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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中国经济持续放缓，算是一个警告：一度让世界惊叹的“中国模式”，越来越穷尽它的潜能了。
幸好，经济放缓还只是这种模式在经济领域风险的一种轻度释放，离“崩溃”一词所描述的东西似乎还很遥远。更幸运的是，社会的、政治的一系列风险，现在还能hold住。
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无法把自己的命运和未来系于侥幸之上。
很多事情是逼出来的。当年邓小平说“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今天，不在如何组织、维持经济发展上和过去玩的那一套说再见，恐怕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经济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经济，“经济”的转型，实际上是“政治”的转型。
危险来临？
经济下滑让政府很紧张，要出手让经济“稳增长”，应该说是一种本能。毕竟，经济有麻烦，会引发社会、政治的麻烦，而这种麻烦到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
可以对比的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的欧债危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社会并没有乱成一团糟。但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经验告诉人们，若我们的经济出现大问题，出现的恐怕不会是这样的图景。
原因在于，在欧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者说，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结构，都具有某种“自组织”的特征。这非常类似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葛兰西所说的“市民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韧性。因此，一方出麻烦，传导给另一方的破坏性力量比较有限。就算是美国的1929年经济危机，现在看来是如此的可怕，导向的也只是以政治的变革去改善经济和社会结构。
中国的情况确实不一样。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奉行的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控制，计划经济确立，行政权力延伸到农村村社组织和城市居委会。其特征是：政治作为最有力量的一个系统，渗入到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层，同时又高居于它们之上。这样，经济、社会结构附庸于政治结构，由其意志加以型构，这三者本质上是同构的。可以把这一全能主义式的政治叫做“以革命为导向的政治”—它以“革命”的理想和意识形态作为政治认同的来源，以及社会整合的手段。
但在一个应该以经济和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国家，“以革命为导向的政治”在逻辑上是自败的，它会窒息经济发展，而经济结构出麻烦，也就是社会、政治结构出麻烦，前者的麻烦有多大，对后者的打击就有多大。1978年后，它从历史中退场。
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成为政治认同的来源，于是，一种新型的“政治”登场，那就是“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而从199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已经不仅仅是消除政治认同焦虑的药方了，它还符合权力—资本集团攫取利益的先验渴望。20年来，这种渴望的变现愈演愈烈。
“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的大致特征是：国家不再追求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一体化”和同构性，而是从经济、社会结构的某些领域里退出，解除某些限制，释放其活力，并把它们转变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要素，比如召唤出个体工商户（后是民营企业）、农民工。
同时，政府虽然不再坚持自己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也并不固守，甚至还弱化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成为“组织”经济发展的主体。它不仅仍然控制着国有经济，而且以权力控制着一个社会中的资源。那么多年来的很多制度、政策，都是围绕这个目标服务。
另外，为了获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权力和资本的主导下，增长的成本被不断地转嫁给社会，账面上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以让“社会”埋单为代价。
和以上三点相结合的，是通过对社会的控制，维持有利于权力和资本的既有经济增长模式不被挑战，同时以加大治理成本的方式，阻止承担了巨大成本的“社会”产生破坏性力量，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就是“维稳政治”。
这种“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一步步地把中国弄成了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畸形地扭结在一起的高风险系统。
所以,社会如果无法再承受成本，经济增长就无法再维持，就会出现麻烦；而经济结构一出麻烦，必传导给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社会结构形成恶性的正反馈，政治结构被冲击的力度就得到放大。
这样一个高风险系统，全靠“经济增长”来支撑和掩盖，只要在经济上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给人一种危险来临的感觉。
政经周期
“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不可能一直让中国经济继续高歌猛进，但它也没有信誓旦旦地说明，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就在哪个时间段终结。也许还可以支撑下去呢？
所以似乎可以弱弱地问一句：这次经济下滑，虽然是被既有经济增长模式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但是不是也与经济周期、政治周期有关？它是否可以解释为经济到了一个繁荣期过后的衰退时期，以及在一个政治周期快结束，另一个政治周期还未开始时而出现的疲软状态？
人类社会的很多东西没有“永动机”一说，经济发展也有盛有衰，有如春夏秋冬一样。按照经济周期理论，市场经济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逃不脱“衰退”、“萧条”的诅咒。虽然不一定“衰极而盛”（有可能在非常长的时间段一直衰下去了，翻不起身），但“盛极而衰”是常有的事。
几百年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呈现越来越短的趋势。背后的原因，当然是现代社会的经济技术活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快，正如当年小作坊的小打小闹，和现代大企业的高效运作不可同日而语。
据相关研究，至少从1992年算起，中国的经济周期大概是10年一个轮回。巧合的是，这个经济周期，正与10年一次的政治周期大致重合。
比如，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中共十四大召开。第二年，即1993年，从中央到地方五级政府大换届。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强势启动，1992年的GDP增长率为14.2%，1993年为14%，1994年为13.1%，此后逐年下降，到2001年是8.3%。而这一年，正是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在这10年的政治周期中，大致完成了一个经济周期。
从2002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和经济周期。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2003年，中央政府换届。2002年的GDP增长率为9.1%，一路攀升，到2007年为11.9%，2008年开始急速下降，为9%；2009年中国全力要“保8”，4万亿刺激一把后，不仅保了8，而且超9，GDP增长率为9.2%，2010年4万亿的效应继续存在，GDP增长率为10.4%。2011年其负效应显现，在通货膨胀之外，经济也出现明显下滑，为9.2%。而在2012年，实体经济已经比较危险，各方面困难重重，GDP预期增长率下调到了7.5%。 从这两个周期可以看到，大致而言，在刚开始的前几年，GDP增速是持续上升的，此后逐渐下降。影响的因素很多，但至少有“政治”因素在内。
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相互影响在美国比较明显。4年一次的两党竞争政治周期，选谁上台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在台上的那个政党，是否把经济搞得一团糟，从而需要“改变”。而这种“改变”，可能是在社会福利、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大调整。
在中国，政治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一个周期的后期，因忙于换届，“政治”的考虑可能压倒了“经济”的考虑，在经济呈现某种下滑态势时，在如何出手阻止方面，考虑得会比较谨慎；另外，换届后，由于“经济”对于政治认同具有凝聚作用，其考虑被置于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会有一系列动作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这两个因素，都是“外部”对经济的影响。
要而言之，政治周期可以让经济增长曲线在短期内波动，但如果一种既定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玩不下了，政治周期是没有让它起死回生的能力的，而某些基于让经济上扬目的而出台的刺激性政策，反而可能让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积累自毁性的风险，让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自我局限更加放大。正如当初的4万亿的巨大刺激，其负面效应已开始显现。
所以，可以期待政治周期对于经济形势有所改变，但把希望砸到它对经济的逆转作用上是不现实的。只有转型到“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才可能得到根本转变，也才可能真正解决多年来所累积的诸多政治社会矛盾。
权利为王
“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的简单意思是：政府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或以“权利”为逻辑基点，或以它为目的，或以它为约束性条件。它不一定是唯一要考虑的东西，但在为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寻找保障，界定政府和市场、和公民的关系，出台一系列涉及公民权益的制度、政策时，无论如何必须首先考虑。
“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有三个优势，足以让中国选择它而扬弃“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
第一个优势，是给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度性条件，使市场创造财富的功能不被损害，或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不至于因损伤严重而难以修复。这样，虽然可能会有一些经济下滑甚至经济危机的存在，但总的来说，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其螺旋式增长可以预期。
欧美国家在这方面是典型的例子。但像一些拉美国家，比如阿根廷，20世纪初经济发展水平曾居于世界第八位，但这一“经济奇迹”难以持续，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使它那么多年来都无法寻回荣耀，现在的经济状况仍然不好。原因之一，就是“权利”在其政治和经济系统运作中远非一个基础性的条件。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权利经济”。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的说法，只有个人权利得到清晰的界定和强有力的保障，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市场才不会遭到破坏。就是说，“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恰恰最能达到托起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是一种长期的、N次重复的游戏，而不是玩一次大的然后不管后果如何。仅仅就短期内的经济增长或者效率而言，只考虑GDP而不太注重权利，确实极大地降低了成本，但从长期来看，把市场的基础破坏了，最终将使得掠夺财富的机制窒息了对财富的创造，零和博弈之下，增长也就到头了。
第二个优势，可以最大限度地唤起和凝聚政治认同。就政治认同而言，它的真正来源，并非经济或其它东西，而是权利。按美国政治哲学家德沃金的说法，权利是“王牌”，对于很多东西可以一票否决。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因此“权利”成为政治思考、制度制订和政策施行的一个逻辑基点。
舍“权利”而以“经济”为王牌，并不能真正带来政治认同。它是政府角色的一种错位。后果之一，就是出现权力—资本利益集团这样的分利集团。它对民众权益的侵犯，恰恰弱化甚至消解人们的政治认同。不时发生的强制拆迁，既是“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合乎逻辑的结果，同时又说明它所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了不侵害民众权益、从而消解人们的政治认同，就难以走下去的那一步。
第三个优势，是权利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建立政治、经济、社会相对独立的空间，使现在已经扭结为一个畸形的高风险系统的三者相对剥离开来，各自恢复自己的理性。这样，即使经济出现麻烦，一个依靠权利所建构起来的公民社会，也能够经受得住冲击，不致于让“社会”一触即溃，然后蔓延到政治结构。
对于中国来说，从“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转变到“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是一个痛苦的蜕变，并不容易。
幸好，经济放缓还只是这种模式在经济领域风险的一种轻度释放，离“崩溃”一词所描述的东西似乎还很遥远。更幸运的是，社会的、政治的一系列风险，现在还能hold住。
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无法把自己的命运和未来系于侥幸之上。
很多事情是逼出来的。当年邓小平说“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今天，不在如何组织、维持经济发展上和过去玩的那一套说再见，恐怕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经济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经济，“经济”的转型，实际上是“政治”的转型。
危险来临？
经济下滑让政府很紧张，要出手让经济“稳增长”，应该说是一种本能。毕竟，经济有麻烦，会引发社会、政治的麻烦，而这种麻烦到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
可以对比的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的欧债危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社会并没有乱成一团糟。但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经验告诉人们，若我们的经济出现大问题，出现的恐怕不会是这样的图景。
原因在于，在欧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者说，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结构，都具有某种“自组织”的特征。这非常类似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葛兰西所说的“市民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韧性。因此，一方出麻烦，传导给另一方的破坏性力量比较有限。就算是美国的1929年经济危机，现在看来是如此的可怕，导向的也只是以政治的变革去改善经济和社会结构。
中国的情况确实不一样。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奉行的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控制，计划经济确立，行政权力延伸到农村村社组织和城市居委会。其特征是：政治作为最有力量的一个系统，渗入到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层，同时又高居于它们之上。这样，经济、社会结构附庸于政治结构，由其意志加以型构，这三者本质上是同构的。可以把这一全能主义式的政治叫做“以革命为导向的政治”—它以“革命”的理想和意识形态作为政治认同的来源，以及社会整合的手段。
但在一个应该以经济和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国家，“以革命为导向的政治”在逻辑上是自败的，它会窒息经济发展，而经济结构出麻烦，也就是社会、政治结构出麻烦，前者的麻烦有多大，对后者的打击就有多大。1978年后，它从历史中退场。
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成为政治认同的来源，于是，一种新型的“政治”登场，那就是“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而从199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已经不仅仅是消除政治认同焦虑的药方了，它还符合权力—资本集团攫取利益的先验渴望。20年来，这种渴望的变现愈演愈烈。
“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的大致特征是：国家不再追求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一体化”和同构性，而是从经济、社会结构的某些领域里退出，解除某些限制，释放其活力，并把它们转变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要素，比如召唤出个体工商户（后是民营企业）、农民工。
同时，政府虽然不再坚持自己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也并不固守，甚至还弱化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成为“组织”经济发展的主体。它不仅仍然控制着国有经济，而且以权力控制着一个社会中的资源。那么多年来的很多制度、政策，都是围绕这个目标服务。
另外，为了获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权力和资本的主导下，增长的成本被不断地转嫁给社会，账面上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以让“社会”埋单为代价。
和以上三点相结合的，是通过对社会的控制，维持有利于权力和资本的既有经济增长模式不被挑战，同时以加大治理成本的方式，阻止承担了巨大成本的“社会”产生破坏性力量，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就是“维稳政治”。
这种“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一步步地把中国弄成了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畸形地扭结在一起的高风险系统。
所以,社会如果无法再承受成本，经济增长就无法再维持，就会出现麻烦；而经济结构一出麻烦，必传导给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社会结构形成恶性的正反馈，政治结构被冲击的力度就得到放大。
这样一个高风险系统，全靠“经济增长”来支撑和掩盖，只要在经济上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给人一种危险来临的感觉。
政经周期
“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不可能一直让中国经济继续高歌猛进，但它也没有信誓旦旦地说明，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就在哪个时间段终结。也许还可以支撑下去呢？
所以似乎可以弱弱地问一句：这次经济下滑，虽然是被既有经济增长模式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但是不是也与经济周期、政治周期有关？它是否可以解释为经济到了一个繁荣期过后的衰退时期，以及在一个政治周期快结束，另一个政治周期还未开始时而出现的疲软状态？
人类社会的很多东西没有“永动机”一说，经济发展也有盛有衰，有如春夏秋冬一样。按照经济周期理论，市场经济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逃不脱“衰退”、“萧条”的诅咒。虽然不一定“衰极而盛”（有可能在非常长的时间段一直衰下去了，翻不起身），但“盛极而衰”是常有的事。
几百年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呈现越来越短的趋势。背后的原因，当然是现代社会的经济技术活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快，正如当年小作坊的小打小闹，和现代大企业的高效运作不可同日而语。
据相关研究，至少从1992年算起，中国的经济周期大概是10年一个轮回。巧合的是，这个经济周期，正与10年一次的政治周期大致重合。
比如，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中共十四大召开。第二年，即1993年，从中央到地方五级政府大换届。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强势启动，1992年的GDP增长率为14.2%，1993年为14%，1994年为13.1%，此后逐年下降，到2001年是8.3%。而这一年，正是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在这10年的政治周期中，大致完成了一个经济周期。
从2002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和经济周期。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2003年，中央政府换届。2002年的GDP增长率为9.1%，一路攀升，到2007年为11.9%，2008年开始急速下降，为9%；2009年中国全力要“保8”，4万亿刺激一把后，不仅保了8，而且超9，GDP增长率为9.2%，2010年4万亿的效应继续存在，GDP增长率为10.4%。2011年其负效应显现，在通货膨胀之外，经济也出现明显下滑，为9.2%。而在2012年，实体经济已经比较危险，各方面困难重重，GDP预期增长率下调到了7.5%。 从这两个周期可以看到，大致而言，在刚开始的前几年，GDP增速是持续上升的，此后逐渐下降。影响的因素很多，但至少有“政治”因素在内。
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相互影响在美国比较明显。4年一次的两党竞争政治周期，选谁上台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在台上的那个政党，是否把经济搞得一团糟，从而需要“改变”。而这种“改变”，可能是在社会福利、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大调整。
在中国，政治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一个周期的后期，因忙于换届，“政治”的考虑可能压倒了“经济”的考虑，在经济呈现某种下滑态势时，在如何出手阻止方面，考虑得会比较谨慎；另外，换届后，由于“经济”对于政治认同具有凝聚作用，其考虑被置于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会有一系列动作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这两个因素，都是“外部”对经济的影响。
要而言之，政治周期可以让经济增长曲线在短期内波动，但如果一种既定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玩不下了，政治周期是没有让它起死回生的能力的，而某些基于让经济上扬目的而出台的刺激性政策，反而可能让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积累自毁性的风险，让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自我局限更加放大。正如当初的4万亿的巨大刺激，其负面效应已开始显现。
所以，可以期待政治周期对于经济形势有所改变，但把希望砸到它对经济的逆转作用上是不现实的。只有转型到“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才可能得到根本转变，也才可能真正解决多年来所累积的诸多政治社会矛盾。
权利为王
“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的简单意思是：政府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或以“权利”为逻辑基点，或以它为目的，或以它为约束性条件。它不一定是唯一要考虑的东西，但在为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寻找保障，界定政府和市场、和公民的关系，出台一系列涉及公民权益的制度、政策时，无论如何必须首先考虑。
“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有三个优势，足以让中国选择它而扬弃“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
第一个优势，是给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度性条件，使市场创造财富的功能不被损害，或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不至于因损伤严重而难以修复。这样，虽然可能会有一些经济下滑甚至经济危机的存在，但总的来说，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其螺旋式增长可以预期。
欧美国家在这方面是典型的例子。但像一些拉美国家，比如阿根廷，20世纪初经济发展水平曾居于世界第八位，但这一“经济奇迹”难以持续，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使它那么多年来都无法寻回荣耀，现在的经济状况仍然不好。原因之一，就是“权利”在其政治和经济系统运作中远非一个基础性的条件。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权利经济”。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的说法，只有个人权利得到清晰的界定和强有力的保障，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市场才不会遭到破坏。就是说，“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恰恰最能达到托起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是一种长期的、N次重复的游戏，而不是玩一次大的然后不管后果如何。仅仅就短期内的经济增长或者效率而言，只考虑GDP而不太注重权利，确实极大地降低了成本，但从长期来看，把市场的基础破坏了，最终将使得掠夺财富的机制窒息了对财富的创造，零和博弈之下，增长也就到头了。
第二个优势，可以最大限度地唤起和凝聚政治认同。就政治认同而言，它的真正来源，并非经济或其它东西，而是权利。按美国政治哲学家德沃金的说法，权利是“王牌”，对于很多东西可以一票否决。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因此“权利”成为政治思考、制度制订和政策施行的一个逻辑基点。
舍“权利”而以“经济”为王牌，并不能真正带来政治认同。它是政府角色的一种错位。后果之一，就是出现权力—资本利益集团这样的分利集团。它对民众权益的侵犯，恰恰弱化甚至消解人们的政治认同。不时发生的强制拆迁，既是“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合乎逻辑的结果，同时又说明它所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了不侵害民众权益、从而消解人们的政治认同，就难以走下去的那一步。
第三个优势，是权利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建立政治、经济、社会相对独立的空间，使现在已经扭结为一个畸形的高风险系统的三者相对剥离开来，各自恢复自己的理性。这样，即使经济出现麻烦，一个依靠权利所建构起来的公民社会，也能够经受得住冲击，不致于让“社会”一触即溃，然后蔓延到政治结构。
对于中国来说，从“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转变到“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是一个痛苦的蜕变，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