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那时天天打我，除了不打头，其他地方都是她的打击目标，被打了之后，我就像斑马一样到学校去，真的很丢人！两个女同学看到我老起劲儿了，说：“呀！周立波，你妈妈又买新拖鞋啦！”我问：“你们怎么知道？”她们说：“你今天这个花纹跟昨天那个花纹是不一样的啊！”
　　记得那个时候一般人家都是请木匠到家里面打家具，我家就请来了一个。那个木匠带了个小孩，那个小孩经常要跟我玩，我不跟他玩他就哭。有一天，我把木匠锯下来的木屑、锯末之类的都放在碗里，用热水一冲，挺厚的一碗，像藕粉似的，然后我就骗他说：“哥哥给你吃藕粉哦！来，要一下子吃完的哦！我给你吹吹啊——来，预备，啊呜——”他就真吃了，一口进去，“哇”的一下就哭了，因为那种樟木锯末很辣很辣。他一哭，我妈又是给我一顿打。第二天我就把胡椒粉撒在手背上，跟小孩说：“你想不想要很阴凉的感觉呀？”我给他示范，把胡椒粉放在鼻子跟前：“你一定要用力吸，要使劲儿，知道了吗？好，来试一下！预备，来！”好，又哭了。所以我的确是该打，我的行为很恶劣。
　　我从小就极有表演欲望，记得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可能是好多天没被打了，骨头有点儿轻。正值放暑假，家里面就我一个人，大热天的我把泡泡纱窗帘拉起来，把一整瓶墨水全部涂在脸上、身上，再用刀把家里的西红柿酱打开，涂在各处，好像七窍流血，还把多下来的西红柿酱抹在菜刀上，然后在家正中斜躺着，做成那种他杀现场，把我妈妈吓得一阵尖叫！
　　当时考上海滑稽剧团很不容易，报名的有两千八百多人，最后只收了16个人，我的姐姐第一轮海选的时候就被淘汰了。那时候我也就15岁，没经过正式的表演训练，基本上只考原始反应，所以严顺开就考我一悲一喜。考到喜的时候，他说：“家里面买了个彩色电视机，你开心吗？”我说：“很开心”。他问：“彩色电视机怎么样？”我说：“非常清楚！”他说：“怎么清楚？”我说：“哎呀！那真是黑白分明啊！”那个时候知道的形容词有限，所以要描述什么叫清楚只会用个“黑白分明”。结果严老师马上反问：“慢！彩色电视机怎么黑白分明？”我说：“今天放黑白电影！”他立刻叫停：“就是你了！回家等通知吧！”我们共考六轮，这是第三轮，我就被录取了。
　　上海襄阳南路上的“大可堂”是当年上海滑稽剧团的原址，1981年至1990年间，我在那里待了差不多十年，那时家人最头痛的就是经常全家去学校挨批。我们在剧团住的是那种老洋房，二十米长的甬道没有灯，平时很怕人的，经常还放点布景什么的。我的那些同学打热水必须要通过这条甬道，因为很害怕，就会唱歌给自己壮胆，我经常躲在黑暗里，等他们过去了，跟在后面鬼吼，把男同学都吓哭了。当时差不多每两个星期我就会写一次检查，后来写检查跟开支票一样，都有套路了，基本上抬头换一换就是了。我们是三年毕业，再实习一年，等我从学馆毕业的时候，馆长给我的毕业礼物就是我所有的检查，他说：“周立波，你今天毕业了，成为上海滑稽剧团的青年演员了！来，这些检查还给你！”我接过来一看，简直像《家》《春》《秋》一样，很厚的一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