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摭言》中记载了这么一桩事：诗人孟浩然有一次在王维内署作客，正巧唐玄宗李隆基至，闻孟浩然诗名，索其诗稿阅览，诵吟《岁暮归南山》，当读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时，尤颜不悦，谓：“卿不求仕而朕未弃卿，奈何诬我？”圣上这么一句话，就断送了孟夫子金榜题名、春风得意的机会，终生不仕，隐居湖北襄阳鹿门山。看似坏事，其实也好。在长安碰了钉子，“徒有羡鱼情”的求官愿望化为乌有，从此躲在乡下一心写他的山水诗，反而博得了时人的赞誉，赢得了后世的诗名。李白《赠孟浩然》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芳。”杜甫也称：“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这不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吗？
　　文学史上大量的事实证明，墨客骚人的千古文章和他个人的阅历遭际有很大关系，而在封建专制时代，文人的命运又往往与帝王将相的喜怒哀乐亲疏好恶密切相关。清朝郑板桥的《文章》诗写道：“唐明皇帝宋神宗，翰苑青莲苏长公。千古文章凭际遇，燕泥庭草哭秋风。”这首巧含典故的七绝既是洞察千秋历史后刻骨铭心的直言，也是他自己坎坷生活经历的切身体验。
　　先说“翰苑青莲”。唐朝大诗人李白，号青莲居士。天宝元年被唐明皇李隆基诏入长安，命为“供奉翰林”，曾有过“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殊荣，多么得志！可是后来因得罪权贵，玄宗以他“非廊庙器”而“赐金放还”，灰溜溜地被逐出长安。试想，如果李白没有这番大波折，他“愿为辅弼”的强烈参政意识只会造就一名为“太平天子”歌功颂德的吹鼓手。多亏了唐明皇昏聩，李白才“弹剑作歌奏苦声”，写出“光焰万丈长”的壮美诗篇。这不又是坏事变好事吗？
　　再说“苏长公”。北宋大文豪苏轼，号东坡，为苏洵之长子，苏辙之兄，故称“苏长公”。他一生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度过的。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与旧党一道反对新政，后“坐作诗讪谤”（即所谓“乌台诗案”）而遭弹劾，被捕入狱，险遭杀害（也因为善文才免死罪）。这以后他被裹挟在政治风暴和派系斗争中一再遭贬，从湖北黄州到广东惠州一直贬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今海南省）。“平生文字为吾累”，他自我排遣，把“一肚子不合时宜”倾泻于写诗填词作文之中，其挥洒自如的才情，狂放旷达的格调，一泻千里的气势，赢得了文坛领袖的桂冠。试想，如果没有坎坷多舛的经历，没有九死一生的遭际，能写出如此感人肺腑光照后代的苏诗苏词苏文吗？
　　关于“燕泥”的故事却含有浓郁的悲剧色彩。隋朝大作家薛道衡文才盖世，其《昔昔盐》诗中有名句：“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最为时人传诵。谁知这精彩的诗句却招来横祸。原来暴君隋炀帝杨广也善诗文，但他嫉贤妒能，认为薛道衡的诗歌技艺超过了自己的水准，竟借故将薛杀害，还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真是太残酷了。诗人的命运不是完全掌握在帝王手中吗？
　　关于“庭革”的典故也是如此。隋朝著作郎王胄与隋炀帝唱和《燕歌行》，一不留神，他的和诗的艺术水平明显超过了隋炀帝的原作，尤其以“庭草无人随意绿”最脍炙人口。杨广忌恨在心，后也借故诛杀了王胄，并说：“看你还能作此诗句否！”这又是一桩惨杀无辜诗人的冤案，令人痛心疾首。
　　至于“哭秋风”典故，出自中唐诗人李贺的《南园》十三首之六：“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诗的大意是，辽东大战边塞用兵只需要武夫勇士，而善于悲秋抒怀的墨客骚人全无用处，真辜负了苦读十载寒窗，表露出诗人怀才不遇之伤感。李贺终生困窘，连科举仕途也被堵死了，27岁就愤愤夭亡，素有“诗鬼”之谑。其诗歌创作另辟蹊径，卓然超群，在文学史上有相当高的地位。
　　郑板桥提出“千古文章凭际遇”这一命题既是对历史的感慨，又是他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郑燮 40多岁才中进士，在山东潍县做县令时写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把老百姓的疾苦挂在心头，荒年为民请赈，还帮助农民向大户打官司，主持公道，人称“郑青天”。因此得罪豪绅，遭到诬告打击；他一怒之下，弃官而去，题《墨竹画》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并写《自嘲》诗云：“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真是一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廉洁君子。郑板桥晚年在扬州以卖画为生，是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其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他艺术上的“三绝”，“诗、词、书、画皆旷世独立”，果真是“千古文章凭际遇”了，也正如清末龚自珍所谓“直将阅历写成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