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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摭言》中记载了这么一桩事:诗人孟浩然有一次在王维内署作客,正巧唐玄宗李隆基至,闻孟浩然诗名,索其诗稿阅览,诵吟《岁暮归南山》,当读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时,尤颜不悦,谓:“卿不求仕而朕未弃卿,奈何诬我?”圣上这么一句话,就断送了孟夫子金榜题名、春风得意的机会,终生不仕,隐居湖北襄阳鹿门山。看似坏事,其实也好。在长安碰了钉子,“徒有羡鱼情”的求官愿望化为乌有,从此躲在乡下一心写他的山水诗,反而博得了时人的赞誉,赢得了后世的诗名。李白《赠孟浩然》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芳。”杜甫也称:“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这不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吗?
文学史上大量的事实证明,墨客骚人的千古文章和他个人的阅历遭际有很大关系,而在封建专制时代,文人的命运又往往与帝王将相的喜怒哀乐亲疏好恶密切相关。清朝郑板桥的《文章》诗写道:“唐明皇帝宋神宗,翰苑青莲苏长公。千古文章凭际遇,燕泥庭草哭秋风。”这首巧含典故的七绝既是洞察千秋历史后刻骨铭心的直言,也是他自己坎坷生活经历的切身体验。
先说“翰苑青莲”。唐朝大诗人李白,号青莲居士。天宝元年被唐明皇李隆基诏入长安,命为“供奉翰林”,曾有过“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殊荣,多么得志!可是后来因得罪权贵,玄宗以他“非廊庙器”而“赐金放还”,灰溜溜地被逐出长安。试想,如果李白没有这番大波折,他“愿为辅弼”的强烈参政意识只会造就一名为“太平天子”歌功颂德的吹鼓手。多亏了唐明皇昏聩,李白才“弹剑作歌奏苦声”,写出“光焰万丈长”的壮美诗篇。这不又是坏事变好事吗?
再说“苏长公”。北宋大文豪苏轼,号东坡,为苏洵之长子,苏辙之兄,故称“苏长公”。他一生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度过的。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与旧党一道反对新政,后“坐作诗讪谤”(即所谓“乌台诗案”)而遭弹劾,被捕入狱,险遭杀害(也因为善文才免死罪)。这以后他被裹挟在政治风暴和派系斗争中一再遭贬,从湖北黄州到广东惠州一直贬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今海南省)。“平生文字为吾累”,他自我排遣,把“一肚子不合时宜”倾泻于写诗填词作文之中,其挥洒自如的才情,狂放旷达的格调,一泻千里的气势,赢得了文坛领袖的桂冠。试想,如果没有坎坷多舛的经历,没有九死一生的遭际,能写出如此感人肺腑光照后代的苏诗苏词苏文吗?
关于“燕泥”的故事却含有浓郁的悲剧色彩。隋朝大作家薛道衡文才盖世,其《昔昔盐》诗中有名句:“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最为时人传诵。谁知这精彩的诗句却招来横祸。原来暴君隋炀帝杨广也善诗文,但他嫉贤妒能,认为薛道衡的诗歌技艺超过了自己的水准,竟借故将薛杀害,还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真是太残酷了。诗人的命运不是完全掌握在帝王手中吗?
关于“庭革”的典故也是如此。隋朝著作郎王胄与隋炀帝唱和《燕歌行》,一不留神,他的和诗的艺术水平明显超过了隋炀帝的原作,尤其以“庭草无人随意绿”最脍炙人口。杨广忌恨在心,后也借故诛杀了王胄,并说:“看你还能作此诗句否!”这又是一桩惨杀无辜诗人的冤案,令人痛心疾首。
至于“哭秋风”典故,出自中唐诗人李贺的《南园》十三首之六:“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诗的大意是,辽东大战边塞用兵只需要武夫勇士,而善于悲秋抒怀的墨客骚人全无用处,真辜负了苦读十载寒窗,表露出诗人怀才不遇之伤感。李贺终生困窘,连科举仕途也被堵死了,27岁就愤愤夭亡,素有“诗鬼”之谑。其诗歌创作另辟蹊径,卓然超群,在文学史上有相当高的地位。
郑板桥提出“千古文章凭际遇”这一命题既是对历史的感慨,又是他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郑燮 40多岁才中进士,在山东潍县做县令时写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把老百姓的疾苦挂在心头,荒年为民请赈,还帮助农民向大户打官司,主持公道,人称“郑青天”。因此得罪豪绅,遭到诬告打击;他一怒之下,弃官而去,题《墨竹画》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并写《自嘲》诗云:“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真是一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廉洁君子。郑板桥晚年在扬州以卖画为生,是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其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他艺术上的“三绝”,“诗、词、书、画皆旷世独立”,果真是“千古文章凭际遇”了,也正如清末龚自珍所谓“直将阅历写成吟”。
文学史上大量的事实证明,墨客骚人的千古文章和他个人的阅历遭际有很大关系,而在封建专制时代,文人的命运又往往与帝王将相的喜怒哀乐亲疏好恶密切相关。清朝郑板桥的《文章》诗写道:“唐明皇帝宋神宗,翰苑青莲苏长公。千古文章凭际遇,燕泥庭草哭秋风。”这首巧含典故的七绝既是洞察千秋历史后刻骨铭心的直言,也是他自己坎坷生活经历的切身体验。
先说“翰苑青莲”。唐朝大诗人李白,号青莲居士。天宝元年被唐明皇李隆基诏入长安,命为“供奉翰林”,曾有过“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殊荣,多么得志!可是后来因得罪权贵,玄宗以他“非廊庙器”而“赐金放还”,灰溜溜地被逐出长安。试想,如果李白没有这番大波折,他“愿为辅弼”的强烈参政意识只会造就一名为“太平天子”歌功颂德的吹鼓手。多亏了唐明皇昏聩,李白才“弹剑作歌奏苦声”,写出“光焰万丈长”的壮美诗篇。这不又是坏事变好事吗?
再说“苏长公”。北宋大文豪苏轼,号东坡,为苏洵之长子,苏辙之兄,故称“苏长公”。他一生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度过的。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与旧党一道反对新政,后“坐作诗讪谤”(即所谓“乌台诗案”)而遭弹劾,被捕入狱,险遭杀害(也因为善文才免死罪)。这以后他被裹挟在政治风暴和派系斗争中一再遭贬,从湖北黄州到广东惠州一直贬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今海南省)。“平生文字为吾累”,他自我排遣,把“一肚子不合时宜”倾泻于写诗填词作文之中,其挥洒自如的才情,狂放旷达的格调,一泻千里的气势,赢得了文坛领袖的桂冠。试想,如果没有坎坷多舛的经历,没有九死一生的遭际,能写出如此感人肺腑光照后代的苏诗苏词苏文吗?
关于“燕泥”的故事却含有浓郁的悲剧色彩。隋朝大作家薛道衡文才盖世,其《昔昔盐》诗中有名句:“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最为时人传诵。谁知这精彩的诗句却招来横祸。原来暴君隋炀帝杨广也善诗文,但他嫉贤妒能,认为薛道衡的诗歌技艺超过了自己的水准,竟借故将薛杀害,还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真是太残酷了。诗人的命运不是完全掌握在帝王手中吗?
关于“庭革”的典故也是如此。隋朝著作郎王胄与隋炀帝唱和《燕歌行》,一不留神,他的和诗的艺术水平明显超过了隋炀帝的原作,尤其以“庭草无人随意绿”最脍炙人口。杨广忌恨在心,后也借故诛杀了王胄,并说:“看你还能作此诗句否!”这又是一桩惨杀无辜诗人的冤案,令人痛心疾首。
至于“哭秋风”典故,出自中唐诗人李贺的《南园》十三首之六:“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诗的大意是,辽东大战边塞用兵只需要武夫勇士,而善于悲秋抒怀的墨客骚人全无用处,真辜负了苦读十载寒窗,表露出诗人怀才不遇之伤感。李贺终生困窘,连科举仕途也被堵死了,27岁就愤愤夭亡,素有“诗鬼”之谑。其诗歌创作另辟蹊径,卓然超群,在文学史上有相当高的地位。
郑板桥提出“千古文章凭际遇”这一命题既是对历史的感慨,又是他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郑燮 40多岁才中进士,在山东潍县做县令时写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把老百姓的疾苦挂在心头,荒年为民请赈,还帮助农民向大户打官司,主持公道,人称“郑青天”。因此得罪豪绅,遭到诬告打击;他一怒之下,弃官而去,题《墨竹画》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并写《自嘲》诗云:“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真是一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廉洁君子。郑板桥晚年在扬州以卖画为生,是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其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他艺术上的“三绝”,“诗、词、书、画皆旷世独立”,果真是“千古文章凭际遇”了,也正如清末龚自珍所谓“直将阅历写成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