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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先生的翻译实践,表现出明显的前期归化、后期异化的倾向。本文从目的论的角度探讨了鲁迅先生翻译策略变化的原因,认为他的翻译同他的创作一样,都是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的。理解鲁迅的翻译作品,不应该只将目光局限在他的译作本身,而应放大到他对新知的诉求和对变革的渴望的更大的文学和社会运动中去。不应仅从技术的层面去看待鲁迅的翻译,因为鲁迅倡导直译,实则是在倡导一次旨在涤荡国人陈腐思想、打开民众局限视野的伟大的启蒙运动。
关键词鲁迅归化异化目的论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1 鲁迅前期翻译的归化策略及原因
纵观鲁迅先生的翻译实践,前期归化,后期异化(以《域外小说集》为分水岭)。鲁迅先生前期的归化倾向,从客观上来讲,是受到了清末盛行的意译之风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清末的意译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清末大多数译者的译作不单纯是翻译,往往对原作有大量的删减甚至是篡改,西方中长篇小说常常被缩编合并成短篇,且多套用中国式章回体的格式。所以,清末的译作是以翻译为主,兼有译者自己创作编辑成分的一种文学样式。
在此类译作中,影响最巨者非严复的《天演论》莫属。徐维则曾对《天演论》有如下评价,“有裨于国计民生,殆非浅鲜。大能达其旨趣。附著论述,复能曲申其义例,中译之善本,无有过此书。①《天演论》就是典型的以意译为主,兼有译者自己整合发挥的作品。严复既已树立典范,效仿者如林纾、梁启超、苏曼殊等人随之纷起,以致意译之风极盛一时,几乎形成翻译压倒创作之势。风气既变,并及文林,鲁迅身在其中,自然免不了受其影响。
从主观上来说,鲁迅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5岁即喜抄录古书,借此得窥古学精微”,②成年后鲁迅师从清末名儒章太炎,在古书稽考方面成绩斐然,蔡元培亦称其“本受清代学者濡染”,③因此鲁迅在学术上秉承了地道的清儒家法,有深厚的国学根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使得青年鲁迅更容易接受当时流行的“削足适履,化夷为汉”的翻译观,即以中国传统文化吸纳兼容异质文化,使之具有中国印记的翻译观。正是由于上述主、客观两方面原因,鲁迅早期的翻译才会表现出明显的归化倾向。1903年,鲁迅旅居日本期间翻译的《地底旅行》就是归化策略的具体体现。
三人两骑,如离弦的箭一般,蹴衰草,逾菏泽,沿寂寞之海岸,入阴郁之森林,渐与叫怀黎吉留的寺院相近。驰驱终日,大觉疲劳。少时,抵一古村,向民家借了宿。村中民情淳朴,古道犹存。款客者虽无蔬食菜羹,而其意却十分固挚。小儿绕膝,驯不避人。女子行觞,嫣然劝客。翌日,列曼报以金,拒不受。三人遂殷勤道谢,策马越行。④
此段译文,对仗工整,文辞精练,寥寥数语而情景跃然于纸上。除人名,地名之外丝毫看不出翻译的痕迹,不知情者恐误以为原创,而且字里行间又分明散发着几分陶潜《桃花源记》中寻仙问道,避世隐遁的玄学味道。鲁迅才情之高,浸淫传统文化之深可见一斑。由此可见,鲁迅后来抛弃归化而坚持异化,绝不是他不善于意译,非不能,乃不为也。
2鲁迅后期翻译的异化策略及原因
《域外小说集》是“中国近代译论史上的重大文献”, ⑤它的出版标志着鲁迅本人翻译观念彻底的改弦更张,是鲁迅从归化到异化转变的界碑。鲁迅弃归化而从异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外忧内患,民族危机已经深重到如果中国再不变革即有亡国之虞的地步。但是“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⑥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⑦很多人虽不满现状,但久之则惯,锐志慢慢消退,思想渐渐麻痹。要唤醒国人,要打破陈腐落后的思想桎梏,鲁迅认为,“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⑧因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火光”。⑨
这里的文艺显然不是旧文艺,当是新文艺,而能担负起从域外引入新文艺重任的自然而然的就是翻译。但早期的翻译,包括鲁迅自己的翻译作品在内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很多译作,“虽说译,实为改作,”⑩早已不是原作风貌真实的反映,是被“中国化”了的译作,而且“很有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了”。豘就连严复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便说,“取便发挥,实非正法”豙,并以“学我者病”豙告诫后来者。周作人的批评更为精辟,“他们的弊病,就止在于有自己无别人,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丝毫不肯通融;所以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成斑马文章,孔孟道德。”豛这样的翻译,只是将张三李四改成彼得约翰,“甚至还要加进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了。”豜
所以在鲁迅看来,不向域外引进具有现代意识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国只会继续闭关自锁,日渐衰颓。在引进外来作品时,为了保持原作风姿,防止译者肆意删改,唯一的途径就是直译。这便是“异域文述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豝的《域外小说集》产生的缘由,也是鲁迅毅然抛弃归化而力主异化的根本原因。鲁迅力拒非议,自《域外小说集》起,顶着“死译”、“硬译”的骂名,始终践行自己的直译观,用心良苦的为中国引入外来文化,虽屡遭人曲解仍坚韧不怠。其用心,其毅力,怎不令有识者既感且佩?
3 目的论在鲁迅翻译策略转变中的作用
鲁迅绝非不善于意译,却为何要在意译之风盛行的背景下,逆势而动,坚持直译呢?根本的原因在于鲁迅翻译的目的。凯瑟林娜·莱丝(Katharina Reiss)在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局限性》(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一书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她一方面坚持对等理论,认为理想的翻译应是从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的对等;另一方面,她又指出在实践中某些对等是无法实现或无需实现的。她的学生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摆脱了以原语为中心对等理论的束缚,创立了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以目的为总则,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目的论将翻译目的分为三种:(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目的;(2)译文在其语境中要达到的交际目的;(3)特殊的翻译策略或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豞简而言之,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过程和方法。
鲁迅翻译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从文字里明白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要让我们的读者大众,…… 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豟鲁迅的意思,“是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恨和愤怒”。豠可见鲁迅对于翻译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明确的目的性,他翻译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引进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先进思想来唤醒民众,变革图强。当然这种引进必须是“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豣的,否则便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鲁迅甚至以普罗米修斯自比,“我从别国窃的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
鲁迅不仅自己践行直译观,也鼓励青年学者肩负起同样的社会责任。1930年,鲁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号召大家“多看写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就可以清楚的多了。最好是介绍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豥对于自己的直译作品,鲁迅是有自知之明的,态度也是开放的,他不认为自己的译本就是定本。他认为“不顺”的翻译会有两种结局;“其中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豦他认为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尽一个译者的责任。一言以蔽之,鲁迅的异化策略是他所追求的翻译目的使然。
客观地讲,鲁迅的译作,经过历史的淘洗沉淀,能遗留下来且为后人所称道的并不算多,他翻译作品的流传程度远远低于他的学术专著和杂文便是明证。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他的翻译同他的创作一样,都带有明确的目的,都是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的。理解鲁迅的翻译作品,不应该只将目光局限在他的译作本身,而应放大到他对新知的诉求和对变革的渴望的更大的文学和社会运动中去。不应仅从技术的层面去看待鲁迅的翻译,因为鲁迅倡导直译,实则是在倡导一次旨在涤荡国人陈腐思想、打开民众局限视野的伟大的启蒙运动。
关键词鲁迅归化异化目的论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1 鲁迅前期翻译的归化策略及原因
纵观鲁迅先生的翻译实践,前期归化,后期异化(以《域外小说集》为分水岭)。鲁迅先生前期的归化倾向,从客观上来讲,是受到了清末盛行的意译之风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清末的意译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清末大多数译者的译作不单纯是翻译,往往对原作有大量的删减甚至是篡改,西方中长篇小说常常被缩编合并成短篇,且多套用中国式章回体的格式。所以,清末的译作是以翻译为主,兼有译者自己创作编辑成分的一种文学样式。
在此类译作中,影响最巨者非严复的《天演论》莫属。徐维则曾对《天演论》有如下评价,“有裨于国计民生,殆非浅鲜。大能达其旨趣。附著论述,复能曲申其义例,中译之善本,无有过此书。①《天演论》就是典型的以意译为主,兼有译者自己整合发挥的作品。严复既已树立典范,效仿者如林纾、梁启超、苏曼殊等人随之纷起,以致意译之风极盛一时,几乎形成翻译压倒创作之势。风气既变,并及文林,鲁迅身在其中,自然免不了受其影响。
从主观上来说,鲁迅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5岁即喜抄录古书,借此得窥古学精微”,②成年后鲁迅师从清末名儒章太炎,在古书稽考方面成绩斐然,蔡元培亦称其“本受清代学者濡染”,③因此鲁迅在学术上秉承了地道的清儒家法,有深厚的国学根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使得青年鲁迅更容易接受当时流行的“削足适履,化夷为汉”的翻译观,即以中国传统文化吸纳兼容异质文化,使之具有中国印记的翻译观。正是由于上述主、客观两方面原因,鲁迅早期的翻译才会表现出明显的归化倾向。1903年,鲁迅旅居日本期间翻译的《地底旅行》就是归化策略的具体体现。
三人两骑,如离弦的箭一般,蹴衰草,逾菏泽,沿寂寞之海岸,入阴郁之森林,渐与叫怀黎吉留的寺院相近。驰驱终日,大觉疲劳。少时,抵一古村,向民家借了宿。村中民情淳朴,古道犹存。款客者虽无蔬食菜羹,而其意却十分固挚。小儿绕膝,驯不避人。女子行觞,嫣然劝客。翌日,列曼报以金,拒不受。三人遂殷勤道谢,策马越行。④
此段译文,对仗工整,文辞精练,寥寥数语而情景跃然于纸上。除人名,地名之外丝毫看不出翻译的痕迹,不知情者恐误以为原创,而且字里行间又分明散发着几分陶潜《桃花源记》中寻仙问道,避世隐遁的玄学味道。鲁迅才情之高,浸淫传统文化之深可见一斑。由此可见,鲁迅后来抛弃归化而坚持异化,绝不是他不善于意译,非不能,乃不为也。
2鲁迅后期翻译的异化策略及原因
《域外小说集》是“中国近代译论史上的重大文献”, ⑤它的出版标志着鲁迅本人翻译观念彻底的改弦更张,是鲁迅从归化到异化转变的界碑。鲁迅弃归化而从异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外忧内患,民族危机已经深重到如果中国再不变革即有亡国之虞的地步。但是“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⑥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⑦很多人虽不满现状,但久之则惯,锐志慢慢消退,思想渐渐麻痹。要唤醒国人,要打破陈腐落后的思想桎梏,鲁迅认为,“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⑧因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火光”。⑨
这里的文艺显然不是旧文艺,当是新文艺,而能担负起从域外引入新文艺重任的自然而然的就是翻译。但早期的翻译,包括鲁迅自己的翻译作品在内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很多译作,“虽说译,实为改作,”⑩早已不是原作风貌真实的反映,是被“中国化”了的译作,而且“很有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了”。豘就连严复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便说,“取便发挥,实非正法”豙,并以“学我者病”豙告诫后来者。周作人的批评更为精辟,“他们的弊病,就止在于有自己无别人,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丝毫不肯通融;所以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成斑马文章,孔孟道德。”豛这样的翻译,只是将张三李四改成彼得约翰,“甚至还要加进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了。”豜
所以在鲁迅看来,不向域外引进具有现代意识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国只会继续闭关自锁,日渐衰颓。在引进外来作品时,为了保持原作风姿,防止译者肆意删改,唯一的途径就是直译。这便是“异域文述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豝的《域外小说集》产生的缘由,也是鲁迅毅然抛弃归化而力主异化的根本原因。鲁迅力拒非议,自《域外小说集》起,顶着“死译”、“硬译”的骂名,始终践行自己的直译观,用心良苦的为中国引入外来文化,虽屡遭人曲解仍坚韧不怠。其用心,其毅力,怎不令有识者既感且佩?
3 目的论在鲁迅翻译策略转变中的作用
鲁迅绝非不善于意译,却为何要在意译之风盛行的背景下,逆势而动,坚持直译呢?根本的原因在于鲁迅翻译的目的。凯瑟林娜·莱丝(Katharina Reiss)在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局限性》(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一书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她一方面坚持对等理论,认为理想的翻译应是从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的对等;另一方面,她又指出在实践中某些对等是无法实现或无需实现的。她的学生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摆脱了以原语为中心对等理论的束缚,创立了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以目的为总则,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目的论将翻译目的分为三种:(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目的;(2)译文在其语境中要达到的交际目的;(3)特殊的翻译策略或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豞简而言之,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过程和方法。
鲁迅翻译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从文字里明白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要让我们的读者大众,…… 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豟鲁迅的意思,“是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恨和愤怒”。豠可见鲁迅对于翻译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明确的目的性,他翻译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引进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先进思想来唤醒民众,变革图强。当然这种引进必须是“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豣的,否则便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鲁迅甚至以普罗米修斯自比,“我从别国窃的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
鲁迅不仅自己践行直译观,也鼓励青年学者肩负起同样的社会责任。1930年,鲁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号召大家“多看写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就可以清楚的多了。最好是介绍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豥对于自己的直译作品,鲁迅是有自知之明的,态度也是开放的,他不认为自己的译本就是定本。他认为“不顺”的翻译会有两种结局;“其中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豦他认为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尽一个译者的责任。一言以蔽之,鲁迅的异化策略是他所追求的翻译目的使然。
客观地讲,鲁迅的译作,经过历史的淘洗沉淀,能遗留下来且为后人所称道的并不算多,他翻译作品的流传程度远远低于他的学术专著和杂文便是明证。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他的翻译同他的创作一样,都带有明确的目的,都是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的。理解鲁迅的翻译作品,不应该只将目光局限在他的译作本身,而应放大到他对新知的诉求和对变革的渴望的更大的文学和社会运动中去。不应仅从技术的层面去看待鲁迅的翻译,因为鲁迅倡导直译,实则是在倡导一次旨在涤荡国人陈腐思想、打开民众局限视野的伟大的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