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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看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话题是“中学该不该取消文理分科”，双方争辩激烈，尤其是某教授情绪激动得都失态了。一场伪争议而已，取不取消，和素质和减负都没有必然关系。倒是有位中学教师说了一句，很在理：中国只有考生，没有学生了。
我们经常听到有学校这样表态：“要把高一当高三抓”，或“高考意识要在高一提前渗透”；更或者“高考要从高一、高二抓起”，有些表态甚至就来自于主管部门，大家都说身不由己。检验老师的最大手段是分数，甄别学生的最大凭借更是分数。在学校里，分数是大家的命根，考是大家的法宝。可能也是深谙中国教育之理，所以那天的争议到最后，完全转到了对高考的争论，也就是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基础教育问题就是高考问题。不解决高考问题，谈再多的改革都是越改越累，越改越乱。
高考是个好东西，取消不得，如果没有这个公平、公正的平台，那些没钱没权没路子的人到哪儿去博未来呢？可是钢筋可以拿来架桥，也可以拿来捅人。如今那么多对高考的质疑，并不是厌恶高考本身，而是厌恶高考大棒下学性、灵性、人性的淡失。那么如何做才是出路？
有专家建议：加大自主招生力度。听起来很美，做起来会很丑。专家们再三提醒我们不要有罪推定，将高校教授、专家们一棒子打死。可问题是高校还有独立的教授专家吗？在全盘官僚化、功利化、世俗化的高等学府里，要我们相信他们能独善其身，简直是天方夜谭。太清晰的现实、太杂多的实例，讓我们原有的一点点对学术的敬畏、对学术者的敬畏早已消弭殆尽。当教授已沦为“叫兽”，专家已成“砖家”，他们和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除了叫乱人们的思维，砸伤我们的审美，已不会再奉献出什么高尚与纯净了。在社会这条大河里，身为小溪是脱不了干系的。——不排除还有极个别极个别高山溪涧独立于世，傲然于天地之间，但问题是真有招生这样的美差，也落不到他们身上。有人关于朋友有这样一个定义，即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不走同一条线路，不干同一个勾当，你还足以被信任吗？
所以自主招生还是停留在现在这样的毛毛雨算了，可别铺天盖地之后，让大学再次成为有钱、有权、有关系者的天堂。等到真正可以教授治校了，大学可以独立于行政之外，而社会监督机制已较完善，再谈也不迟。
有人以为不分科就培养综合素质了，殊不知在“学生等于考生”的教育背景下，不分科就是加多几门功课的作业，加多几门功课的考试，直到把学生压趴、压垮为止。哪一个角旮旯里的小东西，都可能成为考题中的一个得分点，哪门科都是总分里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捡了芝麻捡西瓜，填了窟窿补小洞，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张皇失措、六神无主，以致于压抑、恐慌、绝望……别说综合素质，可能最后连命都没了。勉强存活，那些往死里折磨了学生的知识，也一定被他们决绝地抛弃了。——为考试而记住的东西，随着考试的结束也就结束了。
可分科就一定好？早早地丢弃几门课，弄得思维残缺，谈何可持续发展？
当学校只为高考服务，当课堂已沦为考点训练场，当教师的眼里只有升学率，当学生的眼里只留存分数，那么我们的学生已不能再称为学生，学校不能再称为学校，前者叫考生，后者则叫考前培训班。
那么如何让学校回归本位、学生回归为本体呢？我认为——
首先是解散过多的层层叠叠的行政管理机构。它们的存在名曰为管理，事实上为干预，这种干预威逼着学校的异化。我们都知道，现在新一代的家长已不像从前那样只纠集于分数了，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孩子快乐、健康；学生自己更是期待能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自由发展、自主发展；教师如果不是领导的威逼，也不会没事找事用分数去勒自己的脖子。现在升学率成了政绩，成了领导脸上的油彩，他们咬定分数不放松：
一来，以升学率定业绩已成了惯例，怕被问责，怕被追究，怕被批评，怕影响乌纱帽和前程，才层层威逼，层层加码。现在学生对教师负责，教师对校长负责，校长对局长负责，局长对区长负责……对上而不对下负责，是中国行政特色，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行政管理上的棋子。
二来，以分数来量化管理是管理者自认的捷径。现在动不动就说的“质效管理”其实就是分数管理，变着法子拿分数来折腾人，看重点率、本科率、大专率还不够，还得看均分，看进步率、巩固率、贡献率，还不够，还得看优分率、优分段、优分人数，还不够，甚至还得看985工程、211工程的入学数，看和兄弟市县、兄弟学校的均分比、均分差……这就叫精细化管理，是化虚为实、化繁为简的管理。有了这种管理方式，就不怕教师耍个性、不服从了。这不就是GDP吗，是硬指标，当每个人都为此去低头耕耘的时候，管理者才能体现管理者的强势话语权，才能更得心应手地进行管理。
三来，有管理者就得有管理项目，拟定最容易跟踪的内容，既能体现管理者的劳动，又能落实管理者的职责，何乐而不为？正如各层各级的督导机构想方设法要评估一样，这样才能体现其部门的存在价值。行政机构越多，对下的干预就越多，殊不见市区校轮番上演的高考工作会议，那是向谁抡起的鞭子呢？
如果压力来自于学生、家长，我们认了，因为教育就是为他们服务嘛。站在讲台上，不能让学生信服、让家长信赖，那是教师的失职。可现在教师最大的压力来源，是上级而不是他们，更不是学生的明天、国家的未来，令人唏嘘难解。
其次是明确基础教育的责任，由国家制定基础教育的学业水平测试标准。即国家只解决过关教育，只设最低线，至于高要求、高发展、高目标则交给个人，交给家庭，交给私人机构。也就是说，一个学校没人考上清华北大，没有状元，没人进入全市前100名，学校没有责任，但一个学校有过关考试不合格的，学校就要负责任。学校得保证每个学生的基本素养，让他们有生存能力、发展能力，不使他们有一天成为国家、社会、他人的负累。
我们一直在说，中国是失败者的教育，用绝大多数的陪读者烘托了个别的精英，所以各个学校状元工程、尖子生工程都是头等大事，至于陪读者，就被代表了，被忽视了。其实，人都有向上的欲望，真正的优生，给他们空间，他们将发展得更自由、更畅达、更有个性与创新性。需要帮忙的是困难生，我们的方向常常反了。
再次，把高考报名交给社会、社区去办。分数反馈只针对个人，让所有想排名的政府管理机构、私人机构、个人、家长等都没有了依据，至于媒体找到个别典型（比如状元等），那是媒体的事，与学校评价就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高考和学校脱钩，学生才能由考生还原为学生。
还有，被屡次提及的高考多次化，如一年考5次取最高成绩的做法，完全可以实施。虽然社会成本增加了，但这个成本和产出相比是值得的。美国有些高中生比中国学生还苦，他们除了修中学课程，还主动修大学AP课程，经常也是做到深更半夜，但他们不叫苦，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自找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永远不会累。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选择权交给学生自己，让他们自己去决定未来呢？想进好学校，自己多学几门课程，多上几个层次，这才叫多元，才叫自主。
看着学生每天心不甘情不愿泡在题海里的苦样，看着不分青红皂白的清一色的作业和测试，看着黑板上的高考倒计时，我强烈感受到教育的无奈。
中国没有学生只有考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作者单位：深圳市南山区南头中学）
责任编辑 邹韵文
我们经常听到有学校这样表态：“要把高一当高三抓”，或“高考意识要在高一提前渗透”；更或者“高考要从高一、高二抓起”，有些表态甚至就来自于主管部门，大家都说身不由己。检验老师的最大手段是分数，甄别学生的最大凭借更是分数。在学校里，分数是大家的命根，考是大家的法宝。可能也是深谙中国教育之理，所以那天的争议到最后，完全转到了对高考的争论，也就是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基础教育问题就是高考问题。不解决高考问题，谈再多的改革都是越改越累，越改越乱。
高考是个好东西，取消不得，如果没有这个公平、公正的平台，那些没钱没权没路子的人到哪儿去博未来呢？可是钢筋可以拿来架桥，也可以拿来捅人。如今那么多对高考的质疑，并不是厌恶高考本身，而是厌恶高考大棒下学性、灵性、人性的淡失。那么如何做才是出路？
有专家建议：加大自主招生力度。听起来很美，做起来会很丑。专家们再三提醒我们不要有罪推定，将高校教授、专家们一棒子打死。可问题是高校还有独立的教授专家吗？在全盘官僚化、功利化、世俗化的高等学府里，要我们相信他们能独善其身，简直是天方夜谭。太清晰的现实、太杂多的实例，讓我们原有的一点点对学术的敬畏、对学术者的敬畏早已消弭殆尽。当教授已沦为“叫兽”，专家已成“砖家”，他们和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除了叫乱人们的思维，砸伤我们的审美，已不会再奉献出什么高尚与纯净了。在社会这条大河里，身为小溪是脱不了干系的。——不排除还有极个别极个别高山溪涧独立于世，傲然于天地之间，但问题是真有招生这样的美差，也落不到他们身上。有人关于朋友有这样一个定义，即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不走同一条线路，不干同一个勾当，你还足以被信任吗？
所以自主招生还是停留在现在这样的毛毛雨算了，可别铺天盖地之后，让大学再次成为有钱、有权、有关系者的天堂。等到真正可以教授治校了，大学可以独立于行政之外，而社会监督机制已较完善，再谈也不迟。
有人以为不分科就培养综合素质了，殊不知在“学生等于考生”的教育背景下，不分科就是加多几门功课的作业，加多几门功课的考试，直到把学生压趴、压垮为止。哪一个角旮旯里的小东西，都可能成为考题中的一个得分点，哪门科都是总分里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捡了芝麻捡西瓜，填了窟窿补小洞，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张皇失措、六神无主，以致于压抑、恐慌、绝望……别说综合素质，可能最后连命都没了。勉强存活，那些往死里折磨了学生的知识，也一定被他们决绝地抛弃了。——为考试而记住的东西，随着考试的结束也就结束了。
可分科就一定好？早早地丢弃几门课，弄得思维残缺，谈何可持续发展？
当学校只为高考服务，当课堂已沦为考点训练场，当教师的眼里只有升学率，当学生的眼里只留存分数，那么我们的学生已不能再称为学生，学校不能再称为学校，前者叫考生，后者则叫考前培训班。
那么如何让学校回归本位、学生回归为本体呢？我认为——
首先是解散过多的层层叠叠的行政管理机构。它们的存在名曰为管理，事实上为干预，这种干预威逼着学校的异化。我们都知道，现在新一代的家长已不像从前那样只纠集于分数了，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孩子快乐、健康；学生自己更是期待能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自由发展、自主发展；教师如果不是领导的威逼，也不会没事找事用分数去勒自己的脖子。现在升学率成了政绩，成了领导脸上的油彩，他们咬定分数不放松：
一来，以升学率定业绩已成了惯例，怕被问责，怕被追究，怕被批评，怕影响乌纱帽和前程，才层层威逼，层层加码。现在学生对教师负责，教师对校长负责，校长对局长负责，局长对区长负责……对上而不对下负责，是中国行政特色，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行政管理上的棋子。
二来，以分数来量化管理是管理者自认的捷径。现在动不动就说的“质效管理”其实就是分数管理，变着法子拿分数来折腾人，看重点率、本科率、大专率还不够，还得看均分，看进步率、巩固率、贡献率，还不够，还得看优分率、优分段、优分人数，还不够，甚至还得看985工程、211工程的入学数，看和兄弟市县、兄弟学校的均分比、均分差……这就叫精细化管理，是化虚为实、化繁为简的管理。有了这种管理方式，就不怕教师耍个性、不服从了。这不就是GDP吗，是硬指标，当每个人都为此去低头耕耘的时候，管理者才能体现管理者的强势话语权，才能更得心应手地进行管理。
三来，有管理者就得有管理项目，拟定最容易跟踪的内容，既能体现管理者的劳动，又能落实管理者的职责，何乐而不为？正如各层各级的督导机构想方设法要评估一样，这样才能体现其部门的存在价值。行政机构越多，对下的干预就越多，殊不见市区校轮番上演的高考工作会议，那是向谁抡起的鞭子呢？
如果压力来自于学生、家长，我们认了，因为教育就是为他们服务嘛。站在讲台上，不能让学生信服、让家长信赖，那是教师的失职。可现在教师最大的压力来源，是上级而不是他们，更不是学生的明天、国家的未来，令人唏嘘难解。
其次是明确基础教育的责任，由国家制定基础教育的学业水平测试标准。即国家只解决过关教育，只设最低线，至于高要求、高发展、高目标则交给个人，交给家庭，交给私人机构。也就是说，一个学校没人考上清华北大，没有状元，没人进入全市前100名，学校没有责任，但一个学校有过关考试不合格的，学校就要负责任。学校得保证每个学生的基本素养，让他们有生存能力、发展能力，不使他们有一天成为国家、社会、他人的负累。
我们一直在说，中国是失败者的教育，用绝大多数的陪读者烘托了个别的精英，所以各个学校状元工程、尖子生工程都是头等大事，至于陪读者，就被代表了，被忽视了。其实，人都有向上的欲望，真正的优生，给他们空间，他们将发展得更自由、更畅达、更有个性与创新性。需要帮忙的是困难生，我们的方向常常反了。
再次，把高考报名交给社会、社区去办。分数反馈只针对个人，让所有想排名的政府管理机构、私人机构、个人、家长等都没有了依据，至于媒体找到个别典型（比如状元等），那是媒体的事，与学校评价就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高考和学校脱钩，学生才能由考生还原为学生。
还有，被屡次提及的高考多次化，如一年考5次取最高成绩的做法，完全可以实施。虽然社会成本增加了，但这个成本和产出相比是值得的。美国有些高中生比中国学生还苦，他们除了修中学课程，还主动修大学AP课程，经常也是做到深更半夜，但他们不叫苦，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自找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永远不会累。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选择权交给学生自己，让他们自己去决定未来呢？想进好学校，自己多学几门课程，多上几个层次，这才叫多元，才叫自主。
看着学生每天心不甘情不愿泡在题海里的苦样，看着不分青红皂白的清一色的作业和测试，看着黑板上的高考倒计时，我强烈感受到教育的无奈。
中国没有学生只有考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作者单位：深圳市南山区南头中学）
责任编辑 邹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