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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主义者们“努力试图改革社会秩序，努力消除因自由市场带来的社会及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
除了少数地方性的例外，人类活动对于过往及现今的變迁，其影响重要性究竟如何至今仍很不清楚。
假如把当代环保主义者们的标准应用于譬如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或许不得不得出以下结论：人类是一场永恒的生态灾难目击者，也是肇事者。我们将过去的生物栖息地变成了耕种区域，将原有的花草树木挤出去，并以农作物取而代之，结果导致了气候变化（或由于灌溉，或由于森林砍伐造成的沙漠化，或由于放牧造成的植被减退）。然而，正常思维告诉我们不应该这样下结论。从当前环保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对欧洲中部原始森林的砍伐无疑是一场可怕的生态灾难。然而，中欧的森林为新的、不同的文化景观所取代，形成我们今日环顾四周所见到的景观。而且坦率地说，较之已经不复存在的原始森林，这是更容易让人接受的风景线——而且绝不仅仅是从审美角度而言。
假如我们仔细审视环保主义者的逻辑，就会发现那是一种反人道的意识形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认为世界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繁衍。通过人类智力的发展以及人类重塑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人类已经突破原始的自然的范畴。许多环保主义者拒绝将人类置于他们关切和思考的中心位置，这并非偶然。
与他们的观点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一词是否恰当或合适是有争议的，但这确实是构成我思想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我的确相信，“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对全人类整体的一种思考。
环保主义者们看来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大部分陆地的现状是人类有意识活动的结果，而那些所谓的自然保护者们时常提起的争端，所针对的并非任何原始自然，而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产物。
环保主义者们甚至漠视这一事实，即大自然——就像人类自身一样——也在不断地寻求并创造适合自身生存的条件。在某些动物和植物物种的生存条件因为人类活动而遭受威胁的同时，对于其他物种，生存条件或许开始变得有利。大自然本身能够对这些变化做出十分灵活的适应。情况历来如此，人类诞生之前就早已是这样了。所以说很多报告计算在过去数十年中走向灭绝的物种的统计数据都是严重误导。尽管如此，这些数据却仍经常被用来作为推行各种保护主义者的禁令、限制等的强有力的论据。动物物种的出现和灭绝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自然永远都在对变化着的条件做出相应的反应。
一个预先界定的、我们有义务对之进行保护的世界最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世界的状态，是庞大数量的天文、地理、气候及许多其他的因素之间自发互动的结果，也是生物界之中各个成员施加的影响所致，所有这些成员都在不断地寻求最佳条件以繁衍后代。大自然中存在的平衡状态，是动态的平衡。
环保主义者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与专制主义者对待经济问题的态度不谋而合。两者皆旨在以所谓最优的、集中支配的、或用一个当今时髦词来说就是“全球性的”世界发展规划来取代世界（和人类）自由自发的演化。这种方法论，是乌托邦式的，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与初衷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的。与其他乌托邦一样，这一个乌托邦同样也是只能以限制自由、以少数人凌驾于广大群众之上指手画脚来实行（尽管是无法实现的）。
环保主义者们的攻击行动与时俱进，这一不难考证的善变特点使其怪异秉性暴露无遗：因为对他们而言，具体的批判目标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唤起公众的危机感，预言将会出现难以想象的危机，昭示那种危机的严重性。一旦成功地营造出这样的氛围，当务之急就是迅速行动，立即行动，而且不要为小事而耽搁，也不要因采用必要措施的成本问题而耽搁。在这种气氛下，根本不用考虑什么“机会成本”，并避弃常规的、所谓“太过拖沓”的议会民主程序，不要等待“普通平民百姓”来理解（因为向他们解释清楚一切太浪费时间），应由那些知道如何去做的人士直接做出决策。
这不是偶然。环保主义诞生之初先是关注河流湖泊中水质及工业化地区的烟雾污染，接着转向了自然资源枯竭话题。细想那本由米都斯等人写作，由罗马俱乐部委托制作的荒谬而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一书，该书以一种马尔萨斯式的风格预言“人口爆炸”和人口过多，并重点关注滴滴涕（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杀虫剂，以及其他化学元素和合成剂。环保主义还发现了“酸雨”，警示我们提防物种灭绝，发现了冰川的消融，海平面的上升，还有所谓臭氧空洞的危险，温室气体效应，直至最后的全球变暖。其中的一些灾难假说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因为这些问题都被自然的、自发的人类行为有效地解决了。
口号表现了环保主义者们对自然的关注超过了对人的关切（如他们的激进口号：“地球第一！”）。口号只不过是个烟幕弹，真正重要的无非是权力，是“被上苍指定的人们”（他们如此自我评价）的特权，是对我等芸芸众生强行贯彻唯一正确的（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以及改造世界的支配权。
我同意马雷克·罗耶克的观点，他说的环保主义者们“努力试图改革社会秩序，努力消除因自由市场带来的社会及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
捷克共和国工业与贸易部现任部长马丁·西曼是捷克的一位重要的反环保主义人士。他最新发表的的文章《欧洲的变暖歇斯底里症》明确指出，欧盟委员会增加所谓可再生资源份额的决定“与环境保护没有任何干系”，而且“与所谓全球变暖的相关度甚至更低”。他认定某些欧洲政客近来野心勃勃地领导抵御全球变暖的战役，是在“浪费精力”。
我还同意伊万·布列辛纳的观点，如在他的文章《作为绿色宗教的生态主义》中所说的。这位作者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生物学家，他非常正确地、严格地将这种“绿色宗教”与“科学生态学”区分开来，这种区别是某些人至今根本不能理解的，或者他们是装作不理解。布列辛纳不认为环保主义（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生态主义”）是“对真正的生态危机理性而科学的回答”，这场危机，我要补充的是，并不存在——其实是对“当前文明形式”的一种总体否定。
伊万·布列辛纳还明白无误地对有关阿尔·戈尔本人电能浪费的丑闻，做出了闪电般迅速的回应。他毫不妥协地揭露了戈尔之流的伪善嘴脸。
英雄所见略同的是，捷克经济学家卡莱尔·克里氏也将环保主义视作“一种新宗教”。他非常风趣地问道：“谁应当对捷克的舒玛瓦山区和科尔格诺士山区正在消失的冰川负责？该不是那些青铜器时代骨灰瓮文化时期的史前人类吧？”
我还可以引用持相似观点的其他捷克，尤其是国外作者的论述。可惜的是，这些对环保主义持批评态度的观点，不论是在捷克国内还是在其他地方，如今都为少数派的主张。在当下的氛围中，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在所有那些无需直接对任何人负责、因而属于“后民主的”如联合国一类的国际组织中，这些观点都被视为政治性错误，并且因此被严重地削弱和孤立。
捷克绿党主席马丁·布尔西克在他的题为《千万不要低估生态风险》的演讲中毫不掩饰地承认，他实际上是抱有政治野心，想要改变目前现实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在为创造政治的、体制的、经济的生活环境，以确保人类的——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捷克共和国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政治代表工作”。让我们来注意他发言中的这几点：
他说到了未来。根本未做出定义的、也无法定义的“生活环境“，根据他的说法，尚待创建。也就是说，对此进行的思考都是局限在将来时里的。如此而来，这样一种环境，有利于地球上的生物生活的环境，迄今从未被创建出来过。这话没有道理。除此之外，这些人似乎完全忽视了自专制主义垮台以来在捷克发生的、几乎不可思议的环境改善。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是由友善于环境的（却对环保主义者不友善的）市场所“安排”的，是由市场价格和私有制联手打造的。布尔西克要么是完全否定这样的体制，要么是认为做得还不够。
他所谈论的不是局部的变化——经济学家所谓的边际变化——而动辄是对“全人类”的解救，不幸的是，这是我们曾几何时听得太多的那些东西。
他仰赖于政治行动，而不是依靠自发的、非政治的、无人策划组织的，明辨是非的人民出于自身利益理性参与的行动。古典派自由主义信条，即人类的“思想和技能”将“总是能够找到解决方案”，根据布尔西克的说法，只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理论”，他对此不以为然。
（摘自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环保的暴力》 作者：[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 译者：宋风云）
除了少数地方性的例外，人类活动对于过往及现今的變迁，其影响重要性究竟如何至今仍很不清楚。
假如把当代环保主义者们的标准应用于譬如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或许不得不得出以下结论：人类是一场永恒的生态灾难目击者，也是肇事者。我们将过去的生物栖息地变成了耕种区域，将原有的花草树木挤出去，并以农作物取而代之，结果导致了气候变化（或由于灌溉，或由于森林砍伐造成的沙漠化，或由于放牧造成的植被减退）。然而，正常思维告诉我们不应该这样下结论。从当前环保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对欧洲中部原始森林的砍伐无疑是一场可怕的生态灾难。然而，中欧的森林为新的、不同的文化景观所取代，形成我们今日环顾四周所见到的景观。而且坦率地说，较之已经不复存在的原始森林，这是更容易让人接受的风景线——而且绝不仅仅是从审美角度而言。
假如我们仔细审视环保主义者的逻辑，就会发现那是一种反人道的意识形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认为世界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繁衍。通过人类智力的发展以及人类重塑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人类已经突破原始的自然的范畴。许多环保主义者拒绝将人类置于他们关切和思考的中心位置，这并非偶然。
与他们的观点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一词是否恰当或合适是有争议的，但这确实是构成我思想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我的确相信，“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对全人类整体的一种思考。
环保主义者们看来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大部分陆地的现状是人类有意识活动的结果，而那些所谓的自然保护者们时常提起的争端，所针对的并非任何原始自然，而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产物。
环保主义者们甚至漠视这一事实，即大自然——就像人类自身一样——也在不断地寻求并创造适合自身生存的条件。在某些动物和植物物种的生存条件因为人类活动而遭受威胁的同时，对于其他物种，生存条件或许开始变得有利。大自然本身能够对这些变化做出十分灵活的适应。情况历来如此，人类诞生之前就早已是这样了。所以说很多报告计算在过去数十年中走向灭绝的物种的统计数据都是严重误导。尽管如此，这些数据却仍经常被用来作为推行各种保护主义者的禁令、限制等的强有力的论据。动物物种的出现和灭绝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自然永远都在对变化着的条件做出相应的反应。
一个预先界定的、我们有义务对之进行保护的世界最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世界的状态，是庞大数量的天文、地理、气候及许多其他的因素之间自发互动的结果，也是生物界之中各个成员施加的影响所致，所有这些成员都在不断地寻求最佳条件以繁衍后代。大自然中存在的平衡状态，是动态的平衡。
环保主义者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与专制主义者对待经济问题的态度不谋而合。两者皆旨在以所谓最优的、集中支配的、或用一个当今时髦词来说就是“全球性的”世界发展规划来取代世界（和人类）自由自发的演化。这种方法论，是乌托邦式的，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与初衷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的。与其他乌托邦一样，这一个乌托邦同样也是只能以限制自由、以少数人凌驾于广大群众之上指手画脚来实行（尽管是无法实现的）。
环保主义者们的攻击行动与时俱进，这一不难考证的善变特点使其怪异秉性暴露无遗：因为对他们而言，具体的批判目标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唤起公众的危机感，预言将会出现难以想象的危机，昭示那种危机的严重性。一旦成功地营造出这样的氛围，当务之急就是迅速行动，立即行动，而且不要为小事而耽搁，也不要因采用必要措施的成本问题而耽搁。在这种气氛下，根本不用考虑什么“机会成本”，并避弃常规的、所谓“太过拖沓”的议会民主程序，不要等待“普通平民百姓”来理解（因为向他们解释清楚一切太浪费时间），应由那些知道如何去做的人士直接做出决策。
这不是偶然。环保主义诞生之初先是关注河流湖泊中水质及工业化地区的烟雾污染，接着转向了自然资源枯竭话题。细想那本由米都斯等人写作，由罗马俱乐部委托制作的荒谬而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一书，该书以一种马尔萨斯式的风格预言“人口爆炸”和人口过多，并重点关注滴滴涕（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杀虫剂，以及其他化学元素和合成剂。环保主义还发现了“酸雨”，警示我们提防物种灭绝，发现了冰川的消融，海平面的上升，还有所谓臭氧空洞的危险，温室气体效应，直至最后的全球变暖。其中的一些灾难假说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因为这些问题都被自然的、自发的人类行为有效地解决了。
口号表现了环保主义者们对自然的关注超过了对人的关切（如他们的激进口号：“地球第一！”）。口号只不过是个烟幕弹，真正重要的无非是权力，是“被上苍指定的人们”（他们如此自我评价）的特权，是对我等芸芸众生强行贯彻唯一正确的（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以及改造世界的支配权。
我同意马雷克·罗耶克的观点，他说的环保主义者们“努力试图改革社会秩序，努力消除因自由市场带来的社会及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
捷克共和国工业与贸易部现任部长马丁·西曼是捷克的一位重要的反环保主义人士。他最新发表的的文章《欧洲的变暖歇斯底里症》明确指出，欧盟委员会增加所谓可再生资源份额的决定“与环境保护没有任何干系”，而且“与所谓全球变暖的相关度甚至更低”。他认定某些欧洲政客近来野心勃勃地领导抵御全球变暖的战役，是在“浪费精力”。
我还同意伊万·布列辛纳的观点，如在他的文章《作为绿色宗教的生态主义》中所说的。这位作者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生物学家，他非常正确地、严格地将这种“绿色宗教”与“科学生态学”区分开来，这种区别是某些人至今根本不能理解的，或者他们是装作不理解。布列辛纳不认为环保主义（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生态主义”）是“对真正的生态危机理性而科学的回答”，这场危机，我要补充的是，并不存在——其实是对“当前文明形式”的一种总体否定。
伊万·布列辛纳还明白无误地对有关阿尔·戈尔本人电能浪费的丑闻，做出了闪电般迅速的回应。他毫不妥协地揭露了戈尔之流的伪善嘴脸。
英雄所见略同的是，捷克经济学家卡莱尔·克里氏也将环保主义视作“一种新宗教”。他非常风趣地问道：“谁应当对捷克的舒玛瓦山区和科尔格诺士山区正在消失的冰川负责？该不是那些青铜器时代骨灰瓮文化时期的史前人类吧？”
我还可以引用持相似观点的其他捷克，尤其是国外作者的论述。可惜的是，这些对环保主义持批评态度的观点，不论是在捷克国内还是在其他地方，如今都为少数派的主张。在当下的氛围中，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在所有那些无需直接对任何人负责、因而属于“后民主的”如联合国一类的国际组织中，这些观点都被视为政治性错误，并且因此被严重地削弱和孤立。
捷克绿党主席马丁·布尔西克在他的题为《千万不要低估生态风险》的演讲中毫不掩饰地承认，他实际上是抱有政治野心，想要改变目前现实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在为创造政治的、体制的、经济的生活环境，以确保人类的——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捷克共和国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政治代表工作”。让我们来注意他发言中的这几点：
他说到了未来。根本未做出定义的、也无法定义的“生活环境“，根据他的说法，尚待创建。也就是说，对此进行的思考都是局限在将来时里的。如此而来，这样一种环境，有利于地球上的生物生活的环境，迄今从未被创建出来过。这话没有道理。除此之外，这些人似乎完全忽视了自专制主义垮台以来在捷克发生的、几乎不可思议的环境改善。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是由友善于环境的（却对环保主义者不友善的）市场所“安排”的，是由市场价格和私有制联手打造的。布尔西克要么是完全否定这样的体制，要么是认为做得还不够。
他所谈论的不是局部的变化——经济学家所谓的边际变化——而动辄是对“全人类”的解救，不幸的是，这是我们曾几何时听得太多的那些东西。
他仰赖于政治行动，而不是依靠自发的、非政治的、无人策划组织的，明辨是非的人民出于自身利益理性参与的行动。古典派自由主义信条，即人类的“思想和技能”将“总是能够找到解决方案”，根据布尔西克的说法，只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理论”，他对此不以为然。
（摘自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环保的暴力》 作者：[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 译者：宋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