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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事关CPI，故猪肉价格一分一角的上涨，都牵扯着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老百姓的敏感神经。
作为近些年应对猪肉价格上涨的主要措施，生猪的规模标准化养殖得到了大力推广。政策初衷之一，便是以规模户取代散养户，以熨平失衡的“猪周期”。
据业内人士介绍，一系列扶持政策初衷不错，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每每被钻了空子。以农业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的生猪规模化养殖补贴为例，因为是按照存栏量和出栏量的数据为标准进行补贴，各地不时出现的情形是：两个规模化养殖的猪场之间串通好，检查一家时，另一家的猪也被拉来充数。
操作过程中的猫腻暂且不计，但就规模化养殖本身来说，“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也肯定是一把双刃剑”。中国畜牧业协会主管生猪养殖业务的副秘书长马闯告诉《财经》记者。
规模化养殖到底要以何种标准实现何种目标、如何具体操作，在玉米供应“紧平衡”日益加剧时如何保障饲料供应，本土猪种培育速度缓慢下如何保证食品及粮食安全……相关问题如一直不能解决，仍单纯以养殖数量为衡量标准发展规模化养殖，其隐忧将日益浮现。
孱弱的中规模化
依照农业部对于规模化养殖的界定标准，年出栏量达到50头猪以上的猪场，即可被划分为规模化养殖场。以此为标准，2009年全国猪场中规模化养殖的比重已经达到61％。
在谈到中国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时，此比重数据得到了广泛引用。但业内不乏呼声：此一标准制定的时间是1994年，在生猪养殖行业经过17年的迅猛发展之后，年出栏50头即为规模化养殖的标准，已显得太过陈旧。
而在生猪养殖行业内部，现在则有两条得到更为广泛认可的标准线：一为年出栏数500头，另一则为年出栏数10000头。
出栏量低于第一条标准线的，为散养户，而高于第二条标准线的，则为领头型养殖企业，其占总养殖户的比例分别为68％和6％。
而夹在中间、年出栏量大于500头而小于10000头猪的，即为规模化养殖场。因为满足了农业部推行“标准化、规模化”养殖的底线数量，故此一阶层的养殖场近些年来在大力扶持之下得到了迅猛发展。
但尽管如此，现今这一层级所占的比重，也仅为26％。
记者了解到，从美国、荷兰、加拿大等养猪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也并不是超大规模的养殖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而是以养殖规模适度的中间阶层比重为最高。
在这些国家里，此一层级的养殖场主们以多年来的养殖基础条件确定养殖数量，然后再跟大型肉类企业签订合同之后才进行养殖，已经不用再考虑产业链下游的销售问题。他们可以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上下游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利益链条。
以欧洲最大的生猪屠宰企业荷兰维昂集团为例，它的股东是由1.8万个生猪养殖合作社构成的，上游的生产者已经掌握了下游企业的经营主导权。
这种生态尚未在中国的生猪养殖业中形成。究其原因，屠宰厂和养殖场被人为割裂是因素之一。
而因为议价能力高，屠宰企业往往要求养殖场送来的猪瘦肉率达到相当苛刻的标准，“甭管什么猪种，要求70％的瘦肉率，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达到的，不用瘦肉精肯定没辙”。马闯说。
除了议价能力低、比重依然过小之外，中间阶层养殖场的孱弱，还体现在其应对疫病能力低下方面。
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相关资料显示：在应对疫病时，养殖散户、中型规模养殖、领头型养殖企业的疫病防控能力综合打分分别为1.9分、1.7分、3.4分。
散养户之所以名列第二，是因为其养殖的猪种多为地方猪，或者有地方猪种血液的杂交猪。而地方猪的一个特点就是抗疫病的能力强，适应能力强。
在上述分类的后两种养殖类型当中，进行工厂化养殖的猪种有三大类，分别为杜洛克、长白和大约克，业内简称为“杜长大”，皆为上世纪时引进外来品种。
“杜长大”的主要特点就是适应规模化养殖、生长速度极快，但相应的，其对于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及中国本土猪种。
在进行养殖时，因领头型养殖企业的技术人员实力和设备都比较雄厚，故其抗疫病能力最高。但对于条件稍差的中间层的养殖场来说，稍有不慎，疫病的传播即会造成大量损失。而疫病问题造成仔猪死亡、导致数月后生猪出栏量急速下降，正是2011年此轮生猪价格急速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
饲料“紧平衡”
中国每年的生猪出栏量约6.67亿头，以每头生猪每年吃350公斤饲料计算，一年就需要2.1亿吨。以2010年中国饲料年产量1.5亿吨计算，不考虑鸡鸭等禽类消耗饲料的前提之下，依然存在近6000万吨的缺口。
中国畜牧业协会曾经做过测算：以公布的相关数字来看，中国现有的饲料生产能力根本不可能支撑起现有的生猪出栏量水平，之所以现在能够生产出这么多的生猪，是因为替代性饲料的广泛应用。
中国的传统猪种基本都有耐“粗饲”的特点，对饲料的配比要求比较宽泛，土豆、红薯、酒糟和豆渣等，都可以作为主要饲料。但与此同时，其养殖周期也达到了八个月左右。
而为了适应工厂化的生产形态，近些年来，中国的生猪养殖行业开始大量采用“杜长大”等品种，其特点是生长速度极快，成熟周期一般只有五个月左右。但相应的，其对于饲料的要求则要严苛的多，一般的配比数量为：玉米65％、豆粕22％、麸皮及其他占13％。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因为牵涉到杂交等问题，本土猪种和外来猪种的养殖规模各是多大，现在依然是笔糊涂烂账，没有哪个相关部门发布过相对清晰的统计。
而业内人士则在担心，一旦未来“杜长大”等高耗粮的洋品种控制中国市场之后，中国大豆进口的需求会继续猛增。目前，中国的大豆需求对外依存度已经高达78％，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豆粕的形式进口到国内的。
对于在饲料中占比最大的玉米来说，情形也不容乐观。在国内资源受限、玉米供应已经日益吃紧的情况之下，额外的新增需求，只能通过进口来解决。2010年时，曾经能够与美国比肩的第二大玉米出口国中国，反而累计进口了157万吨玉米。今年，此一数字还将加大。
因为玉米价格的持续走高，近两年来，中国各地开始出现用小麦代替玉米生产饲料的现象。以饲料消耗大省广东为例，9月底时当地的玉米价格已经涨到每吨2600元，而小麦则只有2200元左右，替代的价格优势十分明显。
目前，欧洲的生猪养殖饲料已经基本实现了主要由小麦和豆粕构成。只有美国因为玉米产量极高，故依然采用玉米加豆粕的猪饲料形态。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原料采购经理王海告诉《财经》记者，2010年，中国饲料行业用小麦替代玉米的总数大概为1000万到1500万吨，这一数字明年则有望达到3000万吨左右。
在目前的价格体系之下，中国的小麦价格较低而且储备量大、供应稳定。因此，在禽料生产中，小麦替代玉米的速度很快。其中，鸭饲料已经基本实现了100％的替代。
但王海同时也指出，因为目前依然存在着替代技术尚不成熟、替代后料肉比下降等因素，短期内，小麦依然无望大规模替代玉米生产猪饲料。
对于养殖户来说，玉米现在依然是生猪最好的能量饲料。以小麦为主料生产出来的饲料，生猪在吃下去之后会出现一个“适口期”过程，生长出现滞长，而且料肉比会从玉米饲料的2∶1下降到2.8∶1，差距十分明显。
育种被动
在生猪育种方面，中国也多年来没有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农业部一位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由于“杜长大”等洋品种有潜在的蓝耳、伪狂犬等疫病，中国在引进这些猪品种之后，原本没有的一些类似疫病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洋品种在带来高产的同时，也埋伏下一些隐患。
为了应对这种窘境，从2007年开始，农业部就组织成立了专门研究育种和疫病的生猪研究专家组。2009年，农业部又制定了《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及其实施方案，明确了中国种猪改良的思路、目标和主要任务。
但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缺乏育种的实践和相关的经验积累，农业部在推出规划时也指出，这项政策的时间跨度长达10年乃至20年时间，短期内依然无法起到实际效果。
在近期公布的畜牧业“十二五”规划当中，也以很大的篇幅提及生猪养殖。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乔玉峰在分析此项规划时指出，其主要特点现在依然是先保证产量，“产量少了不行，产量够了之后，再往好里弄”。
乔玉峰还指出，目前生猪大规模养殖的一个问题为产区和销区的不统一，京津沪是大销区，自给率却不足一半。因为生猪养殖不纳税，不能带来大量就业，反而带来大量污染，在相关扶植政策出台时还要求地方政府进行资金配套，故地方政府都没有动力去发展养殖。
针对此种情况，中国畜牧业协会的一个内部研究小组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东部地区用地紧张、粮食产量不断减少的前提之下，应该逐步将生猪养殖场迁移到中国的东北和西北部，前者的优势是粮食产量高，后者则地广人稀。
在分析此一提议的合理性时，马闯告诉《财经》记者，东北有玉米产量优势，在当地建立养殖场之后，就地将生猪宰杀后分割成两片猪胴体，装入冷藏车边运输边排酸，既节省时间又健康。
但实现这一规划的难度也很大，其一是在目前的饮食结构中，热鲜肉依然统治中国猪肉市场，占比达到了68％，而冷鲜肉和肉制品的占比则仅有17％和15％。
“只要广东人和上海人依然是非热鲜肉不吃，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马闯说。
作为近些年应对猪肉价格上涨的主要措施，生猪的规模标准化养殖得到了大力推广。政策初衷之一，便是以规模户取代散养户，以熨平失衡的“猪周期”。
据业内人士介绍，一系列扶持政策初衷不错，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每每被钻了空子。以农业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的生猪规模化养殖补贴为例，因为是按照存栏量和出栏量的数据为标准进行补贴，各地不时出现的情形是：两个规模化养殖的猪场之间串通好，检查一家时，另一家的猪也被拉来充数。
操作过程中的猫腻暂且不计，但就规模化养殖本身来说，“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也肯定是一把双刃剑”。中国畜牧业协会主管生猪养殖业务的副秘书长马闯告诉《财经》记者。
规模化养殖到底要以何种标准实现何种目标、如何具体操作，在玉米供应“紧平衡”日益加剧时如何保障饲料供应，本土猪种培育速度缓慢下如何保证食品及粮食安全……相关问题如一直不能解决，仍单纯以养殖数量为衡量标准发展规模化养殖，其隐忧将日益浮现。
孱弱的中规模化
依照农业部对于规模化养殖的界定标准，年出栏量达到50头猪以上的猪场，即可被划分为规模化养殖场。以此为标准，2009年全国猪场中规模化养殖的比重已经达到61％。
在谈到中国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时，此比重数据得到了广泛引用。但业内不乏呼声：此一标准制定的时间是1994年，在生猪养殖行业经过17年的迅猛发展之后，年出栏50头即为规模化养殖的标准，已显得太过陈旧。
而在生猪养殖行业内部，现在则有两条得到更为广泛认可的标准线：一为年出栏数500头，另一则为年出栏数10000头。
出栏量低于第一条标准线的，为散养户，而高于第二条标准线的，则为领头型养殖企业，其占总养殖户的比例分别为68％和6％。
而夹在中间、年出栏量大于500头而小于10000头猪的，即为规模化养殖场。因为满足了农业部推行“标准化、规模化”养殖的底线数量，故此一阶层的养殖场近些年来在大力扶持之下得到了迅猛发展。
但尽管如此，现今这一层级所占的比重，也仅为26％。
记者了解到，从美国、荷兰、加拿大等养猪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也并不是超大规模的养殖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而是以养殖规模适度的中间阶层比重为最高。
在这些国家里，此一层级的养殖场主们以多年来的养殖基础条件确定养殖数量，然后再跟大型肉类企业签订合同之后才进行养殖，已经不用再考虑产业链下游的销售问题。他们可以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上下游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利益链条。
以欧洲最大的生猪屠宰企业荷兰维昂集团为例，它的股东是由1.8万个生猪养殖合作社构成的，上游的生产者已经掌握了下游企业的经营主导权。
这种生态尚未在中国的生猪养殖业中形成。究其原因，屠宰厂和养殖场被人为割裂是因素之一。
而因为议价能力高，屠宰企业往往要求养殖场送来的猪瘦肉率达到相当苛刻的标准，“甭管什么猪种，要求70％的瘦肉率，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达到的，不用瘦肉精肯定没辙”。马闯说。
除了议价能力低、比重依然过小之外，中间阶层养殖场的孱弱，还体现在其应对疫病能力低下方面。
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相关资料显示：在应对疫病时，养殖散户、中型规模养殖、领头型养殖企业的疫病防控能力综合打分分别为1.9分、1.7分、3.4分。
散养户之所以名列第二，是因为其养殖的猪种多为地方猪，或者有地方猪种血液的杂交猪。而地方猪的一个特点就是抗疫病的能力强，适应能力强。
在上述分类的后两种养殖类型当中，进行工厂化养殖的猪种有三大类，分别为杜洛克、长白和大约克，业内简称为“杜长大”，皆为上世纪时引进外来品种。
“杜长大”的主要特点就是适应规模化养殖、生长速度极快，但相应的，其对于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及中国本土猪种。
在进行养殖时，因领头型养殖企业的技术人员实力和设备都比较雄厚，故其抗疫病能力最高。但对于条件稍差的中间层的养殖场来说，稍有不慎，疫病的传播即会造成大量损失。而疫病问题造成仔猪死亡、导致数月后生猪出栏量急速下降，正是2011年此轮生猪价格急速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
饲料“紧平衡”
中国每年的生猪出栏量约6.67亿头，以每头生猪每年吃350公斤饲料计算，一年就需要2.1亿吨。以2010年中国饲料年产量1.5亿吨计算，不考虑鸡鸭等禽类消耗饲料的前提之下，依然存在近6000万吨的缺口。
中国畜牧业协会曾经做过测算：以公布的相关数字来看，中国现有的饲料生产能力根本不可能支撑起现有的生猪出栏量水平，之所以现在能够生产出这么多的生猪，是因为替代性饲料的广泛应用。
中国的传统猪种基本都有耐“粗饲”的特点，对饲料的配比要求比较宽泛，土豆、红薯、酒糟和豆渣等，都可以作为主要饲料。但与此同时，其养殖周期也达到了八个月左右。
而为了适应工厂化的生产形态，近些年来，中国的生猪养殖行业开始大量采用“杜长大”等品种，其特点是生长速度极快，成熟周期一般只有五个月左右。但相应的，其对于饲料的要求则要严苛的多，一般的配比数量为：玉米65％、豆粕22％、麸皮及其他占13％。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因为牵涉到杂交等问题，本土猪种和外来猪种的养殖规模各是多大，现在依然是笔糊涂烂账，没有哪个相关部门发布过相对清晰的统计。
而业内人士则在担心，一旦未来“杜长大”等高耗粮的洋品种控制中国市场之后，中国大豆进口的需求会继续猛增。目前，中国的大豆需求对外依存度已经高达78％，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豆粕的形式进口到国内的。
对于在饲料中占比最大的玉米来说，情形也不容乐观。在国内资源受限、玉米供应已经日益吃紧的情况之下，额外的新增需求，只能通过进口来解决。2010年时，曾经能够与美国比肩的第二大玉米出口国中国，反而累计进口了157万吨玉米。今年，此一数字还将加大。
因为玉米价格的持续走高，近两年来，中国各地开始出现用小麦代替玉米生产饲料的现象。以饲料消耗大省广东为例，9月底时当地的玉米价格已经涨到每吨2600元，而小麦则只有2200元左右，替代的价格优势十分明显。
目前，欧洲的生猪养殖饲料已经基本实现了主要由小麦和豆粕构成。只有美国因为玉米产量极高，故依然采用玉米加豆粕的猪饲料形态。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原料采购经理王海告诉《财经》记者，2010年，中国饲料行业用小麦替代玉米的总数大概为1000万到1500万吨，这一数字明年则有望达到3000万吨左右。
在目前的价格体系之下，中国的小麦价格较低而且储备量大、供应稳定。因此，在禽料生产中，小麦替代玉米的速度很快。其中，鸭饲料已经基本实现了100％的替代。
但王海同时也指出，因为目前依然存在着替代技术尚不成熟、替代后料肉比下降等因素，短期内，小麦依然无望大规模替代玉米生产猪饲料。
对于养殖户来说，玉米现在依然是生猪最好的能量饲料。以小麦为主料生产出来的饲料，生猪在吃下去之后会出现一个“适口期”过程，生长出现滞长，而且料肉比会从玉米饲料的2∶1下降到2.8∶1，差距十分明显。
育种被动
在生猪育种方面，中国也多年来没有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农业部一位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由于“杜长大”等洋品种有潜在的蓝耳、伪狂犬等疫病，中国在引进这些猪品种之后，原本没有的一些类似疫病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洋品种在带来高产的同时，也埋伏下一些隐患。
为了应对这种窘境，从2007年开始，农业部就组织成立了专门研究育种和疫病的生猪研究专家组。2009年，农业部又制定了《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及其实施方案，明确了中国种猪改良的思路、目标和主要任务。
但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缺乏育种的实践和相关的经验积累，农业部在推出规划时也指出，这项政策的时间跨度长达10年乃至20年时间，短期内依然无法起到实际效果。
在近期公布的畜牧业“十二五”规划当中，也以很大的篇幅提及生猪养殖。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乔玉峰在分析此项规划时指出，其主要特点现在依然是先保证产量，“产量少了不行，产量够了之后，再往好里弄”。
乔玉峰还指出，目前生猪大规模养殖的一个问题为产区和销区的不统一，京津沪是大销区，自给率却不足一半。因为生猪养殖不纳税，不能带来大量就业，反而带来大量污染，在相关扶植政策出台时还要求地方政府进行资金配套，故地方政府都没有动力去发展养殖。
针对此种情况，中国畜牧业协会的一个内部研究小组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东部地区用地紧张、粮食产量不断减少的前提之下，应该逐步将生猪养殖场迁移到中国的东北和西北部，前者的优势是粮食产量高，后者则地广人稀。
在分析此一提议的合理性时，马闯告诉《财经》记者，东北有玉米产量优势，在当地建立养殖场之后，就地将生猪宰杀后分割成两片猪胴体，装入冷藏车边运输边排酸，既节省时间又健康。
但实现这一规划的难度也很大，其一是在目前的饮食结构中，热鲜肉依然统治中国猪肉市场，占比达到了68％，而冷鲜肉和肉制品的占比则仅有17％和15％。
“只要广东人和上海人依然是非热鲜肉不吃，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马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