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玫瑰是有偏爱的。但不写作却有很久了。
　　而我新生活的开始，大概可以从听《玫瑰纪事》算起。那时临近开学，我极力从各方面调整自己的状态，以摆脱过去大半年里的浑噩。每天在家呆坐着、闲躺着，听一些并不上进的爵士乐——那些被我的父母称作是“靡靡之音”的乐曲。但有一天，网易云的大数据忽然为我选中了《玫瑰纪事》，或者说，它终于选中了我。“玫瑰啊，我以哲学爱过你”，当这样的唱词流入耳中的时候，我很难说不感到惊艳。我想起了本科时候辅修哲学的时光。我写诗，但同样以哲学的方式去爱。自那以后，我每想到玫瑰二字，都会感到一种被击中的快意。
　　“玫瑰啊，你从哪里来，我的真理用旧了;玫瑰啊，你往哪里去，我以哲学爱过你。我多想和你诉说从前的故事。”
　　“他们说一切并非真实，那时万物正交响;他们说一切并非虚无，那时机器爱黄昏。玫瑰啊，你用凝视回应我。”
　　每天听同一首歌，与每天诵读圣经，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差别。很快我就来到了北京，并开始了期待已久的研究生生活。第一次去西直门的凯德mall时，在负一层的超市入口处意外发现了一家花店。这家的花比我此前看到过的都打理得更精致些，色彩也更鲜明些，花店的主人亦给人美丽温婉的印象。那时我想，如果不在这儿挑一束花，可能很难在别处找到买花的理由了。于是，我挑了几枝白朵粉边的红袖玫瑰、几枝青白色洋桔梗和一枝多头百合，并配以一口锥形玻璃花瓶，一齐带回了并不宽敞的宿舍。每天给它们换水、剪枝，摆弄整齐，每天起来坐在桌前，都看到花朵们比前一天舒展得更开——当然，那只是前几天的风头，但那让我感到愉快。
　　很快，它们的花瓣开始松散，往外低垂，摇摇欲坠，我记得我忽地一眼看到那境况时，竟觉得那简直是个风华不再的老女人，皮肤松弛、满身褶皱，过去的美貌还残留一点影子，但又确确实实地不在了。那一刻，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哀伤，又想到马王堆的辛追夫人，想到很多优雅但衰老的女人。我知道只要时间还在流逝，这一切都将是必然的。但正是这种必然使人感到莫可奈何。
　　后来，我又订购了好几束鲜花，在网上下单后，有人去云南的鲜花基地采摘，然后空运过来。很多时候都是周二，我接到邮政的电话，去取包裹，然后急忙拆开，把它们散开泡在我的水桶里以得到舒展，到晚间差不多的时候便打刺、剪枝、除叶、插瓶。那或许是我每周最快乐的时候了。有时候花儿谢得迟一点，下一束也就来得迟些，并不固定周二，但总有它们谢与开的时候。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寸丹老师发来约稿的消息，但我并无稿子可发，作为一个也写诗的人，我为此感到很羞愧。幸亏老师没有放弃我，她鼓励我慢慢写。我将永远对此充满感激。一个初学者受到的所有鼓舞都将成为构建她作品的一部分。于是，我除了每天按时修养我的花，也每天保持诗歌的阅读。那段时间，我翻阅了很多诗集，包括米沃什的、博尔赫斯的、里尔克的、辛波斯卡的、博纳富瓦的等等，甚至还在路易斯·格利克获奖之前也翻了一下她的作品。那段时间读的诗人大多是以前读过的，但我不写作已经很久了，重新读一读或许可以找回一些写作的感觉吧。有所进步是不敢奢求的，但却发自内心地希望，也觉得我很有必要开始继续写点儿东西了。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在师飞师兄的引荐下认识了今年的驻校诗人林珊，并在交流中听闻一位湖南旧友也将来北京游玩几天。我与她们往来其实都不很多，但却对她们充满羡慕和钦佩。后来在与她们共同的饭局上，我去花店买了两束玫瑰，每束九朵，搭配洋甘菊，分别用淡紫和浅粉色的纸包好，并抄录她们二人的诗句于花束的小卡片上。尽管分别后我们的往来也没有变得更加频繁，我却想我们的记忆都会因为那束玫瑰而变得更美好一些。有时候记忆会平淡得像白开水，但总有些美好的事情，像茶叶一样高傲地漂浮在上面。后来我去林珊在校本部家属院的住处吃过两次饭，也和他们谈论诗歌，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开始动笔，但那些交流宛如催化剂，把我心里很多呼之欲出的东西更往前推进了一步。
　　北一区和北二区之间的天桥是我每天上课的必经之路，那段时间思考写诗的问题，常常在桥上走到一半便停下，站到临马路最中央的位置，什么也不做，只静静地看。宽广的马路被划分成很多的路线，路的两端形成许多岔口，汇入不同的立交桥，而那些立交桥虽错综复杂，我的视线跟着车流走到拐弯处便也没有了。这种感受对我是很新奇的，我没有见过这样复杂的路，更没有站在桥上观察过。马路两边并立着许多大楼，眼见处似乎很少有临街的商铺，虽然没有什么烟火气，却十分庄重、气派，所以，也容易让人产生距离感。我很喜欢这种充满距离感的审美方式，很想为此写点什么，但始终不知道要如何表达。我的词语被我使用得很贫瘠了，准确地说，是被我遗忘得很贫瘠了。这时候又面临着更新的感受，我很快在语言上陷入了青黄不接的境地。我越来越意识到语言是如何塑造着一个人，又是如何塑造着我们的认知世界的，如果我不说它，它便不会说我，久而久之，我们就产生隔膜，我便感到被孤立。这滋味很难受，好像倒回了牙牙学语的时代，在偌大的人世间找不到一个生存的支点。所以，无论作品好与坏，我都要开始写点什么了。
　　我依然每天修花，每周订花，享受它们为我制造的安宁。很多时候，我已经忘了它们生长的时日，却可以通过它们绽放与衰败的程度去判断它们的去日与来日。我依照它们的节律生活，但依然难以下笔。难以下笔也不是一朝两朝了，所有不读书与不经事的日子都是。有时候我盯着桌上的玫瑰发呆，会想到半年前也曾有一首未竟之诗。那段时间因为疫情幽居在家，整日整夜地虚度光阴，除了焦虑，什么也不干，唯一有规律的事情是去堂姐家拜访。去年二伯被查出胰腺癌，晚期，而后便一直住在她家终老。我们都很害怕失去他，所以至少每周都要去一次，越往后越频繁。大年三十晚上，客厅里剩下我和二伯两人，我们一起去阳台看烟花，我忽然觉得那或许是他此生最后的烟花了。那时，我心里很沉重，但不敢流泪，我们回到客厅后，又一起看春晚的最后几个节目，我想了想，还是转过头对他说：二伯，新的一年祝你身体健康。他苍白的脸颊忽然露出了笑容，说，好。他并不知道自己真实的病况，但也感到自己一日不如一日了。
　　每次去看望，都看到堂姐家的餐桌上摆着一瓶鲜花，有时是她去花店买的玫瑰，有时是她在路边采的野花。每次去的品质和花色都不一样，但总是维持着最鲜活的状态。花瓶里的花一周周更迭著，二伯却眼看着一日日消靡。胰腺癌的病痛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他虽然不说，但我们都看得出那病在无声地焚烧他的身体，太剧烈了。医生说他活不过正月，而我们的拜访却持续到了清明以后。虽然他的身体一日日瘦削，脸色一日日苍白，但他的意识始终十分清醒，这很令人感到绝望。清明以后，二伯逐渐行动不能自理，堂姐也没有精力打理花束了。我看着花瓶里的花常常陷于枯萎的境地，觉得很晦气。最后一次去，二伯已经难以开口说话了，他躺在沙发上看我的那一刻，我甚至觉得那是来自一具尸体的凝视。他的皮肉大概已经僵死了，面容灰白而缺乏水分，整个生命行将就木。但他还是用自己的意志抵抗到了最后，直到再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听说临死前洗完澡，他的儿女们感到他大限将至，哭了，他自己也有所预感，同样哭了，却说不出话。
　　闻丧赶回后，我看到花瓶里空空如也，顿时潸然泪下。小时候看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最后一篇写“爸爸的花儿谢了”，读完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花儿不是忽然谢掉的，但花谢花开都有它的时候。那时我方才明白，人也不是忽然死掉的，人是一点点、一点点地死掉的，直到所有力气都散尽。人来人往也都有他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也经受了很多，看开了许多关于生命的东西，很想写点什么来纪念他，却不能。到后来，当我们终于走进晴天的时候，他却再也没能走出来。我很想忘掉那些痛苦的感觉，但又不愿让我的感情像空气一样流逝，我想写下来，但太难了。
　　疫情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来到北京，一切都是新的。新的生活，新的地方，新的时间，新的人。许多记忆我没有带来，但也不会忘记。我很庆幸，新的写作终于开始了，始于我在北京所遭逢的玫瑰。但这还远远不够。每一朵被言说了的玫瑰，背后都有无数朵我所怀念的玫瑰。
　　但玫瑰总是好的——
　　我以哲学爱着她们。
　　是她们装点了我内心的荒原。
　　而下一组诗，我将献给那些生命里的玫瑰。