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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陋寡闻的我，第一次见到林贤治的名字已是2010年了。那年回国，逛书店，见到他的书就买，不论题目，不论价钱，虽没买齐，但心情很爽，很鼓舞。《漂泊者萧红》是和我所购的其他书一起从上海出发，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半月后才轻轻叩响我的门铃。
林贤治说他写萧红的起因是看到一篇杂志文章，说萧红身边两位最亲近的男士——萧军和端木蕻良嘲笑她的作品，萧红倍感失望，深受打击。林贤治“颇受触动，于是萌生作传意图”，路见不平，愤而疾书。作者为萧红鸣不平，为她被低估的文学成就和被最爱的人藐视而出手还击。读完全书，掩卷沉思，直觉两字可以概括全书：一是“辩”，一是“情”。这是一篇专为萧红写的辩护词，推翻旧论，建立新说，证据确凿，理由充分。这又是一篇充满激情的长篇抒情诗，洋溢着作者对萧红爱护、呵护、保护、维护的深情。萧红是诗人，林贤治也是诗人，浪漫超脱的情怀互相感应，唱出的是保持独立，守护个性的激昂音调。
《漂泊者萧红》从内容看，作者首先是确认萧红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家。林贤治强调她的生命特质、作品特质，从全新的角度，贴近作品本身，感受萧红的生命呼吸。林贤治清晰地指出，萧红作品明显被忽视。“在中国文人集团中，萧红是一个异数。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经受饥寒交迫的痛苦，像她一样遭到从肉体到精神刑罚般的凌辱；也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被社会隔绝，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而陷于孤立”。
“在文学史上，萧红的作品中女性与穷人的双重视角，以及自由的风格是被忽略的，作为‘弱势文学’的实际成就被严重低估”，“萧红不同于许多被称为‘乡土作家’者，她没有远距离地观望，她把自己直接烧在那里面”。林贤治对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审视，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显赫的位置。他掸去萧红身上的灰尘，拭去她脸上污垢，郑重地把她重新介绍给读者。
萧红的《生死场》曾得到鲁迅和胡风的高度评价，后人习惯重复他们的名言。林贤治在权威面前不怯步，依然前行并有所作为。他认为“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生存与反抗的主题，及其诗性艺术的肯定，是极有眼光的”，但他又进一步指出他们分析萧红作品时的简单化。谈到小说的艺术性，林贤治指出，鲁迅和胡风“都没有从一个女性自由写作者的内在需要出发，而是依旧用了传统的小说观念去衡量，侧重人物描写便是其中之一。尤其是胡风，他所列举的弱点，如向心性结构和人物性格的欠缺，大体上是基于经典现实主义原则提出来的。至于说语言欠锤炼，大约是不满萧红写作的随意性。而这种自由的风格，正是典型的女性风格，与男性的凝聚、严密、推进的集权式的风格是很两样的。鲁迅虽然以赞赏的口气说作者有‘越轨的笔致’，但也未及做出进一步的阐释”。
林贤治对权威的话有肯定，也有犀利的批评。之后，发表他独特的看法：“萧红明显地取性别文化的视角进入她的世界。由于她的眼光既是女性的，又是文化的，叙事就获得了超出政治斗争的宽度，除了日常生活，连同畜牲的、虫子的活动也都进入了生活的界面；此外，女性的弱质，无论作为主体或是客体，都有可能增加人性的深度。而人性，不是阶级性所可完全包容的。”“性别带有物质生命的规定性。即使男性关注到了妇女解放，也只能是理性的，而非生理的、情感的；即使情感，也是悲悯的、同情的、外部的，而不是像她这样，完全来自个人生活和情感经验的积累，是生命自身的呻吟与呼叫。”
这里提出的新观点是，萧红的女性视角上升为自觉的女性文化，女性弱质有助渗透人性深度。男性关注侧重理性和外在，这种关注本身具有局限性。作品的人性化自然比政治化、阶级性要宽广得多，也深刻得多。林贤治从自然、人性的大环境看萧红的作品，在萧红研究领域堪称独树一帜，因为终于回到了人与文，主体与客体的相依、默契的出发点上。
作者认为，萧红“顽强地表现自己，勇敢地挑战主流意识和霸权话语”，因此，“她的文学探索及成就，也就必然为广大文学同行所忽略、回避和贬损”。
萧红《呼兰河传》出版后，茅盾曾称赞“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多少年来，人们乐意传诵，以他的话为定论。林贤治再次挑战权威。他说茅盾把“小说的价值局限在作为田园牧歌式的美文上面，而无视它的思想价值”，“忽视了萧红的底层生活经验，和她与底层大众的固有的精神联系；忽视了作品对底层人物，尤其是女性日常事件的悲剧意义的发掘”。
深邃无比的《呼兰河传》，是萧红生命凝聚的版本。但是又有人责疑主题的“非宏大”。林贤治反诘：“像《呼兰河传》这样的文本，所叙是凡人琐事，而且又是散文化的写法，很可能被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中国弟子们看不起。可是，世界上的文学主题，有什么比人的生存本身更为‘宏大’的主题呢·”是啊，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复杂和难解·
“萧红的《呼兰河传》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整部作品没有《生死场》的湍急，却如大河般的开阔、浩荡、舒缓，然而流动的依然是无尽的忧伤……”作者凝练的诗的语言，触摸到《呼兰河传》的灵魂。
请读一读林贤治对该书第二章的评论：“第二章可以说是整部小说的华彩乐章，用语十分华丽。作者善于在氛围的渲染中勾勒细节，在流畅的叙述中生发议论，大喜大悲，亦喜亦悲，恰如一位油画家在画布上豪奢地倾倒他的颜料，又如一位盲音乐家一般地特别敏锐于各种声音，从歌哭、器乐、喧呼、昵语，直至静穆。”“作者表现了一个民俗学者和社会批判家的双重立场：一面记录、欣赏，一面观察、批评。文字的基调是热烈酣畅、温润而悲凉的，却又不时有讽刺切入。小说是复调的、交响的，弦乐之外有尖锐的号声。”从文学、绘画到音乐，作者全方位体现着萧红小说的优势，酣畅淋漓的文字把视觉、听觉的豪华感受献给读者，文字的烈度蔓延着，显然林贤治“把自己直接烧在那里面”了。
萧红在完成《呼兰河传》后，又写了讽刺小说《马伯乐》。就像路边的野花，虽然极少人关注她，但在林贤治这里，得到的呵护和赞美是前所未有的。“这是萧红对于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而又独特的贡献”。他赞赏萧红的讽刺手法，“深入到日常叙事与心理描写的每个部分，使之扩展成为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打击力量的艺术构型。其手段的丰富与纯熟，使人不敢相信，一个讽刺作家和一个抒情诗人竟然出现在同一个女性的身上”。被人们忽略和遗忘的花卉，被他一一拾起，搜集，精心推荐给读者。 《漂泊者萧红》是萧红的传奇故事。林贤治除了隆重介绍作为作家的萧红外，还集中笔力描写萧红作为女人的故事，这一部分可读性很强。作者根据回忆录和自传性作品综合改写，避免了小说的虚构。人物的内心独白和心理分析是作者驰骋想象的空间，这部分发挥得意外出色。从萧红的灵魂渗出的独白，细腻而飞扬。作者叙写萧红日常生活，注重细节，房间、家具、萧红的衣着及她匆忙奔波的身影，栩栩如生。人物、场景，转换自然逼真，如引人入胜的电影本。
萧红三十一年的生命，林贤治概括为“悲剧英雄”。萧红一生追求爱情。她对自己遍体鳞伤的命运总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林贤治把这句话写在扉页上，突出萧红对女性生存空间悲愤的诘问，也以此作为本书的导读，凸现他的忧虑和思考。作者认为“萧红的爱情悲剧说到底并非由性格酿成，而是文化价值观念深层冲突的结果，是男权社会处于强势地位的又一例证”，“萧红不曾屈服于传统道德，不因为爱而牺牲个人的价值与尊严，这才终于做定了中国婚姻史上的一名‘悲剧英雄’”。
萧红的每一次漂泊都是一种脱离樊笼的出逃，一种追寻新生活的试验，虽然屡遭伤害，但瘦弱如她，迸发的生命的顽强却胜过千千万万的女人。她勇敢，坚定，飞蛾扑火般的从容，追求自己认定的目标。被伤害之后，舔干自己伤口的血，依然重新燃起爱意和对新生活的期待。逼婚、逃婚、同居、怀孕，怀了Ａ的孩子与Ｂ同居，因为体弱贫穷，把亲生的孩子送人。最爱的人移情别恋，怀了Ｂ的孩子与Ｃ结婚，孩子死亡——女性的苦难和折磨，她几乎无一逃脱，走着最艰险的路，吞咽下全部苦水，这些重重叠叠的灾祸没有把她压垮。我想，也许任意挑十个甚至更多的女人，把他们全部的苦难加在一起，也不一定比得上她多。身为女人，她是无比坚强。有人说萧红的生活“乱七八糟”，这种非议是对萧红的侮辱，纷繁生活表象后面是萧红对于新生活追寻的不倦的热情。
萧红和萧军之后和端木蕻良的爱情故事，书中占了许多篇幅。林贤治无隙不入的穿透力，对人物细密的理解，与描述人物的功力，使鲜活的人物形象再现，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作者擅长把握人物的个性特点，深度解析人物之间关系。三人的细微心理变化都逃不过作者的眼睛，说不清理还乱的情感，在林贤治的笔下显得游刃有余。他不回避矛盾，依然继续辨士身份，为萧红追求爱情辩护。林贤治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说起萧军、端木蕻良，风霜刀剑；遇到萧红，则温润如玉。“萧军的‘兵气’和‘匪气’与他先天的生命气质相契合。他是暴烈的，像麦秸一样迅速燃烧起来。在他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欲望是荣誉欲，表面上宽宏大量，但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骄傲，因为他更爱的是他自己”。“在对待女性方面，萧军是轻浮的、庸俗的”，“萧军有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或者说很不公正的地方，就在于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事人’的样子，甚至一再回到一个‘保护人’的位置上，回避了萧红赴日的直接原因”。
萧红因萧军的移情别恋，一人出逃去了日本。东京未满一年的独居生活，信成了萧红纷繁情绪的窗口，林贤治读出了她的百媚千态。“留恋”过去萧军搀扶她走过的艰难岁月，现在的“寂寞”、“不安”，心情“又爱又怕”。“故意学了长辈的口气”，有时又用“中学生的口气”，有时“近于撒娇”。写了“带刺激的话”，“随即又感到不安”，“这就是女性的特质，在潜意识里，她在恳求：抚摸我罢！但是在文字上却表现得很平淡，纯叙述的”。东京生活表面上平淡无奇，似乎无处落笔，但姑娘信里的百转千回、浅唱低吟无一不曾被作者忽略；萧红有大江大河，也有小溪曲流。林贤治的全面细致，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鲜活的生命。
萧红对萧军的爱在信中化为细水般的絮叨。“船上买一点水果带着，但不要吃鸡子，那东西不消化，饼干是可以带的”。林贤治的评论道：“这种嘱咐无疑太琐碎了些，然而，正是这琐碎，构成了女人命运的全部，也是生活的全部。这琐碎的、细微的、不起眼的，对女人自身来说完全是瓦解性的，是不能承受之轻；但是对男人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蕴藏着生命所必需的润泽与温暖。”这是解读萧红和萧军，也是在解读女人和男人。
发现萧军不忠后，视自由为生命的萧红，在屈辱和痛苦中挣扎，终于受不住了大声嚷嚷：“我爱萧军，今天还爱——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我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听说萧红与萧军分手，朋友眼里的萧红变得大逆不道。林贤治在这个关键时刻坚挺萧红，再做辩士，他的声音是急切的：“那么多的所谓的朋友，为什么关心的只是萧军的妻子，而不是一个叫萧红的女人·为什么只是指责分手，而不问引起分手的根由·为什么只是究诘与某个男人的结合是否合适，而不考虑对于爱的追求本身是否必要·男女之爱，只有一个真实与否，忠诚与否的问题，而根本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当一个人已经获得独立，并且全身心爱着的时候，为什么要阻扰她、而不是鼓励她呢·爱情本来就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而不是使她从一种束缚走向别一种束缚，为什么要向你们的朋友抛出那么多冷酷的绳索呢·”五个问句，句句紧逼，一连串的拷问，直指向萧红放冷箭的朋友。问天，问地，问社会。他赞赏萧红“在朋友的包围中，萧红成了世界上最勇敢的女人！”然后又回到问题的症结处，又是女人。“女人是谁·一个符号、一种标签，而且只有在阐释男人的时候，才可能获得附带的意义。关于女人存在的价值，权力与尊严，在文化圈里，恐怕没有别的女性比萧红的认识更深，因为她在男人世界中所受的伤害是过于惨重了！”祥林嫂是符号，是标签，有文化的萧红也未能幸免。那么环视现代女性呢·
萧红终于离开了萧军，投入端木蕻良的怀抱。萧红为什么选择他·林贤治从端木蕻良外貌、风度、气质到作品，进而分析萧红的心态，提供了萧红选择他切实的理由。“从审美的角度，萧红是喜欢特异性和弱质性的。端木蕻良外表的文弱，包括发式与着装，一副前卫艺术家的样子，恐怕一开始就获得萧红的好感。在文学才华方面，应当说，他是胜于萧军的，而且更带阴柔性质”，“论作品，端木蕻良与萧红都具有乡土感。萧红作品中的诗性特质，与他的小说有更多相通的地方”。小布尔乔亚，“又恰恰构成作为女人的萧红所喜欢的日常生活中的情趣”，“端木蕻良不只是尊敬萧红，而且大胆地赞美萧红作品的成就超过了萧军，这正是萧红所要求的”，萧红太需要这份理解和尊重。萧红获得了一种知己之感，多年来不断遭到伤害的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即使仅仅得到对方的尊重，萧红便可以不顾一切地去爱，哪怕他是魔鬼！” 当然端木蕻良不是魔鬼，是与萧军不同的另类文艺青年。在林贤治的笔下，他也同样被剥去外套，灵魂赤裸。“九·一八”之前，端木蕻良过的“完全是少爷的生活”；他的性格：“彻骨的忧郁”与“繁华的热情”并存，“爱美甚于爱真”。“他颇有点浪漫骑士派头，对妇女抱有同情心，然而缺乏的是报打不平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的决心。堂－吉诃德那样大战风车的疯狂，他是全然没有的。相反，他依然一副公子哥儿的脾性，视贵族特权为当然”，“端木蕻良一派自由艺术家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次日十二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烧饭洗衣，办事，看望朋友，全是萧红。有一次，当着朋友的面，对萧红正在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用轻蔑的语气夹着鄙夷的笑声说：‘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萧红的脸红了，极力声辩着……朋友觉得不平，又不好插话，默默走开”。
叙述了这个细节，林贤治有一段议论：“爱情是在一种最令人感动的姿态下出现的。然而，这时对萧红来说，感动已成过去。多么短暂。同居是以一种亚婚姻的方式组建的男女二人共同体，如果说一定要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来确保相关者的自由与安全的话，那么这种牺牲应当是等量和等价的。在这一意义上，爱和公正是一回事。因此，在现代家庭中，是不能有代表者和被代表者、支配者和被支配者、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端木是不肯牺牲自己的。自私，矫饰，畏葸，不负责任。”大难当头，端木蕻良竟遗弃萧红，只身潜逃。萧红在医院最后的日子里，他可以把她托付给别人，自己不见踪影，“两个男人，两个房间，两个房间是一样的阴暗”。
全书的结尾是发人深省的。作者引一位哲人的话：如果是一条鱼，要想把鱼鳍变成翅膀，它将意味着死亡。而萧红是一只长着鱼鳍的鸟。“吟游的海浪，日夜涌唱着浩大的英雄史诗。有谁会在意一个关于鱼的飞翔的小小传奇·即使故事不曾为水族所遗忘，那梦想，那隐秘的灵魂、骨头、心跳，都已在讲叙的悲剧的情节中失传……”“长着鱼鳍的鸟”，极具象征意义。应证萧红的话，“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落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又觉得——我会掉下来”。她不幸掉下来了，她才三十一岁，但她毕竟振动羽翼，用力飞过了。
萧红一生追求爱情和自由，一次次反抗，一次次失败。作者追随萧红漂泊的足迹，在叙事诗式淙淙流淌的进程中，不断探索萧红的内在的精神实质。萧红作品被低估，生命被摧毁。悲剧英雄，悲从何来·林贤治的深情辩护，引导读者关注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尤其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冲突。
林贤治的语言畅达、透明。读者可以一脚跨进他设置的环境，无论是圈里圈外的人，都可以平等直接进入他的故事。这种读写之间的交流无屏障阻隔，是直接的，也是亲密和强烈的。叙述充满人性，还有细心周全的体察，萧红的喜怒哀乐，紧张、焦虑、凄楚、无助、寂寞、疲惫、痛苦，所有的一切，都化为可读的文字。比起其他的萧红传，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洋溢着独特的人格，这是萧红传记中的最深情、最彻底的版本，渗透在每个字中的爱是无法抗拒的，那独特的思想、尖锐的批评和至情的文字令我感慨嘘唏。林贤治一直关注弱小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心灵轨迹，这是飞翔的灵魂“长着鱼鳍的鸟”与自由灵魂的相遇相识，是以心会心的体验，他的声音无法模拟，他的文字难以重复。他对人物的关爱更广更深，无论是萧红的生活、写作、爱情、还是婚姻，在别人搁笔的地方，林贤治依然能发现异常，追寻冲突，挖掘根源，直逼人物的灵魂，进而拷问社会。六十岁的男人看三十岁的萧红是透彻而有底气的。
在岁月里漂泊，在风雨中舞剑，她是那么勇敢，她是那么美。
萧红，不管隔多久，五十年，一百年；不管隔多远，南方、北方、东半球、西半球，有人懂你，这份爱和理解会让你欣慰。想起你的《沙粒》：
七月里长起来的野菜
八月里开花了。
我伤感它们的命运，
我赞叹它们的勇敢。
我们伤感你的命运，我们赞叹你的勇敢。又想起你的《春曲》：
那边清溪唱了，
这边树叶绿了，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姑娘啊！春天到了。你看见了吗·
（林贤治：《漂泊者萧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林贤治说他写萧红的起因是看到一篇杂志文章，说萧红身边两位最亲近的男士——萧军和端木蕻良嘲笑她的作品，萧红倍感失望，深受打击。林贤治“颇受触动，于是萌生作传意图”，路见不平，愤而疾书。作者为萧红鸣不平，为她被低估的文学成就和被最爱的人藐视而出手还击。读完全书，掩卷沉思，直觉两字可以概括全书：一是“辩”，一是“情”。这是一篇专为萧红写的辩护词，推翻旧论，建立新说，证据确凿，理由充分。这又是一篇充满激情的长篇抒情诗，洋溢着作者对萧红爱护、呵护、保护、维护的深情。萧红是诗人，林贤治也是诗人，浪漫超脱的情怀互相感应，唱出的是保持独立，守护个性的激昂音调。
《漂泊者萧红》从内容看，作者首先是确认萧红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家。林贤治强调她的生命特质、作品特质，从全新的角度，贴近作品本身，感受萧红的生命呼吸。林贤治清晰地指出，萧红作品明显被忽视。“在中国文人集团中，萧红是一个异数。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经受饥寒交迫的痛苦，像她一样遭到从肉体到精神刑罚般的凌辱；也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被社会隔绝，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而陷于孤立”。
“在文学史上，萧红的作品中女性与穷人的双重视角，以及自由的风格是被忽略的，作为‘弱势文学’的实际成就被严重低估”，“萧红不同于许多被称为‘乡土作家’者，她没有远距离地观望，她把自己直接烧在那里面”。林贤治对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审视，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显赫的位置。他掸去萧红身上的灰尘，拭去她脸上污垢，郑重地把她重新介绍给读者。
萧红的《生死场》曾得到鲁迅和胡风的高度评价，后人习惯重复他们的名言。林贤治在权威面前不怯步，依然前行并有所作为。他认为“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生存与反抗的主题，及其诗性艺术的肯定，是极有眼光的”，但他又进一步指出他们分析萧红作品时的简单化。谈到小说的艺术性，林贤治指出，鲁迅和胡风“都没有从一个女性自由写作者的内在需要出发，而是依旧用了传统的小说观念去衡量，侧重人物描写便是其中之一。尤其是胡风，他所列举的弱点，如向心性结构和人物性格的欠缺，大体上是基于经典现实主义原则提出来的。至于说语言欠锤炼，大约是不满萧红写作的随意性。而这种自由的风格，正是典型的女性风格，与男性的凝聚、严密、推进的集权式的风格是很两样的。鲁迅虽然以赞赏的口气说作者有‘越轨的笔致’，但也未及做出进一步的阐释”。
林贤治对权威的话有肯定，也有犀利的批评。之后，发表他独特的看法：“萧红明显地取性别文化的视角进入她的世界。由于她的眼光既是女性的，又是文化的，叙事就获得了超出政治斗争的宽度，除了日常生活，连同畜牲的、虫子的活动也都进入了生活的界面；此外，女性的弱质，无论作为主体或是客体，都有可能增加人性的深度。而人性，不是阶级性所可完全包容的。”“性别带有物质生命的规定性。即使男性关注到了妇女解放，也只能是理性的，而非生理的、情感的；即使情感，也是悲悯的、同情的、外部的，而不是像她这样，完全来自个人生活和情感经验的积累，是生命自身的呻吟与呼叫。”
这里提出的新观点是，萧红的女性视角上升为自觉的女性文化，女性弱质有助渗透人性深度。男性关注侧重理性和外在，这种关注本身具有局限性。作品的人性化自然比政治化、阶级性要宽广得多，也深刻得多。林贤治从自然、人性的大环境看萧红的作品，在萧红研究领域堪称独树一帜，因为终于回到了人与文，主体与客体的相依、默契的出发点上。
作者认为，萧红“顽强地表现自己，勇敢地挑战主流意识和霸权话语”，因此，“她的文学探索及成就，也就必然为广大文学同行所忽略、回避和贬损”。
萧红《呼兰河传》出版后，茅盾曾称赞“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多少年来，人们乐意传诵，以他的话为定论。林贤治再次挑战权威。他说茅盾把“小说的价值局限在作为田园牧歌式的美文上面，而无视它的思想价值”，“忽视了萧红的底层生活经验，和她与底层大众的固有的精神联系；忽视了作品对底层人物，尤其是女性日常事件的悲剧意义的发掘”。
深邃无比的《呼兰河传》，是萧红生命凝聚的版本。但是又有人责疑主题的“非宏大”。林贤治反诘：“像《呼兰河传》这样的文本，所叙是凡人琐事，而且又是散文化的写法，很可能被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中国弟子们看不起。可是，世界上的文学主题，有什么比人的生存本身更为‘宏大’的主题呢·”是啊，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复杂和难解·
“萧红的《呼兰河传》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整部作品没有《生死场》的湍急，却如大河般的开阔、浩荡、舒缓，然而流动的依然是无尽的忧伤……”作者凝练的诗的语言，触摸到《呼兰河传》的灵魂。
请读一读林贤治对该书第二章的评论：“第二章可以说是整部小说的华彩乐章，用语十分华丽。作者善于在氛围的渲染中勾勒细节，在流畅的叙述中生发议论，大喜大悲，亦喜亦悲，恰如一位油画家在画布上豪奢地倾倒他的颜料，又如一位盲音乐家一般地特别敏锐于各种声音，从歌哭、器乐、喧呼、昵语，直至静穆。”“作者表现了一个民俗学者和社会批判家的双重立场：一面记录、欣赏，一面观察、批评。文字的基调是热烈酣畅、温润而悲凉的，却又不时有讽刺切入。小说是复调的、交响的，弦乐之外有尖锐的号声。”从文学、绘画到音乐，作者全方位体现着萧红小说的优势，酣畅淋漓的文字把视觉、听觉的豪华感受献给读者，文字的烈度蔓延着，显然林贤治“把自己直接烧在那里面”了。
萧红在完成《呼兰河传》后，又写了讽刺小说《马伯乐》。就像路边的野花，虽然极少人关注她，但在林贤治这里，得到的呵护和赞美是前所未有的。“这是萧红对于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而又独特的贡献”。他赞赏萧红的讽刺手法，“深入到日常叙事与心理描写的每个部分，使之扩展成为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打击力量的艺术构型。其手段的丰富与纯熟，使人不敢相信，一个讽刺作家和一个抒情诗人竟然出现在同一个女性的身上”。被人们忽略和遗忘的花卉，被他一一拾起，搜集，精心推荐给读者。 《漂泊者萧红》是萧红的传奇故事。林贤治除了隆重介绍作为作家的萧红外，还集中笔力描写萧红作为女人的故事，这一部分可读性很强。作者根据回忆录和自传性作品综合改写，避免了小说的虚构。人物的内心独白和心理分析是作者驰骋想象的空间，这部分发挥得意外出色。从萧红的灵魂渗出的独白，细腻而飞扬。作者叙写萧红日常生活，注重细节，房间、家具、萧红的衣着及她匆忙奔波的身影，栩栩如生。人物、场景，转换自然逼真，如引人入胜的电影本。
萧红三十一年的生命，林贤治概括为“悲剧英雄”。萧红一生追求爱情。她对自己遍体鳞伤的命运总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林贤治把这句话写在扉页上，突出萧红对女性生存空间悲愤的诘问，也以此作为本书的导读，凸现他的忧虑和思考。作者认为“萧红的爱情悲剧说到底并非由性格酿成，而是文化价值观念深层冲突的结果，是男权社会处于强势地位的又一例证”，“萧红不曾屈服于传统道德，不因为爱而牺牲个人的价值与尊严，这才终于做定了中国婚姻史上的一名‘悲剧英雄’”。
萧红的每一次漂泊都是一种脱离樊笼的出逃，一种追寻新生活的试验，虽然屡遭伤害，但瘦弱如她，迸发的生命的顽强却胜过千千万万的女人。她勇敢，坚定，飞蛾扑火般的从容，追求自己认定的目标。被伤害之后，舔干自己伤口的血，依然重新燃起爱意和对新生活的期待。逼婚、逃婚、同居、怀孕，怀了Ａ的孩子与Ｂ同居，因为体弱贫穷，把亲生的孩子送人。最爱的人移情别恋，怀了Ｂ的孩子与Ｃ结婚，孩子死亡——女性的苦难和折磨，她几乎无一逃脱，走着最艰险的路，吞咽下全部苦水，这些重重叠叠的灾祸没有把她压垮。我想，也许任意挑十个甚至更多的女人，把他们全部的苦难加在一起，也不一定比得上她多。身为女人，她是无比坚强。有人说萧红的生活“乱七八糟”，这种非议是对萧红的侮辱，纷繁生活表象后面是萧红对于新生活追寻的不倦的热情。
萧红和萧军之后和端木蕻良的爱情故事，书中占了许多篇幅。林贤治无隙不入的穿透力，对人物细密的理解，与描述人物的功力，使鲜活的人物形象再现，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作者擅长把握人物的个性特点，深度解析人物之间关系。三人的细微心理变化都逃不过作者的眼睛，说不清理还乱的情感，在林贤治的笔下显得游刃有余。他不回避矛盾，依然继续辨士身份，为萧红追求爱情辩护。林贤治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说起萧军、端木蕻良，风霜刀剑；遇到萧红，则温润如玉。“萧军的‘兵气’和‘匪气’与他先天的生命气质相契合。他是暴烈的，像麦秸一样迅速燃烧起来。在他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欲望是荣誉欲，表面上宽宏大量，但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骄傲，因为他更爱的是他自己”。“在对待女性方面，萧军是轻浮的、庸俗的”，“萧军有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或者说很不公正的地方，就在于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事人’的样子，甚至一再回到一个‘保护人’的位置上，回避了萧红赴日的直接原因”。
萧红因萧军的移情别恋，一人出逃去了日本。东京未满一年的独居生活，信成了萧红纷繁情绪的窗口，林贤治读出了她的百媚千态。“留恋”过去萧军搀扶她走过的艰难岁月，现在的“寂寞”、“不安”，心情“又爱又怕”。“故意学了长辈的口气”，有时又用“中学生的口气”，有时“近于撒娇”。写了“带刺激的话”，“随即又感到不安”，“这就是女性的特质，在潜意识里，她在恳求：抚摸我罢！但是在文字上却表现得很平淡，纯叙述的”。东京生活表面上平淡无奇，似乎无处落笔，但姑娘信里的百转千回、浅唱低吟无一不曾被作者忽略；萧红有大江大河，也有小溪曲流。林贤治的全面细致，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鲜活的生命。
萧红对萧军的爱在信中化为细水般的絮叨。“船上买一点水果带着，但不要吃鸡子，那东西不消化，饼干是可以带的”。林贤治的评论道：“这种嘱咐无疑太琐碎了些，然而，正是这琐碎，构成了女人命运的全部，也是生活的全部。这琐碎的、细微的、不起眼的，对女人自身来说完全是瓦解性的，是不能承受之轻；但是对男人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蕴藏着生命所必需的润泽与温暖。”这是解读萧红和萧军，也是在解读女人和男人。
发现萧军不忠后，视自由为生命的萧红，在屈辱和痛苦中挣扎，终于受不住了大声嚷嚷：“我爱萧军，今天还爱——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我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听说萧红与萧军分手，朋友眼里的萧红变得大逆不道。林贤治在这个关键时刻坚挺萧红，再做辩士，他的声音是急切的：“那么多的所谓的朋友，为什么关心的只是萧军的妻子，而不是一个叫萧红的女人·为什么只是指责分手，而不问引起分手的根由·为什么只是究诘与某个男人的结合是否合适，而不考虑对于爱的追求本身是否必要·男女之爱，只有一个真实与否，忠诚与否的问题，而根本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当一个人已经获得独立，并且全身心爱着的时候，为什么要阻扰她、而不是鼓励她呢·爱情本来就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而不是使她从一种束缚走向别一种束缚，为什么要向你们的朋友抛出那么多冷酷的绳索呢·”五个问句，句句紧逼，一连串的拷问，直指向萧红放冷箭的朋友。问天，问地，问社会。他赞赏萧红“在朋友的包围中，萧红成了世界上最勇敢的女人！”然后又回到问题的症结处，又是女人。“女人是谁·一个符号、一种标签，而且只有在阐释男人的时候，才可能获得附带的意义。关于女人存在的价值，权力与尊严，在文化圈里，恐怕没有别的女性比萧红的认识更深，因为她在男人世界中所受的伤害是过于惨重了！”祥林嫂是符号，是标签，有文化的萧红也未能幸免。那么环视现代女性呢·
萧红终于离开了萧军，投入端木蕻良的怀抱。萧红为什么选择他·林贤治从端木蕻良外貌、风度、气质到作品，进而分析萧红的心态，提供了萧红选择他切实的理由。“从审美的角度，萧红是喜欢特异性和弱质性的。端木蕻良外表的文弱，包括发式与着装，一副前卫艺术家的样子，恐怕一开始就获得萧红的好感。在文学才华方面，应当说，他是胜于萧军的，而且更带阴柔性质”，“论作品，端木蕻良与萧红都具有乡土感。萧红作品中的诗性特质，与他的小说有更多相通的地方”。小布尔乔亚，“又恰恰构成作为女人的萧红所喜欢的日常生活中的情趣”，“端木蕻良不只是尊敬萧红，而且大胆地赞美萧红作品的成就超过了萧军，这正是萧红所要求的”，萧红太需要这份理解和尊重。萧红获得了一种知己之感，多年来不断遭到伤害的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即使仅仅得到对方的尊重，萧红便可以不顾一切地去爱，哪怕他是魔鬼！” 当然端木蕻良不是魔鬼，是与萧军不同的另类文艺青年。在林贤治的笔下，他也同样被剥去外套，灵魂赤裸。“九·一八”之前，端木蕻良过的“完全是少爷的生活”；他的性格：“彻骨的忧郁”与“繁华的热情”并存，“爱美甚于爱真”。“他颇有点浪漫骑士派头，对妇女抱有同情心，然而缺乏的是报打不平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的决心。堂－吉诃德那样大战风车的疯狂，他是全然没有的。相反，他依然一副公子哥儿的脾性，视贵族特权为当然”，“端木蕻良一派自由艺术家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次日十二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烧饭洗衣，办事，看望朋友，全是萧红。有一次，当着朋友的面，对萧红正在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用轻蔑的语气夹着鄙夷的笑声说：‘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萧红的脸红了，极力声辩着……朋友觉得不平，又不好插话，默默走开”。
叙述了这个细节，林贤治有一段议论：“爱情是在一种最令人感动的姿态下出现的。然而，这时对萧红来说，感动已成过去。多么短暂。同居是以一种亚婚姻的方式组建的男女二人共同体，如果说一定要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来确保相关者的自由与安全的话，那么这种牺牲应当是等量和等价的。在这一意义上，爱和公正是一回事。因此，在现代家庭中，是不能有代表者和被代表者、支配者和被支配者、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端木是不肯牺牲自己的。自私，矫饰，畏葸，不负责任。”大难当头，端木蕻良竟遗弃萧红，只身潜逃。萧红在医院最后的日子里，他可以把她托付给别人，自己不见踪影，“两个男人，两个房间，两个房间是一样的阴暗”。
全书的结尾是发人深省的。作者引一位哲人的话：如果是一条鱼，要想把鱼鳍变成翅膀，它将意味着死亡。而萧红是一只长着鱼鳍的鸟。“吟游的海浪，日夜涌唱着浩大的英雄史诗。有谁会在意一个关于鱼的飞翔的小小传奇·即使故事不曾为水族所遗忘，那梦想，那隐秘的灵魂、骨头、心跳，都已在讲叙的悲剧的情节中失传……”“长着鱼鳍的鸟”，极具象征意义。应证萧红的话，“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落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又觉得——我会掉下来”。她不幸掉下来了，她才三十一岁，但她毕竟振动羽翼，用力飞过了。
萧红一生追求爱情和自由，一次次反抗，一次次失败。作者追随萧红漂泊的足迹，在叙事诗式淙淙流淌的进程中，不断探索萧红的内在的精神实质。萧红作品被低估，生命被摧毁。悲剧英雄，悲从何来·林贤治的深情辩护，引导读者关注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尤其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冲突。
林贤治的语言畅达、透明。读者可以一脚跨进他设置的环境，无论是圈里圈外的人，都可以平等直接进入他的故事。这种读写之间的交流无屏障阻隔，是直接的，也是亲密和强烈的。叙述充满人性，还有细心周全的体察，萧红的喜怒哀乐，紧张、焦虑、凄楚、无助、寂寞、疲惫、痛苦，所有的一切，都化为可读的文字。比起其他的萧红传，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洋溢着独特的人格，这是萧红传记中的最深情、最彻底的版本，渗透在每个字中的爱是无法抗拒的，那独特的思想、尖锐的批评和至情的文字令我感慨嘘唏。林贤治一直关注弱小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心灵轨迹，这是飞翔的灵魂“长着鱼鳍的鸟”与自由灵魂的相遇相识，是以心会心的体验，他的声音无法模拟，他的文字难以重复。他对人物的关爱更广更深，无论是萧红的生活、写作、爱情、还是婚姻，在别人搁笔的地方，林贤治依然能发现异常，追寻冲突，挖掘根源，直逼人物的灵魂，进而拷问社会。六十岁的男人看三十岁的萧红是透彻而有底气的。
在岁月里漂泊，在风雨中舞剑，她是那么勇敢，她是那么美。
萧红，不管隔多久，五十年，一百年；不管隔多远，南方、北方、东半球、西半球，有人懂你，这份爱和理解会让你欣慰。想起你的《沙粒》：
七月里长起来的野菜
八月里开花了。
我伤感它们的命运，
我赞叹它们的勇敢。
我们伤感你的命运，我们赞叹你的勇敢。又想起你的《春曲》：
那边清溪唱了，
这边树叶绿了，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姑娘啊！春天到了。你看见了吗·
（林贤治：《漂泊者萧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