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历史上，罗家伦是横跨政学两界而又有胆有识的人物。
　　他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第二年与傅斯年创办《新潮》杂志，成为与《新青年》并驾齐驱的一份刊物。1919年五四运动时，学生在街头散发传单，其中最重要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他临时起草的。随后，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概念。
　　1920年，罗家伦与周炳麟等五位北大才俊在实业家穆藕初的资助下出国留学。这件事让人们想起了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所以在当时有“五大臣出洋”之誉。留学归来后，他本来是要献身于学术事业，但是却遇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于是他投笔从戎，担任了蒋介石的秘书。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他“单刀赴会”，前往日军司令部进行交涉。在穷凶极恶的对手面前，他不卑不亢，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不久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并在校名前加了“国立”二字。这其实是中国教育独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他才31岁。随后，他为提高教师待遇对学校进行整顿，最终形成“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条狗”的局面。后面那句话虽然有些难听，却反映了他对人才和教育的重视。
　　中原大战以后，罗家伦被迫离开清华返回南京，担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上任伊始，他就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从事政治的人不仅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还要有健全的人格，否则就会成为“有一技之长的书吏”或者“只会活动的政客”。
　　1932年9月，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使该校进入了辉煌鼎盛的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中央大学迁往重庆。1941年离开中央大学后，他以新疆监察使和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的身份赴新疆考察。
　　抗战胜利后，他出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当时印度尚未独立，所以他在递交国书的时候是由印度总督蒙巴顿将军接受的。1947年7月中旬，英国正式承认印度独立，印度进入建国倒计时阶段。因为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所以中国的经验对于印度来说非常重要。十几天以后，罗家伦在大使馆举行晚宴，邀请各界人士前来聚谈，其中包括尼赫鲁兄妹和后来担任驻华大使的潘尼迦等人。
　　晚宴开始后，尼赫鲁和另外几个人未能按时抵达。罗家伦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在国会讨论国旗问题。尼赫鲁等人到达后，罗家伦得知印度新国旗是以橙、绿、白三横条为底色，中间配以纺车图案。他知道，橙、绿、白三种颜色分别是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象征；把它们横着排列，具有“各种宗教的大联合”的深刻含义。至于国旗中心的那辆纺车，则与甘地倡导的“土布运动”有关。甘地为什么要倡导“土布运动”呢？因为他觉得英国的强大与发达的纺织业有关，所以他号召印度妇女要用纺车织造土布，以实际行动来抵制英国殖民主义。
　　罗家伦深知甘地在印度的地位，所以他对这一思路不便妄加评论；但是客人们希望听听他的意见，再加上他认为隐藏自己的观点是对朋友的不忠，所以他直截了当地说： “据我的意见，一个像印度这样疆域广而人口多的国家的国旗，最好要使散布在各区的人口，看了政府颁布的图案和说明，就能按照仿制，不致错误。甘地的纺车虽然简单，但是棍棒等件仍然很多，各处仿制，很难合乎比例，将来势必不能一致。国旗不易标准化，是不方便的。这是我所持第一个理由。我知道甘地抵制英货的纺布运动，自有印度独立史上的意义，可是印度要建国，必须要现代化，断不能停滞在手纺脚钩的原始土车上面。这土车的时代任务过去了。我们现在不妨坦白地说，就在当时它也不过是产生了有限的作用，何必把它延长为重建印度的象征？这是第二个理由。”
　　说到这里，他看到客人们频频点头，便表述了第三个理由： “我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人，但是对于印度历史的知识仍然很浅。根据这有限的印度历史知识，我觉得在大英帝国征服印度各地以前，印度并没有完全统一过。在印度自己的政权统治之下，只有著名的阿育王时期，几乎有完全统一的可能。现在印度朋友们既面临分裂的痛苦，又抱有将来复合的希望，何不主张将你们历史上和艺术上著名的阿育王轮，放在这中间呢？阿育王轮中虽然也有许多轮齿，可是他们都是按着一定几何图案的比例，不但容易绘成，而且民间处处都有这图案现成的印本。请它正位于你们国旗的中间，实属最美丽，又深切的富于涵义，更容易普及到广大的民众而不致有错误。”
　　在场的客人都被他的观点所折服，就连尼赫鲁也点头称是。
　　印度独立以后，在国旗的制定上果然接受了罗家伦的意见。所以多年后罗家伦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仍然自豪地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场合。以一个中国大使来建议驻在国国旗的形态，而且这个驻在国也是有悠久文化的国家，恐怕可以说是史无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