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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柏坡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创造性地运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实践过程中积累而成的一系列有效做法与宝贵经验的综合与提炼，具有“决胜”“转型”“辉煌”三个方面的特点。其核心内涵包括：“全面从严，加强党建”的党建经验、“善抓机遇，勇于担当”的军事经验、“动员协商，惠民为民”的统战经验。“西柏坡经验”既是理解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成功之道的钥匙，也是对“新中国从西柏坡走来”的内在逻辑阐释。它启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的征程中，要以加强纪律为“中心一环”推动全面治党，以勇于担当为前提干事创业，以确保群众利益为赢得人心的根本。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经验；当代价值
[作者简介] 李 芬（1973—），女，回族，河北孟村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河北 文化史等。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7）09-0072-09 [收稿日期] 2016-12-18
西柏坡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地方”。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这段历史无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一个大胜利、大转型、大辉煌的时期，而“西柏坡经验”则是理解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成功之道的钥匙，是对“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内在逻辑阐释。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所形成的寶贵经验，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而且对于今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西柏坡经验的内涵与特点
1939年10月，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18年的革命实践，首次明确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P606）
1949年6月，毛泽东再次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指出：“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2]（P1480）
由此，可以说，1939年“三大法宝”的提出指导了此后10年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特别是西柏坡时期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实践；而1949年的总结既是对中国共产党28年革命实践的总结，更是对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经验总结。
从这个角度概括“西柏坡经验”的内涵，可以界定为：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创造性地运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实践过程中积累而成的一系列有效做法与宝贵经验的综合与提炼。
从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的实践来看，“西柏坡经验”具有三个方面的典型特点：
（一）西柏坡经验是“决胜”时期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开始于1947年5月中央工委决定落脚西柏坡。1947年这一年，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转折点：
1947年2月17日，蒋介石即明确表示：“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3]（P22）。而到1947年底，尽管面对“匪是愈剿愈多”的局面，但自以为拥有远胜于解放军的武器、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以及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蒋介石对国共形势的总体判断仍然是：“现在匪军的主力已被击破，根据地已被捣毁，他已经临到了总崩溃的前夕”[3]（P277），并一再表示“剿匪必胜”！
而1947年初的中国共产党则认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2]（P1211）到这年年中，中国共产党更是将这一新阶段直接表述为“中国反动派与中国人民之间你死我活的决斗”。到了年底，毛泽东则豪迈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4]
历史的发展为毛泽东的判断做了注脚。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取得了这个“决斗”的胜利。所以西柏坡经验是取得“决胜”的经验。
（二）西柏坡经验是“辉煌”时期的经验
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宣告成立。7月23日，为时3天的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毛泽东在会上首次提出，用5年（从1946年7月算起）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的军事计划。这一任务，无疑是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艰巨、最根本的一项。按照中共中央的这一设想，中央机关在西柏坡应该能待到1951年7月左右。然而，众所周知，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即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去了。这比预想的整整提前了2年零4个月。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1年零10个月的光辉实践。由此可以说，西柏坡经验还是创造“辉煌”的经验。
（三）西柏坡经验是“转型”时期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取得了国共决战的胜利、谱写了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最辉煌的篇章，由此也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根本性转型：从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到掌握国家政权、领导人民进行建设的转型，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型。所以，西柏坡经验也是取得“转型”期胜利的经验。
二、西柏坡经验的主要内容
根据前文对“西柏坡经验”内涵的界定，下面将从党建、军事及统战三个方面概括西柏坡经验的主要内容。 （一）党建经验：全面从严，加强党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就西柏坡时期的辉煌，一个重要的保障就是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做到了“自身硬”。考察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实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举措：
1.加强纪律性
西柏坡时期是革命形势由老区向新区、由农村向城市、由局部向全局迅猛发展的时期，如何顺利实现这种转变，中共中央敏锐地认识到：“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衷心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已得的胜利。”[5]（P189-190）在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主要从组织纪律、宣传纪律、群众纪律三个方面入手，建立起了“极严格的真正的铁的纪律”。
第一，加强了组织纪律。进入西柏坡时期之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由于长期处于被分割的战争环境，党的各级组织保持着较大的“自治权”，这虽然有助于各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但是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无政府无纪律状态，这不仅有损党和军队的形象，也严重影响了党的工作。特别是西柏坡时期，面对大兵团作战的要求，各军区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习惯，严重影响了中央对全局的把握与决策。中共中央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6]（P125）因此，为了迅速克服党内、军内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1948年1月，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经过几番补充，至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各项工作中哪些决定权属于中央，哪些必须事前向中央请示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实施，哪些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作了明确规定。这标志着作为工作制度的请示报告制度的正式建立。这项工作制度的实施，对于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以及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现象，保证政令、军令畅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还作出了《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7]（P459）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
西柏坡時期，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与党委制的健全，对于树立中央权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二，加强了宣传纪律。进入西柏坡时期，也使我们党进入了一个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时期。由于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各地在政策把握上，很容易出现偏差。比如当时不少地方笼统地宣传“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政策与口号，导致我们在城市工作方面出现了不少问题：有的地方，把农村斗地主那一套，直接搬到了城里；还有的地方，工人提出过高的工资和待遇要求，造成许多工厂、商店关门歇业。对此，中央最担心的是，造成党在政治上新的孤立。所以，毛泽东提醒全党：“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6]（P23）至于各地在政策把握上出现偏差与错误的原因，中央认为，与各地宣传工作不严肃，听任错误观点流行有关。因此，1948年5月毛泽东来到西柏坡后，即要求报纸在出版前，要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同志，先把大样看一遍，然后才能出版。当时新华社总社就设在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村，但是，为了严格统一党的宣传，又在中央大院里专门成立了一个新华社总编室。所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宣传纪律是我们党西柏坡时期加强纪律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三，加强了群众纪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建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加强革命纪律，并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纪律规范。但是，到西柏坡时期，一方面部队纪律的具体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无法统一；另一方面，随着抗战的胜利和部队的发展，有些部队出现了“打骂现象很严重”“旅长可以指挥直属的团长，别的团长就不听，各自为政的小团体主义相当严重”，占领城市后“发洋财抓一把的事情还经常发生”[7]（P12）等违反部队纪律的问题。鉴于此，中共中央在充分了解和征求各战略区意见的基础上，将过去行之有效的纪律要求做了统一规定，形成了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全党全军迅速掀起了学习、实施、检查纪律的热潮，各级党组织都把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自己的经常性工作，这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这一时期，随着大城市不断解放，各军区及中央还陆续制定了相应的入城纪律。这些纪律的制定与实施，极大地加强了全党全军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既保证了战争的进行，也使我党我军迅速得到城市人民的认可与拥护。
2.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指出：“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2]（P1357）中共中央到西柏坡后，在短短10个月当中，曾5次要求全党认真读书，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更是特别强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西柏坡时期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重新创办了高级党校——中央马列学院。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任务是“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8]（P762）。西柏坡时期的马列学院，任务则是“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7]（P363）。因此，在马列学院是要“着重学习理论”的，主要是上理论课、读理论书。西柏坡时期组建马列学院，倡导全党认真读书学理论，对于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倾向，以革命理论指导实践，胜利完成伟大历史转折，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 3.加强作风建设
我们都熟悉抗战胜利前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表达了黄炎培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的忧虑。其实，早在抗战中期，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也有过类似断言。当年，一批美国新闻记者组团到延安采訪，回来后，他们对“第一夫人”大发感慨，说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人存在。宋美龄听后，非常平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承认，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西柏坡时期，是我们党尝到真正权力滋味的前夜，是我们党迈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的第一步，在这一关键时刻，从具体要求上，中央突出强调了“六条规定”1[9]（P262-263），从总的要求上，中央提醒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且强调，“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2]（P1438-1439）
应该说，加强纪律性、加强理论武装、加强作风建设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既为我们党成就西柏坡时期光辉实践打下了坚实的自身基础，也为我们党准备了“进京赶考”的资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全面从严，加强党建”是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取得辉煌、打造“进京赶考”资格的首要经验。
（二）军事经验：善抓机遇，勇于担当
军事上，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称得上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据统计，在西柏坡这个“最小的指挥所”，中共中央共指挥了24场战役。既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24场战役就必有其绝妙之处。然而，当我们把这24场战役的发生地点与同一时期国共两党的态势图进行对比后，就会发现，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其实就是完成了一道军事上的“填空”题。这24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整个华北、东北基本解放的格局。由此可以认为：在西柏坡时期的国共对决中，对于共产党先打何处、后打何处，国民党可能不清楚，但是，对于哪些地方是战略必争之地，国民党还是非常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取得完胜、国民党每每败北，其中的原因确实值得深思。
有人认为，共产党胜在情报工作做得好。对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情报工作，毛泽东确实说过，解放战争时期的情报工作做得是最好的。但是，要说中国共产党就是靠情报取得胜利的，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多数情况下，一份由情报人员带来的情报不一定能被采纳，它只是提供了部分真假不一的信息，尚要跟通过其他手段获取的情报进行综合比较，方能做出判断。
也有人认为，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蒋介石背运，是“天要灭蒋”“天意使然”！比如，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整个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拉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1947年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南下，27日渡过淮河。当刘邓大军最后一批人马渡过淮河后，淮河水突然陡涨，把刚刚赶到淮河北岸的国民党军张淦部整编85师的追兵，阻隔在岸边。对此，师长吴绍周直到18年后仍耿耿于怀：“直到现在，我总还在想事情也未免太凑巧了。”[10]（P547）
从表面来看，确实是天助共产党。但事实上，国共军事战场较量背后真正考量的却是国共双方将领能否抓住机遇、是否勇于担当的能力。
比如挺进大别山。中共中央决策要挺进大别山，针对的是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当时蒋介石一拳打我陕甘宁，一拳打我山东解放区，中间以黄河为天险，能抵40万大军。所以，在黄河防线上，蒋介石布兵较少。以至于陇海路南至长江边广大地区，国民党兵力薄弱，后方空虚，这给黄河北岸、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但是，此时的刘邓大军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1）部队已连续作战月余，“共歼灭四个师部，九个半旅，约五万人，战果不小。但消耗甚大，伤亡约一万三千，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俘虏至少需时二十天争取，炮弹无法补充，医院己患员满，一时难于抽出。”[11]（P241-242）（2）“所带经费只法币十数亿元，烟土一千斤，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发生冬衣困难。”（3）时值雨季，到处皆水，对我军行动限制甚大。（4）“行进路线两侧，西有平汉路，东有津浦路，若敌察觉我战略意图，沿两条铁路干线向南截断我之去路，将造成我极大困难。”[12]（P203）然而，服从中共中央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以扭转全国战略局势的战略部署，野战军领导决定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越早越好，越快越好——11日至12日，跨越陇海铁路后，不顾道路泥泞，天气恶劣，向南疾进，于16日到达黄泛区；17日清晨，开始了艰辛的跋涉，于18日走出了黄泛区；19日渡过沙河；22日至25日渡过汝河；26日晚到达淮河，如此才发挥了战略突然性的奇效，也才有了27日惊险的一幕！
再比如“粟裕陈情缓渡江”。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江南是中央军委经过深思熟虑，早在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就作出的一个战略设想，然而，这个战略计划却因华野副司令员粟裕的反对，最终没有实施。1948年1月初，中央决定粟裕率华野3个主力纵队渡长江南下，开辟江南战场。粟裕根据多年战场经验及对国共两党形势的分析，认为我军暂不渡江，在江北打几个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对我军更有利。1月22日，4月18日，粟裕间隔3个月，连续两次致电中央军委，将自己的主张向中央“斗胆直陈”。这引起了中央的震动，中央命令粟裕当面汇报。最终中央有条件地同意了粟裕的建议，可以暂缓渡江，但是，要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必须“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以“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7]（P230）。当时国民党军一个旅大约8000人，十一二个旅约10万人，而国民党第五军正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所以，粟裕说自己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的。到1949年2月时，粟裕通过豫东战役吃掉了蒋介石的军队约10万人；整好满8个月时，又通过淮海战役歼灭第五军。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渡江”已经不是“开辟江南战场”的问题了，而是要直捣国民党“老巢”——南京了！ 所以，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军事上的决胜，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既能善抓机遇，又能敢于担当无疑是一条重要经验。
（三）统战经验：动员协商，惠民为民
西柏坡时期最光辉的成就，就是在政治上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广大人民群眾的支持。
在内战刚爆发时，共产党拥有面积为239.1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49亿的解放区，这是建党以来拥有人口最多的时候，也是拥有根据地面积最大的时候。但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之下，解放区很快被占领了24.7万平方公里，失去的解放区控制人口达3040万。[13]（P4）在内战刚爆发的头4个月里，国民党军就全部占领了中原解放区，占领了承德、张家口、淮阴、安东等153座重要城市，直到占领延安。面对这样的形势，蒋介石甚至惊呼这“是大时代的开始”[14]（P429）！
因此，西柏坡时期正是国共两党权力博弈和政治较量的最为关键的时期。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民意的向背极大地影响了国共两党最终的历史命运。
客观来看，在内战初期，从全国的民意来说，国民党是占优势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及至1947年上半年，一些西方观察家仍表示：中国民众“把蒋及其党认同为国家”的心理已经达到“最高点”[15]（P327）；“只有一小撮人依然赞同共产党主政或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15]（P332）然而，时至1948年1月，令这些观察家吃惊的是：连国民党统治中最不可能的那些人，甚至是保守的中国商人，“都非常明确地对共产党的目标和纲领表示同情”[15]（P339）。而到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各界人士的拥护之下进京“赶考”去了。这个令世人惊奇的民心大翻转，就发生在我们的西柏坡时期。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赢得人心，实现民心大翻转，关键是赢得了关键多数和关键少数的支持。
关键多数是农民。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9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所以，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1947年7月，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其中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一个彻底的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纲领，完全符合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为了引导土地改革的健康发展，1947年到1948年初，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中系统、精辟地阐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总政策，特别指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重新公布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为在土地改革中划分农村阶级提供了准确依据。据1949年6月统计，在拥有2.7亿人口、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中，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约1.5亿人口，农民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的土地达2500万公顷，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的农民占1亿人。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使上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翻身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积极参军参战。由此，也才有了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有了土地改革的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再一个是关键少数，主要是以民主党派为代表的民主人士。前文已经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就是从西柏坡走来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其中第五条指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一经发出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不少人还接受邀请奔赴东北解放区或平山县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从而形成了“众星拱北，万水朝东”的生动局面，这为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地位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也为新中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给农民以土地，给民主党派以权力，中国共产党抓住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了真正的惠民为民。除此之外，为了实现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西柏坡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做了大量动员工作。
比如对民主人士的动员。前面提到了，西柏坡时期之所以能得到民主人士这一关键少数的支持，主要是缘于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口号中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其实，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不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来了，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所做的报告题目就是《论联合政府》，当时并没有民主人士响应。1947年10月10日，我们党还颁布过一份关于《人民解放军口号》的训令，共提67条口号，其中第23条（“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也是这个内容。但是，仍然是有呼无应。1948年还是这个口号，当时及以后就有了很大的反响，直接原因和国民党倒行逆施，打压民主力量有关；根本原因，则在于共产党的有效动员。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华北人民政府的组建。其实，华北人民政府不是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是在大会闭幕1个多月之后才成立的。这其中的原因，就和“给被领导者利益”有关。对于当时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来说，这种利益最根本的显然是权力。但是，大会最初拟定的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名单中，并没有非党人士。华北人民政府并非地方政府，是未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全国各地（包括蒋管区）都在注视这个政府的人事安排，所以，毛泽东要求副主席中一定要有一位民主人士，而且要有职有权。但是，毛泽东提出这一要求时，大会已经接近尾声，更改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最终没有产生政府。会后，经过多方协商，推举著名政论家蓝公武为政府副主席候选人。此外还有4位民主人士在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这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权进行了有益尝试。 由此，可以说：惠民为民，不是简单地把利益、好处给了群众就行了。从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到做到真正的惠民为民，还要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动员要协商。所以，“动员协商、惠民为民”是西柏坡时期赢得民心的一条重要经验。
三、西柏坡经验的当代价值
前文已经提及，西柏坡经验既是决胜期的经验，也是转型期的经验，更是辉煌期的经验。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决胜时期，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期，在这一时期，我们既面临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任务，也面临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好基础的艰巨任务。时代要求我们再创辉煌。这既需要我们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也需要我们不忘历史的借鉴，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西柏坡经验所具有的鲜明特点表明，在当前时代条件下，特别需要我们重温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的光辉实践，学习西柏坡经验，用好西柏坡经验。
（一）加强纪律是全面治党的“中心一环”
从历史来看，全面治党是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从现实来看，全面治党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当然，全面治党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总得抓住那个能够制约、影响、决定发展全局的重点工作，对此，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的党建实践给了我们重要启示：
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战略，同时指出，“加强纪律性”是各项工作的“中心一环”。在离开西柏坡3个多月之后，毛泽東又总结道“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一个主要武器。由此，可以说西柏坡时期全面治党的关键就是“纪律”。
因此，结合西柏坡时期的实践，当前我们不仅把加强纪律性放到“从严治党”中来理解，更要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理解，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心一环”的高度来理解，如此，我们才能真正领会习近平同志在西柏坡提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以及后来提出的“现在就是要严明纪律”的真实意图，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要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要求，也才能更好地提高我们加强纪律、遵规守矩的意识及自觉性。
（二）勇于担当是干事创业的前提
俗语说得好：“顺境逆境看胸襟，大事难事看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西柏坡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大事、难事面前的“担当”，为西柏坡时期的辉煌创造了前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特别是在当前，身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及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期，我们要破解发展难题，党员干部一定要敢于担当。但是，我们的党员干部是不是都能做到呢？面对质询，贵阳市原住建局局长一句“我不是局长”暴露了当前部分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的素养之痛。有人说，现在有些干部“有难度的事不愿干，有风险的事不敢干，没先例的事不肯干”，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根本改观，对国家、对社会的发展，对党的事业的发展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担当？西柏坡时期的经验告诉我们，担当，至少要靠两个支点来保证：一个是忠诚，一个是干净。
首先，有忠诚才能有担当。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要用担当诠释忠诚，对党忠诚最终要体现到担当上。用忠诚铸就担当的例子，在西柏坡时期有很多。
前面我们举了粟裕的例子。当粟裕向五大书记完整陈述完自己的意见后，大家都不作声。这时，毛泽东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话，语惊四座：粟裕同志，如果你不敢渡江南下，挑不起这副担子，党中央可以考虑另外换人去！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当时已经同意了粟裕的建议，这样说只是要给粟裕压担子。然而，并不知情的粟裕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要么服从中央权威，要么坚持自己的意见，担当起重任。当时，粟裕坚定地回答：只要党中央决定派我去，我个人坚决服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以说，粟裕的担当，除了个人能力之外，主要是来自于对党的忠诚，没有这种忠诚，也就没有了“斗胆”的勇气与担当。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的“忠诚”，对党的组织、对党的事业忠诚。
担当的另一个重要支点是个人要干净。担当是要靠干净来保障的。国共决战时，如果是共产党的将领、干部在战场上牺牲了，整理他们的遗物最简单不过，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就两个兜：有个小笔记本，一支钢笔；或者再有一支短杆儿的烟袋锅，有一些烟叶。这一点，就连国民党也表示佩服。蒋介石到台湾后曾多次反思失败原因，细数过共产党七大优点，另将“干部没有私产”作了特别标注。而国民党高级战区将领多数身兼二职：指挥作战和做生意。甚至，对于其中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来说，军事只是他们的副业。所以，当年人们就看得很清楚：国军军官人人有钱，人人做生意，这是国军不能打仗的最大原因之一。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利益考验忠诚。特别是在执政条件下，党员干部面临更多的是利益得失的考验。从个人来说，个人干净是对党忠诚的表现，从党和国家的事业来说，则是担当的一个重要前提。
（三）群众利益是赢得人心的根本
前文提到，在西柏坡正是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事实上，关于土地改革对于革命成败的利害关系，不是只有共产党才明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这个道理也不是只有共产党才懂得。
“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基本的政治思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和蒋介石声称，要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现“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因此制定颁布了《土地法》，并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从蒋介石来说，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蒋介石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土改对于共产党的意义，他曾形象地告诉幕僚们，共产党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就等于把赤化的种子种进农民心里。思想上认识到了，行动上也不是没有动作。国民党20世纪20年代末在浙江搞“二五减租”运动，30年代颁布《土地法》，40年代蒋经国在赣南还搞了近4年的土改实验。特别是到了国共战略决战在即的时刻，面对解放区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上下更有人不断呼吁要进行土改。如1948年7月，国民党立法委多名委员就土地问题向政府质询，称“今日戡乱基本上的决胜点在于：谁能组织起民众谁成功，谁组织不起民众谁失败。组织民众的前提在于解决久悬不决的土地问题”，因此，“土地方面要彻底实行土地改革，争取广大的农民拥护政府”[16]（P144-147）。然而，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举措或无法推行，或收获甚微。1943至1948年五年间，据政府称已征收土地1，257，226亩分配给45，528户农民[16]（P148）。以此速度何时能解决中国当时4亿农民约16亿亩的土地分配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阶级属性的限制。对此，蒋介石的一番话似乎说得更明白，“如果我们从地主手里拿走土地，赶走共产党，岂不多此一举”[17]（P345-346）。 所以，以“利”换心，不是给群众以小恩小惠，而是要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民心所向，中国共产党只要牢牢抓住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能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从而汇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M].台北：中 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
[4] 努力奋斗迎接胜利——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二十六周 年[N].人民日报，1947-07-01（1）
[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M].北京：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1989.
[6] 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 李明华.西柏坡档案（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0]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0册） [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11]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与三军 经略中原（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2] 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M].北京：军 事科学出版社，1996.
[14] 刘伯承.刘伯承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15] 【美】陶涵.蔣介石与现代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16] 启跃.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M].乌鲁木齐：新疆 人民出版社，1997.
[17]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M].上海：三联书 店，1957.
[责任编校：彭澜]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经验；当代价值
[作者简介] 李 芬（1973—），女，回族，河北孟村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河北 文化史等。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7）09-0072-09 [收稿日期] 2016-12-18
西柏坡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地方”。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这段历史无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一个大胜利、大转型、大辉煌的时期，而“西柏坡经验”则是理解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成功之道的钥匙，是对“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内在逻辑阐释。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所形成的寶贵经验，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而且对于今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西柏坡经验的内涵与特点
1939年10月，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18年的革命实践，首次明确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P606）
1949年6月，毛泽东再次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指出：“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2]（P1480）
由此，可以说，1939年“三大法宝”的提出指导了此后10年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特别是西柏坡时期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实践；而1949年的总结既是对中国共产党28年革命实践的总结，更是对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经验总结。
从这个角度概括“西柏坡经验”的内涵，可以界定为：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创造性地运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实践过程中积累而成的一系列有效做法与宝贵经验的综合与提炼。
从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的实践来看，“西柏坡经验”具有三个方面的典型特点：
（一）西柏坡经验是“决胜”时期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开始于1947年5月中央工委决定落脚西柏坡。1947年这一年，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转折点：
1947年2月17日，蒋介石即明确表示：“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3]（P22）。而到1947年底，尽管面对“匪是愈剿愈多”的局面，但自以为拥有远胜于解放军的武器、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以及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蒋介石对国共形势的总体判断仍然是：“现在匪军的主力已被击破，根据地已被捣毁，他已经临到了总崩溃的前夕”[3]（P277），并一再表示“剿匪必胜”！
而1947年初的中国共产党则认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2]（P1211）到这年年中，中国共产党更是将这一新阶段直接表述为“中国反动派与中国人民之间你死我活的决斗”。到了年底，毛泽东则豪迈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4]
历史的发展为毛泽东的判断做了注脚。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取得了这个“决斗”的胜利。所以西柏坡经验是取得“决胜”的经验。
（二）西柏坡经验是“辉煌”时期的经验
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宣告成立。7月23日，为时3天的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毛泽东在会上首次提出，用5年（从1946年7月算起）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的军事计划。这一任务，无疑是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艰巨、最根本的一项。按照中共中央的这一设想，中央机关在西柏坡应该能待到1951年7月左右。然而，众所周知，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即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去了。这比预想的整整提前了2年零4个月。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1年零10个月的光辉实践。由此可以说，西柏坡经验还是创造“辉煌”的经验。
（三）西柏坡经验是“转型”时期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取得了国共决战的胜利、谱写了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最辉煌的篇章，由此也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根本性转型：从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到掌握国家政权、领导人民进行建设的转型，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型。所以，西柏坡经验也是取得“转型”期胜利的经验。
二、西柏坡经验的主要内容
根据前文对“西柏坡经验”内涵的界定，下面将从党建、军事及统战三个方面概括西柏坡经验的主要内容。 （一）党建经验：全面从严，加强党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就西柏坡时期的辉煌，一个重要的保障就是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做到了“自身硬”。考察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实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举措：
1.加强纪律性
西柏坡时期是革命形势由老区向新区、由农村向城市、由局部向全局迅猛发展的时期，如何顺利实现这种转变，中共中央敏锐地认识到：“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衷心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已得的胜利。”[5]（P189-190）在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主要从组织纪律、宣传纪律、群众纪律三个方面入手，建立起了“极严格的真正的铁的纪律”。
第一，加强了组织纪律。进入西柏坡时期之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由于长期处于被分割的战争环境，党的各级组织保持着较大的“自治权”，这虽然有助于各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但是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无政府无纪律状态，这不仅有损党和军队的形象，也严重影响了党的工作。特别是西柏坡时期，面对大兵团作战的要求，各军区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习惯，严重影响了中央对全局的把握与决策。中共中央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6]（P125）因此，为了迅速克服党内、军内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1948年1月，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经过几番补充，至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各项工作中哪些决定权属于中央，哪些必须事前向中央请示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实施，哪些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作了明确规定。这标志着作为工作制度的请示报告制度的正式建立。这项工作制度的实施，对于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以及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现象，保证政令、军令畅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还作出了《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7]（P459）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
西柏坡時期，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与党委制的健全，对于树立中央权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二，加强了宣传纪律。进入西柏坡时期，也使我们党进入了一个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时期。由于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各地在政策把握上，很容易出现偏差。比如当时不少地方笼统地宣传“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政策与口号，导致我们在城市工作方面出现了不少问题：有的地方，把农村斗地主那一套，直接搬到了城里；还有的地方，工人提出过高的工资和待遇要求，造成许多工厂、商店关门歇业。对此，中央最担心的是，造成党在政治上新的孤立。所以，毛泽东提醒全党：“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6]（P23）至于各地在政策把握上出现偏差与错误的原因，中央认为，与各地宣传工作不严肃，听任错误观点流行有关。因此，1948年5月毛泽东来到西柏坡后，即要求报纸在出版前，要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同志，先把大样看一遍，然后才能出版。当时新华社总社就设在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村，但是，为了严格统一党的宣传，又在中央大院里专门成立了一个新华社总编室。所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宣传纪律是我们党西柏坡时期加强纪律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三，加强了群众纪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建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加强革命纪律，并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纪律规范。但是，到西柏坡时期，一方面部队纪律的具体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无法统一；另一方面，随着抗战的胜利和部队的发展，有些部队出现了“打骂现象很严重”“旅长可以指挥直属的团长，别的团长就不听，各自为政的小团体主义相当严重”，占领城市后“发洋财抓一把的事情还经常发生”[7]（P12）等违反部队纪律的问题。鉴于此，中共中央在充分了解和征求各战略区意见的基础上，将过去行之有效的纪律要求做了统一规定，形成了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全党全军迅速掀起了学习、实施、检查纪律的热潮，各级党组织都把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自己的经常性工作，这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这一时期，随着大城市不断解放，各军区及中央还陆续制定了相应的入城纪律。这些纪律的制定与实施，极大地加强了全党全军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既保证了战争的进行，也使我党我军迅速得到城市人民的认可与拥护。
2.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指出：“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2]（P1357）中共中央到西柏坡后，在短短10个月当中，曾5次要求全党认真读书，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更是特别强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西柏坡时期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重新创办了高级党校——中央马列学院。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任务是“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8]（P762）。西柏坡时期的马列学院，任务则是“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7]（P363）。因此，在马列学院是要“着重学习理论”的，主要是上理论课、读理论书。西柏坡时期组建马列学院，倡导全党认真读书学理论，对于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倾向，以革命理论指导实践，胜利完成伟大历史转折，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 3.加强作风建设
我们都熟悉抗战胜利前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表达了黄炎培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的忧虑。其实，早在抗战中期，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也有过类似断言。当年，一批美国新闻记者组团到延安采訪，回来后，他们对“第一夫人”大发感慨，说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人存在。宋美龄听后，非常平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承认，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西柏坡时期，是我们党尝到真正权力滋味的前夜，是我们党迈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的第一步，在这一关键时刻，从具体要求上，中央突出强调了“六条规定”1[9]（P262-263），从总的要求上，中央提醒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且强调，“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2]（P1438-1439）
应该说，加强纪律性、加强理论武装、加强作风建设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既为我们党成就西柏坡时期光辉实践打下了坚实的自身基础，也为我们党准备了“进京赶考”的资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全面从严，加强党建”是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取得辉煌、打造“进京赶考”资格的首要经验。
（二）军事经验：善抓机遇，勇于担当
军事上，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称得上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据统计，在西柏坡这个“最小的指挥所”，中共中央共指挥了24场战役。既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24场战役就必有其绝妙之处。然而，当我们把这24场战役的发生地点与同一时期国共两党的态势图进行对比后，就会发现，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其实就是完成了一道军事上的“填空”题。这24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整个华北、东北基本解放的格局。由此可以认为：在西柏坡时期的国共对决中，对于共产党先打何处、后打何处，国民党可能不清楚，但是，对于哪些地方是战略必争之地，国民党还是非常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取得完胜、国民党每每败北，其中的原因确实值得深思。
有人认为，共产党胜在情报工作做得好。对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情报工作，毛泽东确实说过，解放战争时期的情报工作做得是最好的。但是，要说中国共产党就是靠情报取得胜利的，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多数情况下，一份由情报人员带来的情报不一定能被采纳，它只是提供了部分真假不一的信息，尚要跟通过其他手段获取的情报进行综合比较，方能做出判断。
也有人认为，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蒋介石背运，是“天要灭蒋”“天意使然”！比如，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整个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拉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1947年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南下，27日渡过淮河。当刘邓大军最后一批人马渡过淮河后，淮河水突然陡涨，把刚刚赶到淮河北岸的国民党军张淦部整编85师的追兵，阻隔在岸边。对此，师长吴绍周直到18年后仍耿耿于怀：“直到现在，我总还在想事情也未免太凑巧了。”[10]（P547）
从表面来看，确实是天助共产党。但事实上，国共军事战场较量背后真正考量的却是国共双方将领能否抓住机遇、是否勇于担当的能力。
比如挺进大别山。中共中央决策要挺进大别山，针对的是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当时蒋介石一拳打我陕甘宁，一拳打我山东解放区，中间以黄河为天险，能抵40万大军。所以，在黄河防线上，蒋介石布兵较少。以至于陇海路南至长江边广大地区，国民党兵力薄弱，后方空虚，这给黄河北岸、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但是，此时的刘邓大军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1）部队已连续作战月余，“共歼灭四个师部，九个半旅，约五万人，战果不小。但消耗甚大，伤亡约一万三千，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俘虏至少需时二十天争取，炮弹无法补充，医院己患员满，一时难于抽出。”[11]（P241-242）（2）“所带经费只法币十数亿元，烟土一千斤，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发生冬衣困难。”（3）时值雨季，到处皆水，对我军行动限制甚大。（4）“行进路线两侧，西有平汉路，东有津浦路，若敌察觉我战略意图，沿两条铁路干线向南截断我之去路，将造成我极大困难。”[12]（P203）然而，服从中共中央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以扭转全国战略局势的战略部署，野战军领导决定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越早越好，越快越好——11日至12日，跨越陇海铁路后，不顾道路泥泞，天气恶劣，向南疾进，于16日到达黄泛区；17日清晨，开始了艰辛的跋涉，于18日走出了黄泛区；19日渡过沙河；22日至25日渡过汝河；26日晚到达淮河，如此才发挥了战略突然性的奇效，也才有了27日惊险的一幕！
再比如“粟裕陈情缓渡江”。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江南是中央军委经过深思熟虑，早在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就作出的一个战略设想，然而，这个战略计划却因华野副司令员粟裕的反对，最终没有实施。1948年1月初，中央决定粟裕率华野3个主力纵队渡长江南下，开辟江南战场。粟裕根据多年战场经验及对国共两党形势的分析，认为我军暂不渡江，在江北打几个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对我军更有利。1月22日，4月18日，粟裕间隔3个月，连续两次致电中央军委，将自己的主张向中央“斗胆直陈”。这引起了中央的震动，中央命令粟裕当面汇报。最终中央有条件地同意了粟裕的建议，可以暂缓渡江，但是，要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必须“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以“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7]（P230）。当时国民党军一个旅大约8000人，十一二个旅约10万人，而国民党第五军正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所以，粟裕说自己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的。到1949年2月时，粟裕通过豫东战役吃掉了蒋介石的军队约10万人；整好满8个月时，又通过淮海战役歼灭第五军。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渡江”已经不是“开辟江南战场”的问题了，而是要直捣国民党“老巢”——南京了！ 所以，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军事上的决胜，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既能善抓机遇，又能敢于担当无疑是一条重要经验。
（三）统战经验：动员协商，惠民为民
西柏坡时期最光辉的成就，就是在政治上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广大人民群眾的支持。
在内战刚爆发时，共产党拥有面积为239.1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49亿的解放区，这是建党以来拥有人口最多的时候，也是拥有根据地面积最大的时候。但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之下，解放区很快被占领了24.7万平方公里，失去的解放区控制人口达3040万。[13]（P4）在内战刚爆发的头4个月里，国民党军就全部占领了中原解放区，占领了承德、张家口、淮阴、安东等153座重要城市，直到占领延安。面对这样的形势，蒋介石甚至惊呼这“是大时代的开始”[14]（P429）！
因此，西柏坡时期正是国共两党权力博弈和政治较量的最为关键的时期。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民意的向背极大地影响了国共两党最终的历史命运。
客观来看，在内战初期，从全国的民意来说，国民党是占优势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及至1947年上半年，一些西方观察家仍表示：中国民众“把蒋及其党认同为国家”的心理已经达到“最高点”[15]（P327）；“只有一小撮人依然赞同共产党主政或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15]（P332）然而，时至1948年1月，令这些观察家吃惊的是：连国民党统治中最不可能的那些人，甚至是保守的中国商人，“都非常明确地对共产党的目标和纲领表示同情”[15]（P339）。而到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各界人士的拥护之下进京“赶考”去了。这个令世人惊奇的民心大翻转，就发生在我们的西柏坡时期。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赢得人心，实现民心大翻转，关键是赢得了关键多数和关键少数的支持。
关键多数是农民。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9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所以，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1947年7月，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其中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一个彻底的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纲领，完全符合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为了引导土地改革的健康发展，1947年到1948年初，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中系统、精辟地阐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总政策，特别指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重新公布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为在土地改革中划分农村阶级提供了准确依据。据1949年6月统计，在拥有2.7亿人口、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中，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约1.5亿人口，农民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的土地达2500万公顷，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的农民占1亿人。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使上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翻身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积极参军参战。由此，也才有了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有了土地改革的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再一个是关键少数，主要是以民主党派为代表的民主人士。前文已经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就是从西柏坡走来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其中第五条指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一经发出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不少人还接受邀请奔赴东北解放区或平山县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从而形成了“众星拱北，万水朝东”的生动局面，这为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地位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也为新中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给农民以土地，给民主党派以权力，中国共产党抓住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了真正的惠民为民。除此之外，为了实现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西柏坡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做了大量动员工作。
比如对民主人士的动员。前面提到了，西柏坡时期之所以能得到民主人士这一关键少数的支持，主要是缘于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口号中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其实，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不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来了，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所做的报告题目就是《论联合政府》，当时并没有民主人士响应。1947年10月10日，我们党还颁布过一份关于《人民解放军口号》的训令，共提67条口号，其中第23条（“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也是这个内容。但是，仍然是有呼无应。1948年还是这个口号，当时及以后就有了很大的反响，直接原因和国民党倒行逆施，打压民主力量有关；根本原因，则在于共产党的有效动员。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华北人民政府的组建。其实，华北人民政府不是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是在大会闭幕1个多月之后才成立的。这其中的原因，就和“给被领导者利益”有关。对于当时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来说，这种利益最根本的显然是权力。但是，大会最初拟定的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名单中，并没有非党人士。华北人民政府并非地方政府，是未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全国各地（包括蒋管区）都在注视这个政府的人事安排，所以，毛泽东要求副主席中一定要有一位民主人士，而且要有职有权。但是，毛泽东提出这一要求时，大会已经接近尾声，更改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最终没有产生政府。会后，经过多方协商，推举著名政论家蓝公武为政府副主席候选人。此外还有4位民主人士在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这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权进行了有益尝试。 由此，可以说：惠民为民，不是简单地把利益、好处给了群众就行了。从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到做到真正的惠民为民，还要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动员要协商。所以，“动员协商、惠民为民”是西柏坡时期赢得民心的一条重要经验。
三、西柏坡经验的当代价值
前文已经提及，西柏坡经验既是决胜期的经验，也是转型期的经验，更是辉煌期的经验。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决胜时期，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期，在这一时期，我们既面临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任务，也面临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好基础的艰巨任务。时代要求我们再创辉煌。这既需要我们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也需要我们不忘历史的借鉴，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西柏坡经验所具有的鲜明特点表明，在当前时代条件下，特别需要我们重温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的光辉实践，学习西柏坡经验，用好西柏坡经验。
（一）加强纪律是全面治党的“中心一环”
从历史来看，全面治党是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从现实来看，全面治党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当然，全面治党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总得抓住那个能够制约、影响、决定发展全局的重点工作，对此，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的党建实践给了我们重要启示：
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战略，同时指出，“加强纪律性”是各项工作的“中心一环”。在离开西柏坡3个多月之后，毛泽東又总结道“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一个主要武器。由此，可以说西柏坡时期全面治党的关键就是“纪律”。
因此，结合西柏坡时期的实践，当前我们不仅把加强纪律性放到“从严治党”中来理解，更要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理解，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心一环”的高度来理解，如此，我们才能真正领会习近平同志在西柏坡提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以及后来提出的“现在就是要严明纪律”的真实意图，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要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要求，也才能更好地提高我们加强纪律、遵规守矩的意识及自觉性。
（二）勇于担当是干事创业的前提
俗语说得好：“顺境逆境看胸襟，大事难事看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西柏坡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大事、难事面前的“担当”，为西柏坡时期的辉煌创造了前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特别是在当前，身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及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期，我们要破解发展难题，党员干部一定要敢于担当。但是，我们的党员干部是不是都能做到呢？面对质询，贵阳市原住建局局长一句“我不是局长”暴露了当前部分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的素养之痛。有人说，现在有些干部“有难度的事不愿干，有风险的事不敢干，没先例的事不肯干”，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根本改观，对国家、对社会的发展，对党的事业的发展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担当？西柏坡时期的经验告诉我们，担当，至少要靠两个支点来保证：一个是忠诚，一个是干净。
首先，有忠诚才能有担当。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要用担当诠释忠诚，对党忠诚最终要体现到担当上。用忠诚铸就担当的例子，在西柏坡时期有很多。
前面我们举了粟裕的例子。当粟裕向五大书记完整陈述完自己的意见后，大家都不作声。这时，毛泽东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话，语惊四座：粟裕同志，如果你不敢渡江南下，挑不起这副担子，党中央可以考虑另外换人去！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当时已经同意了粟裕的建议，这样说只是要给粟裕压担子。然而，并不知情的粟裕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要么服从中央权威，要么坚持自己的意见，担当起重任。当时，粟裕坚定地回答：只要党中央决定派我去，我个人坚决服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以说，粟裕的担当，除了个人能力之外，主要是来自于对党的忠诚，没有这种忠诚，也就没有了“斗胆”的勇气与担当。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的“忠诚”，对党的组织、对党的事业忠诚。
担当的另一个重要支点是个人要干净。担当是要靠干净来保障的。国共决战时，如果是共产党的将领、干部在战场上牺牲了，整理他们的遗物最简单不过，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就两个兜：有个小笔记本，一支钢笔；或者再有一支短杆儿的烟袋锅，有一些烟叶。这一点，就连国民党也表示佩服。蒋介石到台湾后曾多次反思失败原因，细数过共产党七大优点，另将“干部没有私产”作了特别标注。而国民党高级战区将领多数身兼二职：指挥作战和做生意。甚至，对于其中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来说，军事只是他们的副业。所以，当年人们就看得很清楚：国军军官人人有钱，人人做生意，这是国军不能打仗的最大原因之一。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利益考验忠诚。特别是在执政条件下，党员干部面临更多的是利益得失的考验。从个人来说，个人干净是对党忠诚的表现，从党和国家的事业来说，则是担当的一个重要前提。
（三）群众利益是赢得人心的根本
前文提到，在西柏坡正是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事实上，关于土地改革对于革命成败的利害关系，不是只有共产党才明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这个道理也不是只有共产党才懂得。
“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基本的政治思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和蒋介石声称，要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现“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因此制定颁布了《土地法》，并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从蒋介石来说，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蒋介石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土改对于共产党的意义，他曾形象地告诉幕僚们，共产党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就等于把赤化的种子种进农民心里。思想上认识到了，行动上也不是没有动作。国民党20世纪20年代末在浙江搞“二五减租”运动，30年代颁布《土地法》，40年代蒋经国在赣南还搞了近4年的土改实验。特别是到了国共战略决战在即的时刻，面对解放区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上下更有人不断呼吁要进行土改。如1948年7月，国民党立法委多名委员就土地问题向政府质询，称“今日戡乱基本上的决胜点在于：谁能组织起民众谁成功，谁组织不起民众谁失败。组织民众的前提在于解决久悬不决的土地问题”，因此，“土地方面要彻底实行土地改革，争取广大的农民拥护政府”[16]（P144-147）。然而，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举措或无法推行，或收获甚微。1943至1948年五年间，据政府称已征收土地1，257，226亩分配给45，528户农民[16]（P148）。以此速度何时能解决中国当时4亿农民约16亿亩的土地分配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阶级属性的限制。对此，蒋介石的一番话似乎说得更明白，“如果我们从地主手里拿走土地，赶走共产党，岂不多此一举”[17]（P345-346）。 所以，以“利”换心，不是给群众以小恩小惠，而是要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民心所向，中国共产党只要牢牢抓住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能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从而汇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M].台北：中 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
[4] 努力奋斗迎接胜利——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二十六周 年[N].人民日报，1947-07-01（1）
[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M].北京：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1989.
[6] 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 李明华.西柏坡档案（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0]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0册） [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11]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与三军 经略中原（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2] 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M].北京：军 事科学出版社，1996.
[14] 刘伯承.刘伯承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15] 【美】陶涵.蔣介石与现代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16] 启跃.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M].乌鲁木齐：新疆 人民出版社，1997.
[17]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M].上海：三联书 店，1957.
[责任编校：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