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增瑜，字怀谨（１９０５—１９３８），山西省平顺县老申村人。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共早期党员，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北平学运领袖，上党（长治旧称上党）抗日武装先驱。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９日被错误杀害，年仅３３岁。５０年后，在薄一波、宋平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通过中共中央和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内查外调，冤案得以昭雪，名誉得以恢复。
　　
　　穷苦出身 艰难求学
　　
　　１９０５年１月５日，岳增瑜出生在山西省平顺县老申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岳增瑜的祖父早逝，祖母带着年幼的六个儿女靠给人家缝补度日，家贫如洗。他的父亲岳树芳作为家里的长子，从小就给财主扛长工、打短活维持生计。成家后，由于生活窘迫，他常把小米装入一个小布袋内，煮饭时放在锅内煮一会儿，就取出来供下顿再煮，全家人喝这种米水就糠菜炒面生活，乡人便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坐月子先生”。后来他潜心钻研，自学中医，成为名噪乡里、德高望重的好中医，晚年始得温饱。岳增瑜就生长在这样一个贫穷但尚得温饱的乡村中医之家。
　　岳增瑜自幼聪明，好学不辍。白天随父亲在地里干活，晚上伏案念书识字，１３岁考入平顺县东藏寺高级小学，１９２０年考入山西省立第四中学校。在中学期间正是“五四运动”发生不久，他受革命思潮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宣传进步书刊和革命道理，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他领导学生多次闹学潮、罢课游行，受到阎锡山政府的通缉。
　　中学毕业后，由于被阎锡山通缉，岳增瑜在山西已无法存身。１９２４年他跑到北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攻读心理教育学，后入研究生院学习，获得北大硕士研究生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受聘到中国大学当兼职教授。
　　一个穷家子弟在北大上学是很不容易的，经济压力很大，一年需要二三百元学费。所幸当时阎锡山为了笼络人心，为了表示他爱惜人才，对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每年省里资助５０元，府里资助３０元，县里资助２０元，共１００元。岳增瑜就是靠这１００元钱，再加上一些同乡亲友的支援以及他经常写些文章投诸报刊，并著书、译文得些稿费，支撑着完成了学业。
　　
　　追求光明 投身革命
　　
　　北京大学是一座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五四运动”发源于此，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居于此。岳增瑜在北京大学期间，积极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一面探求剖析祖国百年积弱的原因，一面探求强国富民的革命道路。他经常带着这些问题，到北大图书馆研读，从而在北大图书馆认识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直接教育和影响下，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是山西省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从此，他便把整个身心投入到中国革命事业之中，积极领导学生运动，成为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职业革命家。
　　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李大钊被捕那天，岳增瑜和一些同志正在俄国公使馆内的李大钊家开会，突然在外放哨的李夫人及其女儿喊道：“快，快，有情况……”岳增瑜和一些同志翻墙跳到俄国兵营，可李大钊和邓文辉等因处理文件没来得及转移，被荷枪实弹的军警抓走。４月２８日，李大钊等２０人惨遭杀害。
　　岳增瑜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仍然继续学习马列主义，宣传革命道理，活跃在学生与民众之间。１９２８年纪念“二七大罢工”游行示威时被捕，他在狱中仍坚持斗争，后在组织的营救和学校保释下出狱。当年反动军阀李石曾把北大改为学院，岳增瑜等为了维护北大在世界上的荣誉，领导学生进行斗争，终于在１９２９年恢复了原校名。
　　１９２９年春天的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到北方视察工作。在胡锡奎陪同下，来到北京大学本斋元字第一号房间李光伟宿舍，在这里参加了北大支部干部会，听取了支部的工作汇报。岳增瑜参加了这次汇报会。刘少奇对支部的工作作了肯定，并对当前形势与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刘少奇的视察，极大地增强了大家的信心，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同年，日本东京逮捕中国留日左派学生，党、团市委决定发起援助留日被捕同胞后援会，由北大首先开会，呼吁成立北平援助留日被捕同胞后援会。后援会成立后，岳增瑜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积极从事这一活动。
　　在北大期间，他还和同学同乡、平顺县豆口村的赵作霖创办《新平月刊》，宣传革命道理，揭露时政腐败、社会黑暗，对欺压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恶霸劣绅的罪恶行径，给予无情的揭露与抨击，为民申张正义，唤起民众，使恶霸闻之丧胆。
　　他经常给家乡的亲朋捎寄《共产党宣言》、《新平月刊》等进步书刊。回乡时，又经常到各村调查民众疾苦，宣传革命道理，不少青年在其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
　　一次，他从北京回到潞安府（长治），正遇上官府扣压平顺、壶关、黎城、潞城等府八县的数千名已经支差期满、断了粮草的民夫。官府不顾民夫的死活，迫使他们支远差，车马满街面，民夫叫苦连天。他闻之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只身闯入公堂，申张正义，为民请命。他斥责官府说：“为官者，民之父母，理应为民作主，怎能这样不义不仁，无理无信，残害百姓。既然你们让乡亲父老携带一月粮草支差，那么他们３０天支差任务已经完成，就应言而有信，让他们回家。如今却又硬逼他们支远差，他们的粮草已空，让他们吃什么，怎么活？岂不置他们于死地吗？古云：苛政猛如虎。你们这样做，岂不比猛虎更凶吗？如果官府非要这些乡亲父老支远差不可，那就请官府先拿出一笔钱粮，借给他们食用，由我来担保。”
　　这些当官的虽然对岳增瑜气恨，恨他不帮自己反帮这些民众说话，可是他们也深知众怒难犯。这个北大学生也不是好对付的，轻易得罪不得，不然，他们会把这些事登在报刊上，弄得全国皆知。这样一来，既丢人败兴，让上司得知，还会怪吾等办事不力，这乌纱帽也就难保了。因此，不得不释放了全部被扣押的民夫车马。
　　岳增瑜在上党名声大震。
　　
　　组织学运 南下请愿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的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爱国同胞，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愤慨，富有革命传统的北京大学学生更是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９月２１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号召，北平党、团市委积极响应，于１２月初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日运动，组织大专院校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
　　１２月１日，北大学生会负责人岳增瑜、王俊奎等发动群众，召开了抗日救国大会，会上选举岳增瑜、王俊奎、千家驹、刘钺（子威）、赵作霖、吴廷谬、靳瀛、王毓铨等１９人组成“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由于岳增瑜大胆勇敢，很有胆略，能力过人，又善于团结广大学生，深得大家信任（王毓铨语），遂被推举为总指挥。会开完已１１时３刻，示威团仍决定下午３时在操场集合，前往前门火车站。
　　


　　南京政府教育部获悉后，立即电告北大校长蒋梦麟：“报载北大学生将全体来京请愿，务须设法制止之，并盼电复。”但这并没有阻止学生们的南下请愿行动，北大３００余名学生按时会集前门火车站准备南下，但遭到了车站站长的拒绝，站长说：“南京已有命令，不让我给你们开车。我是政府任命的站长，不能不服从政府命令。”北大学生闻言后极为愤慨，岳增瑜当机立断说：“同学们，车站不让上车，我们就卧轨，不答应条件绝不离开。”于是大家都拥到铁路上，或坐或站，致使前门车站来往车辆受阻，进不来，出不去。这就是盛传一时的北大学生“卧轨事件”。
　　站长不得不同意他们登上火车南下。
　　他们一路上在北平、济南、南京等地发表演说，呼吁群众组织起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一、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二、反对政府接收国联提案；三、反对划分国际共管的中立区；四、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外交；五、全国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六、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出境；七、收回日本在华一切租界；八、反对政府压迫民众运动；九、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十、全国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十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十二、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
　　１２月３日中午１２时，北大学生示威团到达南京下关。这立即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代表前往火车站安抚学生，企图软化学生斗志，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北大学生示威团的同学们在南京贴标语、散传单，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外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进行游行示威。北大学生的示威行动，激怒了国民党政府，１２月５日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军警上街包围抓捕他们，一批批学生被捆绑押上汽车拉走。在这关键时刻，岳增瑜对军警高喊：“我是总指挥，你们把同学全放了，由我一个人负责。”但这并没有阻止军警的野蛮抓捕行动，岳增瑜等１８０多名学生被抓捕到了南京“孝陵卫”软禁。
　　这就是以北大学生为领头，继“五四运动”、“三一八”之后，轰动全国的“一二·五”事件。
　　在南京孝陵卫，岳增瑜和王俊奎等被捕代表，召集秘密会议，提出“政府未恢复我们的自由以前，一致绝食，以示抗议”的建议，得到全体被捕同学的响应。大家忍着饥寒，同国民党当局开展了坚决的绝食斗争。为了鼓舞同学们的斗志，岳增瑜还即兴新编了“北大歌”：“北大北大，一切不怕，摇旗呐喊，示威南下，努力奋斗，救我中华。既被绳绑，又挨枪把，绝食两天，不算什么，作了囚犯，还是不怕，不怕不怕，北大北大！”
　　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学生的被捕，引起全国青年学生的强烈愤慨。南京中山大学的学生首先走上街头示威声援，其他大学也热烈响应，掀起全市学生总罢课的高潮。不到十天时间，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组成示威团聚集南京声援抗议。北大等北平３０００多学生还包围了火车站，准备向南京进发。上海两万学生也上街游行示威，三万学生准备到南京与北大联手。武汉、济南、杭州、太原、安徽、徐州等地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学运浪潮席卷了全国。
　　迫于压力，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派兵将岳增瑜等北大被捕学生押上囚车，送回北平。
　　但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引发的全国性抗日救国学生运动并没有结束。全国各地的学生云集南京，掀起了更大的游行示威行动。１２月１７日上午９时，各地三万余名学生组成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再次到国民党政府、中央党部和外交部门前示威。因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评论诬蔑学生示威运动的文章，大批学生涌入并砸了在珍珠桥的《中央日报》社，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当场打死学生３０余人，重伤１００余人。这就是著名的南京珍珠桥惨案。
　　“珍珠桥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斥责国民党政府迫害爱国学生的暴行。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更大更强烈的抗日救国、争取民主、反蒋独裁、营救被捕学生的热潮。北平、南京、济南、武汉等地学生、工人、市民也都爆发了罢课、罢工、罢市以及捣毁国民党党部的斗争，给国民党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面临日益扩大的全国学生、民众的抗日爱国运动，蒋介石被迫于１２月１５日下野，国民党政府也被迫宣布无条件释放全部被捕学生。
　　南下示威请愿，岳增瑜名振北平，声播全国。
　　１９３６年１月，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遥相呼应，岳增瑜在北平参与发起和组织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１４９人，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他是负责人之一。
　　
　　返回家乡 抗日救国
　　
　　１９３７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岳增瑜乔装从敌人刺刀下逃出北平，取道天津、青岛、郑州、太原，准备奔赴延安。不久太原沦陷，整个华北只剩下晋西北的偏关县、晋东南的平顺县未被日寇占领。岳增瑜辗转回到了家乡平顺。他主动和牺盟会取得联系，积极协助牺盟会宣传、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他还主动联系长治乡村师范校长史纪言、教导主任王中青、平顺县北社镇小学教师曹述敬等人，共同商量组织抗日游击队问题。亲自到平顺县苗庄村曹锦章家（原北平朝阳大学学生），动员其交出手枪，一起去打游击抗日，并在他的家乡平顺县浊漳河两岸的河沟组织起了漳河游击队。由于他在家乡的威望很高，很多热血青年纷纷投奔而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游击队便发展到１００多人，岳增瑜自任大队长，游击队正式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１８集团军第１８路军漳河游击队”。
　　游击队成立后，在岳增瑜带领下，机动灵活地不断在平顺边沿敌占区的潞城、黎城出击，还经常趁夜深入河南省林州县县城、农村，河北省涉县等日军驻地袭击或骚扰敌人，抢夺枪支弹药，夺取各种物资，使游击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不到半年，漳河游击队就成为一支扬名上党、威震敌胆的抗日武装。
　　１９３７年秋，托派头子张慕陶被阎锡山任命为“山西人民抗日自卫军”总指挥，到长治组建队伍。听说岳增瑜要组建游击队，便想找岳增瑜拉队伍。１１月中旬岳增瑜到长治，随史纪言、王中青、杨蕉圃等人去见张慕陶，一见面就说：“我听说你是个老托。”张慕陶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吹嘘他发展自卫军的计划，要搞十个纵队，十个支队……希望岳增瑜和乡村师范同他合作。岳增瑜说：“我坦率地告诉你，我只信仰共产主义，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和领导。你是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的，这我们就是背道而驰，不能合作的……”同托派头子张慕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八路军总部进驻晋东南，１２９师移师上党，八路军的独立游击支队开进平顺漳河流域。为了扩大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更好地对日作战，岳增瑜毅然将他一手组建的这支抗日队伍——漳河游击队，并入独立游击支队，并成为这支人民武装的中坚力量。
　　
　　身陷囹圄 血溅上党
　　
　　１９３８年农历正月十八那天，鬼子进了东阳关，日寇九路侵占长治。国民党平顺县县长甄冥廷在日寇的进攻面前，闻风丧胆，如惊弓之鸟。２月２８日，他携公款和大批烟土，与他的姘妇及政府一些官员弃城潜逃，在龙镇赵城村被克扣了粮饷的公安局人员开枪打死。这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历史上有名的“赵城事件”。
　　赵城事件后，平顺县公道团团长田成绪自封为县长，岳增瑜和牺盟会等进步人士坚决反对，主张民主选县长。结果在岳增瑜等的大力支持下，牺盟会特派员霍励明当选为县长。民选政府成立后，决定重建平顺抗日武装力量，并成立了平顺县抗日游击司令部。岳增瑜被委任为游击队总队长，直接领导并指挥游击队总队。游击队在岳增瑜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逐步发展到两个营的兵力，１０００余人。当时决死队三纵队、公道团、河北民军张荫梧部等皆想收编，均被岳增瑜拒绝。
　　赵城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壮大了平顺县的抗日力量，不容置疑是对阎锡山政府的一个打击。
　　１９３８年４月，八路军粉碎日寇九路围攻后，阎锡山的第五督察专员公署和他的独八旅重返长治。不久，戎武胜到长治任第五专署专员，兼决死三纵队政委。他免去平顺抗日政府县长的职务，恢复了阎锡山的旧政权。戎武胜要收编平顺游击总队，遭到岳增瑜的拒绝。岳认为戎是阎锡山的专员，不能把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交给阎锡山。戎认为岳增瑜身为党员不听指挥，独立行动，拒绝收编，不能容忍。中共北方局朱瑞是对岳增瑜有成见的人，趁此机会即写信叫戎武胜逮捕岳增瑜，正中戎下怀。
　　正好，岳家和平顺县密峪村的大土豪白仁家有世仇，白家人多势众，在阎政府中很有势力。在县里，白家组织士绅诬告岳增瑜策划指挥３０多人杀死了县长甄冥廷。赵城事件时岳增瑜在平顺三区老家老申一带，率领漳河游击队袭击日寇，这里离赵城１００多公里，他根本不知其事。后来由于发生了八路军游击队队员到密峪村大恶霸白仁、白佩家借枪，被白家杀死的事件，县里请岳增瑜出面解决。岳刚到石城就被赵基海、涂锡道扣押，转送长治第五专署，囚禁在长治县监狱。在未经审理的情况下，被第五专署以“煸动警察抢钱谋杀县长”的汉奸罪名（解放后又加上“托派”罪名），上报阎锡山的省政府批准，在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９日被枪决。枪决时岳增瑜被游行示众，但他大义凛然，挺胸昂首，高呼口号。临刑时，又坚决不跪，昂然站立被枪毙。岳增瑜被囚之后，仅长治和平顺就有数千人联名保释，为其喊冤，但终因时局动荡，斗争复杂而含冤于九泉，年仅３３岁。
　　


　　含冤九泉 终得昭雪
　　
　　岳增瑜的妻子原庭兰，山西省长治市大北街人，生于１９１１年。１９２８年从长治女子师范毕业后，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求学。后来和岳增瑜相识，并于１９２９年结婚，后因怀孕生孩子而辍学。她不仅积极支持岳增瑜投身革命事业，而且亲自参加革命斗争。１９３１年她同岳增瑜一起参加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到车站后，因身怀有孕，行动不便，中途返回。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随丈夫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他们共有四个子女，长女岳原英、长子岳凌霄、次子岳冲霄、小女岳云霄。长女原英出生时，他俩还是学生，为了不影响学业，便把孩子暂寄在北平北海夹道胡同英国人办的育婴堂抚养。后来由于“七七芦沟桥事变”，他们忙于抗日救国的革命事业，长女失落于北平。
　　岳增瑜含冤而死后，原庭兰忍辱负重，历尽艰难抚养三个子女。她先在八路军干校教书，由于日寇侵犯，干校遣散，因为孩子的拖累，她回到丈夫的家乡平顺县老申村。在村里她兴办学校，教贫苦农民的子女读书识字。当选村长后，又带领乡亲们与日寇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抢救八路军伤员，开展反“扫荡”斗争，并与各种自然灾害如灾荒、蝗虫侵袭等进行抗争，受到乡亲们的尊敬。
　　然而，由于岳增瑜的所谓“汉奸”罪名，他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受到可怕的政治牵连。长治解放后，原庭兰带领子女回到长治，不到半年就遭到政治迫害，说她是汉奸老婆，强行没收了她娘家的房产，将她们母子赶出家门。１９４７年土改时，岳增瑜的父母被株连杀戮。１９６４年“四清”时，已是长治县某中学校长的长子被迫害致死。次子从学校毕业便被分配到几千里之外的福建，在那里同样受到了各种非人的待遇，住牛棚、遭批斗。所幸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给他们带来了转机和新的曙光。
　　他们通过不懈的鸣冤、申诉，４７年后，在薄一波、宋平等中央领导和一些老同志及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局的关怀下，经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查证核实，终于澄清了是非，于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１日作出了为岳增瑜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