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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是一个生命色彩浓郁的时代，是士人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时期。曹丕是魏晋文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他的一生，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每一步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曹丕的作品反映了他的生命意识，他通过“立言以不朽”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生命格调：或清醒地批驳游仙生活，表达自己积极向上的生命价值观；或哀叹自己在政治斗争中举步维艰；或悲愁生命短暂、时光易逝；或感伤社会群体的悲惨生活。看似外冷内热，作品却处处体现了他的“辛酸泪”。
[关键词]曹丕；生命意识；人生价值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2-0042-03
生命意识贯穿了魏文帝曹丕的一生。在研究曹丕作品时，建安风骨是不可或缺的主题。那么，建安风骨又是什么？钱志熙先生在《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中指出：“建安风骨是建安文人的生命情调在他们所追寻的诗歌世界中的呈现。”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曹丕的生命情调。魏文帝曹丕传世的作品并不多，从今存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生命意识及其表现是其创作的主要内容。那么，什么是生命意识呢？生命意识是人对生命本体、生命价值的认识与体验。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随笔三篇》中认为，魏晋时期的文化人格中，曹氏父子为“慷慨英雄型”文化人格。或许“一个人可以掩饰和伪装自己的行为动机，却无法掩饰和伪装自己的生命格调”。在世人眼中功过不一的魏文帝曹丕，在文学领域毫无保留地阐释了他的生命格调。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努力表达自己的个人情感，其中充满了进退两难的精神徘徊，有着细腻的情感。他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或提倡积极用世，或表达对人民深切的同情，或反映社会面貌，或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作品至情、至深。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出生于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卒于黄初七年（226）。曹丕“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问”，多次随父征战，人生的艰难充斥着他的心灵。建安十六年（211），被封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217），立为魏太子；曹操逝世后，嗣位为丞相、魏王；后汉献帝在延康元年（220）禅位于他，一直到公元226年去世。在他短暂的40年中，连续多年的战乱、疾病、灾荒使他感受到生命的短促。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尝从。”可以说，曹丕对战争的残酷是有亲身体验的。
综观曹丕短暂的一生，他怀疑过亲情，他同样被亲情怀疑、抛弃，陪伴他一生的文学成为了他一生的慰藉。
一、曹丕明晰的个体生命意识和生命价值观
自东汉中晚期以来，文人群体的文学意识日益觉醒，文人的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知识界有一种恢复理性的趋向，其主题是恢复对自然中的事物之理以及对于生命本身的理性认识。而这一主题无疑是与神仙道化思想相对的。这一点，曹丕给了我们明确的回答。他立足于现实，摆脱“虚妄”的束缚。曹丕对神仙之说有批评的意见，这是他对生命的本质有着自己独到认识的体现，如在《折杨柳行》中，先以夸张的语气夸说仙事、后斥其虚妄就是明证，全诗如下：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
上有两仙僮，不饮亦不食。
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
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
轻举乘浮云，倏忽行万亿。
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
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
老聃适西戎，于今竞不还。
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
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
追念往古事，愦愦千万端。
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
这首诗充分地体现了他的“避仙”思想，表现出他对自然生命的崇拜。
同时，社会的动乱、灾荒和疾病让曹丕认识到永恒的时间与有限的生命之间的距离，自觉地激发了他的生命意识。余冠英先生在《汉魏六朝诗论丛》中指出：“建安时代正当大规模农民起义冲破了旧社会的秩序之后。”此时大汉帝王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地方豪强乘机不断地扩充实力，新的割据势力正在一步步地崛起，曹氏家族，是时代的典型，而曹丕，更是一个走在时代风口浪尖上的人。他是一个关怀现实、热衷政治的人，同时是建安时代历史发展的见证者，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曹丕是一个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始终保持着清醒的人，他积极追求人的价值，渴望建功立业，他的生命意识是宏大的。而以帝王之尊，哀民生之艰，是他生命意识最突出的表现，也是他的作品最具有人情味的主要原因。
曹丕在《善哉行》其一中说：“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知之。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其驰。”慨叹人生的短暂和世事的无常，仿佛人生就是浮萍，而时间就像骏马一样疾驰，毫不留情。其实，曹丕在认识到有限的生命的同时，他的内心是清醒的，他自觉地认识到了必须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创造无限的价值，他不断地向自我身心求索，并且突出了一种人生的情愁。
又在《大墙上篙行》中说：“四时舍我去，今我隐约欲何为？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同样表达了曹丕对生命的思考与探索。
建安十六年（211），曹丕转任五官中郎将，作《猛虎行》一诗：“与君媾新欢，托配于二仪。充列于紫微，升降焉可知？梧桐攀风翼，云雨散洪池。”在曹操迟迟不立太子的情况下，曹丕一句“升降焉可知”，隐晦地说明身在王侯家的自己由于名分未定，前途未卜的忧心时时萦绕在自己的心上。曹丕以新妇初嫁暗喻，借以表明心志。
在《与吴质书》和《又与吴质书》中，曹丕可谓哀情徘徊，他在文中不仅表现了那个悲壮动荡的时代风貌，而且也衬托了文人的敏感、细腻的心灵。 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作《艳歌何尝行》：“男儿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表达了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他的生命隋调是宏大的，理性是伴随他一生的财富，在混乱的年代里，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太过清醒，才将自己推向人生的顶峰。
一个作家所具有的人格理想首先取决于他个人的品质。钱志熙先生认为建安诗人是注重现实的，但他们不是实用主义者，而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追求生命活动的永恒价值。曹丕对人生作了全面的开拓，能文能武的他，一直努力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殷实。他在《典论·自叙》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年纪轻轻的曹丕在经历战乱以及和亲人的死别之后，让他对生命的脆弱和祸福无常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而他与死亡擦肩而过，让他更彻底地认识到生命的可贵。
在《与王朗之书》中，曹丕把文章看做人生的一大功业。“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可以看出，文学是他的生命价值的载体。他在《又与吴质书》中说：“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又在《典论·论文》中说：“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黄初三年（222），他又作《取士不限年诏》，从中都能看到曹丕渴望实现生命的价值，同时肯定生命的价值。
二、曹丕诗文生命感伤意识的多维度展现
生命感伤意识，是贯穿曹丕一生的情感思想。由于承接汉末这个特殊的时代，魏晋文人曹丕见证了社会的乱离、人民的苦难，时代加深了他对生命的悲剧体验。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从他对好友的倾诉中，可以看出战乱、瘟疫、死亡给文人心灵上带来的打击和阴影，处在权力中心的曹丕戎马一生，却无法与天灾抗衡，他清醒着，痛苦着。曹丕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悲哀情致，与他的生命感伤意识有密切的联系。
（一）生命感伤情绪
有人说文学在乱世中会产生一种别样的魅力，而魏晋时期的大背景更是给特殊的魏晋文学添加了养料。曹丕，一个将文学视为精神养料的人，是一个有着浓郁生命感伤情绪的诗人。曾与曹丕并肩作战的将士的死亡给曹丕造成了心灵冲击，如《陌上桑》中：“伴旅单，稍稍日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潜。”曹丕在诗中用深沉的笔调描绘了战争的艰难，也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看着昔日如同兄弟般亲密的将士死去，曹丕的内心是感伤的。
建安十六年（211），关中马超、韩遂等十部背叛曹操，拥兵十万，据潼关。曹操派曹仁督军抵抗，七月率大军西征，曹丕留守邺城，曹植抱病从征，曹丕写下《感离赋》：“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表达了自己愿为国立功的心情，书写出与亲人离别的拳拳深情。同时，在《感物赋》中，曹丕描述自己见证了甘蔗的荣与枯，激发起郁积在心中的悲痛之情，产生了王权兴废无常的感叹。或许，他会像甘蔗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荣一时、枯一时，或许，他不愿成为时代兴废的牺牲品。
在兄弟曹冲病逝后，面对这个比自己小九岁的弟弟，曹丕悲痛地写下《曹仓舒诔》，他经常谦恭地说，如果仓舒活着的话，他自己未必能拥有天下，而在他宽喻曹操时，曹操却认为他失去聪慧爱子的不幸是曹丕最庆幸的事。面对亲人的怀疑，他又如何不为自己感伤？
（二）对生命短暂的哀叹
曹丕的感伤，是以生命短暂、时间易逝为源头的。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病逝，曹丕写下《短歌行》：“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指。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表达了对生命短暂的感慨。戎马一生的父亲倒下了，这无疑给曹丕的精神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不禁发出“日仁者寿，胡不是保”的伤叹。在《芙蓉池作诗》中又说：“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处于立嗣风波中不能自主的曹丕，面对良辰美景，内心的落寞也显而易见。黄初四年（223），曹丕在《大墙上蒿行》中说：“四时舍我驱驰，今我隐约欲何为。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表达时间流逝，心中的寂寞之J隋。又在《柳赋》中通过赋柳抒发了一种时过境迁、岁月蹉跎的人生感伤。同时，他在《典论·论文》中也明确地表示出，古代的人宁可轻视一尺长的玉璧，也要重视一寸长的光阴，是因为害怕时光容易逝去，他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他清醒着，却也痛苦地哀叹着生命的短暂。
（三）对人生价值的关怀
曹丕的感伤与他的人生价值观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建安十八年（213），在立嗣斗争的夹缝中生存的曹丕写下了《丹霞蔽日行》：“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这是他在困境中的心境与宣泄，是处在下位的屈辱与得势上位之间的叫嚣。建安二十二年（217），他在《艳歌何尝行》中说：“男儿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奈何父老心皇皇，独悲谁能知？”诗中揭露批判富家子弟的骄奢淫逸、不营事务的生活，号召世家男儿应当努力奋斗，因为岁月匆忙，不会停留，鼓励人应在有限的光阴里实现无限的价值。而他的这一思想，在《典论·论文》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曹丕认为，文章是治理国家的一种事业，是人生不朽的大事，它的生命力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他想要成一家之言，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四）对社会群体的关注-
曹丕的感伤也与他对社会群体生命的关怀有关，他以帝王之尊，哀百姓之痛，充分体现出了文人的敏感情怀。在《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中，拟兄弟口吻，表现战乱时代悼离伤别的感情。又在《燕歌行》中突出表现了思妇对远征的丈夫的怀念之情，此诗最能代表曹丕诗歌的风格，情深意婉，音节和谐。
同时，描写思妇情思、游子之愁，以及寡妇、出妇等社会问题的具有现实性的作品，也在曹丕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寡妇诗》、《寡妇赋》、《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出妇赋》等，都体现了曹丕对他人生命的关注和对社会群体的关怀，特别是《出妇赋》，深切控诉了封建社会的“七出”之律对妇女的迫害，表达了对不幸者的同情。他以一种哀伤的情思，去揣度别人的心怀，这使他的生命意识绚丽夺目。
总之，曹丕作品中浓郁的生命意识展示了他的生命情调和生命格局，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他的精神是自由的，思想是独立的，不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还是对群体生命的关怀，都表现了他蓬勃的生命热情。曹丕的一生都被时代涂上了感伤的色彩。他哀叹自己在政治斗争中举步维艰，并且悲愁生命短暂、时光易逝，同时感伤社会群体的悲惨生活。他的人生被设定了航标，他一直在为时代、使命而活。只有在文学中，他才能展示自己宏大的生命格调。曹丕，一个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的人，他的多重--身份，注定了他矛盾的一生。他是善于权术的五官中郎将，是有谋略的丞相，是有野心的太子，是心系天下的帝王。多重身份让他成为权力中心的人物，他如同箭靶中央的圆心，-+～留意便会被命中。他和父亲、兄弟之间的关系，更是微妙到不可思议，集文人与帝王身份于一身的矛盾生命格调，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也成就了他超人的文学才华。
[关键词]曹丕；生命意识；人生价值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2-0042-03
生命意识贯穿了魏文帝曹丕的一生。在研究曹丕作品时，建安风骨是不可或缺的主题。那么，建安风骨又是什么？钱志熙先生在《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中指出：“建安风骨是建安文人的生命情调在他们所追寻的诗歌世界中的呈现。”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曹丕的生命情调。魏文帝曹丕传世的作品并不多，从今存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生命意识及其表现是其创作的主要内容。那么，什么是生命意识呢？生命意识是人对生命本体、生命价值的认识与体验。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随笔三篇》中认为，魏晋时期的文化人格中，曹氏父子为“慷慨英雄型”文化人格。或许“一个人可以掩饰和伪装自己的行为动机，却无法掩饰和伪装自己的生命格调”。在世人眼中功过不一的魏文帝曹丕，在文学领域毫无保留地阐释了他的生命格调。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努力表达自己的个人情感，其中充满了进退两难的精神徘徊，有着细腻的情感。他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或提倡积极用世，或表达对人民深切的同情，或反映社会面貌，或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作品至情、至深。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出生于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卒于黄初七年（226）。曹丕“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问”，多次随父征战，人生的艰难充斥着他的心灵。建安十六年（211），被封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217），立为魏太子；曹操逝世后，嗣位为丞相、魏王；后汉献帝在延康元年（220）禅位于他，一直到公元226年去世。在他短暂的40年中，连续多年的战乱、疾病、灾荒使他感受到生命的短促。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尝从。”可以说，曹丕对战争的残酷是有亲身体验的。
综观曹丕短暂的一生，他怀疑过亲情，他同样被亲情怀疑、抛弃，陪伴他一生的文学成为了他一生的慰藉。
一、曹丕明晰的个体生命意识和生命价值观
自东汉中晚期以来，文人群体的文学意识日益觉醒，文人的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知识界有一种恢复理性的趋向，其主题是恢复对自然中的事物之理以及对于生命本身的理性认识。而这一主题无疑是与神仙道化思想相对的。这一点，曹丕给了我们明确的回答。他立足于现实，摆脱“虚妄”的束缚。曹丕对神仙之说有批评的意见，这是他对生命的本质有着自己独到认识的体现，如在《折杨柳行》中，先以夸张的语气夸说仙事、后斥其虚妄就是明证，全诗如下：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
上有两仙僮，不饮亦不食。
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
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
轻举乘浮云，倏忽行万亿。
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
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
老聃适西戎，于今竞不还。
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
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
追念往古事，愦愦千万端。
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
这首诗充分地体现了他的“避仙”思想，表现出他对自然生命的崇拜。
同时，社会的动乱、灾荒和疾病让曹丕认识到永恒的时间与有限的生命之间的距离，自觉地激发了他的生命意识。余冠英先生在《汉魏六朝诗论丛》中指出：“建安时代正当大规模农民起义冲破了旧社会的秩序之后。”此时大汉帝王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地方豪强乘机不断地扩充实力，新的割据势力正在一步步地崛起，曹氏家族，是时代的典型，而曹丕，更是一个走在时代风口浪尖上的人。他是一个关怀现实、热衷政治的人，同时是建安时代历史发展的见证者，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曹丕是一个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始终保持着清醒的人，他积极追求人的价值，渴望建功立业，他的生命意识是宏大的。而以帝王之尊，哀民生之艰，是他生命意识最突出的表现，也是他的作品最具有人情味的主要原因。
曹丕在《善哉行》其一中说：“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知之。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其驰。”慨叹人生的短暂和世事的无常，仿佛人生就是浮萍，而时间就像骏马一样疾驰，毫不留情。其实，曹丕在认识到有限的生命的同时，他的内心是清醒的，他自觉地认识到了必须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创造无限的价值，他不断地向自我身心求索，并且突出了一种人生的情愁。
又在《大墙上篙行》中说：“四时舍我去，今我隐约欲何为？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同样表达了曹丕对生命的思考与探索。
建安十六年（211），曹丕转任五官中郎将，作《猛虎行》一诗：“与君媾新欢，托配于二仪。充列于紫微，升降焉可知？梧桐攀风翼，云雨散洪池。”在曹操迟迟不立太子的情况下，曹丕一句“升降焉可知”，隐晦地说明身在王侯家的自己由于名分未定，前途未卜的忧心时时萦绕在自己的心上。曹丕以新妇初嫁暗喻，借以表明心志。
在《与吴质书》和《又与吴质书》中，曹丕可谓哀情徘徊，他在文中不仅表现了那个悲壮动荡的时代风貌，而且也衬托了文人的敏感、细腻的心灵。 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作《艳歌何尝行》：“男儿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表达了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他的生命隋调是宏大的，理性是伴随他一生的财富，在混乱的年代里，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太过清醒，才将自己推向人生的顶峰。
一个作家所具有的人格理想首先取决于他个人的品质。钱志熙先生认为建安诗人是注重现实的，但他们不是实用主义者，而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追求生命活动的永恒价值。曹丕对人生作了全面的开拓，能文能武的他，一直努力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殷实。他在《典论·自叙》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年纪轻轻的曹丕在经历战乱以及和亲人的死别之后，让他对生命的脆弱和祸福无常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而他与死亡擦肩而过，让他更彻底地认识到生命的可贵。
在《与王朗之书》中，曹丕把文章看做人生的一大功业。“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可以看出，文学是他的生命价值的载体。他在《又与吴质书》中说：“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又在《典论·论文》中说：“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黄初三年（222），他又作《取士不限年诏》，从中都能看到曹丕渴望实现生命的价值，同时肯定生命的价值。
二、曹丕诗文生命感伤意识的多维度展现
生命感伤意识，是贯穿曹丕一生的情感思想。由于承接汉末这个特殊的时代，魏晋文人曹丕见证了社会的乱离、人民的苦难，时代加深了他对生命的悲剧体验。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从他对好友的倾诉中，可以看出战乱、瘟疫、死亡给文人心灵上带来的打击和阴影，处在权力中心的曹丕戎马一生，却无法与天灾抗衡，他清醒着，痛苦着。曹丕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悲哀情致，与他的生命感伤意识有密切的联系。
（一）生命感伤情绪
有人说文学在乱世中会产生一种别样的魅力，而魏晋时期的大背景更是给特殊的魏晋文学添加了养料。曹丕，一个将文学视为精神养料的人，是一个有着浓郁生命感伤情绪的诗人。曾与曹丕并肩作战的将士的死亡给曹丕造成了心灵冲击，如《陌上桑》中：“伴旅单，稍稍日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潜。”曹丕在诗中用深沉的笔调描绘了战争的艰难，也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看着昔日如同兄弟般亲密的将士死去，曹丕的内心是感伤的。
建安十六年（211），关中马超、韩遂等十部背叛曹操，拥兵十万，据潼关。曹操派曹仁督军抵抗，七月率大军西征，曹丕留守邺城，曹植抱病从征，曹丕写下《感离赋》：“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表达了自己愿为国立功的心情，书写出与亲人离别的拳拳深情。同时，在《感物赋》中，曹丕描述自己见证了甘蔗的荣与枯，激发起郁积在心中的悲痛之情，产生了王权兴废无常的感叹。或许，他会像甘蔗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荣一时、枯一时，或许，他不愿成为时代兴废的牺牲品。
在兄弟曹冲病逝后，面对这个比自己小九岁的弟弟，曹丕悲痛地写下《曹仓舒诔》，他经常谦恭地说，如果仓舒活着的话，他自己未必能拥有天下，而在他宽喻曹操时，曹操却认为他失去聪慧爱子的不幸是曹丕最庆幸的事。面对亲人的怀疑，他又如何不为自己感伤？
（二）对生命短暂的哀叹
曹丕的感伤，是以生命短暂、时间易逝为源头的。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病逝，曹丕写下《短歌行》：“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指。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表达了对生命短暂的感慨。戎马一生的父亲倒下了，这无疑给曹丕的精神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不禁发出“日仁者寿，胡不是保”的伤叹。在《芙蓉池作诗》中又说：“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处于立嗣风波中不能自主的曹丕，面对良辰美景，内心的落寞也显而易见。黄初四年（223），曹丕在《大墙上蒿行》中说：“四时舍我驱驰，今我隐约欲何为。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表达时间流逝，心中的寂寞之J隋。又在《柳赋》中通过赋柳抒发了一种时过境迁、岁月蹉跎的人生感伤。同时，他在《典论·论文》中也明确地表示出，古代的人宁可轻视一尺长的玉璧，也要重视一寸长的光阴，是因为害怕时光容易逝去，他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他清醒着，却也痛苦地哀叹着生命的短暂。
（三）对人生价值的关怀
曹丕的感伤与他的人生价值观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建安十八年（213），在立嗣斗争的夹缝中生存的曹丕写下了《丹霞蔽日行》：“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这是他在困境中的心境与宣泄，是处在下位的屈辱与得势上位之间的叫嚣。建安二十二年（217），他在《艳歌何尝行》中说：“男儿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奈何父老心皇皇，独悲谁能知？”诗中揭露批判富家子弟的骄奢淫逸、不营事务的生活，号召世家男儿应当努力奋斗，因为岁月匆忙，不会停留，鼓励人应在有限的光阴里实现无限的价值。而他的这一思想，在《典论·论文》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曹丕认为，文章是治理国家的一种事业，是人生不朽的大事，它的生命力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他想要成一家之言，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四）对社会群体的关注-
曹丕的感伤也与他对社会群体生命的关怀有关，他以帝王之尊，哀百姓之痛，充分体现出了文人的敏感情怀。在《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中，拟兄弟口吻，表现战乱时代悼离伤别的感情。又在《燕歌行》中突出表现了思妇对远征的丈夫的怀念之情，此诗最能代表曹丕诗歌的风格，情深意婉，音节和谐。
同时，描写思妇情思、游子之愁，以及寡妇、出妇等社会问题的具有现实性的作品，也在曹丕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寡妇诗》、《寡妇赋》、《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出妇赋》等，都体现了曹丕对他人生命的关注和对社会群体的关怀，特别是《出妇赋》，深切控诉了封建社会的“七出”之律对妇女的迫害，表达了对不幸者的同情。他以一种哀伤的情思，去揣度别人的心怀，这使他的生命意识绚丽夺目。
总之，曹丕作品中浓郁的生命意识展示了他的生命情调和生命格局，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他的精神是自由的，思想是独立的，不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还是对群体生命的关怀，都表现了他蓬勃的生命热情。曹丕的一生都被时代涂上了感伤的色彩。他哀叹自己在政治斗争中举步维艰，并且悲愁生命短暂、时光易逝，同时感伤社会群体的悲惨生活。他的人生被设定了航标，他一直在为时代、使命而活。只有在文学中，他才能展示自己宏大的生命格调。曹丕，一个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的人，他的多重--身份，注定了他矛盾的一生。他是善于权术的五官中郎将，是有谋略的丞相，是有野心的太子，是心系天下的帝王。多重身份让他成为权力中心的人物，他如同箭靶中央的圆心，-+～留意便会被命中。他和父亲、兄弟之间的关系，更是微妙到不可思议，集文人与帝王身份于一身的矛盾生命格调，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也成就了他超人的文学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