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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药学家。1930年12月30日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医学院药学系生药专业学习，1955年毕业。毕业后曾接受中医培训两年半，并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因发现了青蒿素，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9年6月16日，周日，新华社深夜发文预告“周一见”：屠呦呦团队周一要“放大招”，发布重大科研突破性成果。第二天上午，谜底揭晓：屠呦呦团队在“青蒿素抗药性”的研究上获得新突破，并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的研究上取得新进展。
屠呦呦进入抗疟研究组时，已经39岁，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干了快14年，职称还只是副研究员。
仅从这一点看，无论是与国际级青年科学家相比，还是与身边同事相比，那时候的屠呦呦都不算出众，更非天才。
能进入重要的抗疟研究“523”项目组，多少源自特殊历史时期的机缘巧合。
作为集中全国科技力量，由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旨在帮助北越政府防治疟疾、“打击美帝”的重要项目，其分量之重，堪比“两弹一星”。
对于科研人员而言，若能参与“523”项目，自然是一生荣耀。但如果论资排辈定人选，当时的屠呦呦还没有这个资格。
但历史给了她一个上场机会。
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加入“523”项目时，由于“文革”，院内许多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已经“靠边站”。在此情形下，她不仅参与了这个项目，还破格一进组就担任项目研究组组长。
但屠呦呦这个组长是光杆司令，除了她，项目组根本没有其他组员。
“523”项目始于1967年，到屠呦呦参与的1969年，项目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文革”时期做科研，没人、没钱、没技术资源，怎么办？
自古华山一条路，屠呦呦生生“蛮干”起来。她把成垛成堆的古书搬回家，埋头在变黄发脆的纸堆中寻找药方。此外，她还拜访老中医，逐字逐句地抄录学习到的中药信息，并将其汇集成包含640种中药的《抗疟单验方集》。
屠呦呦的研究思路再明显不过了，她遍采药方，然后“笨实”地一个一个做实验！
但真正操作起来，并不顺利。课题组陆续来了几个年轻人协助研究，筛选了100余种中药的水提物和200余个醇提物样品。又是两年过去，到1971年，也没试出个结果。
研究停滞不前，屠呦呦没有好的办法，只能重新埋头去看医书。
黑暗中摸索之时，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一句给了屠呦呦一丝希望。
屠呦呦决定改试青蒿，但面临的又是失败。
或许是灵光乍现的幸运，或许是天道酬勤的奖赏，与青蒿打交道久了，不想放弃青蒿的屠呦呦突然意识到，也许正是高温加热破坏了青蒿里的有效成分，古人“绞取汁”可不是在实验室里加热提取的。于是，屠呦呦决定，换用沸点只有34.6℃的乙醚提取青蒿。
但问题又来了，“文革”时期，药厂停工，实验环境恶劣，怎么用乙醚提取青蒿呢？“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屠呦呦说。
于是那阵子，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就添了一道风景：屠呦呦带着助手买回酱缸泡青蒿。
实验过程繁复而冗长。直到1971年10月4日第191次实验完成后，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结果出炉——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才真正发现青蒿中的有效成分。
屠呦呦愣是用笨路子、土办法攻破了获得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这一难题。
从1972年正式发布报告，到1992年抗疟药物研制成功，再到后续青蒿素享誉世界，成为“中国神药”，屠呦呦的科研日子悠长。而科研以外，科学家还有生活。但屠呦呦，几乎没有。
屠呦呦与丈夫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要被派去海南岛。李廷钊因为有在苏联学习冶金的背景，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为了不影响工作，屠呦呦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去他处寄养，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
屠呦呦也曾暗暗怀疑过自己当初的选择，但那个时代培养的科研工作者，看得最重的还是国家。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李廷钊回忆。
屠呦呦的生活单调极了。如果非要给她找项爱好，那很可能只是工作。
对于媒体，屠呦呦也不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除了科研与青蒿，她的身上没“料”可挖。而且，屠呦呦也不喜欢接受采访，很少发声，几乎不在媒体上露面，也鲜有公开活动。
名誉加身的屠呦呦，成名之后，都干吗去了？答案是：老骥伏枥，继续科研。
获诺奖3年多来，屠呦呦团队正式发表科研论文10余篇，其中包括2篇影响因子超过10的重要论文。
“我们也不是得了奖就完了，既然已经开始研究，就要拿出更多、更实际的成果。”屠呦呦说，“药物的关键是疗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论文变成药，让药治得了病，让青蒿素更好地造福人类。”
屠呦呦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中指出，青蒿素，是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其实，她本人才是这个时代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屠呦呦幾十年的科研搭档，中医泰斗廖福龙说，人们常说好奇心是科学家研究的第一驱动力，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支撑屠呦呦坚持下来的，就是“责任”和“担当”。
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总有平凡的人，“笨实”地做着伟大的事，替时代负重前行。
（摘自2019年第13期《中国经济周刊》，标题有改动）
2019年6月16日，周日，新华社深夜发文预告“周一见”：屠呦呦团队周一要“放大招”，发布重大科研突破性成果。第二天上午，谜底揭晓：屠呦呦团队在“青蒿素抗药性”的研究上获得新突破，并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的研究上取得新进展。
替补上场的39岁副研究员
屠呦呦进入抗疟研究组时，已经39岁，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干了快14年，职称还只是副研究员。
仅从这一点看，无论是与国际级青年科学家相比，还是与身边同事相比，那时候的屠呦呦都不算出众，更非天才。
能进入重要的抗疟研究“523”项目组，多少源自特殊历史时期的机缘巧合。
作为集中全国科技力量，由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旨在帮助北越政府防治疟疾、“打击美帝”的重要项目，其分量之重，堪比“两弹一星”。
对于科研人员而言，若能参与“523”项目，自然是一生荣耀。但如果论资排辈定人选，当时的屠呦呦还没有这个资格。
但历史给了她一个上场机会。
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加入“523”项目时，由于“文革”，院内许多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已经“靠边站”。在此情形下，她不仅参与了这个项目，还破格一进组就担任项目研究组组长。
但屠呦呦这个组长是光杆司令，除了她，项目组根本没有其他组员。
天道真能酬勤
“523”项目始于1967年，到屠呦呦参与的1969年，项目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文革”时期做科研，没人、没钱、没技术资源，怎么办？
自古华山一条路，屠呦呦生生“蛮干”起来。她把成垛成堆的古书搬回家，埋头在变黄发脆的纸堆中寻找药方。此外，她还拜访老中医，逐字逐句地抄录学习到的中药信息，并将其汇集成包含640种中药的《抗疟单验方集》。
屠呦呦的研究思路再明显不过了，她遍采药方，然后“笨实”地一个一个做实验！
但真正操作起来，并不顺利。课题组陆续来了几个年轻人协助研究，筛选了100余种中药的水提物和200余个醇提物样品。又是两年过去，到1971年，也没试出个结果。
研究停滞不前，屠呦呦没有好的办法，只能重新埋头去看医书。
黑暗中摸索之时，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一句给了屠呦呦一丝希望。
屠呦呦决定改试青蒿，但面临的又是失败。
或许是灵光乍现的幸运，或许是天道酬勤的奖赏，与青蒿打交道久了，不想放弃青蒿的屠呦呦突然意识到，也许正是高温加热破坏了青蒿里的有效成分，古人“绞取汁”可不是在实验室里加热提取的。于是，屠呦呦决定，换用沸点只有34.6℃的乙醚提取青蒿。
但问题又来了，“文革”时期，药厂停工，实验环境恶劣，怎么用乙醚提取青蒿呢？“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屠呦呦说。
于是那阵子，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就添了一道风景：屠呦呦带着助手买回酱缸泡青蒿。
实验过程繁复而冗长。直到1971年10月4日第191次实验完成后，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结果出炉——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才真正发现青蒿中的有效成分。
屠呦呦愣是用笨路子、土办法攻破了获得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这一难题。
为工作怠慢生活
从1972年正式发布报告，到1992年抗疟药物研制成功，再到后续青蒿素享誉世界，成为“中国神药”，屠呦呦的科研日子悠长。而科研以外，科学家还有生活。但屠呦呦，几乎没有。
屠呦呦与丈夫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要被派去海南岛。李廷钊因为有在苏联学习冶金的背景，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为了不影响工作，屠呦呦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去他处寄养，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
屠呦呦也曾暗暗怀疑过自己当初的选择，但那个时代培养的科研工作者，看得最重的还是国家。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李廷钊回忆。
屠呦呦的生活单调极了。如果非要给她找项爱好，那很可能只是工作。
屠呦呦真正的大招
对于媒体，屠呦呦也不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除了科研与青蒿，她的身上没“料”可挖。而且，屠呦呦也不喜欢接受采访，很少发声，几乎不在媒体上露面，也鲜有公开活动。
名誉加身的屠呦呦，成名之后，都干吗去了？答案是：老骥伏枥，继续科研。
获诺奖3年多来，屠呦呦团队正式发表科研论文10余篇，其中包括2篇影响因子超过10的重要论文。
“我们也不是得了奖就完了，既然已经开始研究，就要拿出更多、更实际的成果。”屠呦呦说，“药物的关键是疗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论文变成药，让药治得了病，让青蒿素更好地造福人类。”
屠呦呦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中指出，青蒿素，是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其实，她本人才是这个时代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屠呦呦幾十年的科研搭档，中医泰斗廖福龙说，人们常说好奇心是科学家研究的第一驱动力，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支撑屠呦呦坚持下来的，就是“责任”和“担当”。
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总有平凡的人，“笨实”地做着伟大的事，替时代负重前行。
（摘自2019年第13期《中国经济周刊》，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