全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2592.5亿元，同比增长14.4%，占全市GDP的比重为14.6%；金融业实现税收共计3480.7亿元，同比增长37.9%，占全市三级税收的比重为40%；实现地方财政预算收入523.9亿元，同比增长26.4 %，占全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为15.8%。在上述首都金融业的特殊环境约束下，我们认为，首都金融业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决定》的改革精神和任务要求，明确定位，一是立足于服务首都城市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为建设首善之区提供全方位、高效的金融支持；二是立足于服务首都的总部经济，打造符合“首都特色”的经济中心与金融管理中心。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为首都城市开发、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建设项目提供足够的、可持续、低风险、低成本的融资支持。
第二，整合相关金融资源，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拓展适应资本密集型产业、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产业领域特点的金融服务模式和金融政策支持体系，打造全国领先的科技金融和文化金融商业模式。
第三，大力推动市场化运作，将北京打造为全国的生产要素、财富管理中心，满足企业总部调度、配置、管理金融资源的需求。
第四，建设金融信息中心和高端人才培养基地，将北京打造为全国的信用信息中心、支付清算中心和高端金融管理人才中心，从根本上提升首都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
首都金融业发展面临的五大挑战与改革任务
当前，首都金融业发展存在市场活力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局部资产泡沫等深层次发展难题，具体表现为五大挑战。
第一，总部经济的贡献总量与方式将发生改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外需减少，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贷款—投资”驱动，这样的发展模式转变，使得坐拥众多央企和金融机构总部的北京获益匪浅，表现为金融业增加值大幅增长，并对首都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收入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贷款—投资”驱动模式的弊端也很明显，例如产能过剩、资金利率效率低下和催生房地产局部泡沫。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决定》精神可以看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控制负债率的去杠杆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对首都的总部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首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必须进行改革，迸发新的活力，才能够引领首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第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现行融资渠道不能满足需要。《决定》要求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构建科学、高效的政府治理机制，明确政府应该在民生、环保、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对于北京市政府而言，当前最为迫切的民生问题是提供清新的空气，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和轨道交通资金投入，是弥补北京市政府治理“短板”的关键。目前，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债务偏高问题，北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轨道交通建设已经让政府负债累累，大气污染等诸多环境问题的整治还需要政府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性。由于大部分市政工程投资周期较长，盈利水平较低，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原来主要依靠商业银行提供资金的模式难以为继，需要创新金融模式，为地方政府平衡收支缺口提供稳定、充足、可持续的市场化渠道。 第三，科技金融亟待发展。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全国高新区的领头羊，也是首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代表。高科技企业自身特点决定了其经营的高风险性，其发展需要风险投资、政府扶持资金、资本市场和银行信贷构建的综合金融支持。从实践看，风险投资投资偏好相对成熟企业，对早期科技企业投资不足；政府扶持资金碎片化，资金整合及使用效率较低等问题，制约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进一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国很多地方因地制宜，在科技园区建设和科技金融领域不断创新，使得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很多方面的政策优势、机制优势不再突出，市场竞争力有所下降。毫无疑问，加大科技金融创新力度，切实解决科技金融的体制和机制障碍，是首都金融改革的一个主攻方向。
第四，房地产业对金融安全的压力逐渐增加。北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对人口和财富有超强的聚集力，导致商业和居住房地产需求特别旺盛。毋庸置疑，过去十多年，房地产一直是推动首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首都银行业支持的重点。房地产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均同商业银行紧密联系，二者之间有唇亡齿寒的依存关系。目前，首都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严重偏离居民的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泡沫。利率市场化、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调整、完善房产税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首都房地产业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必须通过金融改革，解开银行与房地产之间高度黏着的资金结，确保银行安全。
第五，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政策优势薄弱。具有高附加值的金融业是国内外竞争最激烈的行业，政府通常给予金融业必要的保护，力所能及地为其发展提供优惠。上海依托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深圳依托前海试验区建设获得了不少优惠政策，为其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和巨大商机，从而在全国金融资源配置中占据比较优势。客观上，首都金融发展的政策优势正在弱化，在同上海和深圳的金融竞争中已经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因此，首都金融业需要全面整合各种资源、要素优势，深挖潜力，在市场化改革中获取更大的发展动力，使其综合竞争优势不下降。
首都金融业发展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及政策建议
今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发言时指出了金融发展的方向，金融体系应当“真正依靠、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决定》则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在2020年之前，金融改革的核心是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即将开展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导致首都经济体制、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推动金融业和金融资源配置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为了应对上述金融业发展面临的挑战，首都金融业应该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目标，针对首都经济、金融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有效的改革措施，系统、有序地进行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促使金融业稳健发展，实现服务首都经济发展的强大功能。
第一，整合金融资源，实现多层次金融市场联动，为以央企为代表的总部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随着去杠杆化进程以及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央企依靠大规模贷款在首都拓展业务的扩张趋势已基本告一段落。央企开始更多地关注整合国内、国际资源，在京外地区和海外开拓业务。因此，首都金融业应该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积极配合央企的业务拓展，创新金融模式和金融产品，整合金融机构资源，打通各個分裂的金融市场，为央企全方位的业务拓展提供最大程度的金融服务，进而分享央企的发展成果，拓宽首都金融发展的空间。
第二，多渠道解决首都债务问题，大力发展固定收益证券市场，为首都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提供长效金融支持机制。解决首都债务问题，一方面是要提供低成本的充足资金，满足各项市政开支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是要进行存量管理，将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的水平，防止出现债务危机。进行金融创新，例如，发行不同期限的市政债券，选择未来经营效益稳定的基础设施进行证券化处理，将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营运进行市场化运作，通过市场招标方式实现投资回收等等，都是国际社会管理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功经验。对于空气清洁、污水治理等环境工程带来的债务问题，政府一方面要加强污染源控制，减少环境治理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探索对污染源以及碳排放进行定价，征收相关治理税费。
第三，鼓励金融业态多元化，大力发展为金融业服务的中介机构。传统的银行、保险、证券是金融业发展的核心内容，但是互联网金融、财富管理和影子银行的兴起，使得金融业范围更广泛，参与主体更复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更多元。利率市场化有利于那些低成本融资和高效率运用资金的金融机构发展壮大。创造公平公正的金融环境，维护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让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兴金融业态机构各得其所，满足多层次、多元的实体经济需求。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征信、评级、市场调研、咨询等为金融服务的中介机构的大力发展，因为后者对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的金融风险、提高信用可获得性及金融效率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依托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力推进科技金融创新。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现有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为基础，梳理和完善科技金融商业模式，打造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在科技金融领域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突破。建议改革政府对科技领域的资金支持方式，政府资金更多采取设立引导基金形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此外，应细化政府的扶持政策细则，建立扶持资金评价机制。
（作者：涂永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胡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蔡庆悦
认识和把握首都金融业发展的特殊环境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金融业的发展壮大是在不断的改革、创新中实现的，重大的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必然带来金融业的跨越式发展，提升金融的竞争力和效率。然而，与上海、深圳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不同，北京面临着以下独特的环境制约，使得首都金融改革的重点、路径、措施必然打上“北京特色”烙印。
第一，政治中心。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各方利益的重大调整，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作为保障。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稳定是首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首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风险容忍度相对较小，在金融领域进行的先行先试改革需要慎之又慎，不能仅仅站在金融效率、经济效益的角度制定政策，还需综合考虑政治稳定和社会效益。
第二，总部基地。北京是众多金融机构以及央企、跨国公司中国或亚太地区总部所在地，总部经济特征显著。国务院国资委管辖的187家大型国有企业中144家总部设在北京，全球500强企业中国总部一半以上在北京，我国银行、保险、证券类金融机构的总部几乎也都在北京。总部基地赋予北京全国金融资源管理、配置中心的地位，意味着首都金融業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和外部溢出效应，首都金融改革不仅将有利于北京自身的实体经济发展，还将惠及全国甚至世界的实体经济发展。因此，首都金融改革的目标和触角不应局限于北京地区，应该充分考虑外部效应，将全国乃至全球的金融资源配置纳入顶层设计的视野之中。
第三，经济结构。北京的人口和经济结构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大都市高度一致。世界大都市的魅力导致资本、高校、高端人才等资源禀赋集聚在北京，首都经济以资本密集型、高科技、现代服务、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具有鲜明的绿色、人文、科技和国际化特征。这就决定了首都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增强高科技、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的要素组合能力，提高这些行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第四，金融监管中心。尽管北京拥有功能齐备的金融机构体系和多层次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比较丰富，金融基础设施比较发达，具有较高的整体金融竞争能力。然而，作为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所在地，北京是我国金融的监管中心和金融制度的守成之地，受此地位的影响，首都金融业特别强调稳健经营和合规经营，在需要突破现有制度或规范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地方，首都金融业常常缺乏创新或改革的内在动力，或者反应迟缓。如何在金融改革、创新与遵守监管规范之间找到平衡点，是未来首都金融改革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解决不好这个问题，金融改革很难实现预期的目标。
明确首都金融业发展的定位
金融是带动首都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第一支柱产业，在首都经济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战略性作用。2012年，全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2592.5亿元，同比增长14.4%，占全市GDP的比重为14.6%；金融业实现税收共计3480.7亿元，同比增长37.9%，占全市三级税收的比重为40%；实现地方财政预算收入523.9亿元，同比增长26.4 %，占全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为15.8%。在上述首都金融业的特殊环境约束下，我们认为，首都金融业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决定》的改革精神和任务要求，明确定位，一是立足于服务首都城市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为建设首善之区提供全方位、高效的金融支持；二是立足于服务首都的总部经济，打造符合“首都特色”的经济中心与金融管理中心。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为首都城市开发、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建设项目提供足够的、可持续、低风险、低成本的融资支持。
第二，整合相关金融资源，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拓展适应资本密集型产业、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产业领域特点的金融服务模式和金融政策支持体系，打造全国领先的科技金融和文化金融商业模式。
第三，大力推动市场化运作，将北京打造为全国的生产要素、财富管理中心，满足企业总部调度、配置、管理金融资源的需求。
第四，建设金融信息中心和高端人才培养基地，将北京打造为全国的信用信息中心、支付清算中心和高端金融管理人才中心，从根本上提升首都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
首都金融业发展面临的五大挑战与改革任务
当前，首都金融业发展存在市场活力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局部资产泡沫等深层次发展难题，具体表现为五大挑战。
第一，总部经济的贡献总量与方式将发生改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外需减少，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贷款—投资”驱动，这样的发展模式转变，使得坐拥众多央企和金融机构总部的北京获益匪浅，表现为金融业增加值大幅增长，并对首都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收入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贷款—投资”驱动模式的弊端也很明显，例如产能过剩、资金利率效率低下和催生房地产局部泡沫。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决定》精神可以看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控制负债率的去杠杆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对首都的总部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首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必须进行改革，迸发新的活力，才能够引领首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第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现行融资渠道不能满足需要。《决定》要求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构建科学、高效的政府治理机制，明确政府应该在民生、环保、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对于北京市政府而言，当前最为迫切的民生问题是提供清新的空气，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和轨道交通资金投入，是弥补北京市政府治理“短板”的关键。目前，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债务偏高问题，北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轨道交通建设已经让政府负债累累，大气污染等诸多环境问题的整治还需要政府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性。由于大部分市政工程投资周期较长，盈利水平较低，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原来主要依靠商业银行提供资金的模式难以为继，需要创新金融模式，为地方政府平衡收支缺口提供稳定、充足、可持续的市场化渠道。 第三，科技金融亟待发展。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全国高新区的领头羊，也是首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代表。高科技企业自身特点决定了其经营的高风险性，其发展需要风险投资、政府扶持资金、资本市场和银行信贷构建的综合金融支持。从实践看，风险投资投资偏好相对成熟企业，对早期科技企业投资不足；政府扶持资金碎片化，资金整合及使用效率较低等问题，制约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进一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国很多地方因地制宜，在科技园区建设和科技金融领域不断创新，使得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很多方面的政策优势、机制优势不再突出，市场竞争力有所下降。毫无疑问，加大科技金融创新力度，切实解决科技金融的体制和机制障碍，是首都金融改革的一个主攻方向。
第四，房地产业对金融安全的压力逐渐增加。北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对人口和财富有超强的聚集力，导致商业和居住房地产需求特别旺盛。毋庸置疑，过去十多年，房地产一直是推动首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首都银行业支持的重点。房地产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均同商业银行紧密联系，二者之间有唇亡齿寒的依存关系。目前，首都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严重偏离居民的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泡沫。利率市场化、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调整、完善房产税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首都房地产业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必须通过金融改革，解开银行与房地产之间高度黏着的资金结，确保银行安全。
第五，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政策优势薄弱。具有高附加值的金融业是国内外竞争最激烈的行业，政府通常给予金融业必要的保护，力所能及地为其发展提供优惠。上海依托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深圳依托前海试验区建设获得了不少优惠政策，为其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和巨大商机，从而在全国金融资源配置中占据比较优势。客观上，首都金融发展的政策优势正在弱化，在同上海和深圳的金融竞争中已经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因此，首都金融业需要全面整合各种资源、要素优势，深挖潜力，在市场化改革中获取更大的发展动力，使其综合竞争优势不下降。
首都金融业发展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及政策建议
今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发言时指出了金融发展的方向，金融体系应当“真正依靠、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决定》则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在2020年之前，金融改革的核心是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即将开展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导致首都经济体制、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推动金融业和金融资源配置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为了应对上述金融业发展面临的挑战，首都金融业应该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目标，针对首都经济、金融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有效的改革措施，系统、有序地进行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促使金融业稳健发展，实现服务首都经济发展的强大功能。
第一，整合金融资源，实现多层次金融市场联动，为以央企为代表的总部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随着去杠杆化进程以及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央企依靠大规模贷款在首都拓展业务的扩张趋势已基本告一段落。央企开始更多地关注整合国内、国际资源，在京外地区和海外开拓业务。因此，首都金融业应该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积极配合央企的业务拓展，创新金融模式和金融产品，整合金融机构资源，打通各個分裂的金融市场，为央企全方位的业务拓展提供最大程度的金融服务，进而分享央企的发展成果，拓宽首都金融发展的空间。
第二，多渠道解决首都债务问题，大力发展固定收益证券市场，为首都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提供长效金融支持机制。解决首都债务问题，一方面是要提供低成本的充足资金，满足各项市政开支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是要进行存量管理，将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的水平，防止出现债务危机。进行金融创新，例如，发行不同期限的市政债券，选择未来经营效益稳定的基础设施进行证券化处理，将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营运进行市场化运作，通过市场招标方式实现投资回收等等，都是国际社会管理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功经验。对于空气清洁、污水治理等环境工程带来的债务问题，政府一方面要加强污染源控制，减少环境治理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探索对污染源以及碳排放进行定价，征收相关治理税费。
第三，鼓励金融业态多元化，大力发展为金融业服务的中介机构。传统的银行、保险、证券是金融业发展的核心内容，但是互联网金融、财富管理和影子银行的兴起，使得金融业范围更广泛，参与主体更复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更多元。利率市场化有利于那些低成本融资和高效率运用资金的金融机构发展壮大。创造公平公正的金融环境，维护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让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兴金融业态机构各得其所，满足多层次、多元的实体经济需求。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征信、评级、市场调研、咨询等为金融服务的中介机构的大力发展，因为后者对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的金融风险、提高信用可获得性及金融效率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依托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力推进科技金融创新。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现有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为基础，梳理和完善科技金融商业模式，打造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在科技金融领域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突破。建议改革政府对科技领域的资金支持方式，政府资金更多采取设立引导基金形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此外，应细化政府的扶持政策细则，建立扶持资金评价机制。
（作者：涂永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胡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蔡庆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