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重庆地区汉族仪式舞蹈，是伴随着人类生产生活而发生的精神文化现象，是以身体为载体进行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情感沟通，在千百年间不断的进行涵化、融合，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是其在公共的时间、空间，以独特的行为，构造出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空间，用于树建该区域人们的文化记忆与铸牢民族文化认同，核心意义在于优化人们的道德、礼仪，倡导良好价值观，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仪式舞蹈；跳端公；傩；合川架香童子舞
【中图分类号】J7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3-066-03
【本文著录格式】傅兰媚，朱娅.重庆汉族仪式舞蹈的文化形态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21，07（13）：66-68.
基金項目：文章为2018年重庆市社科规划调研项目《渝黔川地区汉民族仪式舞蹈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18DY14）。
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东临湖北湖南，南接贵州，西靠四川，北连陕西，全境多山多水多丘陵，形成较为封闭的生态环境，为民间仪式活动的形成与推动提供良好的土壤。重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仪式舞蹈主要有开县—巫舞（跳端公）、璧山—大傩舞、合川—架香童子舞。笔者2013—2020年的调研中显示，在开县（巫舞）跳端公活动在开县义和镇、中和镇、太平镇仍有活动痕迹。架香童子舞在合川境内已无法看到其全貌，附近的武胜区能窥见舞蹈部分内容。大傩舞分布在丁家历山寺周围，在元宵节、除夕期间可看见其全貌。
一、文化概述
重庆汉族地区的仪式舞蹈主要由“跳端公”“傩”“合川架香童子舞”等几种民俗艺术构成。分布在重庆开县、万州、云阳、合川、璧山等地，在新年纳吉、城乡祭祖等节日活动中，仍有集体庆贺的民俗活动。重庆地区的仪式舞蹈由祭司、图腾、歌舞元素等构成，形成与自然、天地、生命发生共振的歌舞表现。舞蹈内容随节日、族人需求产生，形成祭祖、祭祀、驱鬼、庆贺等多样形式，并逐渐由舞蹈向戏剧过渡的痕迹。舞蹈的内核是传递与人向善，规范的村民的道德观念，使其潜移默化的接受正确价值观教化，实现建立良好村落秩序的终极愿景。
重庆的汉族仪式舞蹈的发生没有确切的文字记录，《开县民间文化》中记载，开县是在东汉末年时期陆续有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影响力在唐宋时期就逐渐扩散开，重庆诸多区县都供奉起了佛堂、道观。开县跳端公最早的民间记录，是在1705年（康熙年间），对当时始祖陈克亮有着简单的描述，这类活动一直兴盛至“文革”前夕。“文革”时期，政府将许多村落的传统文化归纳至旧社会的残余中，强行将大傩舞、跳端公、合川架香童子舞、跳九州等民俗活动禁止起来，鼓动人民加入到乡土改造中。
随着乡村生活水平的提升，祈神驱邪活动逐渐淡出了人们的主流生活。20世纪80年代，学界开始逐渐关注到重庆汉族仪式舞蹈。大规模组织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收集，使外界真正关注到重庆地区汉族的仪式舞蹈。到2006年开县跳端公、璧山大傩舞被收录为重庆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合川架香童子舞被收录入合川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次年被收录为第二批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才使这批古老的文化真正走进保护的领域、公众的视线。
二、重庆地区仪式舞蹈的种类与形式
重庆的仪式舞蹈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一直被低估，虽在20世纪80年代始发的傩学热潮对本区域的仪式文化引起关注，实质并未被重视起来，被保护与传习数量超过骤减数量。现被收录为非遗名录的重庆地区汉族仪式分别为开县巫舞、璧山大傩舞、合川架香童子舞，它们皆是以驱邪纳吉为目的，在岁时节令或人生礼仪等特殊的民俗环境中呈现的一种民俗活动，这种民俗活动通过仪式营造出一种渲染场域的气氛，继而影响表演者的肢体，形成一种仪式状态中的舞蹈。还有部分未申遗的仪式舞蹈，记录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如“庆坛”“破地狱”“跳云童”等服务于民间丧葬活动的歌舞活动。
开县巫舞（跳端公），舞蹈仪式形式可归为戏剧演说、仪式形态两方面，虽然仍带着浓浓的宗教意味，但难以寻得商周时期傩舞的神秘姿态，其仪式表演在更加倾向于功利性的宗教演出与艺术审美的特性。“为民请愿”是跳端公日常活动主题，“通常用于驱邪祛病，祭祀规模以家庭为单位，对象多为风邪所侵，或重病卧床之人。目的是保家人平安，远离鬼邪”[1]。除此以外，以每年十一月举行的“庆坛活动”最为隆重，活动仅用于祭祖、祈福，活动时常一天一夜至三天三夜。旨为族人求得平安顺遂，五谷丰登。
璧山大傩舞是人们在节庆时，用于齐庆年丰、消灾除害的民俗仪式，与其他地方的傩戏、傩舞相比，璧山大傩舞独有舞龙、贞洁少女向天祈福、裸儿扮演的泥巴鬼等驱鬼仪程，吸纳了诸多本地居民的风俗习惯。璧山大傩舞主要流传于以丁家为主的璧南片区，由于流传区域不同，呈现的样态皆有不同。如：既有场境的复杂变化，充斥着表演的细腻感的文傩流派；也有动作刚劲，节奏明快的武傩流派。仪式过程中，有十多名女巫祭祀、由名方向神带领十二生肖神，十二神兽进行，由八十多名裸儿射击、百名女童撒谷子的驱鬼仪式，活动场面气势磅礴，浩瀚壮大。
合川的架香童子舞是由会首、香头、乐队、8-13岁的童子、朝拜者而组建的架香队，在庙会进行的一系列祈求丰收、和顺的祀神舞蹈。它具备有一定的观赏性与娱乐性，也渗透出一定的导人向善功能。从晚清开始，架香童子舞的活动就遍布整个三江流域两岸，为人们排忧解难。合川寺庙众多，相应的各类庙会活动长演不衰，庙会朝拜成为乡民赖以生存的重要活动，架香童子舞成为庙会活动的核心，乡民的需求也由简单祈福而扩大到“婚”“丧”“喜”“庆”等各类大事，都请架香队表演。架香童子舞逐渐褪去神秘色彩，由民间的祭祀活动转化为一种民间的民俗活动。
重庆地区仪式舞蹈的活动形式是有两种，一种为公共诉求，一种为个人诉求，公共诉求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方、特定的空间举行，是民众对祖先、天神的诞日、节日表以庆贺活动。个人诉求则是人们根据自身诉求可在几天的仪式中实现驱鬼、许愿、还愿、祈福、求子等多种功能并存的仪式活动。这类活动在固定的仪式环节上根据诉主要求与经费约束更替删减内容。如开县“跳端公”的仪式，除了固定的“开坛”仪式不允更改，其余部分皆可调整，甚至更换前后顺序。人们坚信以“巫师”的力量与受众的虔诚亦可保得家园和谐、牲畜平安、生活安顺。 三、重庆地区汉族仪式舞蹈的文化空间
（一）风俗信仰
在古代社会，人们充满对大自然的征服欲，但充斥着难以抵御的现实，因而人们通过巫术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古代的巫师（祭司）是降神为职，需得习有医术、天文、历法、历史、算术、艺术、等技艺。随着佛教的传入，至三教合流，扎根农村，与原始久远的民俗活动相结合。形成今天重庆地区的民间信仰。“原始信仰有祈求丰收的芒神、田神、树神、土地神；自然灾害的川主、龙王、二郎神、风云雷雨诸神；个人命运的碌神、吉凶神；祈求人丁兴旺的观音菩赛、送子娘娘、月神、石敢当；群体监护的祖先神、灶神、门神；本地的守护神有屈原、诸葛亮、巴蔓子；另外还有方相氏、紫姑神、坛神等，形成原始宗教、佛脚、道教、混合的形态，内容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2]
（二）口头传统
口头传统即技艺类人群口口相守的规矩，如：“巫师”端公传男不传女；合川架香童子舞中的童子们，必须为十二岁以下女童；璧山傩舞中需要贞洁少女向天祈福、四岁裸儿扮演“泥巴鬼”。各种要求、禁忌皆是祖祖辈辈定下的规矩，供后世学艺者遵守。但随着历史的沉淀与文化的交融，手艺人逐渐淡出人们的主流生活圈，不成文的口头传统也随之被人淡化，端公中出现了师娘子（即女端公），架香童子舞的童子们已化为老太太，且男女老少皆可，逢年过节时能凑成一组架香队供百姓们一乐已是难得。端公们口中不承认是与“道教”的结合。端公们更不会去“道人”的宫、观、洞中，以及秉承着“侍生不侍死”的原则，不予死人做法事。即便规矩如此，跳端公仪式中依然表现出八卦方位、民间歌舞以及三峡文化等特点，连巫师外袍也与道家法袍如出一辙，村中某户家中丧事，端公们摇身由“巫师”化为“道友”舞起“跳九州”以此告慰亡灵。
（三）人生礼仪
人生礼仪特指“技艺类”人群，意指部分身怀技艺人群，在人生重要仪式时需要相邀“巫师”举行相关活动进行见证。仪式中的技艺人群：主要指祭司、先生（以生）、匠人等。人生仪式多指技艺类人群在职业生涯的重要时刻，一为技艺学成时；二为生命的完结时。
（四）传统节日
“在古代，重庆居民热衷祭祀活动，各区域的主题与内容不尽相同。一月祭祖；二月土地會、老君会、观音会；四月清明节、佛祖诞辰；五月天中节；八月中元节；中秋节祀月；九月九皇会；腊月祭百神，月月都有不同的节目，十分热闹。重庆开县跳端公在十一月中旬的‘庆坛’活动最为盛大，也是端公们最为重视的活动，时间长达一天一夜或三天三夜。这一类祭祀活动只用于祭祀祖先、祁佑除疫的庆典中或是大型的节日活动中，目的是清扫荆棘、斩妖降魔、为安请神诋扫清障碍，达到消灾解难，祝福来年风调雨顺的宗旨。规模由十几人至几十人不等，现场凝重。凡此种种都是跳端公作为民间社火的重要职能和体现，兼含了民俗中对‘礼’的含义，也体现出群体性信仰崇拜的依赖。”[2]合川地区的“架香童子舞”最重视农历二月十九、农历六月十九、农历九月十九的观音会，舞蹈是由会首、香头、乐队、8-13岁的童子与朝拜者组建的架香队，在庙会进行的一系列祈求丰收、和顺的祀神舞蹈。璧山大傩舞会在春节、端午期间为祈祷丰收跳的驱魔庆神舞蹈，祈求平安样乐，在千百年的时间里，仪式或浓重或简约都持续着乡民的民俗习惯与延续千年的文化认同。
重庆地区汉族仪式舞蹈的物质体现即是道具体现，是具有实用性的，具体为沟通祖先、神明的“法器”，在仪式中，这既是通道又是法器，也是艺术视角下的道具。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节日庆典、祭祀祖先、告慰亡灵）皆是一样。如：璧山傩舞的“面具”、合川架香童子舞的“架香”、跳端公的“神席”等道具，都为操作者（巫师）构架了人神两界的桥梁，为仪式气氛渲染了色彩，为仪式的内容增添了几分神秘与美感。
四、仪式舞蹈的功能
重庆汉族仪式舞蹈是信仰、观念、需求演化而出，逐渐由娱神走向娱神。仪式中暗含清晰的等级关系，映射出礼教的道德伦理、等级次序等方面的文化内涵，它的“礼”文化等核心价值无形中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它的影响与功能持续影响着当下，推动者着人们的精神生活逐渐攀升。
第一，重庆地区汉族仪式舞蹈具有调节心理，满足人们精神寄托的功能。通过在仪式中的复杂神明体系，对应现实生活的各种层级的现实困境，满足信众期盼健康、丰收等朴素追求。如仪式后，困境得以解决，在人们的心中祖先与神明的庇佑功能会得以彰显。便可更加积极的投入到新的生产生活中，良性的心理暗示可让人们坚信努力、向善、诚实、坚持等优秀品质会继续受到庇佑。“神明是虚拟的，仪式最终无法左右人们的生活，但仪式举行后强大的心理抚慰，这种幻想似的精神自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负面情绪发泄的精神阀门，最终转化为有一种强有力的保护社会次序的隐秘手段，是推动人们愿望实现的强大动力，是真实的、可感可知的。”[2]
第二，重庆地区汉族仪式舞蹈也具有艺术普及功能。一方面促进村民的生活艺术化，另一方面培育村民具备艺术的鉴赏能力。仪式中含有书法、剪纸、舞蹈、音乐、表演等丰富的民俗艺术痕迹，对艺术创作的素材，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对提升民众文艺水平，丰富族人文化生活，促进乡村和谐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活动中，具艺制作、歌舞表演，都是民众感情的流露，观演人员都乐在其中，也为文化的自然传承做了良好的铺垫。
第三，重庆地区汉族仪式舞蹈具有美学价值。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认为“美”与“善”，出于对“美”与“善”的追求，端在仪式中总是将丑陋的、邪恶的事务都隐藏起来、驱除出去、使之变恶为善。如人们认为端午是不好的日子，就在这天举行大型的庆坛活动，以示化吉为凶。它从形态到文化内涵上都使其充满着生命“美”与“善”趣味与意旨，传达着祖先的意愿与传统的文化追求审美价值。在另一层面上，仪式舞蹈具有“求生”与“辟邪”的审美理想，是民众赋予生活的物态创造，是以实现人们功利心态为前提的仪式，人在精神上获得满足产生的美的体悟，就是其另一层审美价值，它紧紧的与人们的生活愿望联系在一起，它的审美也是一场对生命的完美精神诉求。民俗类的艺术审美不同于精英艺术、高雅艺术，在其自身的审美结构中，生活经验要比知识文化重要得多，审美体验、审美趣味深深渗入了最底层人民的审美观念中。从民俗艺术的表象出发，至民俗艺术的心理活动，再至文化意义，最后到精神归属的，将仪式本身的审美构建出来。”[2]
五、结语
重庆地区汉族仪式舞蹈，从远古繁衍至今历经千年，在地域与文化持续的流传中形成了具有重庆特色的民族文化形象。随着长期文化交流以及主流文化的认同，仪式舞蹈的艺术形式逐渐由“祭神”向“娱人”转换，进而形成了今天的民俗活动。驱鬼辟邪的功效逐渐弱化，祈福纳吉成为仪式的“新传统”。仪式中穿插的舞蹈、音乐、戏剧等形式逐渐向艺术性过渡，我们难以寻觅历史的“本真”，所谓的“纯正”即是在变化当下的历史积淀。重庆地区汉族的仪式舞蹈属于深层的精神文化，内容涉及民俗宗教信仰或个人情感，具有很强敏感性且难以直接开发，同时它也是该地域特属心灵空间，是精神领域，不能过度商业化，反之可破坏精神威望，侵害人民情感。在开发、保护、传播过程中相关部门应遵循求实与谨慎的态度间接开发，即便开发也需在尊重民间，相关部门与科研团队的谨慎把控的前提下科学规划，以保护资源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海涛，傅兰媚.重庆开县跳端公舞蹈形态研究[J].北京舞蹈学院，2018（4）.
[2]傅兰媚.开县祀神歌舞跳端公的仪式表达与价值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6.
作者简介：傅兰媚（1989-），女，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西南舞蹈；朱娅（1976-），女，讲师，研究方向为西南地区古代文学。
【关键词】仪式舞蹈；跳端公；傩；合川架香童子舞
【中图分类号】J7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3-066-03
【本文著录格式】傅兰媚，朱娅.重庆汉族仪式舞蹈的文化形态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21，07（13）：66-68.
基金項目：文章为2018年重庆市社科规划调研项目《渝黔川地区汉民族仪式舞蹈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18DY14）。
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东临湖北湖南，南接贵州，西靠四川，北连陕西，全境多山多水多丘陵，形成较为封闭的生态环境，为民间仪式活动的形成与推动提供良好的土壤。重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仪式舞蹈主要有开县—巫舞（跳端公）、璧山—大傩舞、合川—架香童子舞。笔者2013—2020年的调研中显示，在开县（巫舞）跳端公活动在开县义和镇、中和镇、太平镇仍有活动痕迹。架香童子舞在合川境内已无法看到其全貌，附近的武胜区能窥见舞蹈部分内容。大傩舞分布在丁家历山寺周围，在元宵节、除夕期间可看见其全貌。
一、文化概述
重庆汉族地区的仪式舞蹈主要由“跳端公”“傩”“合川架香童子舞”等几种民俗艺术构成。分布在重庆开县、万州、云阳、合川、璧山等地，在新年纳吉、城乡祭祖等节日活动中，仍有集体庆贺的民俗活动。重庆地区的仪式舞蹈由祭司、图腾、歌舞元素等构成，形成与自然、天地、生命发生共振的歌舞表现。舞蹈内容随节日、族人需求产生，形成祭祖、祭祀、驱鬼、庆贺等多样形式，并逐渐由舞蹈向戏剧过渡的痕迹。舞蹈的内核是传递与人向善，规范的村民的道德观念，使其潜移默化的接受正确价值观教化，实现建立良好村落秩序的终极愿景。
重庆的汉族仪式舞蹈的发生没有确切的文字记录，《开县民间文化》中记载，开县是在东汉末年时期陆续有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影响力在唐宋时期就逐渐扩散开，重庆诸多区县都供奉起了佛堂、道观。开县跳端公最早的民间记录，是在1705年（康熙年间），对当时始祖陈克亮有着简单的描述，这类活动一直兴盛至“文革”前夕。“文革”时期，政府将许多村落的传统文化归纳至旧社会的残余中，强行将大傩舞、跳端公、合川架香童子舞、跳九州等民俗活动禁止起来，鼓动人民加入到乡土改造中。
随着乡村生活水平的提升，祈神驱邪活动逐渐淡出了人们的主流生活。20世纪80年代，学界开始逐渐关注到重庆汉族仪式舞蹈。大规模组织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收集，使外界真正关注到重庆地区汉族的仪式舞蹈。到2006年开县跳端公、璧山大傩舞被收录为重庆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合川架香童子舞被收录入合川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次年被收录为第二批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才使这批古老的文化真正走进保护的领域、公众的视线。
二、重庆地区仪式舞蹈的种类与形式
重庆的仪式舞蹈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一直被低估，虽在20世纪80年代始发的傩学热潮对本区域的仪式文化引起关注，实质并未被重视起来，被保护与传习数量超过骤减数量。现被收录为非遗名录的重庆地区汉族仪式分别为开县巫舞、璧山大傩舞、合川架香童子舞，它们皆是以驱邪纳吉为目的，在岁时节令或人生礼仪等特殊的民俗环境中呈现的一种民俗活动，这种民俗活动通过仪式营造出一种渲染场域的气氛，继而影响表演者的肢体，形成一种仪式状态中的舞蹈。还有部分未申遗的仪式舞蹈，记录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如“庆坛”“破地狱”“跳云童”等服务于民间丧葬活动的歌舞活动。
开县巫舞（跳端公），舞蹈仪式形式可归为戏剧演说、仪式形态两方面，虽然仍带着浓浓的宗教意味，但难以寻得商周时期傩舞的神秘姿态，其仪式表演在更加倾向于功利性的宗教演出与艺术审美的特性。“为民请愿”是跳端公日常活动主题，“通常用于驱邪祛病，祭祀规模以家庭为单位，对象多为风邪所侵，或重病卧床之人。目的是保家人平安，远离鬼邪”[1]。除此以外，以每年十一月举行的“庆坛活动”最为隆重，活动仅用于祭祖、祈福，活动时常一天一夜至三天三夜。旨为族人求得平安顺遂，五谷丰登。
璧山大傩舞是人们在节庆时，用于齐庆年丰、消灾除害的民俗仪式，与其他地方的傩戏、傩舞相比，璧山大傩舞独有舞龙、贞洁少女向天祈福、裸儿扮演的泥巴鬼等驱鬼仪程，吸纳了诸多本地居民的风俗习惯。璧山大傩舞主要流传于以丁家为主的璧南片区，由于流传区域不同，呈现的样态皆有不同。如：既有场境的复杂变化，充斥着表演的细腻感的文傩流派；也有动作刚劲，节奏明快的武傩流派。仪式过程中，有十多名女巫祭祀、由名方向神带领十二生肖神，十二神兽进行，由八十多名裸儿射击、百名女童撒谷子的驱鬼仪式，活动场面气势磅礴，浩瀚壮大。
合川的架香童子舞是由会首、香头、乐队、8-13岁的童子、朝拜者而组建的架香队，在庙会进行的一系列祈求丰收、和顺的祀神舞蹈。它具备有一定的观赏性与娱乐性，也渗透出一定的导人向善功能。从晚清开始，架香童子舞的活动就遍布整个三江流域两岸，为人们排忧解难。合川寺庙众多，相应的各类庙会活动长演不衰，庙会朝拜成为乡民赖以生存的重要活动，架香童子舞成为庙会活动的核心，乡民的需求也由简单祈福而扩大到“婚”“丧”“喜”“庆”等各类大事，都请架香队表演。架香童子舞逐渐褪去神秘色彩，由民间的祭祀活动转化为一种民间的民俗活动。
重庆地区仪式舞蹈的活动形式是有两种，一种为公共诉求，一种为个人诉求，公共诉求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方、特定的空间举行，是民众对祖先、天神的诞日、节日表以庆贺活动。个人诉求则是人们根据自身诉求可在几天的仪式中实现驱鬼、许愿、还愿、祈福、求子等多种功能并存的仪式活动。这类活动在固定的仪式环节上根据诉主要求与经费约束更替删减内容。如开县“跳端公”的仪式，除了固定的“开坛”仪式不允更改，其余部分皆可调整，甚至更换前后顺序。人们坚信以“巫师”的力量与受众的虔诚亦可保得家园和谐、牲畜平安、生活安顺。 三、重庆地区汉族仪式舞蹈的文化空间
（一）风俗信仰
在古代社会，人们充满对大自然的征服欲，但充斥着难以抵御的现实，因而人们通过巫术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古代的巫师（祭司）是降神为职，需得习有医术、天文、历法、历史、算术、艺术、等技艺。随着佛教的传入，至三教合流，扎根农村，与原始久远的民俗活动相结合。形成今天重庆地区的民间信仰。“原始信仰有祈求丰收的芒神、田神、树神、土地神；自然灾害的川主、龙王、二郎神、风云雷雨诸神；个人命运的碌神、吉凶神；祈求人丁兴旺的观音菩赛、送子娘娘、月神、石敢当；群体监护的祖先神、灶神、门神；本地的守护神有屈原、诸葛亮、巴蔓子；另外还有方相氏、紫姑神、坛神等，形成原始宗教、佛脚、道教、混合的形态，内容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2]
（二）口头传统
口头传统即技艺类人群口口相守的规矩，如：“巫师”端公传男不传女；合川架香童子舞中的童子们，必须为十二岁以下女童；璧山傩舞中需要贞洁少女向天祈福、四岁裸儿扮演“泥巴鬼”。各种要求、禁忌皆是祖祖辈辈定下的规矩，供后世学艺者遵守。但随着历史的沉淀与文化的交融，手艺人逐渐淡出人们的主流生活圈，不成文的口头传统也随之被人淡化，端公中出现了师娘子（即女端公），架香童子舞的童子们已化为老太太，且男女老少皆可，逢年过节时能凑成一组架香队供百姓们一乐已是难得。端公们口中不承认是与“道教”的结合。端公们更不会去“道人”的宫、观、洞中，以及秉承着“侍生不侍死”的原则，不予死人做法事。即便规矩如此，跳端公仪式中依然表现出八卦方位、民间歌舞以及三峡文化等特点，连巫师外袍也与道家法袍如出一辙，村中某户家中丧事，端公们摇身由“巫师”化为“道友”舞起“跳九州”以此告慰亡灵。
（三）人生礼仪
人生礼仪特指“技艺类”人群，意指部分身怀技艺人群，在人生重要仪式时需要相邀“巫师”举行相关活动进行见证。仪式中的技艺人群：主要指祭司、先生（以生）、匠人等。人生仪式多指技艺类人群在职业生涯的重要时刻，一为技艺学成时；二为生命的完结时。
（四）传统节日
“在古代，重庆居民热衷祭祀活动，各区域的主题与内容不尽相同。一月祭祖；二月土地會、老君会、观音会；四月清明节、佛祖诞辰；五月天中节；八月中元节；中秋节祀月；九月九皇会；腊月祭百神，月月都有不同的节目，十分热闹。重庆开县跳端公在十一月中旬的‘庆坛’活动最为盛大，也是端公们最为重视的活动，时间长达一天一夜或三天三夜。这一类祭祀活动只用于祭祀祖先、祁佑除疫的庆典中或是大型的节日活动中，目的是清扫荆棘、斩妖降魔、为安请神诋扫清障碍，达到消灾解难，祝福来年风调雨顺的宗旨。规模由十几人至几十人不等，现场凝重。凡此种种都是跳端公作为民间社火的重要职能和体现，兼含了民俗中对‘礼’的含义，也体现出群体性信仰崇拜的依赖。”[2]合川地区的“架香童子舞”最重视农历二月十九、农历六月十九、农历九月十九的观音会，舞蹈是由会首、香头、乐队、8-13岁的童子与朝拜者组建的架香队，在庙会进行的一系列祈求丰收、和顺的祀神舞蹈。璧山大傩舞会在春节、端午期间为祈祷丰收跳的驱魔庆神舞蹈，祈求平安样乐，在千百年的时间里，仪式或浓重或简约都持续着乡民的民俗习惯与延续千年的文化认同。
重庆地区汉族仪式舞蹈的物质体现即是道具体现，是具有实用性的，具体为沟通祖先、神明的“法器”，在仪式中，这既是通道又是法器，也是艺术视角下的道具。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节日庆典、祭祀祖先、告慰亡灵）皆是一样。如：璧山傩舞的“面具”、合川架香童子舞的“架香”、跳端公的“神席”等道具，都为操作者（巫师）构架了人神两界的桥梁，为仪式气氛渲染了色彩，为仪式的内容增添了几分神秘与美感。
四、仪式舞蹈的功能
重庆汉族仪式舞蹈是信仰、观念、需求演化而出，逐渐由娱神走向娱神。仪式中暗含清晰的等级关系，映射出礼教的道德伦理、等级次序等方面的文化内涵，它的“礼”文化等核心价值无形中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它的影响与功能持续影响着当下，推动者着人们的精神生活逐渐攀升。
第一，重庆地区汉族仪式舞蹈具有调节心理，满足人们精神寄托的功能。通过在仪式中的复杂神明体系，对应现实生活的各种层级的现实困境，满足信众期盼健康、丰收等朴素追求。如仪式后，困境得以解决，在人们的心中祖先与神明的庇佑功能会得以彰显。便可更加积极的投入到新的生产生活中，良性的心理暗示可让人们坚信努力、向善、诚实、坚持等优秀品质会继续受到庇佑。“神明是虚拟的，仪式最终无法左右人们的生活，但仪式举行后强大的心理抚慰，这种幻想似的精神自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负面情绪发泄的精神阀门，最终转化为有一种强有力的保护社会次序的隐秘手段，是推动人们愿望实现的强大动力，是真实的、可感可知的。”[2]
第二，重庆地区汉族仪式舞蹈也具有艺术普及功能。一方面促进村民的生活艺术化，另一方面培育村民具备艺术的鉴赏能力。仪式中含有书法、剪纸、舞蹈、音乐、表演等丰富的民俗艺术痕迹，对艺术创作的素材，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对提升民众文艺水平，丰富族人文化生活，促进乡村和谐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活动中，具艺制作、歌舞表演，都是民众感情的流露，观演人员都乐在其中，也为文化的自然传承做了良好的铺垫。
第三，重庆地区汉族仪式舞蹈具有美学价值。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认为“美”与“善”，出于对“美”与“善”的追求，端在仪式中总是将丑陋的、邪恶的事务都隐藏起来、驱除出去、使之变恶为善。如人们认为端午是不好的日子，就在这天举行大型的庆坛活动，以示化吉为凶。它从形态到文化内涵上都使其充满着生命“美”与“善”趣味与意旨，传达着祖先的意愿与传统的文化追求审美价值。在另一层面上，仪式舞蹈具有“求生”与“辟邪”的审美理想，是民众赋予生活的物态创造，是以实现人们功利心态为前提的仪式，人在精神上获得满足产生的美的体悟，就是其另一层审美价值，它紧紧的与人们的生活愿望联系在一起，它的审美也是一场对生命的完美精神诉求。民俗类的艺术审美不同于精英艺术、高雅艺术，在其自身的审美结构中，生活经验要比知识文化重要得多，审美体验、审美趣味深深渗入了最底层人民的审美观念中。从民俗艺术的表象出发，至民俗艺术的心理活动，再至文化意义，最后到精神归属的，将仪式本身的审美构建出来。”[2]
五、结语
重庆地区汉族仪式舞蹈，从远古繁衍至今历经千年，在地域与文化持续的流传中形成了具有重庆特色的民族文化形象。随着长期文化交流以及主流文化的认同，仪式舞蹈的艺术形式逐渐由“祭神”向“娱人”转换，进而形成了今天的民俗活动。驱鬼辟邪的功效逐渐弱化，祈福纳吉成为仪式的“新传统”。仪式中穿插的舞蹈、音乐、戏剧等形式逐渐向艺术性过渡，我们难以寻觅历史的“本真”，所谓的“纯正”即是在变化当下的历史积淀。重庆地区汉族的仪式舞蹈属于深层的精神文化，内容涉及民俗宗教信仰或个人情感，具有很强敏感性且难以直接开发，同时它也是该地域特属心灵空间，是精神领域，不能过度商业化，反之可破坏精神威望，侵害人民情感。在开发、保护、传播过程中相关部门应遵循求实与谨慎的态度间接开发，即便开发也需在尊重民间，相关部门与科研团队的谨慎把控的前提下科学规划，以保护资源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海涛，傅兰媚.重庆开县跳端公舞蹈形态研究[J].北京舞蹈学院，2018（4）.
[2]傅兰媚.开县祀神歌舞跳端公的仪式表达与价值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6.
作者简介：傅兰媚（1989-），女，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西南舞蹈；朱娅（1976-），女，讲师，研究方向为西南地区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