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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国民政府的资助下，从上海一路西迁最后辗转到达重庆并在安定下来，临时政府的反日活动也由地下转为公开。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同时也是韩国临时政府的避难地，是他们从事反日独立运动的大后方。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关键词：西迁重庆；国民政府资助；成立光复军；访谈
1932年4月29日，侵华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和攻占上海。韩人爱国团成员尹奉吉义士携带炸弹混入庆典会场引爆炸弹，当场炸死炸伤驻沪日军军政首脑数人，举世哗然。此义举事件使得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遭到日本人的血腥镇压以致无法继续生存。而此后的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自身难保，决定暂时迁都重庆。韩国临时政府所面临的这些特定特殊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依托于中国国民政府的庇护一路西迁，途径嘉兴、杭州、镇江、长沙、柳州，然后进入当时的四川境内，先是安顿在綦江县城，最后辗转到达重庆。
1 韩国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生活状况
临时政府及大批韩国侨民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经济上基本无来源，几乎完全仰仗于中国政府。国民政府竭尽所能，在自身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为韩国临时政府供给办公食宿等种种费用。在金九先生的自传《白凡逸志》里，曾多次提到国民政府对他们的帮助：“在贵阳停留8天后，我平安地抵达重庆。大家族他们都希望能到重庆来，但当时车辆严重不足，运送军需品需要千辆以上的车，而实际上只有一百辆，因此中国当局也爱莫能助。我向交通部与中央党部交涉，好容易才接到六辆汽车，还发给旅费，这才把我们大家族接来安置在綦江，又派人前去购置房屋家具，把他们安顿下来”[1]。“我到重庆后，和中国当局交涉，结果在交通工具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免费借给了五六辆汽车，运载大家族和行李，长途跋涉数千里，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又和赈济委员会联系，在土桥东坎瀑布买地建了三栋瓦屋，还在市内买了一栋二层楼房子，安置了百余名家属”[1]。
金九先生的回忆录里还有这样的描述：重庆的“粮食实行配给制，所以在配给所前面总是排着长蛇阵，经常发生打架吵骂的纠纷。可是因为我们同胞另外呈报人口的名单，所以一次可以领到全体的粮食，再雇人载着粮食挨家挨户地分送，因此非常方便。甚至连扫院子汲水也请佣人来做，不仅重庆市内的同胞如此，住在郊外土桥的同胞也另立韩人村，维持着中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虽然偶尔也有不满意的时候，但一般都能维持有秩序而且很安全的集体生活”。[1]“日机轰炸重庆渐渐加剧，临时政府也搬了四次家，……第四次迁到莲花池，有房屋七十多间，房租一年四十万元法币，全由蒋主席补助，所以临时政府直到离开重庆，用的还是这些房子”。[1]
从金九先生的回忆里完全可以看出，当时无钱无地位的韩国临时政府之所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能够维持着中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还能够继续开展独立运动，完全与当时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中国人民的帮助密不可分。
另外就是海外韩侨的捐助，也是当时韩国临时政府财政的来源之一。在查询资料时，发现了不少1939～1945年期间，通过重庆中国银行往来的汇给重庆韩国临时政府的汇款单，有国币，也有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直接汇给以金九先生为代表的临时政府，也有小部分是汇给当时在重庆的以金若山为代表的朝鲜义勇队。
2 临时政府军事工作局面的打开
临时政府在重庆安定下来以后，开始继续他们的反日活动。早在1938年10月，金若山（朝鲜革命党总书记）运用他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的关系，抢先在武汉组建了“朝鲜义勇队”，尽管这多少算是达成了临时政府多年来建军的梦想，但由于金若山是临时政府中的反对派，与金九先生是对立的，因此，朝鲜义勇队的成立对金九多少造成了领导权的挑战。1939年初，蒋介石分别找了金九和金若山谈话，希望双方能摒弃成见，团结抗日。在国民政府高层的撮合之下，两人还在7月间联合发表了一封《告同志同胞书》。金九在自传《白凡逸志》里也提到：“我到重庆有三件事要做：第一是运载大家族的事；第二是与美洲、夏威夷各团体联系，通知他们我们已迁到重庆，争取经济上的支援；第三是提出各团体统一的问题。现在大家族已得到安置，跟美洲也取得了联系，于是便着手团体统一的工作。”由此可知，没有中国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临时政府实难以开展正常工作，而临时政府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能够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当时非常艰难的环境里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证韩族人的生存，并没有把建立军制作为工作目标。
以金九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为中国国民政府所承认，对他们给予了最大的资助，为临时政府租用的办公地设在现在的解放碑、七星岗一带。而金若山的朝鲜义勇队则在南岸弹子石、大佛寺一带。“我为此拜访鹅公堡的朝鲜义勇队与民族革命党本部，他们的党魁金若山正在桂林，由尹琦燮、成俊甲、金弘叙、石丁、金尚德等干部为我举行了欢迎会，在那个宴会上我提议所有的团体统一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的单一党，大家一致赞成。”[1]这就是在国民政府高层斡旋之后，再通过临时政府内部的妥让而达成的最后结果。虽然临时政府后期内部矛盾越来越激烈，但毕竟是做着反日统一的共同大计，又处于国民政府的庇护之下，因此，临时政府的独立运动还是一直开展着，尽管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大事情，却也是一致旗帜鲜明地抗日。
1940年9月17日，在中国国民政府的直接援助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1941年11月，重庆政府通过了“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由中国政府正式对韩国光复军其进行军事援助，这点从光复军军服的装备上亦可看出。根据协议，国府抽调部分文官和医疗救护人员对其进行资助。这是第一支隶属于临时政府的军事力量，光复军虽然在最后并没有上到正面战场对敌厮杀，却也被编入国民政府军队，担任了不少对日的刺杀、间谍、翻译等工作，为抗日战场做出了贡献。
3 人物访谈
韩国独立运动家朴维澈先生1997年访问重庆时曾经提到他少年时期居住的地方，在南岸大佛寺那一带，“那阵大家都很贫穷，我们有吃有喝还算好的了，那阵没什么事，我记得长辈常叫我去弹子石街上打酒来喝。金九先生不喜欢我们中间有打麻将的，我还去麻将馆找过他们让他们出来。”可见当时临时政府的生活虽然也困难，但却比一般的重庆人民要过得好，而且当时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以做。
临时政府主席秘书室秘书长闵石麟先生的幼子，年逾70的闵泳栢先生回忆说：“李范奭是很反共的人，他也不信三民主义，他当时和金九先生有矛盾，光复军成立后，金九先生不让它负责光复军。”从闵先生的回忆可以看出，金九是很有政治眼光的，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期间，更是要仰仗国民政府的支援，甚至共产党对临时政府也很同情和帮助。因此，尽管李范奭是军事人才，金九先生也并没有让他负责光复军的事。
闵泳栢先生认为：“韩国应该感谢中国，当年是国共双方对我们韩国临时政府的多年资助，才让我们度过了很多难关。”1939～1945年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这6年，被韩国认为是他们独立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一段岁月。
参考文献：
[1] 金九（韩）.白凡逸志[M].重庆出版社，2006：235，239，249，250，236.
作者简介： 夏雪，女，本科，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中级馆员，研究方向：韩国独立运动。
关键词：西迁重庆；国民政府资助；成立光复军；访谈
1932年4月29日，侵华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和攻占上海。韩人爱国团成员尹奉吉义士携带炸弹混入庆典会场引爆炸弹，当场炸死炸伤驻沪日军军政首脑数人，举世哗然。此义举事件使得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遭到日本人的血腥镇压以致无法继续生存。而此后的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自身难保，决定暂时迁都重庆。韩国临时政府所面临的这些特定特殊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依托于中国国民政府的庇护一路西迁，途径嘉兴、杭州、镇江、长沙、柳州，然后进入当时的四川境内，先是安顿在綦江县城，最后辗转到达重庆。
1 韩国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生活状况
临时政府及大批韩国侨民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经济上基本无来源，几乎完全仰仗于中国政府。国民政府竭尽所能，在自身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为韩国临时政府供给办公食宿等种种费用。在金九先生的自传《白凡逸志》里，曾多次提到国民政府对他们的帮助：“在贵阳停留8天后，我平安地抵达重庆。大家族他们都希望能到重庆来，但当时车辆严重不足，运送军需品需要千辆以上的车，而实际上只有一百辆，因此中国当局也爱莫能助。我向交通部与中央党部交涉，好容易才接到六辆汽车，还发给旅费，这才把我们大家族接来安置在綦江，又派人前去购置房屋家具，把他们安顿下来”[1]。“我到重庆后，和中国当局交涉，结果在交通工具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免费借给了五六辆汽车，运载大家族和行李，长途跋涉数千里，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又和赈济委员会联系，在土桥东坎瀑布买地建了三栋瓦屋，还在市内买了一栋二层楼房子，安置了百余名家属”[1]。
金九先生的回忆录里还有这样的描述：重庆的“粮食实行配给制，所以在配给所前面总是排着长蛇阵，经常发生打架吵骂的纠纷。可是因为我们同胞另外呈报人口的名单，所以一次可以领到全体的粮食，再雇人载着粮食挨家挨户地分送，因此非常方便。甚至连扫院子汲水也请佣人来做，不仅重庆市内的同胞如此，住在郊外土桥的同胞也另立韩人村，维持着中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虽然偶尔也有不满意的时候，但一般都能维持有秩序而且很安全的集体生活”。[1]“日机轰炸重庆渐渐加剧，临时政府也搬了四次家，……第四次迁到莲花池，有房屋七十多间，房租一年四十万元法币，全由蒋主席补助，所以临时政府直到离开重庆，用的还是这些房子”。[1]
从金九先生的回忆里完全可以看出，当时无钱无地位的韩国临时政府之所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能够维持着中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还能够继续开展独立运动，完全与当时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中国人民的帮助密不可分。
另外就是海外韩侨的捐助，也是当时韩国临时政府财政的来源之一。在查询资料时，发现了不少1939～1945年期间，通过重庆中国银行往来的汇给重庆韩国临时政府的汇款单，有国币，也有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直接汇给以金九先生为代表的临时政府，也有小部分是汇给当时在重庆的以金若山为代表的朝鲜义勇队。
2 临时政府军事工作局面的打开
临时政府在重庆安定下来以后，开始继续他们的反日活动。早在1938年10月，金若山（朝鲜革命党总书记）运用他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的关系，抢先在武汉组建了“朝鲜义勇队”，尽管这多少算是达成了临时政府多年来建军的梦想，但由于金若山是临时政府中的反对派，与金九先生是对立的，因此，朝鲜义勇队的成立对金九多少造成了领导权的挑战。1939年初，蒋介石分别找了金九和金若山谈话，希望双方能摒弃成见，团结抗日。在国民政府高层的撮合之下，两人还在7月间联合发表了一封《告同志同胞书》。金九在自传《白凡逸志》里也提到：“我到重庆有三件事要做：第一是运载大家族的事；第二是与美洲、夏威夷各团体联系，通知他们我们已迁到重庆，争取经济上的支援；第三是提出各团体统一的问题。现在大家族已得到安置，跟美洲也取得了联系，于是便着手团体统一的工作。”由此可知，没有中国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临时政府实难以开展正常工作，而临时政府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能够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当时非常艰难的环境里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证韩族人的生存，并没有把建立军制作为工作目标。
以金九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为中国国民政府所承认，对他们给予了最大的资助，为临时政府租用的办公地设在现在的解放碑、七星岗一带。而金若山的朝鲜义勇队则在南岸弹子石、大佛寺一带。“我为此拜访鹅公堡的朝鲜义勇队与民族革命党本部，他们的党魁金若山正在桂林，由尹琦燮、成俊甲、金弘叙、石丁、金尚德等干部为我举行了欢迎会，在那个宴会上我提议所有的团体统一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的单一党，大家一致赞成。”[1]这就是在国民政府高层斡旋之后，再通过临时政府内部的妥让而达成的最后结果。虽然临时政府后期内部矛盾越来越激烈，但毕竟是做着反日统一的共同大计，又处于国民政府的庇护之下，因此，临时政府的独立运动还是一直开展着，尽管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大事情，却也是一致旗帜鲜明地抗日。
1940年9月17日，在中国国民政府的直接援助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1941年11月，重庆政府通过了“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由中国政府正式对韩国光复军其进行军事援助，这点从光复军军服的装备上亦可看出。根据协议，国府抽调部分文官和医疗救护人员对其进行资助。这是第一支隶属于临时政府的军事力量，光复军虽然在最后并没有上到正面战场对敌厮杀，却也被编入国民政府军队，担任了不少对日的刺杀、间谍、翻译等工作，为抗日战场做出了贡献。
3 人物访谈
韩国独立运动家朴维澈先生1997年访问重庆时曾经提到他少年时期居住的地方，在南岸大佛寺那一带，“那阵大家都很贫穷，我们有吃有喝还算好的了，那阵没什么事，我记得长辈常叫我去弹子石街上打酒来喝。金九先生不喜欢我们中间有打麻将的，我还去麻将馆找过他们让他们出来。”可见当时临时政府的生活虽然也困难，但却比一般的重庆人民要过得好，而且当时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以做。
临时政府主席秘书室秘书长闵石麟先生的幼子，年逾70的闵泳栢先生回忆说：“李范奭是很反共的人，他也不信三民主义，他当时和金九先生有矛盾，光复军成立后，金九先生不让它负责光复军。”从闵先生的回忆可以看出，金九是很有政治眼光的，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期间，更是要仰仗国民政府的支援，甚至共产党对临时政府也很同情和帮助。因此，尽管李范奭是军事人才，金九先生也并没有让他负责光复军的事。
闵泳栢先生认为：“韩国应该感谢中国，当年是国共双方对我们韩国临时政府的多年资助，才让我们度过了很多难关。”1939～1945年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这6年，被韩国认为是他们独立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一段岁月。
参考文献：
[1] 金九（韩）.白凡逸志[M].重庆出版社，2006：235，239，249，250，236.
作者简介： 夏雪，女，本科，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中级馆员，研究方向：韩国独立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