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世界历史上所有爆发的传染病，一开始均给公众带来恐慌，给政府带来紧张，给学者们带来好奇，并由此造就出伟大的科学家，产生出伟大的科学发现、科学发明及科学创新。艾滋病也不例外。
1981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医生发现了4例患严重肺部感染的病人。这种名为肺孢子虫的霉菌感染，仅见于严重免疫缺陷，或极度免疫抑制的病人。而且，这4位病人均为同性恋。因此，在这组“病例串”报告刊登在医学界权威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后，医学界将这个不明原因的疾病命名为“同性恋免疫缺陷综合征”。
但在一年内，接受输血治疗的血友病病人、异性传染及母婴传染的病例相继产生，医学界遂将此病的名称更改为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中文简称为艾滋病。
那时，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几乎为100%，没有地方肯收治患艾滋病的患者，甚至患者家人也恐惧地远离，病人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很多国家对AIDS高发地区发出了旅游警示及禁令，疫区的国际贸易及交往停滞。当时，AIDS的致病原因及传播途径都不明确，人们处于惊恐状态，避免握手、戴口罩、关闭公共游泳池的行动席卷欧美。
科学家们开始推测，导致疾病的罪魁应该是一種病毒，而人类免疫功能的“沦陷”应该是从血液系统开始的。因此，科学家们开始联想到一个可以导致白血病的病毒HTLV。
西诺西是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细胞培养高手。1983年，西诺西按常规将艾滋病病人的淋巴细胞从淋巴结中分离，放入含有培养液的培养皿内，置于37度培养箱内。若按HTLV的培养经验，两个月后，培养皿内的淋巴细胞会因致癌基因启动而疯长，上清液可检测出逆转录酶。
西诺西没有按常规等到两个月再观察检测，而是每隔一周观察一次。在第二周，一个异常的现象发生了，培养皿中的淋巴细胞开始死亡，同HTLV完全相反。她马上迅速分离健康人的淋巴细胞，并将其加入到培养皿中，相当于给未知病毒添加了“食物”。又过了两周，她从上清液中检测出了逆转录酶，证明了逆转录病毒的存在。同时，在电子显微镜专家的配合下，西诺西从淋巴细胞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病毒。这个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从而奠定了未来的诺贝尔奖。1986年，这一病毒被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简称为HIV。
研究显示，HIV的前身是寄生于客麦隆大猩猩及非洲绿猴身上的SIV病毒。这种病毒较温和，能减弱大猩猩的免疫力，但不致命。非洲部落民族捕食大猩猩，SIV跳跃到人类，演变为致命的HIV。基因研究显示，第一个人类感染的病例可追溯到1900年，随着象牙及橡胶交易，于1920年蔓延至刚果首都金沙萨。20世纪60年代，HIV才随着移民顺着新建的铁路走出刚果，逐渐蔓延到全非洲及全世界。
HIV进入血液，结合CD4淋巴细胞表面的CD4及CCR5受体，进入细胞。这种被称为“T辅助细胞（T-help）”的CD4淋巴细胞亚群，是识别病毒的第一道防线。HIV还可进入巨噬细胞、肠、阴道黏膜细胞，可侵犯包括大脑在内的几乎所有器官。
HIV可通过输血、性交、接吻的唾液和哺乳传播。因为HIV是RNA病毒，属于逆转录病毒，极不稳定，极易变异，躲避治疗，所以单一药物无法控制。同时，它破坏的是我们抵抗病毒的免疫系统，让机体无力反击。在感染HIV后急性发病时，其表现如同重感冒，很容易被忽视。HIV可沉睡于我们的细胞中，进入静止期，可潜伏7年～10年。此时，抗病毒治疗对其无效，无法被清除。它可整合于细胞的DNA中，相当于我们自己的细胞变成了敌人，伺机大量复制，摧毁免疫系统，形成艾滋病。
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发明之前，艾滋病患者的寿命仅有3年。至今，仍有近3700万人被HIV感染。美国的卫生部长曾宣布美国可在3年内生产出疫苗，预防艾滋病。小布什也曾通过开展“节欲”来预防及控制艾滋病，结果全都失败。
1995年，纽约艾伦·戴孟德艾滋病研究中心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借鉴治疗结核病及白血病的经验，提出了“更早更狠”的艾滋病联合治疗理念，即“鸡尾酒疗法”——联合三种以上的药物，实施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即“ART”，开创了抵抗HIV耐药的新纪元。他也因此成为1996年《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荣登杂志封面。“鸡尾酒疗法”的普及应用，使艾滋病患者早亡的趋势在2004年得到逆转，寿命显著延长，预期寿命直追一般人群。
HIV很狡猾，它完美地运用着达尔文的进化论，躲避着我们的免疫系统，耐受着药物的打击，剩下的是那些“强悍”的适应者。1996年，纽约的科学家发现这样一些同性恋者，他们的伙伴相继染病并辞世，而他们却未感染HIV。基因分析显示，这群人先天具有一种基因缺陷，他们的CCR-5基因缺少32个碱基（又称CCR-5△32），因而导致细胞膜外的CCR-5受体断臂。HIV要进入细胞，需要同时结合细胞膜上的CD4受体及CCR-5受体，否则无法进入细胞。这群病人的基因缺陷，保护了他们不受HIV威胁。这篇文章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远在德国，吉罗·胡特（GeroHutter）正在柏林洪堡大学医学院读三年级，他碰巧读到《科学》杂志的这篇文章，于是冒出了一个念头：毕业后当血液科医生、找到患艾滋病的白血病病人、给他实施CCR-5△32基因的骨髓移植、将艾滋病和白血病一起治愈。 10年后，胡特如愿在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成为一名血液科主治医生。一天，一个特殊的病人出现了。
他叫布朗，1995年罹患艾滋病，自1996年开始接受ART疗法后，病情平稳。2006年，在柏林教英语的布朗又不幸罹患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cutemyeloid leukemia），这两种恶魔的叠加，相当于判了他死刑。布朗到柏林大学医学院求医，开始接受ART及抗肿瘤的联合化疗。但是，艾滋病及白血病的病情不断加重，布朗正走向死亡。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常规治疗的选择。
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人物，机会钟爱着有准备的胡特医生。他通过世界最好的骨髓库，找到了双基因的CCR-5△32骨髓供体。
随着移植骨髓在布朗的体内“种植、生长、繁殖”，布朗的艾滋病及白血病都得到了缓解，他停用了ART。血液检查、肠道及大脑活检结果证明，布朗体内的HIV被清除了。4年后，第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诞生。2009年，胡特将布朗的病例报告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布朗从此被世界称为“柏林病人”。他标志着人类可治愈艾滋病，HIV不是不可战胜。
在与艾滋病病毒的较量中，人类可谓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柏林病人”的启示下，科学家不断尝试，再创奇迹。
2014年3月，Tebas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了首个基因治疗艾滋病的临床研究结果。Tebas团队将艾滋病患者未感染HIV的淋巴细胞取出，利用基因剪刀（Zinc finger酶）将CCR-5△32基因切除，再回输给艾滋病患者，希望这些修饰过的淋巴细胞成为病毒不侵的“战士”，在体内与HIV抗争。一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让人兴奋，12个病人中，CD4淋巴细胞数量均有增多，一半病人的HIV计数下降，其中一个病人的HIV被清除。
2019年9月，解放军307医院的陈虎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了一例接受新型基因剪刀（CRISPR）修饰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的病例。
同“柏林病人”一样，接受治疗的27岁病人同时罹患白血病和艾滋病，陈虎团队利用CRIPR基因修饰技术，将健康供体骨髓造血干细胞的CCR-5基因“敲除”，对病人实施骨髓移植。经19个月观察，病人的白血病处于缓解状态，5%的CD4淋巴细胞为CCR-5缺失的细胞。
目前，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有：研发高效的HIV疫苗、诱导治疗性抗HIV抗体、保护及扩增抗HIV免疫细胞（CD8）、扩展基于CCR-5的基因治疗及药物研发、开发长效的ART药物、探索激活沉睡病毒的途径、寻找根治及治愈AIDS的方法等。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了治疗HIV及AIDS的指南，基于循证医学的证据及人权的原则，提出对所有HIV阳性的人群，无论是成人、少年、儿童、婴儿实施ART治疗。对HIV阳性的孕妇实施治疗，预防母婴HIV传染，并将治疗延续到哺乳期及终生。
经过30年的努力，艾滋病患者的預期寿命延长了近20年。如今，接受治疗的20岁HIV携带者及AIDS病人，寿命可达60岁～65岁。
联合国设定了2020目标：90%的HIV携带者得到筛查诊断，其中90%接受ART治疗，90%HIV携带者得到达标控制（每毫升血中HIV复制数量小于200，或达到阴性），即90：90：90。2030终极目标是95：95：95，将世界每年新感染HIV人群降至20万以下，终止艾滋病流行。
为了实现2020及2030目标，各国需要加强HIV传播的预防，在按照新的UNAIDS指南的前提下，还要消除对边缘群体，如同性恋、吸毒者、性工作者及变性者的各种歧视，鼓励他们接受HIV筛查，及时接受ART治疗。加强青少年的疾病知识普及以及性健康教育，提供预防HIV传播的指导及工具等。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过，艾滋病改变了世界。同时，艾滋病也改变了整个科学研究。从人类面对及征服艾滋病的过程中，人类诠释了艾滋病的自然规律。在科学发现的基础上，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系列治疗方法，改变了HIV的自然致病规律，控制住了疾病。
1981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医生发现了4例患严重肺部感染的病人。这种名为肺孢子虫的霉菌感染，仅见于严重免疫缺陷，或极度免疫抑制的病人。而且，这4位病人均为同性恋。因此，在这组“病例串”报告刊登在医学界权威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后，医学界将这个不明原因的疾病命名为“同性恋免疫缺陷综合征”。
但在一年内，接受输血治疗的血友病病人、异性传染及母婴传染的病例相继产生，医学界遂将此病的名称更改为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中文简称为艾滋病。
那时，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几乎为100%，没有地方肯收治患艾滋病的患者，甚至患者家人也恐惧地远离，病人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很多国家对AIDS高发地区发出了旅游警示及禁令，疫区的国际贸易及交往停滞。当时，AIDS的致病原因及传播途径都不明确，人们处于惊恐状态，避免握手、戴口罩、关闭公共游泳池的行动席卷欧美。
人类免疫功能的“沦陷”
科学家们开始推测，导致疾病的罪魁应该是一種病毒，而人类免疫功能的“沦陷”应该是从血液系统开始的。因此，科学家们开始联想到一个可以导致白血病的病毒HTLV。
西诺西是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细胞培养高手。1983年，西诺西按常规将艾滋病病人的淋巴细胞从淋巴结中分离，放入含有培养液的培养皿内，置于37度培养箱内。若按HTLV的培养经验，两个月后，培养皿内的淋巴细胞会因致癌基因启动而疯长，上清液可检测出逆转录酶。
西诺西没有按常规等到两个月再观察检测，而是每隔一周观察一次。在第二周，一个异常的现象发生了，培养皿中的淋巴细胞开始死亡，同HTLV完全相反。她马上迅速分离健康人的淋巴细胞，并将其加入到培养皿中，相当于给未知病毒添加了“食物”。又过了两周，她从上清液中检测出了逆转录酶，证明了逆转录病毒的存在。同时，在电子显微镜专家的配合下，西诺西从淋巴细胞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病毒。这个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从而奠定了未来的诺贝尔奖。1986年，这一病毒被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简称为HIV。
从非洲蔓延开来
研究显示，HIV的前身是寄生于客麦隆大猩猩及非洲绿猴身上的SIV病毒。这种病毒较温和，能减弱大猩猩的免疫力，但不致命。非洲部落民族捕食大猩猩，SIV跳跃到人类，演变为致命的HIV。基因研究显示，第一个人类感染的病例可追溯到1900年，随着象牙及橡胶交易，于1920年蔓延至刚果首都金沙萨。20世纪60年代，HIV才随着移民顺着新建的铁路走出刚果，逐渐蔓延到全非洲及全世界。
HIV进入血液，结合CD4淋巴细胞表面的CD4及CCR5受体，进入细胞。这种被称为“T辅助细胞（T-help）”的CD4淋巴细胞亚群，是识别病毒的第一道防线。HIV还可进入巨噬细胞、肠、阴道黏膜细胞，可侵犯包括大脑在内的几乎所有器官。
HIV可通过输血、性交、接吻的唾液和哺乳传播。因为HIV是RNA病毒，属于逆转录病毒，极不稳定，极易变异，躲避治疗，所以单一药物无法控制。同时，它破坏的是我们抵抗病毒的免疫系统，让机体无力反击。在感染HIV后急性发病时，其表现如同重感冒，很容易被忽视。HIV可沉睡于我们的细胞中，进入静止期，可潜伏7年～10年。此时，抗病毒治疗对其无效，无法被清除。它可整合于细胞的DNA中，相当于我们自己的细胞变成了敌人，伺机大量复制，摧毁免疫系统，形成艾滋病。
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发明之前，艾滋病患者的寿命仅有3年。至今，仍有近3700万人被HIV感染。美国的卫生部长曾宣布美国可在3年内生产出疫苗，预防艾滋病。小布什也曾通过开展“节欲”来预防及控制艾滋病，结果全都失败。
1995年，纽约艾伦·戴孟德艾滋病研究中心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借鉴治疗结核病及白血病的经验，提出了“更早更狠”的艾滋病联合治疗理念，即“鸡尾酒疗法”——联合三种以上的药物，实施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即“ART”，开创了抵抗HIV耐药的新纪元。他也因此成为1996年《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荣登杂志封面。“鸡尾酒疗法”的普及应用，使艾滋病患者早亡的趋势在2004年得到逆转，寿命显著延长，预期寿命直追一般人群。
“柏林病人”的神话
HIV很狡猾，它完美地运用着达尔文的进化论，躲避着我们的免疫系统，耐受着药物的打击，剩下的是那些“强悍”的适应者。1996年，纽约的科学家发现这样一些同性恋者，他们的伙伴相继染病并辞世，而他们却未感染HIV。基因分析显示，这群人先天具有一种基因缺陷，他们的CCR-5基因缺少32个碱基（又称CCR-5△32），因而导致细胞膜外的CCR-5受体断臂。HIV要进入细胞，需要同时结合细胞膜上的CD4受体及CCR-5受体，否则无法进入细胞。这群病人的基因缺陷，保护了他们不受HIV威胁。这篇文章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远在德国，吉罗·胡特（GeroHutter）正在柏林洪堡大学医学院读三年级，他碰巧读到《科学》杂志的这篇文章，于是冒出了一个念头：毕业后当血液科医生、找到患艾滋病的白血病病人、给他实施CCR-5△32基因的骨髓移植、将艾滋病和白血病一起治愈。 10年后，胡特如愿在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成为一名血液科主治医生。一天，一个特殊的病人出现了。
他叫布朗，1995年罹患艾滋病，自1996年开始接受ART疗法后，病情平稳。2006年，在柏林教英语的布朗又不幸罹患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cutemyeloid leukemia），这两种恶魔的叠加，相当于判了他死刑。布朗到柏林大学医学院求医，开始接受ART及抗肿瘤的联合化疗。但是，艾滋病及白血病的病情不断加重，布朗正走向死亡。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常规治疗的选择。
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人物，机会钟爱着有准备的胡特医生。他通过世界最好的骨髓库，找到了双基因的CCR-5△32骨髓供体。
随着移植骨髓在布朗的体内“种植、生长、繁殖”，布朗的艾滋病及白血病都得到了缓解，他停用了ART。血液检查、肠道及大脑活检结果证明，布朗体内的HIV被清除了。4年后，第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诞生。2009年，胡特将布朗的病例报告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布朗从此被世界称为“柏林病人”。他标志着人类可治愈艾滋病，HIV不是不可战胜。
屡败屡战
在与艾滋病病毒的较量中，人类可谓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柏林病人”的启示下，科学家不断尝试，再创奇迹。
2014年3月，Tebas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了首个基因治疗艾滋病的临床研究结果。Tebas团队将艾滋病患者未感染HIV的淋巴细胞取出，利用基因剪刀（Zinc finger酶）将CCR-5△32基因切除，再回输给艾滋病患者，希望这些修饰过的淋巴细胞成为病毒不侵的“战士”，在体内与HIV抗争。一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让人兴奋，12个病人中，CD4淋巴细胞数量均有增多，一半病人的HIV计数下降，其中一个病人的HIV被清除。
2019年9月，解放军307医院的陈虎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了一例接受新型基因剪刀（CRISPR）修饰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的病例。
同“柏林病人”一样，接受治疗的27岁病人同时罹患白血病和艾滋病，陈虎团队利用CRIPR基因修饰技术，将健康供体骨髓造血干细胞的CCR-5基因“敲除”，对病人实施骨髓移植。经19个月观察，病人的白血病处于缓解状态，5%的CD4淋巴细胞为CCR-5缺失的细胞。
目前，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有：研发高效的HIV疫苗、诱导治疗性抗HIV抗体、保护及扩增抗HIV免疫细胞（CD8）、扩展基于CCR-5的基因治疗及药物研发、开发长效的ART药物、探索激活沉睡病毒的途径、寻找根治及治愈AIDS的方法等。
全世界在行动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了治疗HIV及AIDS的指南，基于循证医学的证据及人权的原则，提出对所有HIV阳性的人群，无论是成人、少年、儿童、婴儿实施ART治疗。对HIV阳性的孕妇实施治疗，预防母婴HIV传染，并将治疗延续到哺乳期及终生。
经过30年的努力，艾滋病患者的預期寿命延长了近20年。如今，接受治疗的20岁HIV携带者及AIDS病人，寿命可达60岁～65岁。
联合国设定了2020目标：90%的HIV携带者得到筛查诊断，其中90%接受ART治疗，90%HIV携带者得到达标控制（每毫升血中HIV复制数量小于200，或达到阴性），即90：90：90。2030终极目标是95：95：95，将世界每年新感染HIV人群降至20万以下，终止艾滋病流行。
为了实现2020及2030目标，各国需要加强HIV传播的预防，在按照新的UNAIDS指南的前提下，还要消除对边缘群体，如同性恋、吸毒者、性工作者及变性者的各种歧视，鼓励他们接受HIV筛查，及时接受ART治疗。加强青少年的疾病知识普及以及性健康教育，提供预防HIV传播的指导及工具等。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过，艾滋病改变了世界。同时，艾滋病也改变了整个科学研究。从人类面对及征服艾滋病的过程中，人类诠释了艾滋病的自然规律。在科学发现的基础上，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系列治疗方法，改变了HIV的自然致病规律，控制住了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