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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档案：
刘世昌，河北安国市人，1921年出生，1937年10月参加抗日工作，1938年2月入党，曾任冀中军区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政委、沈阳市保安三旅旅长、独立12师政治部主任、157师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兼青年部部长、空军航空兵24师政委、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七军政委、广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阮若琳，1929年出生，1944年参加革命。先任陕甘宁边区文化教员、继任回民支队宣传干事、辽西地委宣传部干事兼《大众报》主编，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特约记者、《广州日报》副总编导、广东电视台台长、陕西广播电视局局长、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中国电视》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主持拍摄了大型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西游记》、《红楼梦》、《末代皇帝》等数百部（集）中篇连续剧和单本剧，或任总监制或任顾问。
刘世昌，祖籍河北定州明月店，1921年出生于河北安国县东城村一个客籍回族家庭，世代以耕种为生，是名副其实的农民的儿子。阮若琳，祖籍河北怀来县，1929年3月出生于原籍，在北京长大。其父阮慕韩是北京中法大学、北京法商学院和天津国立法商学院的教授。两人民族不同、家境两异且年龄相差8岁，按常理说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但是，二人却偏偏于1945年5月24日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成为革命情侣，并且恩恩爱爱走过了65年风雨历程，直到2010年3月81岁的阮若琳先行一步，9月89岁的刘世昌撒手人寰追随妻子而去，为后人留下了千古佳话。
1944年冬天，离陕西甘泉县十多华里的田家沟，突然热闹起来，热闹的原因说起来好笑：仅仅是因为这个偏僻的小地方来了个长的挺甜润的姑娘。她叫阮若琳，是甘泉扫盲班的老师，今天是来田家沟给教一旅官兵们上课的。她年龄也就是十六、七岁的样子，个头不高，瘦瘦的，因此人们叫她“娃娃老师”。那时候，陕甘宁边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延安有好事者做过粗略统计，是18:1，而远离延安的甘泉虽无人做过统计，但可以肯定的说，这个比例比延安还要大。而田家沟除去支队抗战剧社有四名女同志外，则是一色的男子汉。由于这个缘故，女人在这里算得上“珍奇动物”。当时担任教导一旅回民支队政委的刘世昌就率部住在纵贯70华里，森林茂密、古木参天、野兽出没、杳无人烟的田家沟。这里没有古迹名胜，只有一座尚算保存完好的小庙，全部为男性的回民支队干部战士闲来没事时就到小庙里玩玩外再无其他可去之处，因此人们便戏称田家沟为“和尚沟”。这么个地方来了个长的漂亮的女娃儿，当然会立刻成为人们注视的中心，不引起一番热闹那才怪呢。
这田家沟离党中央驻地延安不太远，加上这么一支少数民族部队，中央领导格外看重，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刘世昌有机会接触中央领导。1945年1月，刘世昌参加陕甘宁边区召开的英模大会，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时，毛主席曾关切地询问过刘世昌的婚姻大事，并叮嘱时任教导一旅旅长的杨得志要多关心这位少数民族下属的婚姻问题。因此，当阮若琳到甘泉后杨得志就很快打起了主意，盘算如何完成毛主席的托付。想来想去，杨得志想到了同是回民的孙淑芳。孙淑芳是马本斋的妻子，马本斋去世后，晋察冀军区派人将孙淑芳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送到陕甘宁边区，被安排在距延安不远的甘泉城住下来。杨得志找到孙淑芳家中，如此这般的对孙淑芳一说，孙淑芳当即表示这个事虽然不一定成但自己愿意试试。
几天后，阮若琳到马夫人家去给两个孩子补课，课上完后马夫人端出刚烤好的土豆招待阮若琳，二人坐在炕上吃着，说起了回民支队的传闻掌故，孙淑芳故作漫不经心地说；“支队的政委叫刘世昌，小伙子20多岁，人挺好，高高的个子，是个战斗英雄。怎么样，找个时间见见面，交流交流。孙淑芳知道，那个年代的姑娘们都爱慕战斗英雄。说刘世昌是战斗英雄就是为了让阮若琳从心里加深对刘世昌的好感和印象。对孙淑芳的话，阮若琳根本没在意，她总觉得自己还不满十六岁，婚姻大事还早呢。吃完饭就走了。又过了几天，阮若琳再次到马夫人家，还是去给孩子补课。课还没上完，就来了一帮子军人，是回民支队的干部战士，刘世昌也在其中。来了后这些人围着阮若琳就闹就起哄，显然是有目的而来的。支队政治部副主任范子久提议让阮若琳唱京戏，众人齐声响应。阮若琳头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心里又紧张但又拗不过大家就唱了一段。支队组织科长马建德当面夸他们的政委如何如何，问阮若琳对政委怎么样。阮若琳已知这些人的用意，心里反倒放松了许多，也附和着说些笑话，说说刘世昌的好话。但本质问题却把得很严，一副很有主意的神态。这帮子军人闹够了，主要是觉得目的达到了，又闹了一阵子就嘻嘻哈哈地走了。孙淑芳征求阮若琳的意见，阮若琳依然未知可否。
不久，刘世昌到延安联防军政治部学习，研究探讨如何改造后进战士的问题并参加军事会议，部署冬季大练兵，时间大致一个月左右。在这期间，杨得志约上曾经担任过冀中军区法院院长、和刘世昌交情很好的边伴山，带着刘世昌去党校二部拜访阮慕韩。因为在此前，阮慕韩到延安后即被安排到中央党校二部去学习。见面后未等介绍，阮慕韩就对刘世昌说：“我知道你，当年肖秉均创建回民教导队，手下有4个党员，你是其中一个。”原来，阮慕韩早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就认识肖秉均，肖秉均到冀中后彼此互相还有联系。肖秉均向阮慕韩谈到过创建回民支队的情况。阮慕韩虽然没见过刘世昌，但心中对刘世昌印象很好。不久，杨得志再次带刘世昌去见阮慕韩，见面时间不长，杨得志借机把刘世昌支开了。见刘世昌出门而去，杨得志把话引到教一旅干部的婚姻上来。杨得志说：教一旅的团干部好多人都没结婚，为解决这个问题，我派人到米脂县找过县长冯文斌，米脂县的姑娘漂亮，让他动员一批姑娘到部队来。这时边伴山插话说：慕韩兄的姑娘就在你们那边的文化补习学校当教师，给她介绍一个嘛，只是有没有合适的？杨得志说：怎么没有，刘世昌就很好嘛，蛮合适的。边伴山也挺配合就说：是啊，我看挺般配的。杨得志接过话头问阮慕韩：慕韩兄以为如何呢？阮慕韩从心里喜欢这个小伙子，但自己又不能大包大揽，答应和女儿商量商量。 1945年初，阮若琳奉调从甘泉回到延安中学任教，到延安后父女俩见面，谈话中自然谈起刘世昌，阮慕韩对女儿说，他认识这个人，印象不错，自己赞同这件事并问女儿什么意见。阮若琳还是觉得自己还小，过些年再考虑。阮慕韩劝导女儿说：，十六岁了，该考虑了，身边有个可靠的人有好处，爸爸也放心。阮若琳不想违背爸爸的意愿，不再说什么，决定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她心里才有了刘世昌这个人。
之后不久的一天，回民支队后勤处长权韵福带领三个战士来到延安中学，在校长办公室里权韵福和校长交涉了一下，校长就带他们去找阮若琳。在阮若琳宿舍，校长对她说：小阮，赶紧收拾一下跟他们走吧。阮若琳看看这些人都不认识，觉得突然，问校长：走，去哪里？校长指指权韵福说：这是回民支队的政治部主任，你当然是跟他们走，回甘泉去。阮若琳已知是怎么回事了，埋怨校长说：你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就让我跟他们走，我不去，我就在这里教书。权韵福装作一脸的无奈说：阮老师不要生气，我们是奉杨得志旅长的指示，接你去甘泉。你若不去我们完不成任务，回去没法向旅长交代，弄不好旅长还会处分我们呢。见阮若琳不说话了，权韵福就强拉着阮若琳往外走。阮若琳强挣扎着身子，嘴里一个劲地骂他们土匪。权韵福嘻嘻哈哈，搞得阮若琳一点脾气也没有。就这样，阮若琳被权韵福手下的几个战士推到马背上，“抢”到了甘泉并被送到刘世昌办公室。刘世昌听到声音立刻迎出来，阮若琳却不下马，使着小性子责怪刘世昌，不该像土匪一样抢人。刘世昌陪着笑脸，打着哈哈解释这不叫“抢”而是“接”，再说呢，不土匪点你能来吗？刘世昌说着趁阮若琳不在意，一把将她抱下马来抱进办公室。第二天，阮若琳跟着刘世昌回到田家沟。从此，阮若琳成了支队宣传科的一名宣传干事，负责油印支队刊物《战士报》。
大城市长大的阮若琳，希望自己的恋爱生活多一些浪漫情调，而战火中闯过来的刘世昌却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做的比较多的就是送花。阳春时节，田家沟漫山遍野都是野百合花、野桃花，可谓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刘世昌把自己的感情附在鲜花上，每天都叫警卫员送一束野花到阮若琳的房间。假日里，就领着阮若琳到山上摘野花、采野菜。这样过了几个月，1945年5月24日，二人备了些花生、大枣及支队食堂自制的糕点，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请支队的几个领导来吃了顿饭，就算结婚了。回来刘世昌曾回忆说：战争年代嘛，婚礼虽然简单，却很有味道。阮若琳也曾说：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婚了，以致过了好长时间我还不相信这是真的。
婚后不久，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1945年8月底，刘世昌接到杨得志的命令，让他马上去见中央组织部长彭真。刘世昌二话没说就随杨得志一起火速奔赴延安，彭真在办公室接见了他们，没有任何寒暄，彭真开门见山地交代，光复后的东北急需干部，中央决定从回民支队抽调百名左右的干部，由刘世昌带队火速奔赴沈阳。这年9月2日，刘世昌带领赴东北的干部踏上去东北的路，阮若琳及几个女兵也随队出发。具体路线是经绥德、米脂、佳县过黄河，在晋西北过同铺路。阮若琳个子矮小，脚力不济，行军总是掉在队伍的后头。在晋西北那些大山里，刘世昌一面组织队伍前进，一面还要照顾阮若琳，到最后索性把自己的坐骑让给她。阮若琳会骑马，并且骑术不错，有了马阮若琳少吃了许多苦头。但他心疼刘世昌，因为刘世昌是这支队伍的指挥者，很多工作要等着他去做，有了马刘世昌就会少付辛苦。这样想着，阮若琳几次提出把马还给刘世昌，每次刘世昌都是嘻嘻哈哈地拒绝，并吓唬她，晋西北山里多老虎和狼，没马骑掉队了还不让狼把你吃了，经这么一说，阮若琳的确害怕了，也就不再坚持还马了。
队伍走到山西应县，传来上级的指示，要骑马的先走一步，以便争取时间早日赶到沈阳。刘世昌把队伍一分为二，由参谋长任振宇骑马带另外几个骑马的同志先走，自己带领其余的同志随后赶到。阮若琳有马，但她没先走，她要和刘世昌在一起。这样两人相伴着来到当时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
到东北后，由于战事紧张，二人聚少离多，但都在心里默默地想着对方。1946年12月30日这天，刚乘火车从哈尔滨回到辽吉军区驻地白城的刘世昌心情极不宁静，总觉得哪里要出事。也就是这一天，离预产期还有二十多天的阮若琳在从库伦返回驻地大沁拉途中腹中感到剧烈疼痛，这是生产前的预兆，可阮若琳并不知道。同行的辽吉五地委书记的爱人丁修生过孩子，知道阮若琳此时要生了，赶忙照顾着阮若琳赶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谁知道这个村子的人极迷信，认为外人来家里生孩子不吉利。丁修及刘世昌的堂妹刘世英反复向老乡解释，村人没有一家同意阮若琳进家分娩。没办法只好赶紧离开这个村子，阮若琳就在天寒地冻的天气里，躺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提前来到人世的女婴。这一切刘世昌并不知道，直到几天后刘世昌来到达奈曼旗，在大沁拉附近的一个小村里见到母女俩，才知道女儿已来到世上，当听刘世英说起那天阮若琳受尽千难万苦时，刘世昌才明白那天的心烦气躁的原因。他看着生产后虚弱的阮若琳，动情的说对不住了，让你受苦了，如果当时我在跟前就好了。阮若琳听后大度地一笑说，你不在跟前反而好些，你就是在跟前也搭不上手，反而只能跟着干着急，这样我心里会更难受。
1947年3月的一天，阮若琳带着孩子坐马车从开鲁去奈曼旗，途中过辽河时翻了车，一车人都落入水中，孩子因为被冻而发高烧。阮若琳听说有个部队的医疗所有可救孩子命的盘尼西林，费尽千辛万苦找到医疗所，说尽好话还是没能搞出来，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受尽病痛折磨后离她而去。阮若琳大哭一场后叮嘱陪在自己身边的刘世英，先不要将这一切告诉刘世昌，因为她知道刘世昌正在开鲁指挥歼灭土匪李守信的战斗，她不能让刘世昌分心，自己默默地承担着丧女的痛苦。直到打下开鲁结束战斗后，刘世昌才匆匆赶来，看着一脸憔悴的阮若琳，刘世昌动情的将她揽在怀里，抚摸着她那一头凌乱的秀发，失声痛哭。
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刘世昌担任政治部主任的独立12师划归第七纵队建制，番号改成157师，部队开到辽阳休整。部队安置好后，刘世昌很想去法库看看仍在辽吉五地委组织部工作的阮若琳。阮若琳当时又有了身孕并且到了临产期。由于战事繁忙，他们已经有四五个月没见面了。刘世昌在为阮若琳担心，阮若琳也很想念刘世昌。但刘世昌太忙了，虽说休整，但祝捷会、战评会要开，兵员武器需要补充，被调整的干部需要做工作，战术技术需要训练，战俘和缴获的物资装备需要处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刘世昌亲自去做。半个月后，刘世昌所部奉令入关参加平津战役，他想在离开东北前最后见妻子一面的愿望最终还是没有实现。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刘世昌被师长曾敬凡叫去，曾师长告诉刘世昌，阮若琳于1949年1月1日，在法库天主教堂生了一个男孩。高兴之余，刘世昌请曾师长为孩子取名，曾敬凡高兴地答应了。经过一番推敲，曾师长说，长春解放、沈阳解放，现在天津又解放了，这真是捷报频传呀，孩子这个时候出生，我看就叫捷音吧，又好听又有特殊含义。刘世昌听后非常赞同，就给孩子定名捷音，小名小宝。
1949年4月22日，157师在天津咸水沽召开誓师大会，准备打到江南去。这时阮若琳带着小宝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一见面，阮若琳就提出跟随刘世昌去江南，刘世昌考虑到她刚生过孩子，身体还很虚弱，加上孩子也需人照顾，建议阮若琳留在天津，等江南解放后再去。阮若琳一来担心上前线后刘世昌的安危，二来也迫切要求工作执意要随刘世昌去。刘世昌拗不过她只好当面答应，暗地里找到7纵政委吴善富，要吴政委出面做工作，吴善福通过组织关系，把阮若琳安排在天津法院刑事庭。当通知送到阮若琳手中时，刘世昌已带领部队出发了。以后，刘世昌一路下河南、战江西，最后被任命为江西省军区袁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直到这时，阮若琳才带着孩子来袁州团聚。后又随刘世昌转武汉、下广州直至北上北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风风雨雨、离离聚聚、恩恩爱爱65年。这些都是后话。
刘世昌，河北安国市人，1921年出生，1937年10月参加抗日工作，1938年2月入党，曾任冀中军区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政委、沈阳市保安三旅旅长、独立12师政治部主任、157师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兼青年部部长、空军航空兵24师政委、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七军政委、广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阮若琳，1929年出生，1944年参加革命。先任陕甘宁边区文化教员、继任回民支队宣传干事、辽西地委宣传部干事兼《大众报》主编，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特约记者、《广州日报》副总编导、广东电视台台长、陕西广播电视局局长、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中国电视》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主持拍摄了大型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西游记》、《红楼梦》、《末代皇帝》等数百部（集）中篇连续剧和单本剧，或任总监制或任顾问。
刘世昌，祖籍河北定州明月店，1921年出生于河北安国县东城村一个客籍回族家庭，世代以耕种为生，是名副其实的农民的儿子。阮若琳，祖籍河北怀来县，1929年3月出生于原籍，在北京长大。其父阮慕韩是北京中法大学、北京法商学院和天津国立法商学院的教授。两人民族不同、家境两异且年龄相差8岁，按常理说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但是，二人却偏偏于1945年5月24日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成为革命情侣，并且恩恩爱爱走过了65年风雨历程，直到2010年3月81岁的阮若琳先行一步，9月89岁的刘世昌撒手人寰追随妻子而去，为后人留下了千古佳话。
1944年冬天，离陕西甘泉县十多华里的田家沟，突然热闹起来，热闹的原因说起来好笑：仅仅是因为这个偏僻的小地方来了个长的挺甜润的姑娘。她叫阮若琳，是甘泉扫盲班的老师，今天是来田家沟给教一旅官兵们上课的。她年龄也就是十六、七岁的样子，个头不高，瘦瘦的，因此人们叫她“娃娃老师”。那时候，陕甘宁边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延安有好事者做过粗略统计，是18:1，而远离延安的甘泉虽无人做过统计，但可以肯定的说，这个比例比延安还要大。而田家沟除去支队抗战剧社有四名女同志外，则是一色的男子汉。由于这个缘故，女人在这里算得上“珍奇动物”。当时担任教导一旅回民支队政委的刘世昌就率部住在纵贯70华里，森林茂密、古木参天、野兽出没、杳无人烟的田家沟。这里没有古迹名胜，只有一座尚算保存完好的小庙，全部为男性的回民支队干部战士闲来没事时就到小庙里玩玩外再无其他可去之处，因此人们便戏称田家沟为“和尚沟”。这么个地方来了个长的漂亮的女娃儿，当然会立刻成为人们注视的中心，不引起一番热闹那才怪呢。
这田家沟离党中央驻地延安不太远，加上这么一支少数民族部队，中央领导格外看重，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刘世昌有机会接触中央领导。1945年1月，刘世昌参加陕甘宁边区召开的英模大会，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时，毛主席曾关切地询问过刘世昌的婚姻大事，并叮嘱时任教导一旅旅长的杨得志要多关心这位少数民族下属的婚姻问题。因此，当阮若琳到甘泉后杨得志就很快打起了主意，盘算如何完成毛主席的托付。想来想去，杨得志想到了同是回民的孙淑芳。孙淑芳是马本斋的妻子，马本斋去世后，晋察冀军区派人将孙淑芳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送到陕甘宁边区，被安排在距延安不远的甘泉城住下来。杨得志找到孙淑芳家中，如此这般的对孙淑芳一说，孙淑芳当即表示这个事虽然不一定成但自己愿意试试。
几天后，阮若琳到马夫人家去给两个孩子补课，课上完后马夫人端出刚烤好的土豆招待阮若琳，二人坐在炕上吃着，说起了回民支队的传闻掌故，孙淑芳故作漫不经心地说；“支队的政委叫刘世昌，小伙子20多岁，人挺好，高高的个子，是个战斗英雄。怎么样，找个时间见见面，交流交流。孙淑芳知道，那个年代的姑娘们都爱慕战斗英雄。说刘世昌是战斗英雄就是为了让阮若琳从心里加深对刘世昌的好感和印象。对孙淑芳的话，阮若琳根本没在意，她总觉得自己还不满十六岁，婚姻大事还早呢。吃完饭就走了。又过了几天，阮若琳再次到马夫人家，还是去给孩子补课。课还没上完，就来了一帮子军人，是回民支队的干部战士，刘世昌也在其中。来了后这些人围着阮若琳就闹就起哄，显然是有目的而来的。支队政治部副主任范子久提议让阮若琳唱京戏，众人齐声响应。阮若琳头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心里又紧张但又拗不过大家就唱了一段。支队组织科长马建德当面夸他们的政委如何如何，问阮若琳对政委怎么样。阮若琳已知这些人的用意，心里反倒放松了许多，也附和着说些笑话，说说刘世昌的好话。但本质问题却把得很严，一副很有主意的神态。这帮子军人闹够了，主要是觉得目的达到了，又闹了一阵子就嘻嘻哈哈地走了。孙淑芳征求阮若琳的意见，阮若琳依然未知可否。
不久，刘世昌到延安联防军政治部学习，研究探讨如何改造后进战士的问题并参加军事会议，部署冬季大练兵，时间大致一个月左右。在这期间，杨得志约上曾经担任过冀中军区法院院长、和刘世昌交情很好的边伴山，带着刘世昌去党校二部拜访阮慕韩。因为在此前，阮慕韩到延安后即被安排到中央党校二部去学习。见面后未等介绍，阮慕韩就对刘世昌说：“我知道你，当年肖秉均创建回民教导队，手下有4个党员，你是其中一个。”原来，阮慕韩早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就认识肖秉均，肖秉均到冀中后彼此互相还有联系。肖秉均向阮慕韩谈到过创建回民支队的情况。阮慕韩虽然没见过刘世昌，但心中对刘世昌印象很好。不久，杨得志再次带刘世昌去见阮慕韩，见面时间不长，杨得志借机把刘世昌支开了。见刘世昌出门而去，杨得志把话引到教一旅干部的婚姻上来。杨得志说：教一旅的团干部好多人都没结婚，为解决这个问题，我派人到米脂县找过县长冯文斌，米脂县的姑娘漂亮，让他动员一批姑娘到部队来。这时边伴山插话说：慕韩兄的姑娘就在你们那边的文化补习学校当教师，给她介绍一个嘛，只是有没有合适的？杨得志说：怎么没有，刘世昌就很好嘛，蛮合适的。边伴山也挺配合就说：是啊，我看挺般配的。杨得志接过话头问阮慕韩：慕韩兄以为如何呢？阮慕韩从心里喜欢这个小伙子，但自己又不能大包大揽，答应和女儿商量商量。 1945年初，阮若琳奉调从甘泉回到延安中学任教，到延安后父女俩见面，谈话中自然谈起刘世昌，阮慕韩对女儿说，他认识这个人，印象不错，自己赞同这件事并问女儿什么意见。阮若琳还是觉得自己还小，过些年再考虑。阮慕韩劝导女儿说：，十六岁了，该考虑了，身边有个可靠的人有好处，爸爸也放心。阮若琳不想违背爸爸的意愿，不再说什么，决定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她心里才有了刘世昌这个人。
之后不久的一天，回民支队后勤处长权韵福带领三个战士来到延安中学，在校长办公室里权韵福和校长交涉了一下，校长就带他们去找阮若琳。在阮若琳宿舍，校长对她说：小阮，赶紧收拾一下跟他们走吧。阮若琳看看这些人都不认识，觉得突然，问校长：走，去哪里？校长指指权韵福说：这是回民支队的政治部主任，你当然是跟他们走，回甘泉去。阮若琳已知是怎么回事了，埋怨校长说：你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就让我跟他们走，我不去，我就在这里教书。权韵福装作一脸的无奈说：阮老师不要生气，我们是奉杨得志旅长的指示，接你去甘泉。你若不去我们完不成任务，回去没法向旅长交代，弄不好旅长还会处分我们呢。见阮若琳不说话了，权韵福就强拉着阮若琳往外走。阮若琳强挣扎着身子，嘴里一个劲地骂他们土匪。权韵福嘻嘻哈哈，搞得阮若琳一点脾气也没有。就这样，阮若琳被权韵福手下的几个战士推到马背上，“抢”到了甘泉并被送到刘世昌办公室。刘世昌听到声音立刻迎出来，阮若琳却不下马，使着小性子责怪刘世昌，不该像土匪一样抢人。刘世昌陪着笑脸，打着哈哈解释这不叫“抢”而是“接”，再说呢，不土匪点你能来吗？刘世昌说着趁阮若琳不在意，一把将她抱下马来抱进办公室。第二天，阮若琳跟着刘世昌回到田家沟。从此，阮若琳成了支队宣传科的一名宣传干事，负责油印支队刊物《战士报》。
大城市长大的阮若琳，希望自己的恋爱生活多一些浪漫情调，而战火中闯过来的刘世昌却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做的比较多的就是送花。阳春时节，田家沟漫山遍野都是野百合花、野桃花，可谓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刘世昌把自己的感情附在鲜花上，每天都叫警卫员送一束野花到阮若琳的房间。假日里，就领着阮若琳到山上摘野花、采野菜。这样过了几个月，1945年5月24日，二人备了些花生、大枣及支队食堂自制的糕点，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请支队的几个领导来吃了顿饭，就算结婚了。回来刘世昌曾回忆说：战争年代嘛，婚礼虽然简单，却很有味道。阮若琳也曾说：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婚了，以致过了好长时间我还不相信这是真的。
婚后不久，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1945年8月底，刘世昌接到杨得志的命令，让他马上去见中央组织部长彭真。刘世昌二话没说就随杨得志一起火速奔赴延安，彭真在办公室接见了他们，没有任何寒暄，彭真开门见山地交代，光复后的东北急需干部，中央决定从回民支队抽调百名左右的干部，由刘世昌带队火速奔赴沈阳。这年9月2日，刘世昌带领赴东北的干部踏上去东北的路，阮若琳及几个女兵也随队出发。具体路线是经绥德、米脂、佳县过黄河，在晋西北过同铺路。阮若琳个子矮小，脚力不济，行军总是掉在队伍的后头。在晋西北那些大山里，刘世昌一面组织队伍前进，一面还要照顾阮若琳，到最后索性把自己的坐骑让给她。阮若琳会骑马，并且骑术不错，有了马阮若琳少吃了许多苦头。但他心疼刘世昌，因为刘世昌是这支队伍的指挥者，很多工作要等着他去做，有了马刘世昌就会少付辛苦。这样想着，阮若琳几次提出把马还给刘世昌，每次刘世昌都是嘻嘻哈哈地拒绝，并吓唬她，晋西北山里多老虎和狼，没马骑掉队了还不让狼把你吃了，经这么一说，阮若琳的确害怕了，也就不再坚持还马了。
队伍走到山西应县，传来上级的指示，要骑马的先走一步，以便争取时间早日赶到沈阳。刘世昌把队伍一分为二，由参谋长任振宇骑马带另外几个骑马的同志先走，自己带领其余的同志随后赶到。阮若琳有马，但她没先走，她要和刘世昌在一起。这样两人相伴着来到当时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
到东北后，由于战事紧张，二人聚少离多，但都在心里默默地想着对方。1946年12月30日这天，刚乘火车从哈尔滨回到辽吉军区驻地白城的刘世昌心情极不宁静，总觉得哪里要出事。也就是这一天，离预产期还有二十多天的阮若琳在从库伦返回驻地大沁拉途中腹中感到剧烈疼痛，这是生产前的预兆，可阮若琳并不知道。同行的辽吉五地委书记的爱人丁修生过孩子，知道阮若琳此时要生了，赶忙照顾着阮若琳赶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谁知道这个村子的人极迷信，认为外人来家里生孩子不吉利。丁修及刘世昌的堂妹刘世英反复向老乡解释，村人没有一家同意阮若琳进家分娩。没办法只好赶紧离开这个村子，阮若琳就在天寒地冻的天气里，躺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提前来到人世的女婴。这一切刘世昌并不知道，直到几天后刘世昌来到达奈曼旗，在大沁拉附近的一个小村里见到母女俩，才知道女儿已来到世上，当听刘世英说起那天阮若琳受尽千难万苦时，刘世昌才明白那天的心烦气躁的原因。他看着生产后虚弱的阮若琳，动情的说对不住了，让你受苦了，如果当时我在跟前就好了。阮若琳听后大度地一笑说，你不在跟前反而好些，你就是在跟前也搭不上手，反而只能跟着干着急，这样我心里会更难受。
1947年3月的一天，阮若琳带着孩子坐马车从开鲁去奈曼旗，途中过辽河时翻了车，一车人都落入水中，孩子因为被冻而发高烧。阮若琳听说有个部队的医疗所有可救孩子命的盘尼西林，费尽千辛万苦找到医疗所，说尽好话还是没能搞出来，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受尽病痛折磨后离她而去。阮若琳大哭一场后叮嘱陪在自己身边的刘世英，先不要将这一切告诉刘世昌，因为她知道刘世昌正在开鲁指挥歼灭土匪李守信的战斗，她不能让刘世昌分心，自己默默地承担着丧女的痛苦。直到打下开鲁结束战斗后，刘世昌才匆匆赶来，看着一脸憔悴的阮若琳，刘世昌动情的将她揽在怀里，抚摸着她那一头凌乱的秀发，失声痛哭。
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刘世昌担任政治部主任的独立12师划归第七纵队建制，番号改成157师，部队开到辽阳休整。部队安置好后，刘世昌很想去法库看看仍在辽吉五地委组织部工作的阮若琳。阮若琳当时又有了身孕并且到了临产期。由于战事繁忙，他们已经有四五个月没见面了。刘世昌在为阮若琳担心，阮若琳也很想念刘世昌。但刘世昌太忙了，虽说休整，但祝捷会、战评会要开，兵员武器需要补充，被调整的干部需要做工作，战术技术需要训练，战俘和缴获的物资装备需要处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刘世昌亲自去做。半个月后，刘世昌所部奉令入关参加平津战役，他想在离开东北前最后见妻子一面的愿望最终还是没有实现。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刘世昌被师长曾敬凡叫去，曾师长告诉刘世昌，阮若琳于1949年1月1日，在法库天主教堂生了一个男孩。高兴之余，刘世昌请曾师长为孩子取名，曾敬凡高兴地答应了。经过一番推敲，曾师长说，长春解放、沈阳解放，现在天津又解放了，这真是捷报频传呀，孩子这个时候出生，我看就叫捷音吧，又好听又有特殊含义。刘世昌听后非常赞同，就给孩子定名捷音，小名小宝。
1949年4月22日，157师在天津咸水沽召开誓师大会，准备打到江南去。这时阮若琳带着小宝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一见面，阮若琳就提出跟随刘世昌去江南，刘世昌考虑到她刚生过孩子，身体还很虚弱，加上孩子也需人照顾，建议阮若琳留在天津，等江南解放后再去。阮若琳一来担心上前线后刘世昌的安危，二来也迫切要求工作执意要随刘世昌去。刘世昌拗不过她只好当面答应，暗地里找到7纵政委吴善富，要吴政委出面做工作，吴善福通过组织关系，把阮若琳安排在天津法院刑事庭。当通知送到阮若琳手中时，刘世昌已带领部队出发了。以后，刘世昌一路下河南、战江西，最后被任命为江西省军区袁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直到这时，阮若琳才带着孩子来袁州团聚。后又随刘世昌转武汉、下广州直至北上北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风风雨雨、离离聚聚、恩恩爱爱65年。这些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