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难民潮波澜汹涌。据国际难民署2015年6月报告，2011年到2014年，全球难民人数增加41%，接近6000万，中东则是难民“重灾区”。叙利亚、利比亚等国此前政局稳定，民众安居乐业，但“国破”导致“家亡”，没了国家遮风挡雨，普通民众几乎一夜间便流离失所。这些国家内部固然存在问题，但有道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正是外部势力借机推波助澜，竭力策动“颜色革命”，才使相关国家由治到乱，走向深渊。
　　“颜色革命”是西方大国实现霸权利益的柔性战略。与武力入侵和军事占领相比，意识形态渗透以及在关键节点策动“颜色革命”，成本收益明显“合算”。从思想上俘虏对手，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当前，西方大国着重打造“自由民主”的神话，将自己装扮成“人权卫士”和“自由民主”象征，借以将霸权行径美化为正义行动。那些不听号令的非西方国家，则被扣上“独裁”、“专制”的帽子，并在“制度不自信”之下，不由自主地按照西方设计的轨道进行政改，最终陷入制度迷茫和政治动荡。
　　2011年阿拉伯剧变就是“颜色革命”的最新案例。动荡开始后，西方媒体马上将其冠以“阿拉伯之春”，朝“民主化”方向引导。在突尼斯、埃及等国政权更替前后，“自由之家” “全国民主基金会” “国际共和研究所”等十几家美国“非政府组织”表现活跃。在阿拉伯世界抗议运动中，抗议者使用的简单短促的口号、紧握拳头的标示，以及抗议者面带微笑、向军警献花、与军警拥抱等貌似温柔的抗议方式等，与此前在塞尔维亚（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和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等国“颜色革命”中的手法如出一辙。不明真相的民众跟着“起哄”，使策划者轻易煽动起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规模的抗议。因此，“颜色革命”也被称为“傻子革命 ”。然而，“颜色革命”貌似温柔和“非暴力”，但这种假想仅仅是为了瓦解专政机构斗志，一旦完成政权更替，“颜色革命”便会显露出血雨腥风的另一面：政局动荡反复、极端势力兴起、教派冲突加剧、安全形势恶化、国家日趋解体。
　　西方国家热衷“颜色革命”，直接动因是“顺昌逆亡”的地缘政治逻辑。在阿拉伯剧变中，西方大国有意针对筛选出来的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将其孤立的社会政治危机，升级为剧烈的地缘政治地震，以便重塑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从深层看，这种“政权更替嗜好”，还与当前金融垄断资本的“灾难资本主义”本性有关。在经济日趋金融化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大国实现经济繁荣（金融扩大再生产），需要持续增加货币资本投入。在国内储蓄不足情况下，国际资本便成为其争夺对象。由于国际资本出于保值增值动机，往往会流向安全环境更好的国家。因此，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势力要保持本国经济繁荣，前提就是制造危机、破坏他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市场秩序。当一国陷入混乱无序，经济破产并亟需资金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其它金主，就会以苛刻的条件进行贷款，借以奴役这些国家。这从侧面说明，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腐朽反对的发展阶段。
　　然而，依靠制造灾难和政权更替实现霸权利益，是非常危险的地缘政治游戏。金融资本的基本行为逻辑就是行为短期化，在这种思维主导下的西方对外政策，越来越缺少耐心和智慧，这种一味追求“短平快”的做法，使世界变得更加混乱无序。中东大乱局表明，西方有本事放火，却没本事灭火。在利比亚，西方军事投入最大，指望战后攫取更多石油资源，不料利比亚陷入无政府状态，并成为极端恐怖势力的活动天堂，连美国驻利比亚大使也遇袭身亡；在叙利亚，西方竭力要推翻巴沙尔政权，不料使该国陷入长期内战，造成“伊斯兰国”壮大。即便如此，西方大国也没有从中汲取教训，改变“颜色革命”的坏习惯。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颜色革命”无疑是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普通民众是最大受害者。广大民众要想过上安宁稳定的好日子，首要任务就是警惕和防范“颜色革命”。对当权者来说，在事关政权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更应当勇于担当。在关键时刻妥协退让，只会使国家陷入灾难深渊，使人民根本利益遭受最大限度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