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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无法和他们说话，为了第一时间救人，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奔跑。” 人民日报一名记者说她遇到的空降兵都异常忙碌，根本无暇说话。
参与救灾的每一个人都在跟时间赛跑。
时间就是生命
位于川西北的汶川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低洼。5月12日地震发生后，由于山体滑坡，位于震中的汶川瞬间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没有通信信号，道路全部被毁，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能够从天而降的空降兵身上。
然而，大雨滂沱。几次尝试之后，空降兵无功而返，只好降落到直线距离汶川100多公里的四川省会成都。
震后两个多小时就赶赴灾区的温家宝总理为救灾定了调，他说：“现在第一位的工作是抓紧时间救人，多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就可能多抢救出一个被困者。”为此，他要求必须在13日晚12时打通进入汶川的道路。他的要求因为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没能够按期实现。但此时，陆军从理县出发的一批200人的官兵用21小时完成了90公里的强行军，赶在13日晚11时15分到达汶川县城。后续部队也于14日陆续到达。
对于相对分散的各乡镇，空降仍然是最为理想的方式。5月14日下午3时，空降兵某部的一个15人组成的小分队，在没有气象引导、没有地面指挥的情况下，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在阿坝地区茂县冒险成功空降。
3天内，从全国七大军区赶往四川灾区投入救援的解放军、武警、民兵和预备役人员十多万人，涉及全军20多个兵种。
有一个故事在网上广为流传：一位四川的记者给北京的朋友打来电话描述她在绵竹所见的情况。“到处是哭喊的声音，救援队发了疯一样地救人”。在当地一所学校的废墟中，消防战士抢出了十几个孩子和三十多具尸体。然而余震又发生了，听到孩子哭声的战士转头又要往里钻，被其他战士死死拖到了安全地带。一个战士跪地大哭，“让我再去救一个，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我还能再救一个”。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活的，让开，让开！”救援现场不时传来战士们嘶哑的喊声以及他们飞奔的身影。在一些道路破坏严重的废墟中，救援现场的运输工作大部分只能由人力来完成。被救伤员在部队官兵的手中被接力传递出去。
3天内，有6万多名伤员被救，并转移到安全地带。
5月15日晚近8点，理县通往汶川的西线公路抢修通车，这意味着外界的物资可以畅通地运送到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南线和东线的路也陆续抢通。四处都是官兵战士昼夜奋战的身影，因为时间对于灾区的人民来说，就意味着生命。
“别让自己成为负担”
5月12日14时28分，来自上海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新闻晨报记者吴飞正在四川省汶川县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职工食堂中进餐，饭后他的任务是采访这里即将送往日本的两只大熊猫。
突然间，桌上的啤酒瓶翻落一地，他的身体也瞬间失去了平衡。“地震了！”有人喊。求生的本能让他边打电话边往外跑。庆幸的是，他跑到了外面的空地上，但电话却一直未能打出去。
卧龙基地组织的救援队不断送来避难的灾民，空地上的人越聚越多。此时，天空不停地飘着雨，海拔近2000米的卧龙在5月份的夜晚温度只有1℃-2℃，而余震还在频频发生。
“我和许多人一起不停地重复，‘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好自己，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要愉快地生活下去’。”吴飞知道，信念在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任何恐慌都可能造成伤亡。
吴飞说，5月13日天一亮，他们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举国总动员进行营救的信息，当地的干部和村民都为之欢心鼓舞。然而，“始终没有听到有关卧龙的任何消息”。
48小时过去了，虽然仍然面临缺少食物、饮用水等困难，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还是让在场的每个人兴奋不已——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小刘修好了原本用于森林防火的卫星电话。
求援的呼声马上发了出去，等待救援的过程漫长而难熬。“数千人只拥有一部卫星电话，哪怕每个人只说上一句，这种时间也是无穷大，为此我需要整夜守着电话机和排队的人们。”吴飞说。
14日傍晚，吴飞和数千名群众等来了救援部队，第一批6个生命垂危的伤员被送上了直升机。而吴飞，继续留在了那里，帮助更多需要救治的人们。
“一路遇到的人都热情地互相帮助”每一个从灾区走出来的人都不断重复这样的话。位于震中的武警汶川大队50名官兵在成功自救后，转身就投入了抢救群众生命的战斗中；一位从重灾区走出的遇险者说他喝到了一个饭馆老板给路过的人熬的粥……
滴水汇成大海
在绵阳、茂县等救援到达的地区，伤势并不严重的伤员自动担任起了后勤服务工作，帮忙维持秩序，发放食物和饮用水。每有士兵们路过，人们迅速让出一条路，好让他们快速通过。
在成都以及都江堰等靠近重灾区的地方，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志愿者迅速加入了服务的队伍。一位中央民族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背着一大包方便面赶到了成都。他说，想看看有什么能够帮忙的，哪怕帮着照看伤员。
成都街头的献血车前，排队献血的队伍拐过了街角。虽然采血医生建议大家分时段前来献血，但更多的人还是愿意守在那里，从早上排队到下午。
同样的情景也发生在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大中小城市。13日夜里11点，清华大学的采血点200名学生仍旧排着长队在等待献血。负责采血的医护人员也已经从早上开始连续工作了10多个小时。听到四川地区缺少B型和O型血，相关血型的献血人员下班后赶往离自己最近的献血点。仅在北京，固定加流动的献血点就有数十个，每天采血的时间延长至晚上10点，但往往不能按时结束。每天的采血量都超过3000个单位（1单位为200cc）。
与此同时，全国个人以及企业、演艺界、体育界等行业的捐助行动也迅速展开。现场捐赠、热线捐赠、短信捐赠、网络捐赠等平台陆续开通。按照中国银监会的要求，银行对捐款帐户一律免收手续费。
5月13日上午，青岛市的一个捐款点上出现了一位聋哑老人的身影。她在纸上写道：“这个月工资还没发下来，存折上只有1300多元。”然后从口袋里掏出1300元交给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很多人捐出了自己一月的薪水甚至更多。
就在救灾工作紧密开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考虑灾后的重建。听说在汶川等地修建一所小学需要10万元费用，北京一位3岁女孩的爸爸带着10万现金来到了红十字会的募捐点。而中国人寿也在14日晚宣布，其设立的“国寿慈善基金会”将承担所有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成长至18周岁的相关费用。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国的一句古老谚语。在汶川地震后的救援行动中，这句话让汶川人、让每个中国人都体会到了其中的分量。
参与救灾的每一个人都在跟时间赛跑。
时间就是生命
位于川西北的汶川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低洼。5月12日地震发生后，由于山体滑坡，位于震中的汶川瞬间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没有通信信号，道路全部被毁，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能够从天而降的空降兵身上。
然而，大雨滂沱。几次尝试之后，空降兵无功而返，只好降落到直线距离汶川100多公里的四川省会成都。
震后两个多小时就赶赴灾区的温家宝总理为救灾定了调，他说：“现在第一位的工作是抓紧时间救人，多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就可能多抢救出一个被困者。”为此，他要求必须在13日晚12时打通进入汶川的道路。他的要求因为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没能够按期实现。但此时，陆军从理县出发的一批200人的官兵用21小时完成了90公里的强行军，赶在13日晚11时15分到达汶川县城。后续部队也于14日陆续到达。
对于相对分散的各乡镇，空降仍然是最为理想的方式。5月14日下午3时，空降兵某部的一个15人组成的小分队，在没有气象引导、没有地面指挥的情况下，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在阿坝地区茂县冒险成功空降。
3天内，从全国七大军区赶往四川灾区投入救援的解放军、武警、民兵和预备役人员十多万人，涉及全军20多个兵种。
有一个故事在网上广为流传：一位四川的记者给北京的朋友打来电话描述她在绵竹所见的情况。“到处是哭喊的声音，救援队发了疯一样地救人”。在当地一所学校的废墟中，消防战士抢出了十几个孩子和三十多具尸体。然而余震又发生了，听到孩子哭声的战士转头又要往里钻，被其他战士死死拖到了安全地带。一个战士跪地大哭，“让我再去救一个，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我还能再救一个”。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活的，让开，让开！”救援现场不时传来战士们嘶哑的喊声以及他们飞奔的身影。在一些道路破坏严重的废墟中，救援现场的运输工作大部分只能由人力来完成。被救伤员在部队官兵的手中被接力传递出去。
3天内，有6万多名伤员被救，并转移到安全地带。
5月15日晚近8点，理县通往汶川的西线公路抢修通车，这意味着外界的物资可以畅通地运送到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南线和东线的路也陆续抢通。四处都是官兵战士昼夜奋战的身影，因为时间对于灾区的人民来说，就意味着生命。
“别让自己成为负担”
5月12日14时28分，来自上海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新闻晨报记者吴飞正在四川省汶川县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职工食堂中进餐，饭后他的任务是采访这里即将送往日本的两只大熊猫。
突然间，桌上的啤酒瓶翻落一地，他的身体也瞬间失去了平衡。“地震了！”有人喊。求生的本能让他边打电话边往外跑。庆幸的是，他跑到了外面的空地上，但电话却一直未能打出去。
卧龙基地组织的救援队不断送来避难的灾民，空地上的人越聚越多。此时，天空不停地飘着雨，海拔近2000米的卧龙在5月份的夜晚温度只有1℃-2℃，而余震还在频频发生。
“我和许多人一起不停地重复，‘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好自己，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要愉快地生活下去’。”吴飞知道，信念在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任何恐慌都可能造成伤亡。
吴飞说，5月13日天一亮，他们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举国总动员进行营救的信息，当地的干部和村民都为之欢心鼓舞。然而，“始终没有听到有关卧龙的任何消息”。
48小时过去了，虽然仍然面临缺少食物、饮用水等困难，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还是让在场的每个人兴奋不已——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小刘修好了原本用于森林防火的卫星电话。
求援的呼声马上发了出去，等待救援的过程漫长而难熬。“数千人只拥有一部卫星电话，哪怕每个人只说上一句，这种时间也是无穷大，为此我需要整夜守着电话机和排队的人们。”吴飞说。
14日傍晚，吴飞和数千名群众等来了救援部队，第一批6个生命垂危的伤员被送上了直升机。而吴飞，继续留在了那里，帮助更多需要救治的人们。
“一路遇到的人都热情地互相帮助”每一个从灾区走出来的人都不断重复这样的话。位于震中的武警汶川大队50名官兵在成功自救后，转身就投入了抢救群众生命的战斗中；一位从重灾区走出的遇险者说他喝到了一个饭馆老板给路过的人熬的粥……
滴水汇成大海
在绵阳、茂县等救援到达的地区，伤势并不严重的伤员自动担任起了后勤服务工作，帮忙维持秩序，发放食物和饮用水。每有士兵们路过，人们迅速让出一条路，好让他们快速通过。
在成都以及都江堰等靠近重灾区的地方，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志愿者迅速加入了服务的队伍。一位中央民族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背着一大包方便面赶到了成都。他说，想看看有什么能够帮忙的，哪怕帮着照看伤员。
成都街头的献血车前，排队献血的队伍拐过了街角。虽然采血医生建议大家分时段前来献血，但更多的人还是愿意守在那里，从早上排队到下午。
同样的情景也发生在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大中小城市。13日夜里11点，清华大学的采血点200名学生仍旧排着长队在等待献血。负责采血的医护人员也已经从早上开始连续工作了10多个小时。听到四川地区缺少B型和O型血，相关血型的献血人员下班后赶往离自己最近的献血点。仅在北京，固定加流动的献血点就有数十个，每天采血的时间延长至晚上10点，但往往不能按时结束。每天的采血量都超过3000个单位（1单位为200cc）。
与此同时，全国个人以及企业、演艺界、体育界等行业的捐助行动也迅速展开。现场捐赠、热线捐赠、短信捐赠、网络捐赠等平台陆续开通。按照中国银监会的要求，银行对捐款帐户一律免收手续费。
5月13日上午，青岛市的一个捐款点上出现了一位聋哑老人的身影。她在纸上写道：“这个月工资还没发下来，存折上只有1300多元。”然后从口袋里掏出1300元交给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很多人捐出了自己一月的薪水甚至更多。
就在救灾工作紧密开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考虑灾后的重建。听说在汶川等地修建一所小学需要10万元费用，北京一位3岁女孩的爸爸带着10万现金来到了红十字会的募捐点。而中国人寿也在14日晚宣布，其设立的“国寿慈善基金会”将承担所有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成长至18周岁的相关费用。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国的一句古老谚语。在汶川地震后的救援行动中，这句话让汶川人、让每个中国人都体会到了其中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