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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社处于发展初期，理监事会对其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构建以SCP分析范式为基础的理论模型，采用对我国省级以上果蔬类示范社的调查数据，分析理监事会特征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定的理监事会成员规模有助于合作社利润率提升；理事长持股比例的提高有助于合作社利润率的提升，但会导致惠顾额返利率降低；理监事会成员交易量占比提高，有利于合作社利润率和惠顾额返利率的提升；理监事会开会次数的增长不利于合作社利润率的提升。因此，需要保持合理的理监事会成员规模，吸引规模经营的专业化农户进入理监事会，允许理事长持有合理的合作社股份，通过多途径沟通提高决策效率，少开无目的、低效率的会议。
关键词：合作社治理；理监事会特征；农民合作社；利润率；惠顾额返利率；理监事会规模；理事长持股；成员交易量；理监事会会议
中图分类号：F321.42；F27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6001808
一、引言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速度非常快。工商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4月，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137.3万户，出资总额3万亿元。这些农民合作社的存在，较好改善了传统小农应对大市场的能力，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尤其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这些农民合作社成为支持农民工和大学生返乡创业的重要法人载体，成为缓冲农村劳动力就业波动的“蓄水池”，也成为农民可以利用的增收致富的组织平台。但当前对于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同样存在不少争议，认为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数量有余、竞争力不足、规范性欠缺，更有一些研究质疑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农民合作社组织（邓衡山 等，2014；邵科 等，2014；王军，2015）。这种争议既源于法律规章的不完善、行政执法的不到位，也源于农民合作社特殊产权结构诱发的搭便车、失业、投资组合等问题（Cook，1995），更源于成员对合作社的参与不足以及合作社治理结构不完善所导致的少数能人控制等问题（徐旭初 等，2014）。
鉴于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处于发展初期，理监事会成员（尤其是理事会成员既是核心投资者，更是关键经营者）、理监事会特征对于组织治理与绩效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本文将在借鉴前人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分析理监事会特征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并以我国果蔬行业的农民合作社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以明确怎样的理监事会特征才更有利于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关于合作社理监事会特征与合作社绩效的关系问题，理论界做过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探索。比如，Burress et al（2012）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在美国规模较小的理事会有助于提升合作社的财务绩效，而规模稍大一点的理事会有助于提升合作社非财务绩效；此外，给予外部理事投票权，有助于提升合作社的绩效水平。Franken et al（2015）对理事会结构与合作社绩效关系的分析表明，理事会规模、理事会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理事会持股比例对合作社的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外部理事的引入能够提高合作社产业知识结构和决策的科学性，能够提升合作社的绩效。
王军，邵科：理监事会特征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
近些年，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合作社治理问题，认识到我国合作社发展存在内部人控制引发的治理失范问题，合作社的监督、决策和激励机制等都不太完善，并且这种情况在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崔宝玉，2012）。然而，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不多，现有研究中，黄胜忠等（2008）利用有序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发现理事会规模、理事会中核心成员的比例、理事会成员的工资占合作社当年盈余的比重等因素对合作社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徐旭初等（2010）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治理机制对合作社绩效影响的具体路径及相互关系，发现较高的股权集中度、理事会成员数和核心成员在理事会中的比例以及牵头人担任社会职务对合作社绩效影响较大。邵科等（2014）也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成员参与下的合作社股权、惠顾和治理结构对组织绩效可能造成的影响，发现股权结构和惠顾结构会对合作社的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治理结构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并不明显。
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涉及农民合作社治理层面的自变量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但是往往只是把理监事会特征作为治理结构变量的组成内容之一对待，相关变量的设计还不够细腻和周全。此外，这些研究大都忽视了成员参与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而实际上合作社成员参与对于组织经营效益和规范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邵科 等，2013）。本研究将进一步聚焦理监事会特征对于组织绩效的影响，并将成员参与层面的变量作为关键控制变量进行重点分析，以期更为深入、客观地探究理监事会特征对我国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1.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即SCP分析范式分析合作社理监事会特征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可以用以下方程式进行表示：
pt-s=βat+ηt
at-s=cτ+εt
令s=0，可以得到：
p1=β（cτ+εt）+ηt
其中，p代表合作社绩效（如利润等会计指标等），a代表决策者的行为（如对CEO的任免等），c代表决策者的特征（如理事会结构或规模等），t代表时间，β、和μ是需要测算的参数，η、ε和ξ代表随机干扰项。同时，考虑到成员参与对合作社绩效的潜在影响，本文加入成员参与等控制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Performance*i=αBoardi+βparticipatei- γControli+θi
其中，Performance*i表示合作社绩效，Boardi表示理监事会特征变量，participatei为成员参与变量，Controli为其他控制变量，α、β、γ是需要测量的参数，θi表示随机干扰项。
2.因变量（合作社绩效）测度
学术界对于合作社绩效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三种：基于经济效率的方法、基于财务比率的方法（Sexton et al，1993）和综合绩效法。基于经济效率的方法主要考察合作社的资源配置效率，包括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等指标，如Porter et al（1987）通过建立生产函数比较合作社与投资者所有企业的效率。基于财务比率的方法则是衡量合作社的资产收益率、资本杠杆、偿债能力、价值增加等指标，如Sexton et al（1993）、Lerman et al（1990）运用这些指标对不同行业的合作社以及合作社与其他经济组织的效率进行了比较。Rabirou et al（2013）提出，成功的合作社必然有完善的财务体系，用财务类指标衡量合作社绩效是可行的。然而，要评价合作社的绩效还必须考虑合作社向成员提供的非市场收益（Parliament et al，1990）。因此，国内一些研究者提出了综合绩效法，如徐旭初（2009）构建了衡量合作社绩效的指标体系。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考虑数据获得可能性和真实性等因素的基础上，选择可分配盈余占销售额的比例（即利润率）以及合作社按惠顾额返利的比例（即惠顾额返利率）来衡量合作社绩效，这样可以避免选择利润率单一指标的失真可能，并能够从规范性的角度（普通成员的利益分享）来测度农民合作社的绩效。
3.自变量（理监事会特征）选择及研究假设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影响着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并对公司绩效产生明显影响，这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的焦点（李斌 等，2005）。借鉴公司治理领域中将董事会特征分为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构成、董事会会议频率等维度进行变量设计和分析的思路（赖建清 等，2004），本文从理监事会规模特征、理事长股权特征、理监事会业务特征和治理特征等维度研究和分析理监事会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别于公司中董事会与监事会之间的权责划分比较清晰、监事会对日常经营影响不大，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农民合作社，理、监事会之间的功能区分相对模糊，尤其是核心能人既可能任职于理事会，也可能任职于监事会。因此，在本文当中，将理、监事会作为一个核心整体看待，研究其对合作社绩效的可能影响。同时，鉴于理事长作为合作社带头人在理监事会中具有的关键价值，本文也选取了理事长持股比例指标进行分析。
（1）理监事会规模特征：用理监事会成员数量衡量。集体行动理论认为，理事会规模越小，越有利于提高决策科学性和监督主动性，而规模越大可能会导致每位理事发表意见的时间和机会减少。因此，理论上而言，理事会规模越小可能越有利于提升合作社绩效，最优理事会的规模取决于理事数量增多后对决策能力提升与决策成本之间的权衡（Franken et al，2013；Burress et al，2012）。但资源依赖理论却认为，企业能够依托更大规模的理事会从外部获取资金、信息和客户等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绩效。目前中国农民合作社基本尚未建立起职业经理人队伍，理监事会成员作为决策者、监督者和日常经营者的身份相对重叠，因此，理监事会成员数量的增加会将理事和监事所具有的资源禀赋，特别是销售渠道、种植（养殖）技术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等关键性要素带到合作社中。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理监事会成员数量增长有助于合作社利润率水平提升，但是否有利于惠顾额返利率水平提升则并不明确。
（2）理事长股权特征：用理事长持股占合作社股金比例衡量。在公司治理研究中，股权结构被作为影响公司绩效的关键变量来考虑（施东晖，2000）。对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农民合作社而言，理事长往往是最大股东，对合作社发展最具影响。同时，理事长具有集所有者、经营者为一身的特征，其持股比例越高，组织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越小，理事长也会越有动力去全身心投入合作社经营事务。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a：理事长持股比例的提高有助于合作社利润率水平的提升。同时，随着理事长持股比例的提高，其更倾向于按照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因此提出假设2b：理事长持股比例提高会促使惠顾额返利率水平降低。
（3）理监事会业务特征：用理监事会成员交易量占合作社交易总量比例衡量。理论上讲，经营者可以通过股金分红、交易量（额）返利、工资或补贴等方式从合作社获取利益；同时，只有在获取充分的利益时，才能保证经营者的持续努力和组织忠诚（王军，2011）。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农民合作社理监事会成员工资性收入的份额很少甚至没有，因此除了持有合作社股份，对经营者最大的激励来自于按交易量（额）返利。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理监事会成员交易量占农民合作社总交易量比例的提高，会促进合作社利润率和惠顾额返利率水平的提升。
（4）理监事会治理特征：用理监会开会次数衡量。公司治理理论认为，虽然可能是不良的公司绩效才触发了更频繁的董事会会议，但董事会会议频率的增加可能还是会有利于公司后期的绩效改善（宋增基 等，2008）。合作社理监事会的职能虽然不同于董事会，但理监事会会议的定期召开有助于解决组织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同时理监事会会议的定期召开也反映出合作社规范有序的运行状态。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理监事会会议次数的增加能促进农民合作社利润率的提升，但是否有利于惠顾额返利率水平提升则并不明确。
4.控制变量（成员参与）选择
成员参与变量主要从股权、业务和管理参与三个维度进行测量。
（1）股权参与：用持股成员占全体成员的比例衡量。正如一些研究者提出的，农户参与合作社的逻辑是“有利则来，无利则往”（苑鹏，2014），广大成员不关心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成员没有入股合作社，只愿意获得利益而不愿意承担风险。如果成员拥有合作社股权就会成为合作社的所有者，就会积极参与合作社管理，监督合作社运作，通过股金分红和公积金量化份额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并且能够增强普通成员在合作社中的话语权（潘劲，2013）。因此，成员持股会对农民合作社利润率和惠顾额返利率产生积极影响。 （2）业务参与：用成员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比例来衡量。作为惠顾者的成员在合作社交易中居于主体地位，成员越是通过合作社销售产品，越倾向于让合作社按惠顾额返利。这也有助于合作社实现统一销售，并且反向引导成员进行标准化生产，最终促进合作社盈利水平提升。
（3）管理参与：用成员向合作社提出的异议（意见建议）数衡量。赫希曼（2001）最先全面分析了异议、投票和退出权对于组织治理的作用。国内理论界对退出权与合作社绩效的研究较多，得出的结论也较为一致，即成员的退出能力越强，越能够对经营者起到威慑作用，合作社的绩效越好（黄胜忠，2008；徐旭初 等，2010）。成员表达异议的能力越强，或者越积极向合作社经营者提出不同意见或建议，越有利于提高合作社决策的科学性。但反过来看，短期内成员提出异议的数量多，可能说明合作社的运作存在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这些成员异议，会降低成员对合作社的认同度，甚至会逼迫部分成员退出合作社，不利于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成员异议（意见建议）对合作社利润率水平和惠顾额返利率水平存在影响，并且可能是负面的影响。
此外，本文还选取合作社成员数量的对数值用以衡量合作社的组织规模水平，作为其他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进行考虑。
三、数据来源、模型估计与结果讨论
1.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的样本数据采集自2013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主办的农民合作社培训班。样本对象全部为省级以上的果蔬类示范社，问卷调查采取工作人员指导说明下的合作社负责人自填方式，问卷回收过程中工作人员对每一份问卷的完整性等进行了仔细核对，确保了问卷的数据质量。总计发放问卷110份，回收有效问卷101份，有效回收率为91.8%。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样本合作社的利润率并不低，但惠顾额返利率平均值为56%，低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要求的60%水平。同时，合作社理监事会规模不大（在10人以内），理事长普遍持有超过20%的合作社股份，理监事会成员的交易量占合作社交易量的比例超过3成，合作社的年度理监事会召开次数超过10次。合作社成员的股权参与度不高，平均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员持有合作社的股份；合作社成员的业务参与水平较高，成员交易量占合作社交易总量的比例高达76.48%；每个合作社平均有6.48位成员向组织提出意见建议。
2.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借助Stata分析软件针对理监事会特征对合作社利润率和惠顾额返利率的影响进行了OLS估计，得到了表2的估计结果。为确保回归方程的可靠性，本文首先对方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检验。其中，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上，两个方程组的VIF均值为1.35，且自变量的最大VIF值为1.66，说明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严重。在内生性检验中，两个方程的统计量P值都大于0.1水平（利润率方程和惠顾额返利率方程的P值分别为0.177 1和0.1383），说明两个方程大体可以排除自变量二次、三次、四次项遗漏的内生性问题。此外，为解决两个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在回归方程中加入robust选项，得到稳健回归结果（见表2）。
3.结果讨论
（1）一定的理监事会成员规模有助于农民合作社利润水平的提升。从表2可以看出，利润率模型中理监事会成员数量变量在0.0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值。这说明，随着理监事会成员数量的增长，合作社利润率水平也在同步提升，也即理监事会成员数量的增长促进了可分配盈余占销售额比例的提高。其原因正如前文所言，随着理监事会成员数量的增多，他们给合作社带来了组织发展所需的更多稀缺性资源要素。但也不是规模越大越好，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合作社理监事会成员规模均值为7.56人，这个规模均值或许不是偶然，罗宾斯在《管理学》中对最佳群体规模有过经典论述，认为7人左右的团队行动效率最高。
（2）理事长持股比例的提高有助于农民合作社利润率水平的提升，但可能会降低惠顾额返利率水平。从表2可以看出，利润率模型中理事长持股比例在0.0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值，持股比例的提高会更好激励理事长为合作社事业发展服务。同时，从表2也可以看出，惠顾额返利率模型中理事长持股比例在0.01水平上显著，但其系数为负值，其原因或许在于随着理事长持股比例的提高，其更加有冲动去借助领导人地位让合作社扩大按股分红的比例，使自己更多获利，这自然会造成合作社惠顾额返利率水平的下降。而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合作社的理事长持股比例均值为24.66%。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没有对单个成员的持股比例上限做出要求，为保证全体成员利益的普惠性分享，未来政府部门需要考虑设定单个股东的最高持股区间。
（3）理监事会成员交易量占合作社总交易量比例的提高有利于合作社利润率和惠顾额返利率水平的提升。从表2可以看出，利润率模型中理事会成员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比例在0.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值；惠顾额返利率模型中理事会成员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比例在0.0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值。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合作社中理监事会成员交易量占总交易量比例的为32.27%，这也就意味着平均每位理监事会成员的交易量占比为4.27%。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合作社理监事会成员具有相当的规模生产者特征。
（4）理监事会会议次数的增长不利于合作社利润率的提升。从表2可以看出，利润率模型中理监事会开会次数在0.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负值。从表1可以看出，理监事会开会次数的均值为12.58次，也就是差不多1个月开一次会。考虑到很多农民合作社，尤其是水果合作社销售水果时间有限，组织在其他时间更多处于“休眠”状态，因此这个数值并不低。实际上，由于农民合作社理监事会成员之间相互熟悉，很多经营决策事项或许可以通过电话交流或者非正式的面商解决，正式会议的召开或许说明合作社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难）题，不得不借助正式的会议进行协商；同时，召开会议的次数较多，也可能会降低合作社的决策效率。而以上两种情况，都可能最终导致合作社利润率的降低。因此，农民合作社理监事会召开会议要适可而止，要更多地靠有效决策和实际行动去推进合作社的经营事业。当然，考虑到理监事会会议次数在利润率模型中仅在0.1水平上显著，而在惠顾额返利率模型中并不显著，说明这个变量影响的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此外，通过观察表2中的股权参与等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在利润率模型中，异议水平在0.05水平上显著，但系数为负值，说明成员提出的异议多，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合作社的认同，进而可能影响合作社的利润率水平。但需要指出的是，也许是合作社绩效水平的降低或者经营状况的恶化，才负面影响了成员对合作社的认同和评价，进而促使他们去向合作社提出更多的意见建议。因此，其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后续跟踪研究。在惠顾额返利率模型中，可以看到成员业务参与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农民合作社更多地按照成员惠顾额进行返利，这个现象与理论分析相符。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业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农业现代化进入关键阶段。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迫切需要加快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主体作用。在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速度迅猛但发展质量不高、经营不规范且绩效不高的形势下，切实提升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质量和绩效水平显得尤为迫切。本文研究表明，改进和完善农民合作社的治理结构，特别是理监事会结构，对于提升合作社绩效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快推进农民合作社制度创新和完善，让其蕴藏的巨大潜力和内在活力充分释放，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在带领农户进入市场、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鼓励合作社内部及周边一些从事规模经营的专业农户加入理监事会，提高合作社经营团队的知识能力水平；同时，引导合作社理监事会保持合理的团队规模水平，促进组织决策效率的提高。
第二，在合作社法修订过程中增加单个主体持股上限的规定，允许理事长持有相当的合作社股份比例，但也不能纵容理事长等少数人持有合作社的多数股份。
第三，应鼓励全体成员通过资金入股、产品惠顾和参加成员大会等方式积极参与合作社事务，合作社的制度设计要能够引导成员及时、主动地向合作社进行信息反馈。
第四，加强对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指导，鼓励农民成员积极参与合作社的决策，帮助其提升依照法律和章程等规定行事的能力，帮助合作社理监事会提升运用正式和非正式沟通方式解决日常困难的能力，少开无目的、低效率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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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ard and
Supervisor on the Farmer Cooperative Performanc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Fruit and Vegetable Cooperative
WANG Jun1， SHAO Ke2，3
（1. Beijing Business Management College， Beijing 100028， China；
2.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28， China；
3. Management Cadre College of Agricultural Ministry，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 The board and supervisor have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eveloping farmer cooperative because it stays at the initial stag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board and supervisor on the farmer cooperative performance based on SCP analysis paradigm and by using social survey data of fruit and vegetable cooperative above provincial level of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at a certain siz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an improve the cooperative profit margin， that the proportion of shares held by the Director can also improve the cooperative profit margin but will decrease the amount of patronage return，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ransaction volume of the members of board and supervisor can improve the amount of profit margin and patronage return， that the growth of the number of board meeting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cooperative profit margin. Therefore， it is needed to maintain a reasonable size of the board and supervisor， to allow the director holding a reasonable share， to attract farmers engaged in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nd large scale in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board， to make decision on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matters in multiway， and to reduce the less efficient meetings without purpose.
Key words： cooperative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board and supervisor； farmer cooperative； profit margin； patronage return； size of board and supervisor； the shareholding of Board of Director； transaction volume of the members； meeting of the board and supervisor
CLC number：F321.42；F271.5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15）06001808
（编辑：朱德东）
关键词：合作社治理；理监事会特征；农民合作社；利润率；惠顾额返利率；理监事会规模；理事长持股；成员交易量；理监事会会议
中图分类号：F321.42；F27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6001808
一、引言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速度非常快。工商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4月，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137.3万户，出资总额3万亿元。这些农民合作社的存在，较好改善了传统小农应对大市场的能力，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尤其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这些农民合作社成为支持农民工和大学生返乡创业的重要法人载体，成为缓冲农村劳动力就业波动的“蓄水池”，也成为农民可以利用的增收致富的组织平台。但当前对于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同样存在不少争议，认为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数量有余、竞争力不足、规范性欠缺，更有一些研究质疑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农民合作社组织（邓衡山 等，2014；邵科 等，2014；王军，2015）。这种争议既源于法律规章的不完善、行政执法的不到位，也源于农民合作社特殊产权结构诱发的搭便车、失业、投资组合等问题（Cook，1995），更源于成员对合作社的参与不足以及合作社治理结构不完善所导致的少数能人控制等问题（徐旭初 等，2014）。
鉴于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处于发展初期，理监事会成员（尤其是理事会成员既是核心投资者，更是关键经营者）、理监事会特征对于组织治理与绩效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本文将在借鉴前人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分析理监事会特征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并以我国果蔬行业的农民合作社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以明确怎样的理监事会特征才更有利于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关于合作社理监事会特征与合作社绩效的关系问题，理论界做过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探索。比如，Burress et al（2012）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在美国规模较小的理事会有助于提升合作社的财务绩效，而规模稍大一点的理事会有助于提升合作社非财务绩效；此外，给予外部理事投票权，有助于提升合作社的绩效水平。Franken et al（2015）对理事会结构与合作社绩效关系的分析表明，理事会规模、理事会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理事会持股比例对合作社的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外部理事的引入能够提高合作社产业知识结构和决策的科学性，能够提升合作社的绩效。
王军，邵科：理监事会特征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
近些年，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合作社治理问题，认识到我国合作社发展存在内部人控制引发的治理失范问题，合作社的监督、决策和激励机制等都不太完善，并且这种情况在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崔宝玉，2012）。然而，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不多，现有研究中，黄胜忠等（2008）利用有序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发现理事会规模、理事会中核心成员的比例、理事会成员的工资占合作社当年盈余的比重等因素对合作社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徐旭初等（2010）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治理机制对合作社绩效影响的具体路径及相互关系，发现较高的股权集中度、理事会成员数和核心成员在理事会中的比例以及牵头人担任社会职务对合作社绩效影响较大。邵科等（2014）也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成员参与下的合作社股权、惠顾和治理结构对组织绩效可能造成的影响，发现股权结构和惠顾结构会对合作社的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治理结构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并不明显。
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涉及农民合作社治理层面的自变量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但是往往只是把理监事会特征作为治理结构变量的组成内容之一对待，相关变量的设计还不够细腻和周全。此外，这些研究大都忽视了成员参与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而实际上合作社成员参与对于组织经营效益和规范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邵科 等，2013）。本研究将进一步聚焦理监事会特征对于组织绩效的影响，并将成员参与层面的变量作为关键控制变量进行重点分析，以期更为深入、客观地探究理监事会特征对我国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1.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即SCP分析范式分析合作社理监事会特征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可以用以下方程式进行表示：
pt-s=βat+ηt
at-s=cτ+εt
令s=0，可以得到：
p1=β（cτ+εt）+ηt
其中，p代表合作社绩效（如利润等会计指标等），a代表决策者的行为（如对CEO的任免等），c代表决策者的特征（如理事会结构或规模等），t代表时间，β、和μ是需要测算的参数，η、ε和ξ代表随机干扰项。同时，考虑到成员参与对合作社绩效的潜在影响，本文加入成员参与等控制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Performance*i=αBoardi+βparticipatei- γControli+θi
其中，Performance*i表示合作社绩效，Boardi表示理监事会特征变量，participatei为成员参与变量，Controli为其他控制变量，α、β、γ是需要测量的参数，θi表示随机干扰项。
2.因变量（合作社绩效）测度
学术界对于合作社绩效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三种：基于经济效率的方法、基于财务比率的方法（Sexton et al，1993）和综合绩效法。基于经济效率的方法主要考察合作社的资源配置效率，包括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等指标，如Porter et al（1987）通过建立生产函数比较合作社与投资者所有企业的效率。基于财务比率的方法则是衡量合作社的资产收益率、资本杠杆、偿债能力、价值增加等指标，如Sexton et al（1993）、Lerman et al（1990）运用这些指标对不同行业的合作社以及合作社与其他经济组织的效率进行了比较。Rabirou et al（2013）提出，成功的合作社必然有完善的财务体系，用财务类指标衡量合作社绩效是可行的。然而，要评价合作社的绩效还必须考虑合作社向成员提供的非市场收益（Parliament et al，1990）。因此，国内一些研究者提出了综合绩效法，如徐旭初（2009）构建了衡量合作社绩效的指标体系。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考虑数据获得可能性和真实性等因素的基础上，选择可分配盈余占销售额的比例（即利润率）以及合作社按惠顾额返利的比例（即惠顾额返利率）来衡量合作社绩效，这样可以避免选择利润率单一指标的失真可能，并能够从规范性的角度（普通成员的利益分享）来测度农民合作社的绩效。
3.自变量（理监事会特征）选择及研究假设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影响着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并对公司绩效产生明显影响，这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的焦点（李斌 等，2005）。借鉴公司治理领域中将董事会特征分为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构成、董事会会议频率等维度进行变量设计和分析的思路（赖建清 等，2004），本文从理监事会规模特征、理事长股权特征、理监事会业务特征和治理特征等维度研究和分析理监事会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别于公司中董事会与监事会之间的权责划分比较清晰、监事会对日常经营影响不大，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农民合作社，理、监事会之间的功能区分相对模糊，尤其是核心能人既可能任职于理事会，也可能任职于监事会。因此，在本文当中，将理、监事会作为一个核心整体看待，研究其对合作社绩效的可能影响。同时，鉴于理事长作为合作社带头人在理监事会中具有的关键价值，本文也选取了理事长持股比例指标进行分析。
（1）理监事会规模特征：用理监事会成员数量衡量。集体行动理论认为，理事会规模越小，越有利于提高决策科学性和监督主动性，而规模越大可能会导致每位理事发表意见的时间和机会减少。因此，理论上而言，理事会规模越小可能越有利于提升合作社绩效，最优理事会的规模取决于理事数量增多后对决策能力提升与决策成本之间的权衡（Franken et al，2013；Burress et al，2012）。但资源依赖理论却认为，企业能够依托更大规模的理事会从外部获取资金、信息和客户等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绩效。目前中国农民合作社基本尚未建立起职业经理人队伍，理监事会成员作为决策者、监督者和日常经营者的身份相对重叠，因此，理监事会成员数量的增加会将理事和监事所具有的资源禀赋，特别是销售渠道、种植（养殖）技术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等关键性要素带到合作社中。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理监事会成员数量增长有助于合作社利润率水平提升，但是否有利于惠顾额返利率水平提升则并不明确。
（2）理事长股权特征：用理事长持股占合作社股金比例衡量。在公司治理研究中，股权结构被作为影响公司绩效的关键变量来考虑（施东晖，2000）。对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农民合作社而言，理事长往往是最大股东，对合作社发展最具影响。同时，理事长具有集所有者、经营者为一身的特征，其持股比例越高，组织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越小，理事长也会越有动力去全身心投入合作社经营事务。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a：理事长持股比例的提高有助于合作社利润率水平的提升。同时，随着理事长持股比例的提高，其更倾向于按照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因此提出假设2b：理事长持股比例提高会促使惠顾额返利率水平降低。
（3）理监事会业务特征：用理监事会成员交易量占合作社交易总量比例衡量。理论上讲，经营者可以通过股金分红、交易量（额）返利、工资或补贴等方式从合作社获取利益；同时，只有在获取充分的利益时，才能保证经营者的持续努力和组织忠诚（王军，2011）。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农民合作社理监事会成员工资性收入的份额很少甚至没有，因此除了持有合作社股份，对经营者最大的激励来自于按交易量（额）返利。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理监事会成员交易量占农民合作社总交易量比例的提高，会促进合作社利润率和惠顾额返利率水平的提升。
（4）理监事会治理特征：用理监会开会次数衡量。公司治理理论认为，虽然可能是不良的公司绩效才触发了更频繁的董事会会议，但董事会会议频率的增加可能还是会有利于公司后期的绩效改善（宋增基 等，2008）。合作社理监事会的职能虽然不同于董事会，但理监事会会议的定期召开有助于解决组织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同时理监事会会议的定期召开也反映出合作社规范有序的运行状态。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理监事会会议次数的增加能促进农民合作社利润率的提升，但是否有利于惠顾额返利率水平提升则并不明确。
4.控制变量（成员参与）选择
成员参与变量主要从股权、业务和管理参与三个维度进行测量。
（1）股权参与：用持股成员占全体成员的比例衡量。正如一些研究者提出的，农户参与合作社的逻辑是“有利则来，无利则往”（苑鹏，2014），广大成员不关心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成员没有入股合作社，只愿意获得利益而不愿意承担风险。如果成员拥有合作社股权就会成为合作社的所有者，就会积极参与合作社管理，监督合作社运作，通过股金分红和公积金量化份额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并且能够增强普通成员在合作社中的话语权（潘劲，2013）。因此，成员持股会对农民合作社利润率和惠顾额返利率产生积极影响。 （2）业务参与：用成员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比例来衡量。作为惠顾者的成员在合作社交易中居于主体地位，成员越是通过合作社销售产品，越倾向于让合作社按惠顾额返利。这也有助于合作社实现统一销售，并且反向引导成员进行标准化生产，最终促进合作社盈利水平提升。
（3）管理参与：用成员向合作社提出的异议（意见建议）数衡量。赫希曼（2001）最先全面分析了异议、投票和退出权对于组织治理的作用。国内理论界对退出权与合作社绩效的研究较多，得出的结论也较为一致，即成员的退出能力越强，越能够对经营者起到威慑作用，合作社的绩效越好（黄胜忠，2008；徐旭初 等，2010）。成员表达异议的能力越强，或者越积极向合作社经营者提出不同意见或建议，越有利于提高合作社决策的科学性。但反过来看，短期内成员提出异议的数量多，可能说明合作社的运作存在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这些成员异议，会降低成员对合作社的认同度，甚至会逼迫部分成员退出合作社，不利于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成员异议（意见建议）对合作社利润率水平和惠顾额返利率水平存在影响，并且可能是负面的影响。
此外，本文还选取合作社成员数量的对数值用以衡量合作社的组织规模水平，作为其他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进行考虑。
三、数据来源、模型估计与结果讨论
1.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的样本数据采集自2013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主办的农民合作社培训班。样本对象全部为省级以上的果蔬类示范社，问卷调查采取工作人员指导说明下的合作社负责人自填方式，问卷回收过程中工作人员对每一份问卷的完整性等进行了仔细核对，确保了问卷的数据质量。总计发放问卷110份，回收有效问卷101份，有效回收率为91.8%。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样本合作社的利润率并不低，但惠顾额返利率平均值为56%，低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要求的60%水平。同时，合作社理监事会规模不大（在10人以内），理事长普遍持有超过20%的合作社股份，理监事会成员的交易量占合作社交易量的比例超过3成，合作社的年度理监事会召开次数超过10次。合作社成员的股权参与度不高，平均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员持有合作社的股份；合作社成员的业务参与水平较高，成员交易量占合作社交易总量的比例高达76.48%；每个合作社平均有6.48位成员向组织提出意见建议。
2.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借助Stata分析软件针对理监事会特征对合作社利润率和惠顾额返利率的影响进行了OLS估计，得到了表2的估计结果。为确保回归方程的可靠性，本文首先对方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检验。其中，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上，两个方程组的VIF均值为1.35，且自变量的最大VIF值为1.66，说明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严重。在内生性检验中，两个方程的统计量P值都大于0.1水平（利润率方程和惠顾额返利率方程的P值分别为0.177 1和0.1383），说明两个方程大体可以排除自变量二次、三次、四次项遗漏的内生性问题。此外，为解决两个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在回归方程中加入robust选项，得到稳健回归结果（见表2）。
3.结果讨论
（1）一定的理监事会成员规模有助于农民合作社利润水平的提升。从表2可以看出，利润率模型中理监事会成员数量变量在0.0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值。这说明，随着理监事会成员数量的增长，合作社利润率水平也在同步提升，也即理监事会成员数量的增长促进了可分配盈余占销售额比例的提高。其原因正如前文所言，随着理监事会成员数量的增多，他们给合作社带来了组织发展所需的更多稀缺性资源要素。但也不是规模越大越好，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合作社理监事会成员规模均值为7.56人，这个规模均值或许不是偶然，罗宾斯在《管理学》中对最佳群体规模有过经典论述，认为7人左右的团队行动效率最高。
（2）理事长持股比例的提高有助于农民合作社利润率水平的提升，但可能会降低惠顾额返利率水平。从表2可以看出，利润率模型中理事长持股比例在0.0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值，持股比例的提高会更好激励理事长为合作社事业发展服务。同时，从表2也可以看出，惠顾额返利率模型中理事长持股比例在0.01水平上显著，但其系数为负值，其原因或许在于随着理事长持股比例的提高，其更加有冲动去借助领导人地位让合作社扩大按股分红的比例，使自己更多获利，这自然会造成合作社惠顾额返利率水平的下降。而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合作社的理事长持股比例均值为24.66%。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没有对单个成员的持股比例上限做出要求，为保证全体成员利益的普惠性分享，未来政府部门需要考虑设定单个股东的最高持股区间。
（3）理监事会成员交易量占合作社总交易量比例的提高有利于合作社利润率和惠顾额返利率水平的提升。从表2可以看出，利润率模型中理事会成员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比例在0.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值；惠顾额返利率模型中理事会成员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比例在0.0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值。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合作社中理监事会成员交易量占总交易量比例的为32.27%，这也就意味着平均每位理监事会成员的交易量占比为4.27%。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合作社理监事会成员具有相当的规模生产者特征。
（4）理监事会会议次数的增长不利于合作社利润率的提升。从表2可以看出，利润率模型中理监事会开会次数在0.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负值。从表1可以看出，理监事会开会次数的均值为12.58次，也就是差不多1个月开一次会。考虑到很多农民合作社，尤其是水果合作社销售水果时间有限，组织在其他时间更多处于“休眠”状态，因此这个数值并不低。实际上，由于农民合作社理监事会成员之间相互熟悉，很多经营决策事项或许可以通过电话交流或者非正式的面商解决，正式会议的召开或许说明合作社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难）题，不得不借助正式的会议进行协商；同时，召开会议的次数较多，也可能会降低合作社的决策效率。而以上两种情况，都可能最终导致合作社利润率的降低。因此，农民合作社理监事会召开会议要适可而止，要更多地靠有效决策和实际行动去推进合作社的经营事业。当然，考虑到理监事会会议次数在利润率模型中仅在0.1水平上显著，而在惠顾额返利率模型中并不显著，说明这个变量影响的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此外，通过观察表2中的股权参与等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在利润率模型中，异议水平在0.05水平上显著，但系数为负值，说明成员提出的异议多，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合作社的认同，进而可能影响合作社的利润率水平。但需要指出的是，也许是合作社绩效水平的降低或者经营状况的恶化，才负面影响了成员对合作社的认同和评价，进而促使他们去向合作社提出更多的意见建议。因此，其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后续跟踪研究。在惠顾额返利率模型中，可以看到成员业务参与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农民合作社更多地按照成员惠顾额进行返利，这个现象与理论分析相符。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业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农业现代化进入关键阶段。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迫切需要加快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主体作用。在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速度迅猛但发展质量不高、经营不规范且绩效不高的形势下，切实提升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质量和绩效水平显得尤为迫切。本文研究表明，改进和完善农民合作社的治理结构，特别是理监事会结构，对于提升合作社绩效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快推进农民合作社制度创新和完善，让其蕴藏的巨大潜力和内在活力充分释放，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在带领农户进入市场、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鼓励合作社内部及周边一些从事规模经营的专业农户加入理监事会，提高合作社经营团队的知识能力水平；同时，引导合作社理监事会保持合理的团队规模水平，促进组织决策效率的提高。
第二，在合作社法修订过程中增加单个主体持股上限的规定，允许理事长持有相当的合作社股份比例，但也不能纵容理事长等少数人持有合作社的多数股份。
第三，应鼓励全体成员通过资金入股、产品惠顾和参加成员大会等方式积极参与合作社事务，合作社的制度设计要能够引导成员及时、主动地向合作社进行信息反馈。
第四，加强对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指导，鼓励农民成员积极参与合作社的决策，帮助其提升依照法律和章程等规定行事的能力，帮助合作社理监事会提升运用正式和非正式沟通方式解决日常困难的能力，少开无目的、低效率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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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ard and
Supervisor on the Farmer Cooperative Performanc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Fruit and Vegetable Cooperative
WANG Jun1， SHAO Ke2，3
（1. Beijing Business Management College， Beijing 100028， China；
2.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28， China；
3. Management Cadre College of Agricultural Ministry，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 The board and supervisor have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eveloping farmer cooperative because it stays at the initial stag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board and supervisor on the farmer cooperative performance based on SCP analysis paradigm and by using social survey data of fruit and vegetable cooperative above provincial level of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at a certain siz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an improve the cooperative profit margin， that the proportion of shares held by the Director can also improve the cooperative profit margin but will decrease the amount of patronage return，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ransaction volume of the members of board and supervisor can improve the amount of profit margin and patronage return， that the growth of the number of board meeting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cooperative profit margin. Therefore， it is needed to maintain a reasonable size of the board and supervisor， to allow the director holding a reasonable share， to attract farmers engaged in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nd large scale in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board， to make decision on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matters in multiway， and to reduce the less efficient meetings without purpose.
Key words： cooperative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board and supervisor； farmer cooperative； profit margin； patronage return； size of board and supervisor； the shareholding of Board of Director； transaction volume of the members； meeting of the board and supervisor
CLC number：F321.42；F271.5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15）06001808
（编辑：朱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