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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仍在努力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之际，中美关系再度趋紧。美国准备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科技出口限制，一些政客也在推动中美加速脱钩。此外，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供应链受阻的担忧，部分国家开始鼓励部分供应链转移到离本土更近的地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影响多大？是否会导致供应链加速移出中国？中国又可能会作何回应？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部分供应链受阻
疫情初期的中国停产导致部分海外供应链受阻。2月初，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延长了春节假期，并在全国范围限制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国内大部分地方的停产持续了两三周至一个月，导致其他国家和地区一些生产所需的零部件供给出现短缺。2月4日，韩国汽车制造商现代宣布暂停部分生产线，原因是一种来自中国的零部件（汽车线束）供给短缺，这持续了约两周时间。日本的日产汽车也由于来自中国的零部件供给紧缺而暂停了部分日本工厂的生产。其他行业也存在供应链受阻的情况：由于来自中国的材料供给紧缺，2月越南和柬埔寨的一些服装厂被迫停产。随着3月中旬国内工业生产逐步恢复，这种供应链受阻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
其他国家地区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和停工停产也可能使国内生产受阻。正如我们在之前报告中所述，中国从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发达经济体的进口中，有32%是工业品，包括资本品和汽车零部件等。这些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瑞士。对于部分产品，上述发达经济体合计占中国总进口的90%以上。我们发现，中国汽车和电子行业受到海外供应链受阻风险的影响最大，航空运输设备和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制造行业同样敞口明显。我们的汽车行业研究团队认为，主要汽车厂商大约有两个月的零部件库存，因此除非欧洲停产在5月底后依然持续很久，否则国内汽车厂商面临的风险不大。电子行业方面，国内对发达经济体零件的直接依赖程度并不高，大多零件都来自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部分来自于日本，而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科技产业则高度依赖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相关设备。目前为止，还没有太多国内企业因为材料短缺而被迫停产的报道，但如果发达经济体停产超过3个月、国内现有库存用尽，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会发生。
科技管制与脱钩压力
受疫情影响，海外各国政府对将部分供应链迁出中国的讨论升温，部分是出于对过度依赖中国生产以及供应链受阻的担忧。4月9日，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提议美国企业撤出中国所产生的资金成本100%由政府买单。日本政府在其紧急经济刺激方案中拨款2400亿日元（20亿美元），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搬回国内。同时，日经新闻社报道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对于生产严重依赖于某一单一国家的产品，应该尝试将其中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搬回国内，其余产品生产则应力争实现多元化。前不久，有媒体报道称印度政府联系了1000多家美国企业，承诺为有意搬出中国的制造商提供优惠政策。
美国计划实施更多出口管控，并启动了更多贸易调查。美国联邦公报于4月28日发布了两项最终规定，进一步收紧了对中国（及其他一些经济体）的出口管制， 6月29日起生效。正如我们的科技行业分析师所述，对这些新规的确切解读仍有争议，实际影响取决于具体实施的情况。不过，新规涉及了一系列的科技相关产品，其覆盖面之广泛可能会加速中美科技脱钩。美国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也可能会令更多企业将生产移出中国，以便能够更容易地从美国获得材料或者设备。此外，美国商务部已启动了新一轮232调查。虽然这些调查并非仅针对中国，但中国也是被调查对象之一。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初始声明，由于涉及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禁止某一种中国起重机在美销售。
科技供应链上的主要厂商面临的管控或进一步收紧。如瑞银科技行业分析师所述，台积电等供应链上的重点企业在与华为等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上的企业进行业务往来时，受到了更多来自美国方面对半导体供应商的限制。瑞银科技行业分析师预计美国可能对“美国技术最低含量”条款做重要调整，包括将半导体制造设备纳入美国技术含量认定范畴等，这可能会造成晶圆厂向海思半导体（华为的半导体子公司）提供代工服务前需要事先获得美国许可。相关规定的调整可能涉及多个方面，比如要求任何企业在生产中使用美国半导体设备都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或降低“美国技术最低含量”认定标准等。无论调整的形式如何，最终这可能都会进一步限制对中国龙头科技企业的供货。
中国企业家问卷调查：企业尚未急于迁出中国，但未来可能会变化
共有542家受访者企业参与第六期 UBS Evidence Lab 中国企业家问卷调查，其中约40%（215家）是制造业企业，且其销售额30%以上来自出口或为出口企业供货。我们在此前的报告中对整体结果进行了解读，本报告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企业家对供应链转移的态度和计划。需要注意的是，本期调查于3月5日至20日进行，即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近期美国对华态度变得更为强硬之前。
企业家对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科技出口管制的预期较为乐观。虽然在本次受访的制造业出口商/出口供应商中，有85%都表示受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但有60%的受访者预计今年中美双方将继续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目前加征的关税会被部分调降或取消，另有24%的受访者预计今年双方会达成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且目前加征的关税会全部取消。只有4%的制造业出口商/出口供应商预计中美贸易摩擦会升温、美国会对华加征额外的关税。与之类似，65%的出口商/出口供应商预计今年美国会部分放松对华为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的出口限制，而只有18%的受访者预计科技出口限制会有所收紧。美国最近对华的政策立场趋于强硬，无疑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再度升温，这可能会在很多受访企业家的预期之外。
目前来看，更多企业选择削减资本开支，而选择裁员的企业较少。与往期调查结果类似，在受中美贸易摩擦负面影响的企业中，约半数（49%） 表示已削减了国内资本開支，26%预计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削减资本开支。降薪的企业也更为普遍，本次调查中已经或打算降薪的受访者占比高于上期调查（分别从23%和13%上升至27%和20%）。另一方面，受访者仍不倾向于裁员，只有7%的受贸易战负面影响的企业表示已裁员（低于2019年9月调查时的10%），而计划裁员的受访者占比为17%（之前为18%）。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年初失业率的上升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非中美贸易摩擦。不过，二季度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可能陷入衰退拖累中国出口，同时相关供应链或部分受阻，这可能会导致国内出口相关部门出现1000万以上的失业。 企业迁出中国的意愿仍基本持稳。虽然约半数（49%）受中美贸易摩擦负面影响的企业已经削减了国内资本开支，但企业迁出中国的速度似乎并没有加快。在215家制造业出口商/出口供应商中，约一半（51%）表示过去已将部分生产移出中国，其中表示在2018-2019年将生产转移的制造业出口商占比为30%，与去年9月的调查结果基本持平，尽管当时有13%的受访者表示打算在2019年四季度和2020年转移生产。并非所有计划转移生产的受访企业都最终进行了转移，这可能部分受制于资本管制或无法获得政府批准，也可能是随着2019年底至2020年初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企业情绪有所改善。
不过，仍有60%的受访者计划开始或者继续转移生产，占比和2019年9月调查时（57%）基本相同，较2019年4月调查时（66%）略有下降。约27%的受访者完全没有转移生产的计划，占比略高于上期调查的20%。在215家制造业出口企业中，有173家企业在中国内地之外的地区已设有生产基地，且平均而言有37%的产能在海外。不过，随着近期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不确定性的再次上升可能会使更多受访者考虑在未来将生产移出中国。再加上企业盈利大幅下滑，这恐将令今年本已受疫情冲击的企业资本开支雪上加霜。
供应链脱钩的潜在影响
短期内供应链转移规模有限，影响更多体现在国内资本开支而非外商直接投资（FDI）。虽然美国对华的科技限制收紧和供应链脱钩压力增大可能会逐步影响外资在华投资，但鉴于疫情严重冲击了企业收入且未来不确定高企，我们认为短期内企业并不会急于移出中国。此外，我们认为，未来不确定性上升对国内资本开支的负面影响要超过内外资企业将产能迁出中国的影响。近年来，FDI对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性已逐渐下降，尤其是制造业，而中国还在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以吸引外国企业和投资者。
近年来FDI在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和GDP中的重要性已逐渐下降，尤其在制造业。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FDI资金流入规模不断攀升，2013年达29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当年GDP的3%（其中可能包含部分由低廉的离岸融资成本驱动的非FDI资金流入）。不过在那之后，FDI占GDP的比重逐步下降，到2019年已降至1%。2018年制造业FDI资金流入400亿美元（商务部数据，不包括使用留存收益的外商投资和未在商务部备案的小额投资，覆盖范围较小），相当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1.3%左右；而近年来服务业的FDI资金流入占比持续提升。截至2019年，中国FDI存量为2.9万亿美元（IIP数据），而1997年至2018年的累计制造业FDI资金流入（商务部数据，覆盖范围较小）规模为8560亿美元。
FDI 对部分行业更为重要。近年来，电子产品（2016-2018年年均67亿美元）和工业机械设备（2016-2018年年均60亿美元）行业的FDI资金流入规模最大，2016-2018年医药行业FDI对其固定资产投资贡献也达到2%左右。累计来看，通信、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领域的FDI资金流入最大，1997-2018年累计流入1420亿美元，而化工（620亿美元）、通用机械（530亿美元）、特种设备（450亿美元）及纺织工业（360亿美元）的规模也相对可观。尽管对于这些行业而言，FDI流入下降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不大，但FDI的重要性往往在于与之相关的先进技术和知识经验引入，而这些方面的损失难以量化。近几年，科技相关行业的FDI（包括IT、通信和科研）的重要性上升，2016至2018年的年均规模达到200亿美元，相当于这些行业总体固定资产投资的10.6%。
作为供应链转移的另一种形式，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也有所放缓。截至2019年，中国的ODI存量为2.1万亿美元（IIP数据），但中国的对外投资大多不是制造业。截至2018年，商务部数据显示，制造业累计ODI仅1820亿美元左右，2018年的年度ODI为190亿美元，低于2017年的290亿美元。不过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温，2019年制造业ODI可能已有所回升；此外，有些对外投资可能是以设备和资本品出口的形式流出的。不过无论如何，中国依然存在对资本外流的控制，部分发达经济体抵触中国投资，而部分新兴市场存在偿债问题，这可能都会导致未来几年中国的ODI放缓。
中国将继续推动市场开放以吸引FDI。尽管面临脱钩的外部压力，中国仍在进一步开放国内行业和市场以吸引FDI。近期出台的一些措施包括：通过了新的《外商投资法》，其中规定禁止强制技术转让；进一步缩减外国企业投资中国的负面清单；分阶段开放汽车行业；增强知识产品保护；精简行政流程、费用和审批，以改善经商环境。金融服务业和金融市场开放也在持续推进，以吸引外资流入。
中国可能会加大在先进制造业和科技领域的投资。美国收紧对华科技限制很有可能坚定中国加大对先进技术投资的决心。据报道，多个地方政府已出台了包括设立专项研发基金、对相关企业实行增值税减免、给予一定用地优惠，以及吸引人才等多种方针措施，以扶持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最近政府强调“新基建”，计划将政府投资更多集中在科技相关领域。
我们预计2020年中国制造业投资下跌5%，科技脱钩可能拖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考虑到疫情导致企业收入和需求大幅下滑、政府出台货币宽松及减税政策，以及脫钩压力和科技限制相关的不确定性加剧，我们预计2020年中国制造业资本开支将下跌5%，大幅弱于2018年的9.5%和2019年的3%的增长。长期来看，尽管我们预计中国会加大力度开放国内市场、提高对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投资，但部分美国势力推动科技脱钩加速，这可能导致中国难以获取部分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及部件，拖累中国的生产效率，进而降低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如果中国也采取反制措施，限制西方国家的大型科技企业或产品的市场准入，那么全球增长可能也会被拖累，虽然这并非我们的基准情景假设。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部分供应链受阻
疫情初期的中国停产导致部分海外供应链受阻。2月初，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延长了春节假期，并在全国范围限制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国内大部分地方的停产持续了两三周至一个月，导致其他国家和地区一些生产所需的零部件供给出现短缺。2月4日，韩国汽车制造商现代宣布暂停部分生产线，原因是一种来自中国的零部件（汽车线束）供给短缺，这持续了约两周时间。日本的日产汽车也由于来自中国的零部件供给紧缺而暂停了部分日本工厂的生产。其他行业也存在供应链受阻的情况：由于来自中国的材料供给紧缺，2月越南和柬埔寨的一些服装厂被迫停产。随着3月中旬国内工业生产逐步恢复，这种供应链受阻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
其他国家地区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和停工停产也可能使国内生产受阻。正如我们在之前报告中所述，中国从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发达经济体的进口中，有32%是工业品，包括资本品和汽车零部件等。这些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瑞士。对于部分产品，上述发达经济体合计占中国总进口的90%以上。我们发现，中国汽车和电子行业受到海外供应链受阻风险的影响最大，航空运输设备和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制造行业同样敞口明显。我们的汽车行业研究团队认为，主要汽车厂商大约有两个月的零部件库存，因此除非欧洲停产在5月底后依然持续很久，否则国内汽车厂商面临的风险不大。电子行业方面，国内对发达经济体零件的直接依赖程度并不高，大多零件都来自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部分来自于日本，而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科技产业则高度依赖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相关设备。目前为止，还没有太多国内企业因为材料短缺而被迫停产的报道，但如果发达经济体停产超过3个月、国内现有库存用尽，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会发生。
科技管制与脱钩压力
受疫情影响，海外各国政府对将部分供应链迁出中国的讨论升温，部分是出于对过度依赖中国生产以及供应链受阻的担忧。4月9日，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提议美国企业撤出中国所产生的资金成本100%由政府买单。日本政府在其紧急经济刺激方案中拨款2400亿日元（20亿美元），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搬回国内。同时，日经新闻社报道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对于生产严重依赖于某一单一国家的产品，应该尝试将其中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搬回国内，其余产品生产则应力争实现多元化。前不久，有媒体报道称印度政府联系了1000多家美国企业，承诺为有意搬出中国的制造商提供优惠政策。
美国计划实施更多出口管控，并启动了更多贸易调查。美国联邦公报于4月28日发布了两项最终规定，进一步收紧了对中国（及其他一些经济体）的出口管制， 6月29日起生效。正如我们的科技行业分析师所述，对这些新规的确切解读仍有争议，实际影响取决于具体实施的情况。不过，新规涉及了一系列的科技相关产品，其覆盖面之广泛可能会加速中美科技脱钩。美国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也可能会令更多企业将生产移出中国，以便能够更容易地从美国获得材料或者设备。此外，美国商务部已启动了新一轮232调查。虽然这些调查并非仅针对中国，但中国也是被调查对象之一。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初始声明，由于涉及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禁止某一种中国起重机在美销售。
科技供应链上的主要厂商面临的管控或进一步收紧。如瑞银科技行业分析师所述，台积电等供应链上的重点企业在与华为等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上的企业进行业务往来时，受到了更多来自美国方面对半导体供应商的限制。瑞银科技行业分析师预计美国可能对“美国技术最低含量”条款做重要调整，包括将半导体制造设备纳入美国技术含量认定范畴等，这可能会造成晶圆厂向海思半导体（华为的半导体子公司）提供代工服务前需要事先获得美国许可。相关规定的调整可能涉及多个方面，比如要求任何企业在生产中使用美国半导体设备都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或降低“美国技术最低含量”认定标准等。无论调整的形式如何，最终这可能都会进一步限制对中国龙头科技企业的供货。
中国企业家问卷调查：企业尚未急于迁出中国，但未来可能会变化
共有542家受访者企业参与第六期 UBS Evidence Lab 中国企业家问卷调查，其中约40%（215家）是制造业企业，且其销售额30%以上来自出口或为出口企业供货。我们在此前的报告中对整体结果进行了解读，本报告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企业家对供应链转移的态度和计划。需要注意的是，本期调查于3月5日至20日进行，即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近期美国对华态度变得更为强硬之前。
企业家对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科技出口管制的预期较为乐观。虽然在本次受访的制造业出口商/出口供应商中，有85%都表示受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但有60%的受访者预计今年中美双方将继续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目前加征的关税会被部分调降或取消，另有24%的受访者预计今年双方会达成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且目前加征的关税会全部取消。只有4%的制造业出口商/出口供应商预计中美贸易摩擦会升温、美国会对华加征额外的关税。与之类似，65%的出口商/出口供应商预计今年美国会部分放松对华为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的出口限制，而只有18%的受访者预计科技出口限制会有所收紧。美国最近对华的政策立场趋于强硬，无疑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再度升温，这可能会在很多受访企业家的预期之外。
目前来看，更多企业选择削减资本开支，而选择裁员的企业较少。与往期调查结果类似，在受中美贸易摩擦负面影响的企业中，约半数（49%） 表示已削减了国内资本開支，26%预计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削减资本开支。降薪的企业也更为普遍，本次调查中已经或打算降薪的受访者占比高于上期调查（分别从23%和13%上升至27%和20%）。另一方面，受访者仍不倾向于裁员，只有7%的受贸易战负面影响的企业表示已裁员（低于2019年9月调查时的10%），而计划裁员的受访者占比为17%（之前为18%）。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年初失业率的上升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非中美贸易摩擦。不过，二季度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可能陷入衰退拖累中国出口，同时相关供应链或部分受阻，这可能会导致国内出口相关部门出现1000万以上的失业。 企业迁出中国的意愿仍基本持稳。虽然约半数（49%）受中美贸易摩擦负面影响的企业已经削减了国内资本开支，但企业迁出中国的速度似乎并没有加快。在215家制造业出口商/出口供应商中，约一半（51%）表示过去已将部分生产移出中国，其中表示在2018-2019年将生产转移的制造业出口商占比为30%，与去年9月的调查结果基本持平，尽管当时有13%的受访者表示打算在2019年四季度和2020年转移生产。并非所有计划转移生产的受访企业都最终进行了转移，这可能部分受制于资本管制或无法获得政府批准，也可能是随着2019年底至2020年初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企业情绪有所改善。
不过，仍有60%的受访者计划开始或者继续转移生产，占比和2019年9月调查时（57%）基本相同，较2019年4月调查时（66%）略有下降。约27%的受访者完全没有转移生产的计划，占比略高于上期调查的20%。在215家制造业出口企业中，有173家企业在中国内地之外的地区已设有生产基地，且平均而言有37%的产能在海外。不过，随着近期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不确定性的再次上升可能会使更多受访者考虑在未来将生产移出中国。再加上企业盈利大幅下滑，这恐将令今年本已受疫情冲击的企业资本开支雪上加霜。
供应链脱钩的潜在影响
短期内供应链转移规模有限，影响更多体现在国内资本开支而非外商直接投资（FDI）。虽然美国对华的科技限制收紧和供应链脱钩压力增大可能会逐步影响外资在华投资，但鉴于疫情严重冲击了企业收入且未来不确定高企，我们认为短期内企业并不会急于移出中国。此外，我们认为，未来不确定性上升对国内资本开支的负面影响要超过内外资企业将产能迁出中国的影响。近年来，FDI对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性已逐渐下降，尤其是制造业，而中国还在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以吸引外国企业和投资者。
近年来FDI在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和GDP中的重要性已逐渐下降，尤其在制造业。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FDI资金流入规模不断攀升，2013年达29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当年GDP的3%（其中可能包含部分由低廉的离岸融资成本驱动的非FDI资金流入）。不过在那之后，FDI占GDP的比重逐步下降，到2019年已降至1%。2018年制造业FDI资金流入400亿美元（商务部数据，不包括使用留存收益的外商投资和未在商务部备案的小额投资，覆盖范围较小），相当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1.3%左右；而近年来服务业的FDI资金流入占比持续提升。截至2019年，中国FDI存量为2.9万亿美元（IIP数据），而1997年至2018年的累计制造业FDI资金流入（商务部数据，覆盖范围较小）规模为8560亿美元。
FDI 对部分行业更为重要。近年来，电子产品（2016-2018年年均67亿美元）和工业机械设备（2016-2018年年均60亿美元）行业的FDI资金流入规模最大，2016-2018年医药行业FDI对其固定资产投资贡献也达到2%左右。累计来看，通信、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领域的FDI资金流入最大，1997-2018年累计流入1420亿美元，而化工（620亿美元）、通用机械（530亿美元）、特种设备（450亿美元）及纺织工业（360亿美元）的规模也相对可观。尽管对于这些行业而言，FDI流入下降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不大，但FDI的重要性往往在于与之相关的先进技术和知识经验引入，而这些方面的损失难以量化。近几年，科技相关行业的FDI（包括IT、通信和科研）的重要性上升，2016至2018年的年均规模达到200亿美元，相当于这些行业总体固定资产投资的10.6%。
作为供应链转移的另一种形式，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也有所放缓。截至2019年，中国的ODI存量为2.1万亿美元（IIP数据），但中国的对外投资大多不是制造业。截至2018年，商务部数据显示，制造业累计ODI仅1820亿美元左右，2018年的年度ODI为190亿美元，低于2017年的290亿美元。不过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温，2019年制造业ODI可能已有所回升；此外，有些对外投资可能是以设备和资本品出口的形式流出的。不过无论如何，中国依然存在对资本外流的控制，部分发达经济体抵触中国投资，而部分新兴市场存在偿债问题，这可能都会导致未来几年中国的ODI放缓。
中国将继续推动市场开放以吸引FDI。尽管面临脱钩的外部压力，中国仍在进一步开放国内行业和市场以吸引FDI。近期出台的一些措施包括：通过了新的《外商投资法》，其中规定禁止强制技术转让；进一步缩减外国企业投资中国的负面清单；分阶段开放汽车行业；增强知识产品保护；精简行政流程、费用和审批，以改善经商环境。金融服务业和金融市场开放也在持续推进，以吸引外资流入。
中国可能会加大在先进制造业和科技领域的投资。美国收紧对华科技限制很有可能坚定中国加大对先进技术投资的决心。据报道，多个地方政府已出台了包括设立专项研发基金、对相关企业实行增值税减免、给予一定用地优惠，以及吸引人才等多种方针措施，以扶持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最近政府强调“新基建”，计划将政府投资更多集中在科技相关领域。
我们预计2020年中国制造业投资下跌5%，科技脱钩可能拖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考虑到疫情导致企业收入和需求大幅下滑、政府出台货币宽松及减税政策，以及脫钩压力和科技限制相关的不确定性加剧，我们预计2020年中国制造业资本开支将下跌5%，大幅弱于2018年的9.5%和2019年的3%的增长。长期来看，尽管我们预计中国会加大力度开放国内市场、提高对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投资，但部分美国势力推动科技脱钩加速，这可能导致中国难以获取部分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及部件，拖累中国的生产效率，进而降低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如果中国也采取反制措施，限制西方国家的大型科技企业或产品的市场准入，那么全球增长可能也会被拖累，虽然这并非我们的基准情景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